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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4年第16期（总第432期）人口视窗及其影响：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发布日期：2004-06-29 08:5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人口视窗及其影响：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2004年5月10日至5月11日，四五十位来自欧美国家、阿拉伯国家及亚洲包括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云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参加“中国老龄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与会人员在介绍交流有关人口理论进展和国际经验基础上，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探讨了相应政策选择问题。下面介绍会议发言的主要观点。
“人口视窗”及其意义
在开幕致辞中，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主席Jean Marie Robine先生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往往会出现了一个人口负担率较低的黄金时期：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等因素，几十年内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持续在一个高水平上，人口负担较轻，为发展经济、改革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视窗 (demographic window)”。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30年代，大体可以视为中国的“人口视窗”阶段。
IUSSP的Jacques Vallin先生用模型预测在未来几十年将会先后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大陆、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出现“人口视窗”，这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人口视窗”结束意味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经历过“人口视窗”的国家往往也将成为人口负担较重的国家，如何把握这段时期加快改革以应对老龄化问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人口视窗”带来的“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要实现这个红利需要就分利用劳动人口。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视窗”阶段既要避免出现较高的失业率，浪费掉“人口视窗”可能带来的“人口红利”，又要把握机遇加快发展与改革以应对随后的老龄化问题。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先生发言指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2000年中国这个比例是10.70%，与日本1970年水平（10.65%）差不多，预测中国2020这个比例值将接近日本1990年水平（16.35%）。此后，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增长速度将大大加快，远远高过日本的速度，预计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高达31.27%。这意味着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将大大降低，人口负担率将大大提高，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期望寿命的提高与生育率的下降是老龄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近期人口老龄化还不会带来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美国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的Paul Demeny先生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亚洲国家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发展还是比较有利的，但也潜伏着一种危险，就是只考虑到目前的人口构成制定短期有利的老龄人口政策，而不考虑这些政策的长期效果。如果亚洲国家还是采用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则实际上是在重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美国家及后来欧洲福利国家犯下的错误，西方国家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改革这种福利制度的成本相当高，而后发国家有利之处就在于可以吸取经验避免重犯这样的错误。
国际劳工组织的Roland Sigg先生则认为，无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个人帐户（funded scheme）制度，可持续的社会保障都要求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而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方式需要转变。实际上，个人帐户制的管理成本更高因而可能导致其效率更低。
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挑战
日本学者Ogawa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战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红利”，并预测了老龄化将给日本带来的“人口负担”。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生育等措施以消减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Ogawa建议应该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美国Andrew Mason教授认为“人口红利”可以细分为两部分红利：一是工作年龄人口的暂时性增加有利于经济发展；二是储蓄需求会提高。储蓄需求的增加主要是因为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人们必须积累财富以保证退休后的消费水平，老龄化意味着这种储蓄需求将增加。但如果老年人可以依赖于社会的转移支付（如现收现付制），则实际储蓄就不受老龄化影响，从而社会无法享受到第二部分的“人口红利”。而家庭储蓄往往是通过对孩子教育进行投资来实现，因而这种储蓄需求可能会同时增加实物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
清华大学分析了一个特殊群体的老年生活保障问题：这些人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婴儿潮时期，上学时遭遇文革，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儿女较少，并将在2015年左右成为老年人。胡教授认为应该对这一个特殊群体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香港的Ed Tu教授在报告中结合香港与台湾的案例分析认为移民可能减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但也会还来一些成本，而降低移民人口的平均年龄可以减小这些成本。南京大学的Yuan Xin教授在报告中指出由于越来越多的独身子女家庭的老人没有与子女住在一起，因而政府对老年人提供社会保健服务就显得更为重要。
意大利罗马大学的Siu Lan K Cheung教授按照不同老龄人口标准计算了意大利、法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人口负担率及“人口视窗”的持续时期，结果表明，将工作年龄人口的上限从64岁延至69岁将大大延长“人口视窗”的持续时期。美国学者Ye-Fan Wang Glavin教授在报告中结合数据分析重点讨论了美国的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的运行及有待改进的地方。而来自台湾的Michael S.Chen教授认为台湾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地区，不属于“先富后老”地区，应对老龄化到来的政策应该有一定的特殊性。台湾的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应该通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结合，以社区为基础而不过分依赖市场，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来支持长期发展。
香港大学的Paul S F Yip教授讨论了香港的人口视窗与经济负担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香港的出生率降低，平均寿命增加，老龄化速度加快，在70年代出现了人口视窗，将会持续到至少2027年。来自新加坡的Aris Ananta教授在报告预计到，2009年后，印尼将发生第二次人口结构变化。届时，人口出生率出现波动，社会规范发生变化，更强调个人自治，降低对政府的依赖，同时文化价值观尤其是家庭观和对待老人的观点都将发生变化。Aris Ananta教授认为印尼的人口视窗将开始于2020年左右，人口视窗对于不同的宗教群体和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意义。从政策层面上来看，多宗教和多种族的印尼应该利用25到30年的时间做好准备，充分重视本国的复杂性，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鼓励人们工作，分享更好的生活水平和国家收入。
孟加拉学者Golam Mostafa教授分析了孟加拉国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带来的疾病负担日益加重等问题，并强调政府要改善社会保障，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社会服务。蒙古的学者Zundi Tsolmonbayar教授在会议中主要讨论人口视窗对蒙古经济的影响并预测蒙古的人口视窗将在21世纪30年代结束，强调在这之前加快改革促进经济发展。黎巴嫩的学者Prem C.Saxena教授介绍了各个阿拉伯国家老龄化的差异及其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认为应该通过政府、非政府和家庭各方面的努力相结合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相关问题。印度学者K.Navaneetham教授的发言主要是介绍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并预计喀拉拉邦的人口视窗将于2021年结束。泰国的Kua Wongboonsin教授发言中指出泰国的教育总体水平比较低，这将导致泰国的生产力低下，认为应该提高教育水平，从而从人口视窗中更多地获利。Javelin 投资咨询公司的Judith Banister在发言中也指出现在中国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只占10%，处在人口视窗阶段，应该做好准备应对将来老龄化的问题。
应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政策建议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着重大的影响。在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本次研讨会结合中国实际，深入探讨了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首先指出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几点特殊性：（1）老龄化一般是出现在发达国家，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很难享受到Andrew Mason教授所说的第二部分的“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之前，政府给予工人的工资很低，实行现收现付制，因而长期以来工人没有养老储蓄。在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政策影响下，农村人口收入低，无法自己建立养老储蓄；（3）计划生育的“独身子女政策”加剧了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
林教授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应对这些挑战；（1）尽快建立、巩固社会保障制度；（2）加大对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投资，从而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提高社会生产力；（3）应该开始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无论是东亚四小龙还是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很快的地区都恰恰是人口密集地区。改革前的错误主要在于重点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政策没有利用中国劳动力丰富这一比较优势。如果当时采取的是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扩大，经济是可以快速发展的。因此，应该考虑放弃强制性的“一孩政策”，这样也可以缓解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生产越来越遵从比较优势，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多，即使出生率上升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就业问题。此外，放弃强制性的“一孩政策”还可以减少农民负担减少收入差距，因为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通过各项收费与罚款实际上构成了农民负担的重要部分。并且即使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也不会快速提高，历史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特别是妇女的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与收入的提高，生育率将会自然而然地下降。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的报告“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主要分析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现在中国有很多农民为“养儿防老”，对产前孕妇进行非法性别鉴定，流产女婴，保胎男婴，而且往往不生男孩不罢休，我国0-4岁男孩女孩的性别比从1982年107.1%上升到2000年120.6%。农村地区缺乏养老保险制度、持续增长的出生性别比和不正常的高女婴死亡率将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因而实际上我国未来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将比城市地区更严重。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人与子女一起居住的比例显著下降，他们的孩子很多已经离开农村，老人想完全依赖他们的子女和家庭养老是不可行的。考虑到农村老人的基本权利和生活质量，为维护社会的平等与稳定，应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现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并不算早，荷兰建立农村养老保障时的人均GDP只有中国1999年水平的79.3%，西班牙在1947年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时的人均GDP只有1999中国人均GDP的73.3%。
最后曾毅教授指出，持续到2020年的人口视窗(或人口红利)给予中国一个很好的机遇，这是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良机。考虑到民政部的工作网络已经不再管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而新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又不具备相应的网络，我们建议由国家计生委来实施这项工作，中国的计划生育网络在将养老保险作为奖励农村夫妇实行一孩政策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
华东师范大学的桂世勋教授发表了对未来中国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的看法。他介绍了联合国的一个分析结果：到205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数量将是2000年的2.25倍，超过65岁的人口数量将是2000年的2.68倍，高龄的老年人口数量将是2000年的7.57倍还多。并建议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制定规则保证40岁以上的中年人每年定期体检；提高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为残疾老年人提供家庭照顾、社区服务和相应的设备；修改现行人口政策，到2010年允许一对夫妇在一定前提下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等。
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讨论了影响中国人长寿的社会经济因素，根据他们对出生于1918年及之前的老年人的调查分析指出，首先，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平均寿命越长，这一点对于女性更为明显；第二，丈夫教育水平越高，则妻子的平均寿命越长；第三，职位越高的人寿命越长。第四，丈夫的职位越高，妻子的平均寿命越长。教育和职业等因素对人口寿命是有影响的，随着中国人受教育水平的程度普遍提高与公共服务的提升，可以预见中国人长寿时代的来临。
西安交大人口和劳动力研究所张文娟教授结合他们对安徽省农村地区老年人调查指出，代际支持的变化显著影响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及心理健康，子女赡养老人的支出水平与老人的身体健康状态紧密相连，健康状况比较差的老年人从子女得到的物质支持会比较多。并且代际支持与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率有直接的影响，缺乏代际支持是老人死亡率较高的一个原因，最后张教授呼吁应该关注中国农村的代际支持问题。
（张晓亮、赵洪岩、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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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4-06-29 08:5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人口视窗及其影响：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2004年5月10日至5月11日，四五十位来自欧美国家、阿拉伯国家及亚洲包括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云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参加“中国老龄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与会人员在介绍交流有关人口理论进展和国际经验基础上，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探讨了相应政策选择问题。下面介绍会议发言的主要观点。
“人口视窗”及其意义
在开幕致辞中，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主席Jean Marie Robine先生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往往会出现了一个人口负担率较低的黄金时期：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等因素，几十年内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持续在一个高水平上，人口负担较轻，为发展经济、改革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视窗 (demographic window)”。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30年代，大体可以视为中国的“人口视窗”阶段。
IUSSP的Jacques Vallin先生用模型预测在未来几十年将会先后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大陆、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出现“人口视窗”，这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人口视窗”结束意味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经历过“人口视窗”的国家往往也将成为人口负担较重的国家，如何把握这段时期加快改革以应对老龄化问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人口视窗”带来的“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要实现这个红利需要就分利用劳动人口。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视窗”阶段既要避免出现较高的失业率，浪费掉“人口视窗”可能带来的“人口红利”，又要把握机遇加快发展与改革以应对随后的老龄化问题。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先生发言指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2000年中国这个比例是10.70%，与日本1970年水平（10.65%）差不多，预测中国2020这个比例值将接近日本1990年水平（16.35%）。此后，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增长速度将大大加快，远远高过日本的速度，预计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高达31.27%。这意味着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将大大降低，人口负担率将大大提高，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期望寿命的提高与生育率的下降是老龄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近期人口老龄化还不会带来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美国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的Paul Demeny先生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亚洲国家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发展还是比较有利的，但也潜伏着一种危险，就是只考虑到目前的人口构成制定短期有利的老龄人口政策，而不考虑这些政策的长期效果。如果亚洲国家还是采用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则实际上是在重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美国家及后来欧洲福利国家犯下的错误，西方国家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改革这种福利制度的成本相当高，而后发国家有利之处就在于可以吸取经验避免重犯这样的错误。
国际劳工组织的Roland Sigg先生则认为，无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个人帐户（funded scheme）制度，可持续的社会保障都要求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而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方式需要转变。实际上，个人帐户制的管理成本更高因而可能导致其效率更低。
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挑战
日本学者Ogawa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战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红利”，并预测了老龄化将给日本带来的“人口负担”。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生育等措施以消减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Ogawa建议应该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美国Andrew Mason教授认为“人口红利”可以细分为两部分红利：一是工作年龄人口的暂时性增加有利于经济发展；二是储蓄需求会提高。储蓄需求的增加主要是因为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人们必须积累财富以保证退休后的消费水平，老龄化意味着这种储蓄需求将增加。但如果老年人可以依赖于社会的转移支付（如现收现付制），则实际储蓄就不受老龄化影响，从而社会无法享受到第二部分的“人口红利”。而家庭储蓄往往是通过对孩子教育进行投资来实现，因而这种储蓄需求可能会同时增加实物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
清华大学分析了一个特殊群体的老年生活保障问题：这些人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婴儿潮时期，上学时遭遇文革，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儿女较少，并将在2015年左右成为老年人。胡教授认为应该对这一个特殊群体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香港的Ed Tu教授在报告中结合香港与台湾的案例分析认为移民可能减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但也会还来一些成本，而降低移民人口的平均年龄可以减小这些成本。南京大学的Yuan Xin教授在报告中指出由于越来越多的独身子女家庭的老人没有与子女住在一起，因而政府对老年人提供社会保健服务就显得更为重要。
意大利罗马大学的Siu Lan K Cheung教授按照不同老龄人口标准计算了意大利、法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人口负担率及“人口视窗”的持续时期，结果表明，将工作年龄人口的上限从64岁延至69岁将大大延长“人口视窗”的持续时期。美国学者Ye-Fan Wang Glavin教授在报告中结合数据分析重点讨论了美国的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的运行及有待改进的地方。而来自台湾的Michael S.Chen教授认为台湾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地区，不属于“先富后老”地区，应对老龄化到来的政策应该有一定的特殊性。台湾的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应该通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结合，以社区为基础而不过分依赖市场，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来支持长期发展。
香港大学的Paul S F Yip教授讨论了香港的人口视窗与经济负担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香港的出生率降低，平均寿命增加，老龄化速度加快，在70年代出现了人口视窗，将会持续到至少2027年。来自新加坡的Aris Ananta教授在报告预计到，2009年后，印尼将发生第二次人口结构变化。届时，人口出生率出现波动，社会规范发生变化，更强调个人自治，降低对政府的依赖，同时文化价值观尤其是家庭观和对待老人的观点都将发生变化。Aris Ananta教授认为印尼的人口视窗将开始于2020年左右，人口视窗对于不同的宗教群体和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意义。从政策层面上来看，多宗教和多种族的印尼应该利用25到30年的时间做好准备，充分重视本国的复杂性，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鼓励人们工作，分享更好的生活水平和国家收入。
孟加拉学者Golam Mostafa教授分析了孟加拉国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带来的疾病负担日益加重等问题，并强调政府要改善社会保障，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社会服务。蒙古的学者Zundi Tsolmonbayar教授在会议中主要讨论人口视窗对蒙古经济的影响并预测蒙古的人口视窗将在21世纪30年代结束，强调在这之前加快改革促进经济发展。黎巴嫩的学者Prem C.Saxena教授介绍了各个阿拉伯国家老龄化的差异及其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认为应该通过政府、非政府和家庭各方面的努力相结合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相关问题。印度学者K.Navaneetham教授的发言主要是介绍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并预计喀拉拉邦的人口视窗将于2021年结束。泰国的Kua Wongboonsin教授发言中指出泰国的教育总体水平比较低，这将导致泰国的生产力低下，认为应该提高教育水平，从而从人口视窗中更多地获利。Javelin 投资咨询公司的Judith Banister在发言中也指出现在中国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只占10%，处在人口视窗阶段，应该做好准备应对将来老龄化的问题。
应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政策建议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着重大的影响。在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本次研讨会结合中国实际，深入探讨了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首先指出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几点特殊性：（1）老龄化一般是出现在发达国家，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很难享受到Andrew Mason教授所说的第二部分的“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之前，政府给予工人的工资很低，实行现收现付制，因而长期以来工人没有养老储蓄。在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政策影响下，农村人口收入低，无法自己建立养老储蓄；（3）计划生育的“独身子女政策”加剧了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
林教授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应对这些挑战；（1）尽快建立、巩固社会保障制度；（2）加大对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投资，从而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提高社会生产力；（3）应该开始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无论是东亚四小龙还是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很快的地区都恰恰是人口密集地区。改革前的错误主要在于重点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政策没有利用中国劳动力丰富这一比较优势。如果当时采取的是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扩大，经济是可以快速发展的。因此，应该考虑放弃强制性的“一孩政策”，这样也可以缓解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生产越来越遵从比较优势，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多，即使出生率上升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就业问题。此外，放弃强制性的“一孩政策”还可以减少农民负担减少收入差距，因为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通过各项收费与罚款实际上构成了农民负担的重要部分。并且即使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也不会快速提高，历史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特别是妇女的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与收入的提高，生育率将会自然而然地下降。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的报告“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主要分析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现在中国有很多农民为“养儿防老”，对产前孕妇进行非法性别鉴定，流产女婴，保胎男婴，而且往往不生男孩不罢休，我国0-4岁男孩女孩的性别比从1982年107.1%上升到2000年120.6%。农村地区缺乏养老保险制度、持续增长的出生性别比和不正常的高女婴死亡率将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因而实际上我国未来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将比城市地区更严重。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人与子女一起居住的比例显著下降，他们的孩子很多已经离开农村，老人想完全依赖他们的子女和家庭养老是不可行的。考虑到农村老人的基本权利和生活质量，为维护社会的平等与稳定，应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现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并不算早，荷兰建立农村养老保障时的人均GDP只有中国1999年水平的79.3%，西班牙在1947年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时的人均GDP只有1999中国人均GDP的73.3%。
最后曾毅教授指出，持续到2020年的人口视窗(或人口红利)给予中国一个很好的机遇，这是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良机。考虑到民政部的工作网络已经不再管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而新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又不具备相应的网络，我们建议由国家计生委来实施这项工作，中国的计划生育网络在将养老保险作为奖励农村夫妇实行一孩政策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
华东师范大学的桂世勋教授发表了对未来中国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的看法。他介绍了联合国的一个分析结果：到205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数量将是2000年的2.25倍，超过65岁的人口数量将是2000年的2.68倍，高龄的老年人口数量将是2000年的7.57倍还多。并建议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制定规则保证40岁以上的中年人每年定期体检；提高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为残疾老年人提供家庭照顾、社区服务和相应的设备；修改现行人口政策，到2010年允许一对夫妇在一定前提下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等。
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讨论了影响中国人长寿的社会经济因素，根据他们对出生于1918年及之前的老年人的调查分析指出，首先，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平均寿命越长，这一点对于女性更为明显；第二，丈夫教育水平越高，则妻子的平均寿命越长；第三，职位越高的人寿命越长。第四，丈夫的职位越高，妻子的平均寿命越长。教育和职业等因素对人口寿命是有影响的，随着中国人受教育水平的程度普遍提高与公共服务的提升，可以预见中国人长寿时代的来临。
西安交大人口和劳动力研究所张文娟教授结合他们对安徽省农村地区老年人调查指出，代际支持的变化显著影响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及心理健康，子女赡养老人的支出水平与老人的身体健康状态紧密相连，健康状况比较差的老年人从子女得到的物质支持会比较多。并且代际支持与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率有直接的影响，缺乏代际支持是老人死亡率较高的一个原因，最后张教授呼吁应该关注中国农村的代际支持问题。
（张晓亮、赵洪岩、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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