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6期(总第348期)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比较

发布日期:2003-01-22 07:5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3年1月13日下午,印度“中国研究院(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的Arvinder Singh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题为“中国与印度经济的一个比较观点”的报告。Arvinder先生从不同角度比较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印度经济发展的特点,指出了比较中国与印度两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比较两国经济时社会政治因素的重要性。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兴趣。中国和印度都是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国,都位于亚洲而且彼此相邻;它们的发展都是从典型的亚洲经济开始,而且在相同的时间开始了工业化;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为战后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石,也成为一系列理论、概念和政策的实践检验素材,其中包括政府的作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等。

    随着这两个国家的改革和开放,国际上也把中国和印度看成是两个逐渐强大的经济力量,中印两国经济的比较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研究的兴趣,尽管这些研究兴趣倾向于一些更为狭窄的领域。例如,集中于比较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或过多着力于国际贸易和国外投资的研究,把其看作是决定将来发展的决定因素。

    在印度,对于中国的研究兴趣正在复苏。这是由于所谓的中国廉价商品流入印度市场的现象造成的,也是由于两国间逐渐增加的商业关系导致的。在印度,从一般老百姓,到商人、媒体和政府,都在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能够发展这么快?为什么中国能够生产如此便宜的产品?

    总的来说,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给印度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现在也有很多人怀疑中国的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但我并不怀疑中国的经济成就。也有许多人认为尽管印度的发展速度不如中国,但是印度发展的精神基础、印度的民主政治体系比中国的更为合理。但也并不是所有印度人都赞成印度现有的民主状况。就像社会主义是中国的主要特征,民主也是印度的主要的特征。

    在印度也有人质疑为什么要和中国比较,他们认为中国只对与美国比较感兴趣。无论如何,印度也有很多人羡慕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和中国的改革模式,比如中国的“一国两制”政策、经济特区政策。在印度,主流观点仍然羡慕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不接受国家所进行的市场化过程,他们并不把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市场和对外开放的作用。甚至有的观点从中国的经历中总结了完全错误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可以取得这么快的发展,纯粹是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社会。如果印度可以在政治上更为集权,那么印度的改革将更为容易,也可以取得更快速的发展。

    对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目前还没有很多可见的研究工作,可能是因为这种类型的比较研究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而这种长期的努力需要很有力的激励。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进行两国系统比较的学术研究传统,从对方的发展过程中学习或避免一些经验或教训。

    在印度,社会学或多或少都关注中国的政治事件和外交关系,而经济学才刚开始受到认真的对待。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对对方国家的经济很少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进行比较是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对印度进行严肃的研究,要求研究者从受过严格训练的立足点出发,从经济学原理本身分析印度当前政治的关注点。

    现在已经有一些新闻报道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进行比较。尽管这些比较并没有否认中国的改革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有很多定量和定性的指标,比如国内生产总值、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这些指标的比较不仅损失了很多信息,甚至会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中国和印度的整体比较被描述为两国之间的竞赛,中国在前,而印度相对落在后面或正在追赶。

    中国和印度的改革方式和过程是很不相同的。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经济特区,从东部地区的改革开始逐渐推进,这些改革都不是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下实施的。中国的改革增加了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国内的高储蓄水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然,中国改革成功的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改革开放的时机,在此期间,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像香港、台湾、新加坡正好在向外寻找低成本的生产地。

    印度的改革始于1991年,比中国的改革要晚的多,而且这些改革是在IMF的建议之下进行。总体上讲,印度的改革很慢。印度的改革受到了包括来自左派的和右派政治力量的很多反对。总的来说印度的改革更为保守而不是开放,虽然实施了很多吸引外资的政策。

   出口和FDI对印度改革的作用并不像对中国那样处于中心地位。印度的海外居民也和中国的海外华人不相同,印度的海外居民主要是专业人员,而海外华人有非常多的商人。

    最后Arvinder先生提出任何对中国和印度经济比较的工作都不能忽略两国一些非产基础的社会政治机制。他指出了三个比较重要的社会政治机制:第一,中国的户口政策;第二,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第三,印度的选举政治。

(陈秋霖、卢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