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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4年第15期（总第431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
发布日期：2004-05-14 08:5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
2004年4月29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博士和瑞典歌德堡大学郑京海博士在中心做了关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问题的讲座。讲座之前，林毅夫教授介绍了主讲人胡鞍钢博士及郑京海博士。他指出，中国过去经济发展很好，但是效率如何仍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尤其考虑到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不能只靠投入要素增加，需要效率不断提高来支持，所以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讨论非常有意义。胡鞍钢博士介绍了研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出发点和主要的目。郑京海博士详细介绍了研究方法和主要发现。关于中国改革期间增长模式的争论，文献基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时期属于生产力驱动型或者说不是典型的要素驱动型。Chow和Li的研究表明1978-1998年间GDP的增长中TFP增长所作的贡献占28.8％，世行的研究这一比例为43％，而Maddison的结果是30％。也有一些不同的算法或说结果，比如说Sachs和Woo的结果是17％左右不到20％。生产函数回归的结果也表明改革时期中国增长模式基本上是生产率驱动型。
但是对最近几年数据的研究发现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比如说1995－2001年GDP平均增长
8.2%，但就业增长十分缓慢，仅为1.2%，比前一时期的2.1%下降很多。同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有所下降，而资本存量增长创历史最高记录。资本在深化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却有所下降，这样一个现象如何解释？首先从方法论上解释。我们用的增长核算公式，用投入要素成本占GDP份额来衡量，这种方法有非常强的行为和制度假设；另外用总量数据一般来说很难对TFP数据进行拆分，数据量也比较小。后两个问题是比较次要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增长核算方法的强假设问题。我们感觉依据生产函数估算的增长核算更可靠，因为它没有用投入要素成本占GDP份额所含的制度和行为假设。一般认为生产函数的假设比一些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假设弱一些。研究把TFP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技术进步，另外一部分是技术效率。这个拆分对发展中的转型国家非常有意义，因为象中国这样一个制度转型没有完成又在发展中的经济体肯定有很多效率问题，因此TFP不应该仅包含技术进步还应包含效率的提高。数据方面采用省际数据来研究。在模型选择上，使用生产函数模型而不是增长核算，因为前者比较可靠、暗含的假设比较少。然后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TFP进行拆分，用确定性模型而不用随机模型，随机前沿模型在做省际数据时存在一些问题。最终选择常规模报酬非参数模型，使用DEA based Malmquist Index 方法。这个方法目前比较流行，对中国也有一些应用。模型算出来的结果与实际比较符合。拆分的结果，几乎没有技术效率作用，主要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主要结论是，第一，生产率增长在大部分时间比较高，遗憾是主要由技术进步带来，而非效率提高。第二，资本深化加剧，TFP增长显著下降。这就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近几年增长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二是这样资本积累速度是否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评论中北航的任若恩教授认为郑博士研究有实质性的贡献，将Malmquist方法用于中国省际数据并且计算了生产率且将其拆分，这在生产率研究以及区域研究领域都是重要进展。任教授还对增长理论做了全面的阐述讨论分析，回顾了自Solow1957年文章以来TFP计算方法的发展，特别提出对克鲁格曼关于东亚经济增长中没有TFP提高因而不可持续的观点应持保留意见，最后强调应对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提供更详细信息。
社科院的郑玉歆教授认为任何方法都有自己的使用范围和局限。有关假定对结果的影响，论文应该有说明。在不同发展阶段TFP指标是不可比的。我们目前TFP也高于发达国家，但对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TFP长期趋势总是下降的，关键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增长率降低之前实现富裕国家。另外TFP意义在于长期趋势。短期TFP与经济波动高度相关，因为短期投入变化不大但经济波动大，结果就是TFP波动。改革初TFP增长与改革潜力的发挥有关。现在资本市场效率还很低，政府主导投资很高，效率下降主要还是制度问题。TFP能说明一些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解释。
社科院的刘小玄教授主要从微观角度解释了宏观TFP的下降。1995年后大量的基础投资、环保投入都会降低TFP，但这些长期对社会福利有益的TFP下降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分部门来看，垄断部门TFP是下降的，因为垄断部门有投资过度、过度扩张的倾向，竞争部门是上升的。分产业来看，朝阳和夕阳产业，前者是上升的，后者是下降的。从制度特征、企业行为看，私人部门总是按照最有效的方式生产，TFP是上升的，国有部门总是扩张过度，产出超过利润最大化边界，TFP是下降的。但90年代后国有部门在竞争压力下也有提高TFP的倾向。比如下岗，90年代末下岗几千万，减少冗员提高了TFP。在数据方面关于国有资本存量1995年以后大幅增长可能与国有土地计入资本存量有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善同局长认为TFP变动有些与效率有关，有些与发展阶段有关。例如过去总是把中间投入率当作效率指标，实际上它是一个阶段指标。世行在做《2020年中国》时发现TFP变化与劳动力转移有关。过去农业劳动力已经低于50％，近几年又高于50％。1998年以前，中国TFP可以通过劳动力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来提升，但近几年则没有。那么是否可以有其他要素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提高TFP？这个问题今后可以继续探讨。关于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李局长认为中国的经济出现变化是在1998年或1997年底而非1995年，此外研究中关于安徽的结论有待商榷。
林毅夫教授认为这篇文章数据工作和方法都很严谨。他认为克鲁格曼文章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解释形成很多不利影响。例如他预言东亚经济崩溃，但是东亚经济崩溃并不是由于没有TFP提高，而是因为金融体系的问题。按照Yang的研究确实东亚TFP不高，发达国家较高。但这到底好不好，还是东亚国家特有的模式？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日本由明治维新开始追赶发达国家，早期TFP为0，直到五六十年代进入发达国家TFP才高起来。美国早期追赶英国的时候TFP也很低，成为高度发达国家后才高起来。为什么高度发达国家TFP都很高，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快时TFP都比较低？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TFP。在收入核算中，产出中不能用投入可以衡量的部分解释的就叫TFP。实际上不论怎么衡量，TFP都是一个剩余的概念。如果所有投入要素都可以准确衡量则几乎没有TFP。重要的问题是，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做收入核算时，有些要素无法衡量。像最初教育不算做投入，后来把教育计入后，很大一部分TFP变成教育的投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作用。最早不作结构性分析，后来发现在增长过程中确实有不少结构性变化，生产要素从效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高的部门，如果不考虑结构变化，就会有TFP。发达国家的TFP比发展中国家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中R&D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不作为资本投入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引进技术，技术创新的成本包含在购买技术的成本中，做生产函数分析时，资本中包含了技术创新。发达国家做收入核算时，资本中不包含技术创新。TFP差异在于技术创新的成本是否包含在资本中。虽然这不是全部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
是否越高的TFP越好？对这一问题，克鲁格曼文章给人以肯定的印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如果没有技术变迁，发展进程就会停止，因而别无选择只能做R&D。但是发展中国家有两种选择，自己研发或引进技术，关键在于那种成本收益更好。研发也是一种生产活动，也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达国家做研发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但对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成本更低。所以不应该为了TFP而TFP。发达国家高TFP但低增长，发展中国家高增长但低TFP，对发展中国而言到底是高增长有效呢还是高TFP有效？当然是前者。
不能把追求高TFP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甚至不能以高TFP作为衡量经济工作好坏的指标，这是根据TFP讨论我们给出的结论。那么怎么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如1995年以前TFP比较高？早期TFP较高原因与发达国家不同，不是因为做了很多R&D，而是因为改革效应。改革作为特殊“投入”，一般生产函数中没有包含进去。例如197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变迁大大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80年代初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也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但是在生产函数分析中我们只衡量多少工人，没有衡量工人的劳动强度、劳动积极性，在这种情形下积极性的提高就进入到未被衡量的余额中，所以TFP很高。再如市场准入的放松。过去资本大量投入到效率比较低的重工业部门，改革以后我们在市场准入方面放松了，而且市场准入中很多资本来自非国有部门，他们的大部分投资会放在劳动力比较密集，我们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导致资本的使用效率比较高。这些结构性的变化，是我们衡量改革早期TFP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原因。再有刚才刘小玄博士讲的裁员本身也造成TFP提高，因为原来有很多冗员，边际产出很少，裁员后TFP会提高。
关于阶段划分林老师比较同意李善同局长的说法，如果一定要划分阶段，比较好的划分应该是到1997或1998年，因为1997年我们还处于比较明显的短缺经济，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进入到生产力全面过剩的情形，此时再衡量TFP可能有几个不利的影响。第一是开工率低。短缺经济时，同样的资本和技术，开工率达到80％以上，过剩经济开工率不足60％。从资本量衡量是相等的，但开工率低多了，TFP当然会低。第二是1998年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有很多用于支持交通建设。那部分投入很大但使用率很低。但将来会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可能今后一段时期TFP又高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TFP的变化，不能简单用国外TFP变化背后原因来解释，因为其中的发生原因不同。我个人认为不能把TF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或是经济政策决策的参考依据。我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要看怎么样更多的创造就业，怎样更好地使经济增长持续下去，TFP高低不应该是我们考虑的主要因素。而且在目前有相当大的可能性，还要经历一段相当长低TFP的时期。但是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愿意经历低TFP时期，才能像亚洲四小龙或者日本那样大幅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直至实现追赶目标。
（任丽达、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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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4-05-14 08:5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
2004年4月29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博士和瑞典歌德堡大学郑京海博士在中心做了关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问题的讲座。讲座之前，林毅夫教授介绍了主讲人胡鞍钢博士及郑京海博士。他指出，中国过去经济发展很好，但是效率如何仍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尤其考虑到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不能只靠投入要素增加，需要效率不断提高来支持，所以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讨论非常有意义。胡鞍钢博士介绍了研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出发点和主要的目。郑京海博士详细介绍了研究方法和主要发现。关于中国改革期间增长模式的争论，文献基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时期属于生产力驱动型或者说不是典型的要素驱动型。Chow和Li的研究表明1978-1998年间GDP的增长中TFP增长所作的贡献占28.8％，世行的研究这一比例为43％，而Maddison的结果是30％。也有一些不同的算法或说结果，比如说Sachs和Woo的结果是17％左右不到20％。生产函数回归的结果也表明改革时期中国增长模式基本上是生产率驱动型。
但是对最近几年数据的研究发现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比如说1995－2001年GDP平均增长
8.2%，但就业增长十分缓慢，仅为1.2%，比前一时期的2.1%下降很多。同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有所下降，而资本存量增长创历史最高记录。资本在深化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却有所下降，这样一个现象如何解释？首先从方法论上解释。我们用的增长核算公式，用投入要素成本占GDP份额来衡量，这种方法有非常强的行为和制度假设；另外用总量数据一般来说很难对TFP数据进行拆分，数据量也比较小。后两个问题是比较次要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增长核算方法的强假设问题。我们感觉依据生产函数估算的增长核算更可靠，因为它没有用投入要素成本占GDP份额所含的制度和行为假设。一般认为生产函数的假设比一些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假设弱一些。研究把TFP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技术进步，另外一部分是技术效率。这个拆分对发展中的转型国家非常有意义，因为象中国这样一个制度转型没有完成又在发展中的经济体肯定有很多效率问题，因此TFP不应该仅包含技术进步还应包含效率的提高。数据方面采用省际数据来研究。在模型选择上，使用生产函数模型而不是增长核算，因为前者比较可靠、暗含的假设比较少。然后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TFP进行拆分，用确定性模型而不用随机模型，随机前沿模型在做省际数据时存在一些问题。最终选择常规模报酬非参数模型，使用DEA based Malmquist Index 方法。这个方法目前比较流行，对中国也有一些应用。模型算出来的结果与实际比较符合。拆分的结果，几乎没有技术效率作用，主要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主要结论是，第一，生产率增长在大部分时间比较高，遗憾是主要由技术进步带来，而非效率提高。第二，资本深化加剧，TFP增长显著下降。这就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近几年增长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二是这样资本积累速度是否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评论中北航的任若恩教授认为郑博士研究有实质性的贡献，将Malmquist方法用于中国省际数据并且计算了生产率且将其拆分，这在生产率研究以及区域研究领域都是重要进展。任教授还对增长理论做了全面的阐述讨论分析，回顾了自Solow1957年文章以来TFP计算方法的发展，特别提出对克鲁格曼关于东亚经济增长中没有TFP提高因而不可持续的观点应持保留意见，最后强调应对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提供更详细信息。
社科院的郑玉歆教授认为任何方法都有自己的使用范围和局限。有关假定对结果的影响，论文应该有说明。在不同发展阶段TFP指标是不可比的。我们目前TFP也高于发达国家，但对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TFP长期趋势总是下降的，关键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增长率降低之前实现富裕国家。另外TFP意义在于长期趋势。短期TFP与经济波动高度相关，因为短期投入变化不大但经济波动大，结果就是TFP波动。改革初TFP增长与改革潜力的发挥有关。现在资本市场效率还很低，政府主导投资很高，效率下降主要还是制度问题。TFP能说明一些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解释。
社科院的刘小玄教授主要从微观角度解释了宏观TFP的下降。1995年后大量的基础投资、环保投入都会降低TFP，但这些长期对社会福利有益的TFP下降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分部门来看，垄断部门TFP是下降的，因为垄断部门有投资过度、过度扩张的倾向，竞争部门是上升的。分产业来看，朝阳和夕阳产业，前者是上升的，后者是下降的。从制度特征、企业行为看，私人部门总是按照最有效的方式生产，TFP是上升的，国有部门总是扩张过度，产出超过利润最大化边界，TFP是下降的。但90年代后国有部门在竞争压力下也有提高TFP的倾向。比如下岗，90年代末下岗几千万，减少冗员提高了TFP。在数据方面关于国有资本存量1995年以后大幅增长可能与国有土地计入资本存量有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善同局长认为TFP变动有些与效率有关，有些与发展阶段有关。例如过去总是把中间投入率当作效率指标，实际上它是一个阶段指标。世行在做《2020年中国》时发现TFP变化与劳动力转移有关。过去农业劳动力已经低于50％，近几年又高于50％。1998年以前，中国TFP可以通过劳动力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来提升，但近几年则没有。那么是否可以有其他要素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提高TFP？这个问题今后可以继续探讨。关于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李局长认为中国的经济出现变化是在1998年或1997年底而非1995年，此外研究中关于安徽的结论有待商榷。
林毅夫教授认为这篇文章数据工作和方法都很严谨。他认为克鲁格曼文章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解释形成很多不利影响。例如他预言东亚经济崩溃，但是东亚经济崩溃并不是由于没有TFP提高，而是因为金融体系的问题。按照Yang的研究确实东亚TFP不高，发达国家较高。但这到底好不好，还是东亚国家特有的模式？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日本由明治维新开始追赶发达国家，早期TFP为0，直到五六十年代进入发达国家TFP才高起来。美国早期追赶英国的时候TFP也很低，成为高度发达国家后才高起来。为什么高度发达国家TFP都很高，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快时TFP都比较低？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TFP。在收入核算中，产出中不能用投入可以衡量的部分解释的就叫TFP。实际上不论怎么衡量，TFP都是一个剩余的概念。如果所有投入要素都可以准确衡量则几乎没有TFP。重要的问题是，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做收入核算时，有些要素无法衡量。像最初教育不算做投入，后来把教育计入后，很大一部分TFP变成教育的投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作用。最早不作结构性分析，后来发现在增长过程中确实有不少结构性变化，生产要素从效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高的部门，如果不考虑结构变化，就会有TFP。发达国家的TFP比发展中国家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中R&D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不作为资本投入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引进技术，技术创新的成本包含在购买技术的成本中，做生产函数分析时，资本中包含了技术创新。发达国家做收入核算时，资本中不包含技术创新。TFP差异在于技术创新的成本是否包含在资本中。虽然这不是全部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
是否越高的TFP越好？对这一问题，克鲁格曼文章给人以肯定的印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如果没有技术变迁，发展进程就会停止，因而别无选择只能做R&D。但是发展中国家有两种选择，自己研发或引进技术，关键在于那种成本收益更好。研发也是一种生产活动，也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达国家做研发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但对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成本更低。所以不应该为了TFP而TFP。发达国家高TFP但低增长，发展中国家高增长但低TFP，对发展中国而言到底是高增长有效呢还是高TFP有效？当然是前者。
不能把追求高TFP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甚至不能以高TFP作为衡量经济工作好坏的指标，这是根据TFP讨论我们给出的结论。那么怎么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如1995年以前TFP比较高？早期TFP较高原因与发达国家不同，不是因为做了很多R&D，而是因为改革效应。改革作为特殊“投入”，一般生产函数中没有包含进去。例如197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变迁大大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80年代初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也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但是在生产函数分析中我们只衡量多少工人，没有衡量工人的劳动强度、劳动积极性，在这种情形下积极性的提高就进入到未被衡量的余额中，所以TFP很高。再如市场准入的放松。过去资本大量投入到效率比较低的重工业部门，改革以后我们在市场准入方面放松了，而且市场准入中很多资本来自非国有部门，他们的大部分投资会放在劳动力比较密集，我们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导致资本的使用效率比较高。这些结构性的变化，是我们衡量改革早期TFP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原因。再有刚才刘小玄博士讲的裁员本身也造成TFP提高，因为原来有很多冗员，边际产出很少，裁员后TFP会提高。
关于阶段划分林老师比较同意李善同局长的说法，如果一定要划分阶段，比较好的划分应该是到1997或1998年，因为1997年我们还处于比较明显的短缺经济，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进入到生产力全面过剩的情形，此时再衡量TFP可能有几个不利的影响。第一是开工率低。短缺经济时，同样的资本和技术，开工率达到80％以上，过剩经济开工率不足60％。从资本量衡量是相等的，但开工率低多了，TFP当然会低。第二是1998年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有很多用于支持交通建设。那部分投入很大但使用率很低。但将来会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可能今后一段时期TFP又高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TFP的变化，不能简单用国外TFP变化背后原因来解释，因为其中的发生原因不同。我个人认为不能把TF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或是经济政策决策的参考依据。我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要看怎么样更多的创造就业，怎样更好地使经济增长持续下去，TFP高低不应该是我们考虑的主要因素。而且在目前有相当大的可能性，还要经历一段相当长低TFP的时期。但是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愿意经历低TFP时期，才能像亚洲四小龙或者日本那样大幅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直至实现追赶目标。
（任丽达、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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