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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5年第37期（总第522期）治理方式和经济绩效——第七届CCER-NBER年会简报之四
发布日期：2005-07-15 09:3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治理方式和经济绩效——第七届“CCER-NB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四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第七届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于2005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多位经济学家就中美宏观经济问题、银行与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与税收政策、管制与经济秩序、移民与卫生经济学、公共财政与退休社会保障、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第四期简报报道治理方式与经济绩效方面研讨内容。
姚洋（北京大学CCER）：基层民主和农民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
大的疾病是掉进贫困陷阱的主要因素，但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还很少。一些学者提出乡村治理通过增加支援贫困的公共投资对缓和健康冲击的负面影响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利用一个从1987年到2002年包括中国8省1354个农户的面板数据，姚洋教授等人考察了健康冲击对冲击发生后的年份的动态作用以及通过什么机制乡村选举能够缓和健康冲击的负面影响。
理论模型假设有两类人，即穷人和富人。富人不需要通过借贷来支付医疗费，而穷人需要通过借贷支付医疗费，而且穷人借贷的唯一来源就是他们的富裕的亲戚。每个人都有一个初始的财产禀赋和健康冲击，人们无限期地生存下去。每个人最多只受到一次健康冲击，冲击在每期期初按照伯努里分布发生。每期的收入用来进行消费、储蓄和资产投资。疾病治疗是即刻进行的。
在这些假定下理论分析得到有关资产积累和收入的四个命题。命题1：受到健康冲击的人的收入能力与他的正常情况相比呈现U型轨线。命题2：初始财富存量较多的人的U型相对收入轨线比较平缓。一个人越富有他借贷越少，从而可以在有回报的资产上进行更多投资。命题3：居住在有选举的乡村的受到健康冲击的人会比居住在没有选举的乡村的人借贷少。穷人向富人借钱对富人是一种损害，因为他们借出去的钱是没有利息回报的。乡村选举增加了地方官员的责任，引导他们去赞助穷人，可以通过直接的补贴、医疗规划等措施减少借贷。命题4：居住在有选举的乡村的受到健康冲击的人的相对收入轨线比居住在没有选举的乡村的人的相对收入轨线要平缓。
国民定点调查提供了1354个农户1987-2002年间的面板数据，随后在2003年春天的调查，取得了家庭成员健康史和乡村治理的信息。大的健康冲击定义为需要住院且支出超过5000元的疾病。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一次大的健康冲击对家庭人均收入有强烈且持久的负面影响。健康冲击发生后的头12年，平均意义上一个受到健康冲击的家庭比它正常的收入轨线下降13.2%，根据模型的预测这种负面影响会持续24年。另外健康冲击对初始财富较少的贫穷家庭有较大的影响。研究还发现乡村选举能提高受到健康冲击的家庭的收入轨线使之更接近于它的正常水平，并且可以减少借贷的数量和时间长度。
Ben Olken（美国哈佛大学）：腐败——印度尼西亚的经验事实
腐败被认为是发展的严重障碍，会带来潜在的严重效率损失。奥肯教授在这里主要关注一种特定类型的腐败——贪污、盗窃政府资金。此外还有很多类型的腐败存在，如贿赂、逃税等。许多关于贪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比如：贪污的规模有多大、贪污的成本是什么以及设计什么样的机制去减少它？
贪污的规模有多大？衡量策略是比较同一数量的两种度量，一种是腐败发生之前的度量，一种是腐败发生之后的度量。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乡村公路建设，可以从乡村政府那里获得公路建设最终支出的报告，同时还可以通过独立调查来估计公路成本。独立调查包括通过抽样来衡量建筑材料使用量、调查附近村庄的供给者获取建筑材料的价格以及通过走访村民了解支付的工资和义务劳动份额。另外可以建设几条无腐败的实验公路以衡量修路过程中的损失。答案是25%的资本去向不明。其他的例子有乌干达的教育拨款和印度尼西亚的大米补贴，通过比较地区分配方案和对校长的调查，发现乌干达80%的教育拨款没有到达学校，而通过比较分配到地区的大米数量和对农户的调查，发现至少印度尼西亚18%的大米没有进入家庭。
为什么关注贪污？贪污的直接损失是资金转移到了腐败的官员手里，既会产生收入再分配的效果，也会产生效率损失。效率损失表现在项目被扭曲为用来榨取资金，有时候损失大到使一些项目不值得去做。例如，印度尼西亚的公路，通过在底层偷工减料来盗窃资金，因为这样很难被发现，但公路坏得很快。
怎样减少贪污腐败？根据奥肯博士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可以运用不同类型的监督来减少贪污腐败。公路建设的随机实验考察了两种类型的监督：一、自上而下的监督，通过政府审计员进行审计，这是标准的做法，但如果审计员也腐败的话效果就不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将审计概率从4%提高到100%。二、基层民众的监督。村民掌握的信息比较多，但却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邀请上百位村民组成“责任委员会”，进行匿名评议，以保护检举者。审计实施的结果是将面临审计的村庄的贪污下降了大约8%，基层群众监督的作用主要是把隐性腐败地区的工资支付变成了购买建筑材料。
其他减少贪污腐败的措施有提高政府官员的工资，增加透明度以利于地方监督以及暂时的腐败惩罚等。
魏尚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口贸易和关税逃避
间接贸易在世界商业活动中是很突出的，有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相当数量的间接贸易，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塞浦路斯、塞内加尔和新加坡等。
为什么会有间接贸易呢？有观点认为中间人在使买方和卖方匹配上面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的特点是更好的信息、更好的合约执行以及交通成本的节省。魏尚进教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逃税关税是间接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香港的情况反映这一点。
假设只有通过转口贸易才能逃避关税，贸易者是风险中性的。简单的理论模型预测间接贸易比率和关税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利用中国29个主要进口伙伴国1996-2001年对中国的出口数据，以间接出口比例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平均关税水平从0%提高到19%，会导致间接出口比例提高4.7%-5.5%，同时关税规避大约能解释1/5-1/4的间接贸易。
但简单的计量模型，不能排除以下问题存在的可能。一、在其他的模型设定下结果还成立吗？二、会不会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可能？三、它是否只是一种巧合，即关税可能刚好在某些特定产品上比较高？四、是否可以说这是非法的逃避关税而不是合法的？五、结论对香港来说是否会比对新加坡来说更成立？
通过扩展简单计量模型，对上面的问题进行更有说服力的检验，发现关税逃避的确是世界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动机。魏教授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不同的出口者是否使用不同的逃税方法。
（韩小亚、杨柏龄整理）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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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5-07-15 09:3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治理方式和经济绩效——第七届“CCER-NB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四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第七届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于2005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多位经济学家就中美宏观经济问题、银行与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与税收政策、管制与经济秩序、移民与卫生经济学、公共财政与退休社会保障、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第四期简报报道治理方式与经济绩效方面研讨内容。
姚洋（北京大学CCER）：基层民主和农民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
大的疾病是掉进贫困陷阱的主要因素，但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还很少。一些学者提出乡村治理通过增加支援贫困的公共投资对缓和健康冲击的负面影响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利用一个从1987年到2002年包括中国8省1354个农户的面板数据，姚洋教授等人考察了健康冲击对冲击发生后的年份的动态作用以及通过什么机制乡村选举能够缓和健康冲击的负面影响。
理论模型假设有两类人，即穷人和富人。富人不需要通过借贷来支付医疗费，而穷人需要通过借贷支付医疗费，而且穷人借贷的唯一来源就是他们的富裕的亲戚。每个人都有一个初始的财产禀赋和健康冲击，人们无限期地生存下去。每个人最多只受到一次健康冲击，冲击在每期期初按照伯努里分布发生。每期的收入用来进行消费、储蓄和资产投资。疾病治疗是即刻进行的。
在这些假定下理论分析得到有关资产积累和收入的四个命题。命题1：受到健康冲击的人的收入能力与他的正常情况相比呈现U型轨线。命题2：初始财富存量较多的人的U型相对收入轨线比较平缓。一个人越富有他借贷越少，从而可以在有回报的资产上进行更多投资。命题3：居住在有选举的乡村的受到健康冲击的人会比居住在没有选举的乡村的人借贷少。穷人向富人借钱对富人是一种损害，因为他们借出去的钱是没有利息回报的。乡村选举增加了地方官员的责任，引导他们去赞助穷人，可以通过直接的补贴、医疗规划等措施减少借贷。命题4：居住在有选举的乡村的受到健康冲击的人的相对收入轨线比居住在没有选举的乡村的人的相对收入轨线要平缓。
国民定点调查提供了1354个农户1987-2002年间的面板数据，随后在2003年春天的调查，取得了家庭成员健康史和乡村治理的信息。大的健康冲击定义为需要住院且支出超过5000元的疾病。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一次大的健康冲击对家庭人均收入有强烈且持久的负面影响。健康冲击发生后的头12年，平均意义上一个受到健康冲击的家庭比它正常的收入轨线下降13.2%，根据模型的预测这种负面影响会持续24年。另外健康冲击对初始财富较少的贫穷家庭有较大的影响。研究还发现乡村选举能提高受到健康冲击的家庭的收入轨线使之更接近于它的正常水平，并且可以减少借贷的数量和时间长度。
Ben Olken（美国哈佛大学）：腐败——印度尼西亚的经验事实
腐败被认为是发展的严重障碍，会带来潜在的严重效率损失。奥肯教授在这里主要关注一种特定类型的腐败——贪污、盗窃政府资金。此外还有很多类型的腐败存在，如贿赂、逃税等。许多关于贪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比如：贪污的规模有多大、贪污的成本是什么以及设计什么样的机制去减少它？
贪污的规模有多大？衡量策略是比较同一数量的两种度量，一种是腐败发生之前的度量，一种是腐败发生之后的度量。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乡村公路建设，可以从乡村政府那里获得公路建设最终支出的报告，同时还可以通过独立调查来估计公路成本。独立调查包括通过抽样来衡量建筑材料使用量、调查附近村庄的供给者获取建筑材料的价格以及通过走访村民了解支付的工资和义务劳动份额。另外可以建设几条无腐败的实验公路以衡量修路过程中的损失。答案是25%的资本去向不明。其他的例子有乌干达的教育拨款和印度尼西亚的大米补贴，通过比较地区分配方案和对校长的调查，发现乌干达80%的教育拨款没有到达学校，而通过比较分配到地区的大米数量和对农户的调查，发现至少印度尼西亚18%的大米没有进入家庭。
为什么关注贪污？贪污的直接损失是资金转移到了腐败的官员手里，既会产生收入再分配的效果，也会产生效率损失。效率损失表现在项目被扭曲为用来榨取资金，有时候损失大到使一些项目不值得去做。例如，印度尼西亚的公路，通过在底层偷工减料来盗窃资金，因为这样很难被发现，但公路坏得很快。
怎样减少贪污腐败？根据奥肯博士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可以运用不同类型的监督来减少贪污腐败。公路建设的随机实验考察了两种类型的监督：一、自上而下的监督，通过政府审计员进行审计，这是标准的做法，但如果审计员也腐败的话效果就不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将审计概率从4%提高到100%。二、基层民众的监督。村民掌握的信息比较多，但却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邀请上百位村民组成“责任委员会”，进行匿名评议，以保护检举者。审计实施的结果是将面临审计的村庄的贪污下降了大约8%，基层群众监督的作用主要是把隐性腐败地区的工资支付变成了购买建筑材料。
其他减少贪污腐败的措施有提高政府官员的工资，增加透明度以利于地方监督以及暂时的腐败惩罚等。
魏尚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口贸易和关税逃避
间接贸易在世界商业活动中是很突出的，有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相当数量的间接贸易，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塞浦路斯、塞内加尔和新加坡等。
为什么会有间接贸易呢？有观点认为中间人在使买方和卖方匹配上面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的特点是更好的信息、更好的合约执行以及交通成本的节省。魏尚进教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逃税关税是间接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香港的情况反映这一点。
假设只有通过转口贸易才能逃避关税，贸易者是风险中性的。简单的理论模型预测间接贸易比率和关税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利用中国29个主要进口伙伴国1996-2001年对中国的出口数据，以间接出口比例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平均关税水平从0%提高到19%，会导致间接出口比例提高4.7%-5.5%，同时关税规避大约能解释1/5-1/4的间接贸易。
但简单的计量模型，不能排除以下问题存在的可能。一、在其他的模型设定下结果还成立吗？二、会不会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可能？三、它是否只是一种巧合，即关税可能刚好在某些特定产品上比较高？四、是否可以说这是非法的逃避关税而不是合法的？五、结论对香港来说是否会比对新加坡来说更成立？
通过扩展简单计量模型，对上面的问题进行更有说服力的检验，发现关税逃避的确是世界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动机。魏教授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不同的出口者是否使用不同的逃税方法。
（韩小亚、杨柏龄整理）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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