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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4年第17期（总第433期）我国城市医疗卫生体制问题和改革
发布日期：2004-07-14 08:5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我国城市医疗卫生体制问题和改革——“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讨会”简报之一
为探讨如何推进我国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一重要课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04年5月中旬举办了“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讨会”。参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相关部门政府官员、医院院长和企业界人士。会议开幕式上，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海闻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大源教授先后致词，强调指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及其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希望研讨会能够为大家创造一个交流沟通的环境，对推进这一改革进程发挥积极作用。会议集中讨论了“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政策目标、制度安排以及相关医院管理问题。我们分两期简报摘要报告部分发言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余晖研究员认为，中国医疗产业组织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医疗服务提供者主要是事业化运营为主的国有组织。由于国家预算投入不足，迫使医疗机构依赖“以药养医”的生存机制；由于社区基本医疗保健体系严重缺乏，在三级医疗服务体系中难以形成合理有效的转诊制度；城镇和农村医疗资源的分配极为不均衡；民间投资医疗的潜力和积极性很大，但由于税制落后和政事不分，国家对民间医疗机构进入设立了很高门槛。
二是医疗保险服务体系呈现低覆盖和垄断性特征。机构和个人缴费的基本医疗保险只覆盖了城镇人口的25%左右，国家缺乏面向低收入高风险人群的医疗救助计划；国家没有投入，却拥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垄断管理权，服务效率较低，因而难以成为参保人群的真正代理人，也难以启动真正的医疗机构之间的有序竞争。
三是医疗费用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现有的国家计委为主的医疗价格管理体制，因知识结构和行政资源的缺乏，难以开发有效的医疗价格监控技术和手段，而实际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由于医护人员的名义收入的低度刚性化，医院药品收入实际成为弥补医疗机构成本的主要手段，医疗机构大型现代化诊疗设备的竞争性投资也成为弥补其收入不足的又一个手段。
四是医疗服务质量低下。由于政事合一的管理体制、扭曲的收入机制、不充分的竞争压力和日益增长的庞大的医疗需求，使主要以准入许可和评级为手段的质量管制难以达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目的。过度的需求诱导和服务不足同时存在，导致大量严重的医患纠纷。
他建议引入医疗保险市场的多层次竞争。与其让一个只承担极少数社会优势群体医疗保障的政府承办全社会的基本医保，还不如开放医保市场，鼓励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引入民间自组织的会员性医疗保险机构（如大型企业集团自办保险），打破由政府独家运作医疗保险的垄断局面，让社会各群体自由选择竞争性的基本医疗保险组织。他提出应加快社区卫生体系的建设，鼓励医生从医院分离出来，同时大力培养全科医生，形成独立执业的医生市场；鼓励医生或医生团体开办社区医疗诊所；积极放开民间资本进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其达成与独立医生的结合，同时鼓励民间对社区医院的捐助。确实加快国立医疗机构的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政府主要保留部分完全公益性的医疗机构，如传染病医院、预防性医院以及专为高风险低收入人群提供救助服务的医院；大部分国有的教学医院、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都应该大力鼓励国内外民间资本的进入，由医院董事会来行使医院的管理权；绝大多数的城镇一级医院和农村的乡镇卫生院采取民营化的方式推进改革。应考虑将分散在文教、卫生、社会保障、民政、药品等部门中的有关社会发展和安全的职能集中到一个大的行政机构，减少这些部门之间的扯皮和摩擦，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在大行政机构内，建立相对独立的医疗机构管制委员会（与药品管制机构并行），由这一专业机构负责对医疗机构管制的职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提出，形成目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和医患关系紧张等医疗卫生服务突出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医疗投入重治疗轻预防，重城市轻农村，利用效率不高。二是医疗卫生服务没有合理的分层。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都得不到满足。三是医疗机构对资源的利用不合理，医院“以药养医”，以“高科技检查养医”，存在很大的浪费。
产生这些问题的背景，在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医疗卫生领域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机制的形成都不到位。如医疗卫生领域的监管职能分布在政府的多个部门即政出多门带来问题；医疗保障部门缺乏竞争、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很小、保险方对医院控制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的监督力量不足；医院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竞争格局；社会资本办医在医生执业资格、职称、社保定点、项目审批等限制和税收安排方面受到较多限制；医疗卫生人员的激励机制不合理等问题。她认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目的是形成城市医疗卫生服务有监管的竞争市场。改革政策可选择思路包括：开放高端医疗服务的提供，充分满足城市高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用高端医疗服务的收入补贴对低收入人群的救助，解决目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认为，现有中国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包括：病人自由选择医院的制度，使三级医疗网形同虚设；三级医疗机构过度利用，一、二级医疗机构利用不足；医疗向专科化方向发展，导致医疗费用急剧增长；医疗服务可及性、质量和健康结果差距拉大；不同经济状况的个人、企业享受医疗保障的程度不一；城市医院效率下降和成本增高，如2002年卫生总费用已占5.42%的GDP，但是2003年诊疗人数减少5000万次，全国医疗机构平均病床使用率仅为59%，人均门急诊和住院医疗费用继续增长，年增长率为8.7%。
他提出医疗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社会办医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在医疗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利用各种多元化的办医形式，来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政府的职能转变应该体现在管办分离，政府应由卫生服务提供者变为卫生服务筹资者和卫生服务购买者，最后应成为卫生服务的规制者。
劳动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姚宏副司长用数据说明现行医疗卫生体制存在的问题。截止2004年3月，全国参加医疗保险人数达11239万人。2003年参保人员中：机关事业参保人数为3480.7万人，占参保总数的32%；企业参保人数为7077.2万人，占65%；灵活就业人员等其他人员参保人数为343.8万人，约占3%。在各类参保人员中，在职职工为7974.9万人，占参保人数的73.15％，退休人员为2926.8万人，占总参保人数的26.85%。2003年实际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889.9亿元（包括补缴医疗保险费、利息收入等），比上年增长46.43%；总支出653.9亿元，比上年增长59.72%。由于基金支出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长幅度，少数统筹地区当期出现基金赤字。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管理还存在大量问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建议，政府逐渐提高卫生经费的预算；多渠道吸收资金；开放医疗市场，允许外方进入；实行股份制改造，拓宽融资渠道；调整医疗结构,减少资源浪费；完善医保低水平广覆盖；对于医疗服务，逐步取消定点医院制度；要推动医院改制，调整城市医院布局，合理利用医疗资源。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指出，从宏观结构调整与改革发展战略角度看，医改目标应包含三项基本内容。一是解决就业问题。中国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就业的压力非常大。制造业技术越发展，解雇的人就越多。服务业的发展应该占创造就业的主要地位。现在医疗服务人员在就业中所占比例不多，且年增长不大。现在面临的很大的医疗问题是人民的需求很高，但医疗服务就业增加不足，导致中国医生的工作强度过高，比如远远高于美国医生。这就牵涉到一个人员“准入”的问题。解决就业是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光靠国有医院是不行的，需要引入民营的医院，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
第二是解决社会安定和公平的问题。以这点为目标来看，中国的问题相当严重，比如城乡的差距很大。发展盈利性的私立医院可以解决中高层收入居民的医疗问题并推进医疗技术的应用。但如果以安定、公平为目标，城市医疗主要靠营利的模式就不可能解决中低层居民尤其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美国也是如此，因此要大力发展非营利的模式。在中国，所谓的公立、国有医院实际上国家投资很少，是挂着公立的名义进行营利行为。所以靠他们是解决不了安定问题的。
第三个目标是产业升级。中国的医疗技术也是尖端技术的一部分，应推动其向前发展。而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发风险很大，比如国防、医疗，需要政府的投入。所以重点扶持一些国立研究性医院与医学研究院有重大战略意义，不仅包括癌症，心脏等尖端领域，也应准备生物战与基因工程在医学上的研究。在具体改革思路方面，陈平教授对如何政府管理范围和方式、发挥医疗部门人力资本和管理能力作用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政府应要改变只控制人事权、审批权，却不给予对等的财力投入的矛盾。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卢凤霞认为，药品价格需要政府的监管，但现在无论是力度还是全面性都还做得不够。现在政府只监管了医保目录上的药品价格。但恰恰是人们消费不在医保目录上的药品时需要自己付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周子君认为政府价格监管的效果其实非常有限。由政府直接控制价格的成本太高，而且界定如何定价、如何监管以及由谁来定价都很困难。医院的激励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价格控制无法发挥预期的作用。现在按服务项目付费的支付方式太过落后，应该花力量加以研究。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赵平认为价格监管对医院的发展影响太大。由于对药品的价格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医院的服务价格又迟迟提不上去，导致现在小医院靠卖药、大医院靠设备维生。北京安贞医院白树功认为要体现一个医院的水平关键在于医生，正如企业改革的根本在于人才。医院的发展需要技术进步、人才聚敛。但医院如此低的收入不足以留住高水平的人才，只能允许医生可以适当地拿回扣、走穴等。体制改革应针对这些问题，比如分配、人员激励。作为医院院长，希望可以有“长庚医院”这样的医院进入北京，因为长庚医院可以成为一个参照物，现在的医院没有比照的对象，因此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助理巡视员侯岩提出，卫生改革目标是政府、机构、群众各方面都满意，但迄今为止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出现的原因在于，一是我们对很多存在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尤其缺乏操作性的方案。这导致有些想做调整、改动的院长，由于没有参照，就直接套用国企的改革方法。另外，政府对这些自发的改革缺乏跟踪、论证和必要的利弊分析。二是在管理体制方面，笼统地说“政府”。现在是“五级政府办医”，并且都办同样的医。但是中央、地方政府所追求的改革的目标取向应该是不同的。在政府内部应分类加以考虑。三是卫生机构内部运行存在问题，公立医院的政府投入很少，医院承担的社会职能实际上也很少。医院收入大部分是通过市场得来的。医疗卫生领域实际上是“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同时并存。一方面存在政府不该管的还在管，比如对医院的人事管理相当严格；另一方面，现在的医院在自主权方面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医院不是没有自主权、没有竞争，实际上医院手中的权力很大，院长可以非常自主的考虑医院的扩张及大型设备的购置等问题，也可以考虑与谁合资的问题。第四，现在对于改革的战略目标仍不是很清楚。对于为什么改公立医院还没有讨论清楚。改革虽然已经列入政府的工作日程，但仍有很多障碍很难突破。第五，现在对医院的分类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除了政府办的和私立的医院，由企业、私人投资的非营利性医院能否存在？现在有一些企业投资医院是为了营利，但挂了非营利的牌子。现阶段的改革多是从公立转到私立。因此实际上医院已经很市场化，对医院的改制、私有化要很慎重，要研究应采取怎样最适宜的模式，改革的突破点不在公私问题或是其他方面，而在医院自身管理上。
北京大学国际MBA项目美方院长杨壮教授指出，通过专题调查发现医院当前存在三大主要问题是：政府卫生政策问题，医院管理问题和医院体制问题。医院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但如不迅速改进政府卫生政策并解决医院体制问题，提供优质服务并建立科学绩效管理等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医院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医生的工资制度并在医院内建立有效的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
杨教授还介绍，对医院员工工作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对工作极不满意的医院员工最多，广州对工作非常满意的医院员工最多。对工作不满意的原因，三个城市相差比较大，北京最主要的是工资待遇太低、管理水平低下、无法参与决策。上海分别是发展机会甚少、工作压力太大、工资待遇太低。广州最主要是同事关系紧张、文化氛围不佳、管理水平低下。北京的医务人员离开医院的可能性比较上海和广州来说最高。离开现有医院后，倾向于去合资医院的比例最高，说明引进合资医院对现有医疗体系的冲击可能最大。
纽约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Martin Chen提出，40年前美国做出在全美推行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项目决策，推行后使得整体医疗费用急剧上升。但花15%GDP在医疗卫生领域并不是坏事，对美国而言其实是好事。这也是美国在过去30年经济虽有升有降但总体是升的重要原因。因为医疗方面的投入不仅是在产业上有贡献，而且对社会福利、社会职能也有很大的提高。他认为，对于政府降低医疗卫生投入，很多医生、医院管理者有不同意见。不应单纯地降低医疗费用，而是应通过一些有效的方法加大卫生领域的投入，以此让整体社会受益。当政府已经建立了足够好的公路、电厂后，应该花更多的财政、精力在人力资本的投入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投入是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
对于医院的管理，他认为中国医院管理者不是做得不好，而是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只能做到这一步。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医院在逐步走向市场化，在这种环境下，医院才会去关注“病人满意度”等效率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医院管理者也会发现他们进入市场的做法是与政府、体制相冲突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红包”。主要原因在于医院医生没有浮动的工资制度，使得大家的收入没有差别。当更多的市场经济或营利性模式出现后，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医生收入是摆在桌子上而不是放在桌子下面。如果政府希望医院更像一家企业，或者希望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那么政府就必须允许医院按照企业的方式来运作。
北京铁路总医院院长封国生认为，医院资金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政府的财政补助，二是医疗服务收入，三是药品的差价收入。药品差价收入已经成为医院主要的，或仅次于医疗服务收入之外的第二个重要地位。随着国家财政状况以及与医院分配关系的变化，政府拨款占医院资金的比例越来越低，医院资金的三个主要来源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一政府财政补偿在萎缩；其二药品销售差价补偿代价大，成本逐步提高，同时大型设备检查的收费也将大幅下调；其三是惟一可以争取的，就是提高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特别是提高医疗技术劳务收费；但是，这又受到社会与居民承受力的制约。三方面情况使得医院的资金来源严重不足。
国内许多公立医院在应用融资方法解决医院资金上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明显的效果，为国家减轻了不少负担，使医院得到很大发展。医院筹集资金的方式可以说多种多样，主要有下面十种方式：国家财政资金、主办单位或主管部门补助资金、医院内部资金、企业（民营、合资等）或个人的资金、社会捐赠、医院内部职工集资、金融机构资金、融资租赁、商业信用、引进外资等。为了吸引社会多方投资，并为投资者树立信心，医院必须从产权方面对公立医院加以改革，力争在经营者选择机制上给投资者以信心，明确产权归属，界定投资权益，确实让真正有经营才能的人获得医院经营权，让投资者可以放心地将资金注入医院。（依据会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杨柏龄、陈秋霖、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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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4-07-14 08:5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我国城市医疗卫生体制问题和改革——“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讨会”简报之一
为探讨如何推进我国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一重要课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04年5月中旬举办了“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讨会”。参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相关部门政府官员、医院院长和企业界人士。会议开幕式上，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海闻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大源教授先后致词，强调指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及其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希望研讨会能够为大家创造一个交流沟通的环境，对推进这一改革进程发挥积极作用。会议集中讨论了“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政策目标、制度安排以及相关医院管理问题。我们分两期简报摘要报告部分发言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余晖研究员认为，中国医疗产业组织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医疗服务提供者主要是事业化运营为主的国有组织。由于国家预算投入不足，迫使医疗机构依赖“以药养医”的生存机制；由于社区基本医疗保健体系严重缺乏，在三级医疗服务体系中难以形成合理有效的转诊制度；城镇和农村医疗资源的分配极为不均衡；民间投资医疗的潜力和积极性很大，但由于税制落后和政事不分，国家对民间医疗机构进入设立了很高门槛。
二是医疗保险服务体系呈现低覆盖和垄断性特征。机构和个人缴费的基本医疗保险只覆盖了城镇人口的25%左右，国家缺乏面向低收入高风险人群的医疗救助计划；国家没有投入，却拥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垄断管理权，服务效率较低，因而难以成为参保人群的真正代理人，也难以启动真正的医疗机构之间的有序竞争。
三是医疗费用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现有的国家计委为主的医疗价格管理体制，因知识结构和行政资源的缺乏，难以开发有效的医疗价格监控技术和手段，而实际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由于医护人员的名义收入的低度刚性化，医院药品收入实际成为弥补医疗机构成本的主要手段，医疗机构大型现代化诊疗设备的竞争性投资也成为弥补其收入不足的又一个手段。
四是医疗服务质量低下。由于政事合一的管理体制、扭曲的收入机制、不充分的竞争压力和日益增长的庞大的医疗需求，使主要以准入许可和评级为手段的质量管制难以达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目的。过度的需求诱导和服务不足同时存在，导致大量严重的医患纠纷。
他建议引入医疗保险市场的多层次竞争。与其让一个只承担极少数社会优势群体医疗保障的政府承办全社会的基本医保，还不如开放医保市场，鼓励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引入民间自组织的会员性医疗保险机构（如大型企业集团自办保险），打破由政府独家运作医疗保险的垄断局面，让社会各群体自由选择竞争性的基本医疗保险组织。他提出应加快社区卫生体系的建设，鼓励医生从医院分离出来，同时大力培养全科医生，形成独立执业的医生市场；鼓励医生或医生团体开办社区医疗诊所；积极放开民间资本进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其达成与独立医生的结合，同时鼓励民间对社区医院的捐助。确实加快国立医疗机构的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政府主要保留部分完全公益性的医疗机构，如传染病医院、预防性医院以及专为高风险低收入人群提供救助服务的医院；大部分国有的教学医院、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都应该大力鼓励国内外民间资本的进入，由医院董事会来行使医院的管理权；绝大多数的城镇一级医院和农村的乡镇卫生院采取民营化的方式推进改革。应考虑将分散在文教、卫生、社会保障、民政、药品等部门中的有关社会发展和安全的职能集中到一个大的行政机构，减少这些部门之间的扯皮和摩擦，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在大行政机构内，建立相对独立的医疗机构管制委员会（与药品管制机构并行），由这一专业机构负责对医疗机构管制的职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提出，形成目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和医患关系紧张等医疗卫生服务突出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医疗投入重治疗轻预防，重城市轻农村，利用效率不高。二是医疗卫生服务没有合理的分层。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都得不到满足。三是医疗机构对资源的利用不合理，医院“以药养医”，以“高科技检查养医”，存在很大的浪费。
产生这些问题的背景，在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医疗卫生领域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机制的形成都不到位。如医疗卫生领域的监管职能分布在政府的多个部门即政出多门带来问题；医疗保障部门缺乏竞争、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很小、保险方对医院控制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的监督力量不足；医院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竞争格局；社会资本办医在医生执业资格、职称、社保定点、项目审批等限制和税收安排方面受到较多限制；医疗卫生人员的激励机制不合理等问题。她认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目的是形成城市医疗卫生服务有监管的竞争市场。改革政策可选择思路包括：开放高端医疗服务的提供，充分满足城市高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用高端医疗服务的收入补贴对低收入人群的救助，解决目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认为，现有中国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包括：病人自由选择医院的制度，使三级医疗网形同虚设；三级医疗机构过度利用，一、二级医疗机构利用不足；医疗向专科化方向发展，导致医疗费用急剧增长；医疗服务可及性、质量和健康结果差距拉大；不同经济状况的个人、企业享受医疗保障的程度不一；城市医院效率下降和成本增高，如2002年卫生总费用已占5.42%的GDP，但是2003年诊疗人数减少5000万次，全国医疗机构平均病床使用率仅为59%，人均门急诊和住院医疗费用继续增长，年增长率为8.7%。
他提出医疗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社会办医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在医疗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利用各种多元化的办医形式，来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政府的职能转变应该体现在管办分离，政府应由卫生服务提供者变为卫生服务筹资者和卫生服务购买者，最后应成为卫生服务的规制者。
劳动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姚宏副司长用数据说明现行医疗卫生体制存在的问题。截止2004年3月，全国参加医疗保险人数达11239万人。2003年参保人员中：机关事业参保人数为3480.7万人，占参保总数的32%；企业参保人数为7077.2万人，占65%；灵活就业人员等其他人员参保人数为343.8万人，约占3%。在各类参保人员中，在职职工为7974.9万人，占参保人数的73.15％，退休人员为2926.8万人，占总参保人数的26.85%。2003年实际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889.9亿元（包括补缴医疗保险费、利息收入等），比上年增长46.43%；总支出653.9亿元，比上年增长59.72%。由于基金支出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长幅度，少数统筹地区当期出现基金赤字。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管理还存在大量问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建议，政府逐渐提高卫生经费的预算；多渠道吸收资金；开放医疗市场，允许外方进入；实行股份制改造，拓宽融资渠道；调整医疗结构,减少资源浪费；完善医保低水平广覆盖；对于医疗服务，逐步取消定点医院制度；要推动医院改制，调整城市医院布局，合理利用医疗资源。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指出，从宏观结构调整与改革发展战略角度看，医改目标应包含三项基本内容。一是解决就业问题。中国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就业的压力非常大。制造业技术越发展，解雇的人就越多。服务业的发展应该占创造就业的主要地位。现在医疗服务人员在就业中所占比例不多，且年增长不大。现在面临的很大的医疗问题是人民的需求很高，但医疗服务就业增加不足，导致中国医生的工作强度过高，比如远远高于美国医生。这就牵涉到一个人员“准入”的问题。解决就业是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光靠国有医院是不行的，需要引入民营的医院，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
第二是解决社会安定和公平的问题。以这点为目标来看，中国的问题相当严重，比如城乡的差距很大。发展盈利性的私立医院可以解决中高层收入居民的医疗问题并推进医疗技术的应用。但如果以安定、公平为目标，城市医疗主要靠营利的模式就不可能解决中低层居民尤其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美国也是如此，因此要大力发展非营利的模式。在中国，所谓的公立、国有医院实际上国家投资很少，是挂着公立的名义进行营利行为。所以靠他们是解决不了安定问题的。
第三个目标是产业升级。中国的医疗技术也是尖端技术的一部分，应推动其向前发展。而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发风险很大，比如国防、医疗，需要政府的投入。所以重点扶持一些国立研究性医院与医学研究院有重大战略意义，不仅包括癌症，心脏等尖端领域，也应准备生物战与基因工程在医学上的研究。在具体改革思路方面，陈平教授对如何政府管理范围和方式、发挥医疗部门人力资本和管理能力作用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政府应要改变只控制人事权、审批权，却不给予对等的财力投入的矛盾。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卢凤霞认为，药品价格需要政府的监管，但现在无论是力度还是全面性都还做得不够。现在政府只监管了医保目录上的药品价格。但恰恰是人们消费不在医保目录上的药品时需要自己付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周子君认为政府价格监管的效果其实非常有限。由政府直接控制价格的成本太高，而且界定如何定价、如何监管以及由谁来定价都很困难。医院的激励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价格控制无法发挥预期的作用。现在按服务项目付费的支付方式太过落后，应该花力量加以研究。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赵平认为价格监管对医院的发展影响太大。由于对药品的价格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医院的服务价格又迟迟提不上去，导致现在小医院靠卖药、大医院靠设备维生。北京安贞医院白树功认为要体现一个医院的水平关键在于医生，正如企业改革的根本在于人才。医院的发展需要技术进步、人才聚敛。但医院如此低的收入不足以留住高水平的人才，只能允许医生可以适当地拿回扣、走穴等。体制改革应针对这些问题，比如分配、人员激励。作为医院院长，希望可以有“长庚医院”这样的医院进入北京，因为长庚医院可以成为一个参照物，现在的医院没有比照的对象，因此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助理巡视员侯岩提出，卫生改革目标是政府、机构、群众各方面都满意，但迄今为止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出现的原因在于，一是我们对很多存在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尤其缺乏操作性的方案。这导致有些想做调整、改动的院长，由于没有参照，就直接套用国企的改革方法。另外，政府对这些自发的改革缺乏跟踪、论证和必要的利弊分析。二是在管理体制方面，笼统地说“政府”。现在是“五级政府办医”，并且都办同样的医。但是中央、地方政府所追求的改革的目标取向应该是不同的。在政府内部应分类加以考虑。三是卫生机构内部运行存在问题，公立医院的政府投入很少，医院承担的社会职能实际上也很少。医院收入大部分是通过市场得来的。医疗卫生领域实际上是“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同时并存。一方面存在政府不该管的还在管，比如对医院的人事管理相当严格；另一方面，现在的医院在自主权方面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医院不是没有自主权、没有竞争，实际上医院手中的权力很大，院长可以非常自主的考虑医院的扩张及大型设备的购置等问题，也可以考虑与谁合资的问题。第四，现在对于改革的战略目标仍不是很清楚。对于为什么改公立医院还没有讨论清楚。改革虽然已经列入政府的工作日程，但仍有很多障碍很难突破。第五，现在对医院的分类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除了政府办的和私立的医院，由企业、私人投资的非营利性医院能否存在？现在有一些企业投资医院是为了营利，但挂了非营利的牌子。现阶段的改革多是从公立转到私立。因此实际上医院已经很市场化，对医院的改制、私有化要很慎重，要研究应采取怎样最适宜的模式，改革的突破点不在公私问题或是其他方面，而在医院自身管理上。
北京大学国际MBA项目美方院长杨壮教授指出，通过专题调查发现医院当前存在三大主要问题是：政府卫生政策问题，医院管理问题和医院体制问题。医院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但如不迅速改进政府卫生政策并解决医院体制问题，提供优质服务并建立科学绩效管理等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医院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医生的工资制度并在医院内建立有效的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
杨教授还介绍，对医院员工工作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对工作极不满意的医院员工最多，广州对工作非常满意的医院员工最多。对工作不满意的原因，三个城市相差比较大，北京最主要的是工资待遇太低、管理水平低下、无法参与决策。上海分别是发展机会甚少、工作压力太大、工资待遇太低。广州最主要是同事关系紧张、文化氛围不佳、管理水平低下。北京的医务人员离开医院的可能性比较上海和广州来说最高。离开现有医院后，倾向于去合资医院的比例最高，说明引进合资医院对现有医疗体系的冲击可能最大。
纽约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Martin Chen提出，40年前美国做出在全美推行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项目决策，推行后使得整体医疗费用急剧上升。但花15%GDP在医疗卫生领域并不是坏事，对美国而言其实是好事。这也是美国在过去30年经济虽有升有降但总体是升的重要原因。因为医疗方面的投入不仅是在产业上有贡献，而且对社会福利、社会职能也有很大的提高。他认为，对于政府降低医疗卫生投入，很多医生、医院管理者有不同意见。不应单纯地降低医疗费用，而是应通过一些有效的方法加大卫生领域的投入，以此让整体社会受益。当政府已经建立了足够好的公路、电厂后，应该花更多的财政、精力在人力资本的投入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投入是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
对于医院的管理，他认为中国医院管理者不是做得不好，而是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只能做到这一步。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医院在逐步走向市场化，在这种环境下，医院才会去关注“病人满意度”等效率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医院管理者也会发现他们进入市场的做法是与政府、体制相冲突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红包”。主要原因在于医院医生没有浮动的工资制度，使得大家的收入没有差别。当更多的市场经济或营利性模式出现后，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医生收入是摆在桌子上而不是放在桌子下面。如果政府希望医院更像一家企业，或者希望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那么政府就必须允许医院按照企业的方式来运作。
北京铁路总医院院长封国生认为，医院资金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政府的财政补助，二是医疗服务收入，三是药品的差价收入。药品差价收入已经成为医院主要的，或仅次于医疗服务收入之外的第二个重要地位。随着国家财政状况以及与医院分配关系的变化，政府拨款占医院资金的比例越来越低，医院资金的三个主要来源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一政府财政补偿在萎缩；其二药品销售差价补偿代价大，成本逐步提高，同时大型设备检查的收费也将大幅下调；其三是惟一可以争取的，就是提高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特别是提高医疗技术劳务收费；但是，这又受到社会与居民承受力的制约。三方面情况使得医院的资金来源严重不足。
国内许多公立医院在应用融资方法解决医院资金上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明显的效果，为国家减轻了不少负担，使医院得到很大发展。医院筹集资金的方式可以说多种多样，主要有下面十种方式：国家财政资金、主办单位或主管部门补助资金、医院内部资金、企业（民营、合资等）或个人的资金、社会捐赠、医院内部职工集资、金融机构资金、融资租赁、商业信用、引进外资等。为了吸引社会多方投资，并为投资者树立信心，医院必须从产权方面对公立医院加以改革，力争在经营者选择机制上给投资者以信心，明确产权归属，界定投资权益，确实让真正有经营才能的人获得医院经营权，让投资者可以放心地将资金注入医院。（依据会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杨柏龄、陈秋霖、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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