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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5年第53期（总第538期）公共部门政策与行为经济学
发布日期：2005-09-26 09:4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5年9月15日北京大学和美国马里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在北大开展了“北京大学马里兰大学日”活动，马里兰大学四个学院的院长在北京大学举办不同学科演讲会，马里兰大学行为社会科学学院爱德华·蒙哥马利(Edward Montgomery) 院长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会议室做了题为“马里兰大学行为社会科学学院在中国”的演讲。演讲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主持。
蒙哥马利教授曾任美国劳工部副部长，1990年起在行为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系担任教授，在退休金、医疗保险、区域经济发展，医疗保险，吸烟制度和储蓄行为方面发表过多篇论文。蒙哥马利教授首先介绍了马里兰大学和行为社会科学院以及该校与中国的交流合作情况，随后和李玲教授以及参加讲座的同学就劳工政策、老龄化、医疗保障、行为经济学、人才流失、收入分配和政策借鉴问题进行了讨论，以下为讨论的主要内容。
劳工政策
李玲教授首先指出中国劳工政策面临一个两难问题，中国对于劳工保护相对不足，没有最低工资的法律，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退休金和失业救济金制度。从人权的角度，劳工尤其是蓝领工人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然而政府加强对劳工的保护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减慢经济增长速度。
蒙哥马利教授认为这是各国都有的问题，不是只有中国在快速增长过程中才遇到的问题，不论中国、美国、欧洲还是印度都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蒙哥马利教授谈到自己在克林顿总统政府的劳工部工作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增加最低工资。增加最低工资会使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失业，这部分往往是只领取最低工资并且只接受了较低教育，大学程度以上人基本不受影响。尽管美国现在对于社会保障的平衡比较合理，从前也存在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美国在十八世纪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最低工资和退休金法律，这些法律是在不断富裕过程中逐步出现的。这些问题无法由其他人决定，只能由自己国家寻找应有的平衡。欧洲有很高的最低工资，也有很好的退休保障，但同时又有最高的失业率，这种政策在欧洲可行，在美国则不能被接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没有一个确切答案。中国在经济发展逐步富裕过程中会找到自己的平衡。
老龄化
随后，李玲教授指出老龄化是中国另一个重要问题。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经历的是自然的老龄化过程，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增加，生育成本增加，出生率下降，随着社会保障和退休金的建立，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80年代起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后，由于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在二十年内迅速走向老龄化社会。由于中国缺少相应的退休金体系，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生活依赖孩子，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导致老人生活困难。
蒙哥马利教授认为老龄化也是世界各国都遇到的问题，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既有好处，也带来问题，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因此出现问题。美国的退休金制度是上一代人享用退休金，下一代人支付退休金。而现在年轻人数量不再增加，原有退休金制度产生了巨大负担，据预测美国的退休金系统将在今后二十年内破产。德国、瑞典或意大利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人口增长率降低更多，并且有很高福利。政府都不愿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政府必须降低某些人福利或者加税，而这两种方法在政治上都是不受欢迎的。于是各国政府通常会拖延这些问题，等待下一届政府解决，但是它们重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以10%速度增长，或许不会面临很严重的问题，但是美国的增长率只有2-4%，欧洲的经济增长只有1%甚至不增长，就会产生很大问题。另一方面，美国通过移民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增长，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保障问题。
医疗保险
李玲教授最后提出医疗保险是中国最大问题之一，最近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年医疗保障改革并不成功。最近统计数据表明有一半生病的人看不起病，三分之一应该住院的人住不起院。
蒙哥马利教授表明医疗保险同样是美国最大的问题，美国的医疗保障支出在过去二十年里以年均10-20%的速度增长，美国财政支出的25%被用于医疗保险，由于“婴儿潮”时期出生一代人正在走向老龄化，医疗支出剧增，绝大多数医疗支出都是在过去的五年中发生的。美国的医疗保障没有在昂贵的治疗上投入很多，而是用于为婴儿和母亲提供分娩服务，一方面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得到治疗，另一方面让重病患者得到治疗，同时必须满足预算约束。根据估计，在延长人均寿命的各种因素中，80%不是来自医药或者医疗技术的发展，而是源于人们行为的改变，例如吸烟的减少，而心脏肾脏移植这样的昂贵手术，只能拯救相对少数人的生命。比起高成本低回报的活动，政策制定者更加愿意投入于低成本高回报的活动。同样是增加平均寿命，让一个65岁的老人活到67岁，可能花费大量的钱，却只能提高有限的社会福利；帮助母亲分娩，增加婴儿存活率，促使婴儿成长，将在他今后几十年的活动中带来社会福利的大量增加。美国没有为老人提供很多的医疗保险，因为他们通常有支付能力。
李玲教授总结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医疗模式更多采用了美国的模式。改革前，中国的医疗系统类似英国的医疗系统，由国家提供医疗服务，医院归国家所有，医院、医生和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是政府雇员。改革后，国有企业不再像从前一样向政府缴纳所有的利润，政府因为税收的减少，削减用于教育和医疗的资金，让医院自负盈亏，而这些公共部门的资金本该有政府来支持。一旦医院自主经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行为会像企业一样将资源配置到市场回报最高的地方，而不去考虑社会福利。
蒙哥马利教授指出医院自主经营会增加对昂贵科技和手术的投资，提供非常细致而昂贵的医疗服务。在美国的医院，人们可以享有自己的空间，在一星期内进行肾脏移植手术，而这些服务是人们所需要的。问题是对于分娩这样简单的医疗，由于并没有很多利润，医院不会为此提供特别服务。政府应当找到一种方式，为婴儿、产妇和年轻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大多数年轻人是健康的，他们的医疗保险不会花费很多。这种体系并不依赖于纯粹的市场机制，而是通过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来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政府提供补助和激励机制，满足基本的需求，将剩余部分留给市场，比政府独自运行整个项目更低廉。
行为经济学
同学提问：请介绍行为经济学在美国研究的主要问题，主要研究方法，以及行为经济学的状况。
蒙哥马利教授：行为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美国发展很快。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们如何做决定和反应建立了一套模型，似乎与心理学实验研究的结果不符。这不表明新古典经济学不起作用，而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近似，行为经济学探讨如何做到更好的近似。行为经济学研究诸如合同谈判、工会运作、管理者行为等问题的理论。在美国，人们经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项目是否起作用，因为实施项目的人有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例如我开办了一个培训项目，从这里毕业的人工作十分出色，那么如何知道他们工作出色是因为我教得好还是因为他们学得好。这类问题的答案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将影响未来的教育政策。美国政府拿出三分之一以上的预算给教育，有必要衡量不同学校的效果如何，哪些更好。
寻找检验政策效果的有效方法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难题。医生可以用老鼠做药物实验，但无法对人类作类似的实验。从实验科学的角度，我们应该给一部分人提供真的教育，而给另一部分人提供假的教育，让两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相同的学费进行学习，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检验教育的效果。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取的，不但成本过高，而且违背公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有效的微观实验，一种方法就是所谓“准自然实验”，虽然没有“控制实验”完美，但成本较低。由于人口本身是按地区分，我们可以对一些城市的人收取较高的税，对另一些城市的人收取较低的税，来研究税收的效果。但是人口的分布于一些自然因素有关，比如河流影响人们居住地，通过随机抽样可以降低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大量数据处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处理数据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分布比平均值更有价值，例如劳动市场上，年轻人和老年人同样值得关注。
度量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如果对于我们关心的现象没不能进行有效度量，复杂的技术和实验就会失去作用。统计局进行专门工作，度量收入、教育以及我们关心的其他现象。尽管政府的度量工作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却并非做得很好。统计局收集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是父母给孩子的支付，这个问题每个月问一次，并且问的是去年的支付，所以不应该发生变化。而根据统计局收集的数据，对于相同的人问相同问题在三月份和四月份得到的两组答案的相关系数只有0.2。另一个例子是对于教育的调查。统计局询问了一些孪生姐妹，自己和对方分别接受了多少年的教育。按理孪生姐妹应该知道对方的教育程度，而根据统计局收集的数据，来自孪生姐妹的两组答案的相关系数只有0.3。因此即使是对于这些最基本的现象的度量都存在很大问题。如果人们不清楚自己接受的教育或者自己的收入，更不用说对于更复杂的事情的度量，比如退休金。如果无法得知人们从退休金中获得了什么好处或者人们需要多少退休金这些最基本的信息，用理性行为分析制定相关政策就缺乏根据，就会得到错误的结论，主观地判断退休金或者医疗保险政策是否有效。
人才流失
同学提问：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国家出现了人才流失的现象，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很多人才都去了美国和欧洲。中国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人们的聪明才智，人才流失让中国失去了宝贵的人才，您认为这个现象是否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中国来说是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蒙哥马利教授指出人才流失同样是属于各国的问题。美国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从其他国家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从中获得了好处。人才流失的问题在于它的动机和如何防止这些动机。蒙哥马利教授指出影响人才外流有两个因素。随着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会选择留在国内，大多数人们喜欢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国家会得到很多的好处，可以和父母家人朋友在一起。除了平均生活水平之外，生活水平的差异也很重要，即是否允许有能力的人得到高回报。移民往往不是来自那些允许生活水平有差异的国家，而是来自相对平均的社会。美国存在“低端移民”，墨西哥的一些低技术低教育的人群移民美国享受最低工资的福利，而高技术高教育的人更愿意留在墨西哥雇佣其他人为自己工作，因此出现了这种“逆向人才流失”。此外，好的大学也十分重要，可以吸引高教育的人才。
收入分配
同学提问：如果政府允许收入存在差异，能够提高人们的有竞争力和生产能力，但是政府也需要注重公平的问题。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增长到了0.47，最近二十年中，中国奢侈品需求增加，世界各国的奢侈品大量涌入中国各地。人们对此感到担心，中国目前正在讨论收入税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
蒙哥马利教授认为公平对于政策制定者非常重要，政府改进公平通常有两种途径，并且具有不同影响。一种途经是对收入进行限制。欧洲各国尤其是瑞典都采取降低收入上限，这种方法会增加失业率，减少创新，但它的确减少了拥有巨额财富的人群。另一种途径是政府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基本教育、医疗和退休保障，不同的国家标准不同。保证每一个人接受教育获得基本技能，为低教育工人提供技术培训，不仅能够增进人们的感受，而且有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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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5年第53期（总第538期）公共部门政策与行为经济学
发布日期：2005-09-26 09:4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5年9月15日北京大学和美国马里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在北大开展了“北京大学马里兰大学日”活动，马里兰大学四个学院的院长在北京大学举办不同学科演讲会，马里兰大学行为社会科学学院爱德华·蒙哥马利(Edward Montgomery) 院长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会议室做了题为“马里兰大学行为社会科学学院在中国”的演讲。演讲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主持。
蒙哥马利教授曾任美国劳工部副部长，1990年起在行为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系担任教授，在退休金、医疗保险、区域经济发展，医疗保险，吸烟制度和储蓄行为方面发表过多篇论文。蒙哥马利教授首先介绍了马里兰大学和行为社会科学院以及该校与中国的交流合作情况，随后和李玲教授以及参加讲座的同学就劳工政策、老龄化、医疗保障、行为经济学、人才流失、收入分配和政策借鉴问题进行了讨论，以下为讨论的主要内容。
劳工政策
李玲教授首先指出中国劳工政策面临一个两难问题，中国对于劳工保护相对不足，没有最低工资的法律，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退休金和失业救济金制度。从人权的角度，劳工尤其是蓝领工人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然而政府加强对劳工的保护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减慢经济增长速度。
蒙哥马利教授认为这是各国都有的问题，不是只有中国在快速增长过程中才遇到的问题，不论中国、美国、欧洲还是印度都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蒙哥马利教授谈到自己在克林顿总统政府的劳工部工作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增加最低工资。增加最低工资会使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失业，这部分往往是只领取最低工资并且只接受了较低教育，大学程度以上人基本不受影响。尽管美国现在对于社会保障的平衡比较合理，从前也存在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美国在十八世纪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最低工资和退休金法律，这些法律是在不断富裕过程中逐步出现的。这些问题无法由其他人决定，只能由自己国家寻找应有的平衡。欧洲有很高的最低工资，也有很好的退休保障，但同时又有最高的失业率，这种政策在欧洲可行，在美国则不能被接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没有一个确切答案。中国在经济发展逐步富裕过程中会找到自己的平衡。
老龄化
随后，李玲教授指出老龄化是中国另一个重要问题。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经历的是自然的老龄化过程，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增加，生育成本增加，出生率下降，随着社会保障和退休金的建立，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80年代起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后，由于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在二十年内迅速走向老龄化社会。由于中国缺少相应的退休金体系，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生活依赖孩子，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导致老人生活困难。
蒙哥马利教授认为老龄化也是世界各国都遇到的问题，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既有好处，也带来问题，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因此出现问题。美国的退休金制度是上一代人享用退休金，下一代人支付退休金。而现在年轻人数量不再增加，原有退休金制度产生了巨大负担，据预测美国的退休金系统将在今后二十年内破产。德国、瑞典或意大利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人口增长率降低更多，并且有很高福利。政府都不愿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政府必须降低某些人福利或者加税，而这两种方法在政治上都是不受欢迎的。于是各国政府通常会拖延这些问题，等待下一届政府解决，但是它们重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以10%速度增长，或许不会面临很严重的问题，但是美国的增长率只有2-4%，欧洲的经济增长只有1%甚至不增长，就会产生很大问题。另一方面，美国通过移民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增长，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保障问题。
医疗保险
李玲教授最后提出医疗保险是中国最大问题之一，最近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年医疗保障改革并不成功。最近统计数据表明有一半生病的人看不起病，三分之一应该住院的人住不起院。
蒙哥马利教授表明医疗保险同样是美国最大的问题，美国的医疗保障支出在过去二十年里以年均10-20%的速度增长，美国财政支出的25%被用于医疗保险，由于“婴儿潮”时期出生一代人正在走向老龄化，医疗支出剧增，绝大多数医疗支出都是在过去的五年中发生的。美国的医疗保障没有在昂贵的治疗上投入很多，而是用于为婴儿和母亲提供分娩服务，一方面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得到治疗，另一方面让重病患者得到治疗，同时必须满足预算约束。根据估计，在延长人均寿命的各种因素中，80%不是来自医药或者医疗技术的发展，而是源于人们行为的改变，例如吸烟的减少，而心脏肾脏移植这样的昂贵手术，只能拯救相对少数人的生命。比起高成本低回报的活动，政策制定者更加愿意投入于低成本高回报的活动。同样是增加平均寿命，让一个65岁的老人活到67岁，可能花费大量的钱，却只能提高有限的社会福利；帮助母亲分娩，增加婴儿存活率，促使婴儿成长，将在他今后几十年的活动中带来社会福利的大量增加。美国没有为老人提供很多的医疗保险，因为他们通常有支付能力。
李玲教授总结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医疗模式更多采用了美国的模式。改革前，中国的医疗系统类似英国的医疗系统，由国家提供医疗服务，医院归国家所有，医院、医生和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是政府雇员。改革后，国有企业不再像从前一样向政府缴纳所有的利润，政府因为税收的减少，削减用于教育和医疗的资金，让医院自负盈亏，而这些公共部门的资金本该有政府来支持。一旦医院自主经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行为会像企业一样将资源配置到市场回报最高的地方，而不去考虑社会福利。
蒙哥马利教授指出医院自主经营会增加对昂贵科技和手术的投资，提供非常细致而昂贵的医疗服务。在美国的医院，人们可以享有自己的空间，在一星期内进行肾脏移植手术，而这些服务是人们所需要的。问题是对于分娩这样简单的医疗，由于并没有很多利润，医院不会为此提供特别服务。政府应当找到一种方式，为婴儿、产妇和年轻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大多数年轻人是健康的，他们的医疗保险不会花费很多。这种体系并不依赖于纯粹的市场机制，而是通过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来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政府提供补助和激励机制，满足基本的需求，将剩余部分留给市场，比政府独自运行整个项目更低廉。
行为经济学
同学提问：请介绍行为经济学在美国研究的主要问题，主要研究方法，以及行为经济学的状况。
蒙哥马利教授：行为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美国发展很快。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们如何做决定和反应建立了一套模型，似乎与心理学实验研究的结果不符。这不表明新古典经济学不起作用，而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近似，行为经济学探讨如何做到更好的近似。行为经济学研究诸如合同谈判、工会运作、管理者行为等问题的理论。在美国，人们经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项目是否起作用，因为实施项目的人有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例如我开办了一个培训项目，从这里毕业的人工作十分出色，那么如何知道他们工作出色是因为我教得好还是因为他们学得好。这类问题的答案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将影响未来的教育政策。美国政府拿出三分之一以上的预算给教育，有必要衡量不同学校的效果如何，哪些更好。
寻找检验政策效果的有效方法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难题。医生可以用老鼠做药物实验，但无法对人类作类似的实验。从实验科学的角度，我们应该给一部分人提供真的教育，而给另一部分人提供假的教育，让两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相同的学费进行学习，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检验教育的效果。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取的，不但成本过高，而且违背公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有效的微观实验，一种方法就是所谓“准自然实验”，虽然没有“控制实验”完美，但成本较低。由于人口本身是按地区分，我们可以对一些城市的人收取较高的税，对另一些城市的人收取较低的税，来研究税收的效果。但是人口的分布于一些自然因素有关，比如河流影响人们居住地，通过随机抽样可以降低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大量数据处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处理数据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分布比平均值更有价值，例如劳动市场上，年轻人和老年人同样值得关注。
度量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如果对于我们关心的现象没不能进行有效度量，复杂的技术和实验就会失去作用。统计局进行专门工作，度量收入、教育以及我们关心的其他现象。尽管政府的度量工作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却并非做得很好。统计局收集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是父母给孩子的支付，这个问题每个月问一次，并且问的是去年的支付，所以不应该发生变化。而根据统计局收集的数据，对于相同的人问相同问题在三月份和四月份得到的两组答案的相关系数只有0.2。另一个例子是对于教育的调查。统计局询问了一些孪生姐妹，自己和对方分别接受了多少年的教育。按理孪生姐妹应该知道对方的教育程度，而根据统计局收集的数据，来自孪生姐妹的两组答案的相关系数只有0.3。因此即使是对于这些最基本的现象的度量都存在很大问题。如果人们不清楚自己接受的教育或者自己的收入，更不用说对于更复杂的事情的度量，比如退休金。如果无法得知人们从退休金中获得了什么好处或者人们需要多少退休金这些最基本的信息，用理性行为分析制定相关政策就缺乏根据，就会得到错误的结论，主观地判断退休金或者医疗保险政策是否有效。
人才流失
同学提问：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国家出现了人才流失的现象，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很多人才都去了美国和欧洲。中国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人们的聪明才智，人才流失让中国失去了宝贵的人才，您认为这个现象是否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中国来说是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蒙哥马利教授指出人才流失同样是属于各国的问题。美国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从其他国家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从中获得了好处。人才流失的问题在于它的动机和如何防止这些动机。蒙哥马利教授指出影响人才外流有两个因素。随着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会选择留在国内，大多数人们喜欢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国家会得到很多的好处，可以和父母家人朋友在一起。除了平均生活水平之外，生活水平的差异也很重要，即是否允许有能力的人得到高回报。移民往往不是来自那些允许生活水平有差异的国家，而是来自相对平均的社会。美国存在“低端移民”，墨西哥的一些低技术低教育的人群移民美国享受最低工资的福利，而高技术高教育的人更愿意留在墨西哥雇佣其他人为自己工作，因此出现了这种“逆向人才流失”。此外，好的大学也十分重要，可以吸引高教育的人才。
收入分配
同学提问：如果政府允许收入存在差异，能够提高人们的有竞争力和生产能力，但是政府也需要注重公平的问题。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增长到了0.47，最近二十年中，中国奢侈品需求增加，世界各国的奢侈品大量涌入中国各地。人们对此感到担心，中国目前正在讨论收入税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
蒙哥马利教授认为公平对于政策制定者非常重要，政府改进公平通常有两种途径，并且具有不同影响。一种途经是对收入进行限制。欧洲各国尤其是瑞典都采取降低收入上限，这种方法会增加失业率，减少创新，但它的确减少了拥有巨额财富的人群。另一种途径是政府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基本教育、医疗和退休保障，不同的国家标准不同。保证每一个人接受教育获得基本技能，为低教育工人提供技术培训，不仅能够增进人们的感受，而且有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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