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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3年第49期（总第391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和趋势”--“SARS考验中国:中外学者越洋对话”简报之四
发布日期：2003-06-24 08:2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3年6月2日至6月10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青年报联合主办，北青报YNET网站和新浪网联合承办“SARS考验中国——中外学者越洋对话”网上论坛，邀请海内外30余位学者和专家参加这次对话活动。第三场对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樊纲，以及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Thomas Rawski之间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中心副主任何帆博士担任主持，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和趋势，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探讨的问题是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何帆博士提出分析经济所受影响时，经济学家和公众感受似乎不一样，从宏观来看，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SARS是外部冲击，中国经济目前整体趋势没有受到影响。但从微观来看，SARS突然来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老百姓的感觉和学者所说的这幺高的增长速度似乎不一样。为什幺经济学者和普通公众之间出现了不同的感受，究竟是因为公众没有看到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是学者忽视了公众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虽然宋国青教授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会很高（应该在8到8.5％），但也认为SARS的影响相当大。之所以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测和人们的感觉有所不同，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用的是和去年相比的方法，不可能马上在数字上把情况反映出来。SARS在短期（一两年）的影响应该会集中反映在明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上，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相当低，可能是6％或者百分点六点几，百分之七都很困难。如果没有SARS，预测明年一季度是10％的增长率，但出现了SARS，如果明年一季度是6％的增长率，那就是4个百分点的影响，应该很大了。另外，这次所受的影响人们可以直接看到。亚洲金融危机， 2001年、2002年美国股市下跌，世界经济不景气，人们都没有在大街上看到，但这次看到了，看到公交车上、餐馆里也没有几个人，所以感觉就不一样。这些方面受到的影响比较直接，看的比较清楚，但其它的影响至少暂时还看不太清楚。
樊纲教授认为首先要区别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然后要分析正面和负面影响。短期来看，SARS对今年的影响比较严重，估计一两个季度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不仅仅这一两个月餐饮、服务、旅游受影响，还涉及到各个行业订单的减少、交易的减少、谈新生意的减少。所以，估计今年会有1％左右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SARS，今年中国的增长会比较高（原来估计到9％左右），如果影响1％，那幺估计有8％的增长，这仍然是比较高的。
长期来看，这次事件对中国不一定有很大的阻碍，可能还有一些对经济的正面影响，会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政府透明度的加强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会使整个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劳动者的健康程度等方面得到提高，会加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因此，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有一些正面的影响，这些也应该考虑到。
樊教授认为经济学家的分析和公众的感觉有区别主要是因为分析角度的差异：
第一，SARS有一定的区域性，北京可能是受影响最深的，但其它地区可能就没有这幺严重。学者谈的是全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北京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少的。当然全国都受到了影响，大家不谈生意了，这可能比旅游方面的影响更大。
第二，谈论短期和长期的影响，要考虑时间差别。在危机中，感受到的影响最明显，而危机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危机持续的时间，如果两三个月内基本上能够控制疫情，经济生活得到一定的恢复，那幺当我们谈全年影响的时候，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一方面，其它月份不受影响，另一方面有些东西还可以弥补过来，有的东西下半年加班加点可以弥补。
第三，现在看到的影响是经济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毕竟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没有受到影响，比如吃、喝、住没有受影响，买房、买车这种消费还不一定受到影响；从投资的角度，基础设施建设不一定在这个期间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生活中看到和体会到的往往是消费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经济活动的全部。
把时间的差别、地域的差别、危机当中和危机过后人们行为的变化等因素都算到一起，今年经济增长可能有1％的降低。一方面可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也蛮大，1％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大的数，已经能够体现出一些地区、一定时间里一部分经济行为受到影响的情况。
Rawski教授认为SARS对中国的影响是中期或者短期的影响。八十年代美国流感爆发的情况比中国现在SARS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地区是宾夕法尼亚州，因为流感丧生的死亡率达到了1％，如果中国的SARS以相同的死亡率计算，死亡人数会达到1000万，但目前在中国SARS只是使几百人丧失了生命。尽管当时流感在美国发生的情况要比当前SARS在中国的情况严重得多，但也没有对美国的经济产生比较大的中期和长期的影响，可以预计，也应该有信心说SARS对中国的影响将会是比较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
接着讨论了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的风险。何帆博士提出，最近几年，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有可能在未来三到五年进入一个风险期。由于现在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银行大量的不良债权、财政赤字逐渐增加、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因此认为未来三到五年，各种风险因素会增加。但是像金融危机这些大家都意识到了风险的事件并没有爆发，而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风险，像SARS这种传染病，却成为一件非常大的事件。大家都意识到的问题，是不是就不会爆发危机，比如说在金融方面？
宋国青教授认为SARS完全属于天灾，对于自然界的东西，事前可能会觉得明年会发生什幺事，但是具体发生什幺事却很难知道。
樊纲教授认为SARS在一定意义上，确实也有灾难的性质，也就是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外部性的影响。但是SARS确实暴露出我们应付这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危机的体制存在弊病。我们年年经历洪水、旱灾，但是大家不觉得特别的惊恐，因为我们有一套机制，一旦洪水、旱灾出现，这个机制就启动起来，就开始运作。但是在公共卫生方面，这些年没有怎幺经历过这种事件。这次突然有传染病爆发，不仅暴露出公共卫生系统的问题，而且暴露出我们应付这种危机时存在的弊病。对于SARS，人们可能被传染的概率很低，但是由于没有应对危机的机制，政府体制存在问题，信息传递不通畅，结果造成了影响面非常广的恐慌。所以，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危机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个危机有点像金融危机，如果处理好的话，影响会小一点，如果机制不好，影响面就会很大，感觉像大的灾难一样。
对于金融的危机，如果大家都意识到并采取措施，风险就会小一点。实际上中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出现过一次，就是96、97年的信贷萎缩，导致经济下滑，通货紧缩。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也给中国人一个警告，要严肃对待各种泡沫，各种财产泡沫和各种坏帐，所以这两年银行采取了很多措施，针对坏帐做了很多的事情，股市也有很大的缩水，房市、楼市这两年也比较谨慎。现在确实在做很多事情，包括政府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等，这些事情正逐步消化这些问题。这是一个跟危机赛跑的问题，如果跑的再快一点，危机在近期爆发的可能性会相对小一点。
对于非典出现是否会成为加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推动力的问题，樊教授认为一方面大家都认识到了中国在政府体制、应急处理体制、信息传递体制方面有很多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现在还没到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具体的做法还不到时候。但是这次形成的社会舆论应该会推动这种力量。另外，危机处理时会充分调动资源，充分的运作，克服暂时的困难，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巩固原来的一些体制，就形成了不利于改革的因素。这两种因素会怎样相互平衡，希望有利于改革的力量能够起更大的作用。这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包括政府体制，应对危机的机制，公共卫生的机制，公民的卫生意识等，这些应该说会产生一定的长远影响，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这代人来说，这次在北京呆着，受到的震撼很大，相信能促进很多东西发展，包括中央政府也会思考很多问题。
Rawski教授认为在未来，SARS可能就会变得微不足道，就向美国1918年发生的流感一样，美国大多数的公民、学者已经不记得有这回事了。但是SARS的一个主要影响是说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到开发正确测量中国各方面系统上来，包括经济活动等。SARS事件中，中国在一段时间内提供给公众和国际社会的信息是不正确的，但后来中国领导人非常快地采取措施，应对局面，将这个趋势扭转过来，将整个的汇报制度进行了很好的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希望这样强有力的提供客观、正确的信息的态度将会继续持续下去，能够规范政府行为，能够扩展到经济活动领域以及卫生领域。
最后几位学者针对长期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宋国青教授提出城市化非常重要。别的大国都没有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这个问题却非常重要，一方面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个关口，另一方面以前不让农民进城，压抑了这个问题很久。过去攒了很多年的钱就要买车、买房、修路，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城市化。房、车、路这些东西基本是利用钢铁和水泥。现在中国需要钢铁，钢铁带动了工业的高增长，这是中国经济比较长期的、重要的一个推动力。确实金融制度方面已经有了坏帐这些问题，而且相当严重，同时从体制方面看，需要搞的快一点、好一点，把不利的因素抵消掉。城市化是很有利的条件，通过把城市化搞好，可以冲淡、冲销金融体制长期的不利因素。
Rawski教授认为中国长期的增长可能会持续几十年，几十年中国的经济比较平稳，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得到比较大的改善。但是他对城市化的观点有不同意见，认为很多人将城市化的后果和城市化的过程混为一谈。比如根据中国城市化率很低，美国城市化率很高，而美国很富裕，中国却不是这样，所以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增加城市化，中国也会变得很富裕。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很多美国人都是体重超标，很多中国人却很苗条，但不能说如果中国人每天吃很多，每个人增加二十公斤的体重，中国就会变得很富裕。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都有很多人被吸引到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不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而是因为他们在城市中看到了一些机会，这种城市化进程是比较自然地发生的，如果满足了某些适当的条件，城市化就会自然出现。所以建议不应该比较城市化率，不要比较中美或者中国和其它国家城市化率的高低，中国的政策应该着眼于采取一些行动来减少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促进经济增长的进程，采取一些实际有效的措施给政府控制之外的一些经济部门创造经济增长的机会。
Rawski教授提出了几个建议：第一，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大力的措施来减少农民负担，减少地方政府的冗员。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农村，而在农村收入增长非常缓慢，最近几年，大家都认为农民的收入增长非常低，这就会影响消费的增长，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第二，给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机会。私营经济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提供有关机会最多的一个部门，过去几十年中国都是这样，这个部门也增长得很快。但是私营部门的增长由于不同的政府政策而受到局限，私营部门的增长潜力比在过去十年中的表现还要大。当然中国已经有一些针对私营部门的政策发生了改变，比如宪法的修改、企业法的修订。但是在各个层次的政府层面上，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应该增加私营部门增长的范围。
第三，中国的相对价格对就业的增长并不有利。在过去五年中，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就是为了促进城市人口收入的增长，尤其是在国营部门。这些工资的增长会有连锁效应，会增加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同时政府也采取一些短期的措施来减少资本的成本，所以可以发现，中国处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即使面临很大的就业问题，政府也采取一些政策增加雇佣劳动力的成本，而没有鼓励人们在技术、在其它领域投资来促进就业。
最后，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投资领域的改革非常少。如果大家看一下投资的各个季节的情况，现在和1955、1965、1975年发生的投资的变化是非常相似的，看上去还是像计划经济体制，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在投资领域缺乏改革，导致不仅政策引导投资投向不能创造就业机会的领域中去，而且投资决策的质量也不是很好，有很多失败的投资项目，有过度生产能力。这会导致产量的下降，导致就业机会增长的下降，也会带来大量的呆帐、坏帐；这样也会导致消费的下降，因为人们会担心下岗。
（陈秋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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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日至6月10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青年报联合主办，北青报YNET网站和新浪网联合承办“SARS考验中国——中外学者越洋对话”网上论坛，邀请海内外30余位学者和专家参加这次对话活动。第三场对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樊纲，以及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Thomas Rawski之间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中心副主任何帆博士担任主持，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和趋势，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探讨的问题是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何帆博士提出分析经济所受影响时，经济学家和公众感受似乎不一样，从宏观来看，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SARS是外部冲击，中国经济目前整体趋势没有受到影响。但从微观来看，SARS突然来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老百姓的感觉和学者所说的这幺高的增长速度似乎不一样。为什幺经济学者和普通公众之间出现了不同的感受，究竟是因为公众没有看到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是学者忽视了公众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虽然宋国青教授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会很高（应该在8到8.5％），但也认为SARS的影响相当大。之所以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测和人们的感觉有所不同，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用的是和去年相比的方法，不可能马上在数字上把情况反映出来。SARS在短期（一两年）的影响应该会集中反映在明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上，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相当低，可能是6％或者百分点六点几，百分之七都很困难。如果没有SARS，预测明年一季度是10％的增长率，但出现了SARS，如果明年一季度是6％的增长率，那就是4个百分点的影响，应该很大了。另外，这次所受的影响人们可以直接看到。亚洲金融危机， 2001年、2002年美国股市下跌，世界经济不景气，人们都没有在大街上看到，但这次看到了，看到公交车上、餐馆里也没有几个人，所以感觉就不一样。这些方面受到的影响比较直接，看的比较清楚，但其它的影响至少暂时还看不太清楚。
樊纲教授认为首先要区别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然后要分析正面和负面影响。短期来看，SARS对今年的影响比较严重，估计一两个季度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不仅仅这一两个月餐饮、服务、旅游受影响，还涉及到各个行业订单的减少、交易的减少、谈新生意的减少。所以，估计今年会有1％左右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SARS，今年中国的增长会比较高（原来估计到9％左右），如果影响1％，那幺估计有8％的增长，这仍然是比较高的。
长期来看，这次事件对中国不一定有很大的阻碍，可能还有一些对经济的正面影响，会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政府透明度的加强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会使整个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劳动者的健康程度等方面得到提高，会加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因此，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有一些正面的影响，这些也应该考虑到。
樊教授认为经济学家的分析和公众的感觉有区别主要是因为分析角度的差异：
第一，SARS有一定的区域性，北京可能是受影响最深的，但其它地区可能就没有这幺严重。学者谈的是全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北京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少的。当然全国都受到了影响，大家不谈生意了，这可能比旅游方面的影响更大。
第二，谈论短期和长期的影响，要考虑时间差别。在危机中，感受到的影响最明显，而危机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危机持续的时间，如果两三个月内基本上能够控制疫情，经济生活得到一定的恢复，那幺当我们谈全年影响的时候，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一方面，其它月份不受影响，另一方面有些东西还可以弥补过来，有的东西下半年加班加点可以弥补。
第三，现在看到的影响是经济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毕竟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没有受到影响，比如吃、喝、住没有受影响，买房、买车这种消费还不一定受到影响；从投资的角度，基础设施建设不一定在这个期间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生活中看到和体会到的往往是消费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经济活动的全部。
把时间的差别、地域的差别、危机当中和危机过后人们行为的变化等因素都算到一起，今年经济增长可能有1％的降低。一方面可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也蛮大，1％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大的数，已经能够体现出一些地区、一定时间里一部分经济行为受到影响的情况。
Rawski教授认为SARS对中国的影响是中期或者短期的影响。八十年代美国流感爆发的情况比中国现在SARS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地区是宾夕法尼亚州，因为流感丧生的死亡率达到了1％，如果中国的SARS以相同的死亡率计算，死亡人数会达到1000万，但目前在中国SARS只是使几百人丧失了生命。尽管当时流感在美国发生的情况要比当前SARS在中国的情况严重得多，但也没有对美国的经济产生比较大的中期和长期的影响，可以预计，也应该有信心说SARS对中国的影响将会是比较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
接着讨论了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的风险。何帆博士提出，最近几年，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有可能在未来三到五年进入一个风险期。由于现在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银行大量的不良债权、财政赤字逐渐增加、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因此认为未来三到五年，各种风险因素会增加。但是像金融危机这些大家都意识到了风险的事件并没有爆发，而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风险，像SARS这种传染病，却成为一件非常大的事件。大家都意识到的问题，是不是就不会爆发危机，比如说在金融方面？
宋国青教授认为SARS完全属于天灾，对于自然界的东西，事前可能会觉得明年会发生什幺事，但是具体发生什幺事却很难知道。
樊纲教授认为SARS在一定意义上，确实也有灾难的性质，也就是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外部性的影响。但是SARS确实暴露出我们应付这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危机的体制存在弊病。我们年年经历洪水、旱灾，但是大家不觉得特别的惊恐，因为我们有一套机制，一旦洪水、旱灾出现，这个机制就启动起来，就开始运作。但是在公共卫生方面，这些年没有怎幺经历过这种事件。这次突然有传染病爆发，不仅暴露出公共卫生系统的问题，而且暴露出我们应付这种危机时存在的弊病。对于SARS，人们可能被传染的概率很低，但是由于没有应对危机的机制，政府体制存在问题，信息传递不通畅，结果造成了影响面非常广的恐慌。所以，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危机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个危机有点像金融危机，如果处理好的话，影响会小一点，如果机制不好，影响面就会很大，感觉像大的灾难一样。
对于金融的危机，如果大家都意识到并采取措施，风险就会小一点。实际上中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出现过一次，就是96、97年的信贷萎缩，导致经济下滑，通货紧缩。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也给中国人一个警告，要严肃对待各种泡沫，各种财产泡沫和各种坏帐，所以这两年银行采取了很多措施，针对坏帐做了很多的事情，股市也有很大的缩水，房市、楼市这两年也比较谨慎。现在确实在做很多事情，包括政府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等，这些事情正逐步消化这些问题。这是一个跟危机赛跑的问题，如果跑的再快一点，危机在近期爆发的可能性会相对小一点。
对于非典出现是否会成为加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推动力的问题，樊教授认为一方面大家都认识到了中国在政府体制、应急处理体制、信息传递体制方面有很多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现在还没到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具体的做法还不到时候。但是这次形成的社会舆论应该会推动这种力量。另外，危机处理时会充分调动资源，充分的运作，克服暂时的困难，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巩固原来的一些体制，就形成了不利于改革的因素。这两种因素会怎样相互平衡，希望有利于改革的力量能够起更大的作用。这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包括政府体制，应对危机的机制，公共卫生的机制，公民的卫生意识等，这些应该说会产生一定的长远影响，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这代人来说，这次在北京呆着，受到的震撼很大，相信能促进很多东西发展，包括中央政府也会思考很多问题。
Rawski教授认为在未来，SARS可能就会变得微不足道，就向美国1918年发生的流感一样，美国大多数的公民、学者已经不记得有这回事了。但是SARS的一个主要影响是说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到开发正确测量中国各方面系统上来，包括经济活动等。SARS事件中，中国在一段时间内提供给公众和国际社会的信息是不正确的，但后来中国领导人非常快地采取措施，应对局面，将这个趋势扭转过来，将整个的汇报制度进行了很好的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希望这样强有力的提供客观、正确的信息的态度将会继续持续下去，能够规范政府行为，能够扩展到经济活动领域以及卫生领域。
最后几位学者针对长期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宋国青教授提出城市化非常重要。别的大国都没有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这个问题却非常重要，一方面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个关口，另一方面以前不让农民进城，压抑了这个问题很久。过去攒了很多年的钱就要买车、买房、修路，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城市化。房、车、路这些东西基本是利用钢铁和水泥。现在中国需要钢铁，钢铁带动了工业的高增长，这是中国经济比较长期的、重要的一个推动力。确实金融制度方面已经有了坏帐这些问题，而且相当严重，同时从体制方面看，需要搞的快一点、好一点，把不利的因素抵消掉。城市化是很有利的条件，通过把城市化搞好，可以冲淡、冲销金融体制长期的不利因素。
Rawski教授认为中国长期的增长可能会持续几十年，几十年中国的经济比较平稳，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得到比较大的改善。但是他对城市化的观点有不同意见，认为很多人将城市化的后果和城市化的过程混为一谈。比如根据中国城市化率很低，美国城市化率很高，而美国很富裕，中国却不是这样，所以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增加城市化，中国也会变得很富裕。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很多美国人都是体重超标，很多中国人却很苗条，但不能说如果中国人每天吃很多，每个人增加二十公斤的体重，中国就会变得很富裕。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都有很多人被吸引到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不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而是因为他们在城市中看到了一些机会，这种城市化进程是比较自然地发生的，如果满足了某些适当的条件，城市化就会自然出现。所以建议不应该比较城市化率，不要比较中美或者中国和其它国家城市化率的高低，中国的政策应该着眼于采取一些行动来减少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促进经济增长的进程，采取一些实际有效的措施给政府控制之外的一些经济部门创造经济增长的机会。
Rawski教授提出了几个建议：第一，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大力的措施来减少农民负担，减少地方政府的冗员。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农村，而在农村收入增长非常缓慢，最近几年，大家都认为农民的收入增长非常低，这就会影响消费的增长，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第二，给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机会。私营经济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提供有关机会最多的一个部门，过去几十年中国都是这样，这个部门也增长得很快。但是私营部门的增长由于不同的政府政策而受到局限，私营部门的增长潜力比在过去十年中的表现还要大。当然中国已经有一些针对私营部门的政策发生了改变，比如宪法的修改、企业法的修订。但是在各个层次的政府层面上，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应该增加私营部门增长的范围。
第三，中国的相对价格对就业的增长并不有利。在过去五年中，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就是为了促进城市人口收入的增长，尤其是在国营部门。这些工资的增长会有连锁效应，会增加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同时政府也采取一些短期的措施来减少资本的成本，所以可以发现，中国处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即使面临很大的就业问题，政府也采取一些政策增加雇佣劳动力的成本，而没有鼓励人们在技术、在其它领域投资来促进就业。
最后，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投资领域的改革非常少。如果大家看一下投资的各个季节的情况，现在和1955、1965、1975年发生的投资的变化是非常相似的，看上去还是像计划经济体制，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在投资领域缺乏改革，导致不仅政策引导投资投向不能创造就业机会的领域中去，而且投资决策的质量也不是很好，有很多失败的投资项目，有过度生产能力。这会导致产量的下降，导致就业机会增长的下降，也会带来大量的呆帐、坏帐；这样也会导致消费的下降，因为人们会担心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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