-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5年第57期（总第542期）自然与经济发展（上）
发布日期：2005-10-21 09:4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自然与经济发展（上）——第三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简报之一
2005年9月2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三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在中心万众楼举行。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做了题为“自然与经济发展：如何思考两者关系”的演讲，并与参加讲座的教授听众展开了精彩对话。林毅夫教授首先介绍达斯古普塔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赞扬他的学术贡献应具有将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性。我们分两期简报报道这次讲座内容，本期简报报道演讲前半部分内容。
“自然”与经济研究
达斯古普塔首先指出了自然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性。自然可以为人类生产免费产品，提供免费服务，是关系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投入。不论最穷的非洲村落的村民，还是很少接触自然的曼哈顿居民，都受到自然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更多地关注资源配置、金融和成本等问题，而忽视了自然的因素。达斯古普塔认为进行经济思考时应当将自然的因素结合起来重新看待特定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进步或后退。如何衡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衡量一国进步程度的常用指标是人均GDP，同样常用但更宽泛的概念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其中包括人均GDP、平均寿命和识字率三个方面，通常是三者的加权平均。历史上的经济数据和内生增长理论指出，技术和制度的进步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GDP的增长，人民寿命的延长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但是同时损害了人类赖以生产的根基——自然。1987年，由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担任主席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要求相对于人口，每一代人能够为后代留下不低于自己从上一代继承的“生产基础”。
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缺少直接的可操作性，达斯古普塔等经济学家提出用“财富”作为衡量跨代或跨时期福利的指标。财富不仅包括制造业资本（如建筑、机器和道路），同时也包括知识和人力资本（如技能和健康），自然资产（如生态系统、矿产和森林），以及制度（如政府、公民社会、法律规则、合同规则）的价值。
因为GDP和HDI都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未来的因素，达斯古普塔认为两者都不适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标准；而财富可以解释经济的生产基础，布伦特兰报告用经济生产基础解释可持续发展。因此，只要一个经济体的人均财富没有减少，发展就是可持续的。
一个简单模型
达斯古普塔借助一个简单模型说明用财富解释可持续发展。模型假定在一个简单经济体中没有人口的增长。任意时刻，人们会对未来消费有一个预期，所有未来消费的效用贴现后的总和就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增减则可以看作发展的可持续性。未来消费的预期取决于“制度”和“资本资产”两个方面。其中，制度包括市场经济、集权经济或者其他类型，制度和制度的变迁可以用政治理论进行研究。资本资产包括制造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产，虽然这些资本资产可能是内生的，但是并没有合适的理论能够将它们内生化。如果将资本资产不能解释的部分看作残差（其中包括制度和技术等因素），社会福利就仅取决于资本资产。政治理论和技术进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减少残差部分并将其转化为资本资产部分。资本资产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可以看作资本资产的影子价格，直接用他们的会计价格衡量。达斯古普塔把“财富”定义为所有资本资产用影子价格衡量的会计价值的总和。因此，社会福利的变化就包含残差部分的变化和资本资产价格不变时财富的变化。简而言之，财富可以看作是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GDP和HDI不适于衡量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不能记录资本资产的折旧，而资本资产的变化是去除折旧后的净投资。一国可以通过攫取自然资产的方式取得惊人的GDP和GDI增长，一个普遍形式就是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生态系统对于经济生产极为重要。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可能只关心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因为他们使用的只有这些；而实际上，人类的很多活动都依赖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一种重要资本资产，可以保存基因库，保持土壤和再生土壤，固定氮和碳，循环养分，治理洪水，过滤污染，分解废弃物，促使水文循环，以及保持大气成份，最后一点关系到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生态系统可以小到一个池塘，例如北大校园的未名湖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鸟、鱼、昆虫、植物、细菌在其中进行着多种多样的生命活动。生态系统内部的关系就像道路、建筑或者机器内部的关系或构造，但是有两点很大的不同。第一，生态系统一旦经受破坏，其过程往往是不可逆的。即使考虑最好的情况，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如果在一块湿地上修建一个购物中心，重新恢复湿地则需要经过十分漫长的时间。第二，生态系统的变化过程往往是非线性的。这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出现大规模瘫痪。虽然理论上对于动态非线性有专门的研究，但实证的估计十分困难，世界银行对自然损害的所有估计都是建立在线性基础上。财富没有线性的假定，是与此一致的。
研究经济制定政策的人往往居住在城市里，很少有机会观察生态系统，或许只是逛公园。因此，他们会认为生态系统是一种奢侈品，穷国支付不起保存生态系统的价格。而在农村地区，生态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必需品，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持久的贫困两者往往是相互伴随的。并且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后果完全由当地居民承担，因为他们既没有可供他选的谋生手段，也没有移民的选择。而对于来自富国的游客和原料进口商，则有替代地区或者替代产品可供选择。替代品意味着技术或者偏好的改变，但对于穷人来说常常两者都不可能。
达斯古普塔批评联合国的“千年发展计划”没有将生态系统作为核心，把发展目标定为HDI而不是财富，没有注重发展方式。因为穷国有可能通过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带动GDP和HDI的增加，这样会造成财富的减少和生态系统的破坏。而经济发展不能永远允许GDP和HDI的增加和财富的减少同时发生，虽然这在一段时间内是可能的，但是生产基础的减少必定会造成经济增长的降低。
是否应该采用正的“社会贴现率”
达斯古普塔提出如何看待“时间”的新观点。研究社会福利时，一个投资项目是否增加社会的福利，取决于投资项目的社会利润是正还是负。考虑时间的因素，需要决定社会投资项目的贴现率，用社会贴现率进行贴现。经济学家认为全球性的环境灾害——比如全球变暖，全球生态系统恶化，多样化降低——并不需要现在处理。一方面，今天解决全球变暖、全球生态恶化等问题的成本非常高，因为机会成本是降低今天的产出；另一方面，收益是在未来发生的，或许是三十年后，也可能是五十年后，因为自然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如果用3%-5%的贴现率进行贴现，那么那些收益在今天看来就会非常小，不如等到未来再来考虑补救措施。布什总统说全球变暖是“其他人”的问题，他所说的“其他人”不是指别的国家的人，而是指后代人。
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则认为生态恶化是人类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不是“其他人”的问题，人们理应降低破坏环境的投资，即使降低GDP也是应该的，而不应该考虑贴现率。
达斯古普塔指出，这种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之间的对立观点可以很容易地消除，问题在于如何对待不同时期的消费。资本成本通常采用正的贴现率，这在一个社会或经济体对其行为进行最优化决定时是正确的。但这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则是不合适的，因为从GDP数据来看，很难说他们进行了最优化选择。
使用正的社会贴现率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一个社会不耐（impatience），急于享受利益，那么未来收益的价值就低于今天收益的价值，也就意味着正的贴现率。第二，如果人们预期他们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富裕，能够进行更高的消费，那么他们对未来更多消费的需求就会低于今天的需求，同样意味着正的贴现率。尽管这里没有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如果引入不确定性因素并不会影响分析的结果。
达斯古普塔认为，从哲学家的角度，社会缺乏耐心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等同于我们因为后代人尚未到来而采用不利于他们的政策。即使接受社会缺乏耐心这一点，由此得到的正的贴现率也非常小。对于第二个原因，如果消费不断增加的社会采用正的贴现率，那么消费不断减少的社会就应该采用负的贴现率。而这是被忽视的，我们从不使用负的贴现率。
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贴现率近似等于三倍的人均消费增长率，尽管这个数字不够精确，却很常用，而且也可以被检验。如果对消费进行预测得到每年2%的估计，那么社会贴现率可以近似看作6%。反之，如果消费增长率是负的，-2%，那么就应该使用负的贴现率，-6%。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呈负增长，GDP增长率为-1%，假定消费增长和GDP增长成比例，消费增长率也是-1%，那么就应该用-3%的社会贴现率。况且，人均消费增长是近三百年才出现的情况，如果考虑五千年内的人均消费增长，会是非常平缓的，因此贴现率应该接近零。
进行全球社会福利分析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消费下降的可能性，总的消费水平是不同地区消费水平的加权平均，而贫穷地区应该给予更高的权重，因此几十年过程中就有可能存在全球平均消费水平负增长的时期。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时候，对于消费负增长的时期就应该使用负的贴现率。正的贴现率意味着未来的成本收益在今天会更小，负的贴现率恰恰相反。因此，经济分析和生态或环境学家殊途同归。
“经济理论”与“统计”
经济指标具有非常大的煽动力感染力，人们每天使用经济指标来表达信息，GDP是最常用的经济指标，虽然GDP不适合评估社会福利，却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财富指标更适合于衡量社会福利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但自然资产常常是难以确认的，池塘、湖、土壤这样的有形资产或许不会有大的问题，而无形资产的确认要困难得多。存在困难时需要施加压力克服这些困难使这些度量变得更为容易。七八十年前的人们难以想象今天的国民账户体系，国民账户出现是因为人们需要它并且促成它，然后它才开始出现。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目的是向应用经济学家施加压力收集那些被忽视的信息。或许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人们对待自然资产也会像今天人们对待机器道路建筑一样给予重视。
（刘鎏、卢锋、郭己任整理）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5年第57期（总第542期）自然与经济发展（上）
发布日期：2005-10-21 09:4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自然与经济发展（上）——第三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简报之一
2005年9月2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三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在中心万众楼举行。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做了题为“自然与经济发展：如何思考两者关系”的演讲，并与参加讲座的教授听众展开了精彩对话。林毅夫教授首先介绍达斯古普塔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赞扬他的学术贡献应具有将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性。我们分两期简报报道这次讲座内容，本期简报报道演讲前半部分内容。
“自然”与经济研究
达斯古普塔首先指出了自然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性。自然可以为人类生产免费产品，提供免费服务，是关系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投入。不论最穷的非洲村落的村民，还是很少接触自然的曼哈顿居民，都受到自然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更多地关注资源配置、金融和成本等问题，而忽视了自然的因素。达斯古普塔认为进行经济思考时应当将自然的因素结合起来重新看待特定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进步或后退。如何衡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衡量一国进步程度的常用指标是人均GDP，同样常用但更宽泛的概念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其中包括人均GDP、平均寿命和识字率三个方面，通常是三者的加权平均。历史上的经济数据和内生增长理论指出，技术和制度的进步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GDP的增长，人民寿命的延长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但是同时损害了人类赖以生产的根基——自然。1987年，由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担任主席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要求相对于人口，每一代人能够为后代留下不低于自己从上一代继承的“生产基础”。
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缺少直接的可操作性，达斯古普塔等经济学家提出用“财富”作为衡量跨代或跨时期福利的指标。财富不仅包括制造业资本（如建筑、机器和道路），同时也包括知识和人力资本（如技能和健康），自然资产（如生态系统、矿产和森林），以及制度（如政府、公民社会、法律规则、合同规则）的价值。
因为GDP和HDI都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未来的因素，达斯古普塔认为两者都不适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标准；而财富可以解释经济的生产基础，布伦特兰报告用经济生产基础解释可持续发展。因此，只要一个经济体的人均财富没有减少，发展就是可持续的。
一个简单模型
达斯古普塔借助一个简单模型说明用财富解释可持续发展。模型假定在一个简单经济体中没有人口的增长。任意时刻，人们会对未来消费有一个预期，所有未来消费的效用贴现后的总和就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增减则可以看作发展的可持续性。未来消费的预期取决于“制度”和“资本资产”两个方面。其中，制度包括市场经济、集权经济或者其他类型，制度和制度的变迁可以用政治理论进行研究。资本资产包括制造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产，虽然这些资本资产可能是内生的，但是并没有合适的理论能够将它们内生化。如果将资本资产不能解释的部分看作残差（其中包括制度和技术等因素），社会福利就仅取决于资本资产。政治理论和技术进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减少残差部分并将其转化为资本资产部分。资本资产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可以看作资本资产的影子价格，直接用他们的会计价格衡量。达斯古普塔把“财富”定义为所有资本资产用影子价格衡量的会计价值的总和。因此，社会福利的变化就包含残差部分的变化和资本资产价格不变时财富的变化。简而言之，财富可以看作是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GDP和HDI不适于衡量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不能记录资本资产的折旧，而资本资产的变化是去除折旧后的净投资。一国可以通过攫取自然资产的方式取得惊人的GDP和GDI增长，一个普遍形式就是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生态系统对于经济生产极为重要。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可能只关心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因为他们使用的只有这些；而实际上，人类的很多活动都依赖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一种重要资本资产，可以保存基因库，保持土壤和再生土壤，固定氮和碳，循环养分，治理洪水，过滤污染，分解废弃物，促使水文循环，以及保持大气成份，最后一点关系到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生态系统可以小到一个池塘，例如北大校园的未名湖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鸟、鱼、昆虫、植物、细菌在其中进行着多种多样的生命活动。生态系统内部的关系就像道路、建筑或者机器内部的关系或构造，但是有两点很大的不同。第一，生态系统一旦经受破坏，其过程往往是不可逆的。即使考虑最好的情况，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如果在一块湿地上修建一个购物中心，重新恢复湿地则需要经过十分漫长的时间。第二，生态系统的变化过程往往是非线性的。这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出现大规模瘫痪。虽然理论上对于动态非线性有专门的研究，但实证的估计十分困难，世界银行对自然损害的所有估计都是建立在线性基础上。财富没有线性的假定，是与此一致的。
研究经济制定政策的人往往居住在城市里，很少有机会观察生态系统，或许只是逛公园。因此，他们会认为生态系统是一种奢侈品，穷国支付不起保存生态系统的价格。而在农村地区，生态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必需品，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持久的贫困两者往往是相互伴随的。并且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后果完全由当地居民承担，因为他们既没有可供他选的谋生手段，也没有移民的选择。而对于来自富国的游客和原料进口商，则有替代地区或者替代产品可供选择。替代品意味着技术或者偏好的改变，但对于穷人来说常常两者都不可能。
达斯古普塔批评联合国的“千年发展计划”没有将生态系统作为核心，把发展目标定为HDI而不是财富，没有注重发展方式。因为穷国有可能通过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带动GDP和HDI的增加，这样会造成财富的减少和生态系统的破坏。而经济发展不能永远允许GDP和HDI的增加和财富的减少同时发生，虽然这在一段时间内是可能的，但是生产基础的减少必定会造成经济增长的降低。
是否应该采用正的“社会贴现率”
达斯古普塔提出如何看待“时间”的新观点。研究社会福利时，一个投资项目是否增加社会的福利，取决于投资项目的社会利润是正还是负。考虑时间的因素，需要决定社会投资项目的贴现率，用社会贴现率进行贴现。经济学家认为全球性的环境灾害——比如全球变暖，全球生态系统恶化，多样化降低——并不需要现在处理。一方面，今天解决全球变暖、全球生态恶化等问题的成本非常高，因为机会成本是降低今天的产出；另一方面，收益是在未来发生的，或许是三十年后，也可能是五十年后，因为自然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如果用3%-5%的贴现率进行贴现，那么那些收益在今天看来就会非常小，不如等到未来再来考虑补救措施。布什总统说全球变暖是“其他人”的问题，他所说的“其他人”不是指别的国家的人，而是指后代人。
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则认为生态恶化是人类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不是“其他人”的问题，人们理应降低破坏环境的投资，即使降低GDP也是应该的，而不应该考虑贴现率。
达斯古普塔指出，这种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之间的对立观点可以很容易地消除，问题在于如何对待不同时期的消费。资本成本通常采用正的贴现率，这在一个社会或经济体对其行为进行最优化决定时是正确的。但这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则是不合适的，因为从GDP数据来看，很难说他们进行了最优化选择。
使用正的社会贴现率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一个社会不耐（impatience），急于享受利益，那么未来收益的价值就低于今天收益的价值，也就意味着正的贴现率。第二，如果人们预期他们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富裕，能够进行更高的消费，那么他们对未来更多消费的需求就会低于今天的需求，同样意味着正的贴现率。尽管这里没有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如果引入不确定性因素并不会影响分析的结果。
达斯古普塔认为，从哲学家的角度，社会缺乏耐心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等同于我们因为后代人尚未到来而采用不利于他们的政策。即使接受社会缺乏耐心这一点，由此得到的正的贴现率也非常小。对于第二个原因，如果消费不断增加的社会采用正的贴现率，那么消费不断减少的社会就应该采用负的贴现率。而这是被忽视的，我们从不使用负的贴现率。
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贴现率近似等于三倍的人均消费增长率，尽管这个数字不够精确，却很常用，而且也可以被检验。如果对消费进行预测得到每年2%的估计，那么社会贴现率可以近似看作6%。反之，如果消费增长率是负的，-2%，那么就应该使用负的贴现率，-6%。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呈负增长，GDP增长率为-1%，假定消费增长和GDP增长成比例，消费增长率也是-1%，那么就应该用-3%的社会贴现率。况且，人均消费增长是近三百年才出现的情况，如果考虑五千年内的人均消费增长，会是非常平缓的，因此贴现率应该接近零。
进行全球社会福利分析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消费下降的可能性，总的消费水平是不同地区消费水平的加权平均，而贫穷地区应该给予更高的权重，因此几十年过程中就有可能存在全球平均消费水平负增长的时期。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时候，对于消费负增长的时期就应该使用负的贴现率。正的贴现率意味着未来的成本收益在今天会更小，负的贴现率恰恰相反。因此，经济分析和生态或环境学家殊途同归。
“经济理论”与“统计”
经济指标具有非常大的煽动力感染力，人们每天使用经济指标来表达信息，GDP是最常用的经济指标，虽然GDP不适合评估社会福利，却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财富指标更适合于衡量社会福利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但自然资产常常是难以确认的，池塘、湖、土壤这样的有形资产或许不会有大的问题，而无形资产的确认要困难得多。存在困难时需要施加压力克服这些困难使这些度量变得更为容易。七八十年前的人们难以想象今天的国民账户体系，国民账户出现是因为人们需要它并且促成它，然后它才开始出现。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目的是向应用经济学家施加压力收集那些被忽视的信息。或许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人们对待自然资产也会像今天人们对待机器道路建筑一样给予重视。
（刘鎏、卢锋、郭己任整理）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