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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2年第42期（总第329期）我国粮食流通改革和农业对外开放——中澳“中国农业改革和开放”国际研讨会综述
发布日期：2002-10-08 07: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农业改革和开放”国际研讨会，于2002年9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几十位中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国际机构驻京办事处的官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还吸引了众多媒体人员参加。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段应碧先生在嘉宾演讲中首先强调指出中国粮食问题研究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中的最后一个堡垒，他呼吁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简要回顾了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国粮食市场放开和不放开是个两难的选择，农户、粮食企业管理者和粮食部门官员都有不同的观点。改革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目前粮食库存大，市场放开后粮价可能大幅下降而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其次，粮食市场放开后，粮食购销企业160万职工要削减一半左右，这些人员会受到很大振荡；最后，目前粮食购销企业的累积亏损、累积挂帐、不合理资金占用比例很大，市场放开后大量高价购进粮和陈化粮问题很难处理。虽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存在这三个困难和风险，段先生认为改革的方向还是继续缩小保护范围，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
会议上午讨论主题是中国粮食体制改革和粮食安全，四位学者分别做了报告。南京农业大学的钟甫宁教授的报告集中分析了市场导向改革中中国贫困落后地区人群，尤其是农民的粮食的可获性问题。他首先指出粮食不安全主要表现在总量供应不足、供应波动幅度过大、某些人群获取食物的能力不足等方面。中国政府主要通过鼓励当地农民扩大种植面积以提高粮食产量，即提高粮食自给自足能力的政策，力图改善缺粮贫困地区农民的粮食消费状况，但这并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利用1985－2000年省级数据的分析表明收入对农民的食品消费有着显著的正作用，贫困缺粮地区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对收入的影响更敏感；收入水平和粮食播种面积对农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对粮食消费量的影响，贫困地区更是如此。这些说明我国长期实行的粮食自给自足政策可能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今后食品安全问题将更多的表现为粮食以外其他食品。最后，钟教授认为为了提高贫困缺粮地区农民食品安全保障，鼓励农民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调整产业结构，将有限资源更多用于收益更高的生产部门的政策可能比鼓励自给自足的政策更好。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庞丽华女士在报告中认为目前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剩余；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不旺是制约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1000样本农户多年的“粮食生产和流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是：今年来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确实在农户层次上有明显反映；农民对投入品和农产品价格有所反应，但不十分明显；政策因素对农户粮食生产调整有显著影响。
针对庞女士关于目前中国农业现状的描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评论认为经济增长缓慢才是农村消费增长缓慢的原因，经济增长缓慢，农村流出人口下降甚至回流，导致农民收入下降，消费下降；农产品过剩相当大程度可能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回流使得原来的粮食需求者变成了供给者；“剩余是结构性”并不一定说明结构有问题，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不生产、引进某些产品并非一定不好。与会者对粮食过剩的观点还有：城市化程度太低导致粮食总量过剩；政府推行省长“米袋子”工程、政府定价缺乏弹性等造成粮食过剩。段应碧先生认为农民对价格不敏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农民决策时，自己消费粮食的生产总是优先考虑，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对于商品粮的生产，由于易于储存、国家收购，风险最低，受到影响也不大。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的黄延信博士回顾了近年来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1998年中国实行的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内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有效的保护了农民利益，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但是由于各地执行情况不平衡，出现了不少问题。2001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内容是：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这些改革措施已经在不同省份进行探索实践。这次粮改的主要意图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扭转粮食供大于求的状况；减少中央、省两级财政的压力；促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自身改革。目前全面实行粮食市场化改革的难点在粮食主产区。但是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不会改变。
评论中，于保平先生指出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总是在粮食多的时候进行市场化改革，而在粮食少的时候又回到从前。他指出现在讨论市场化改革更应该考虑到粮食减产、粮价上涨后市场怎样应付。澳大利亚的Duncon教授认为中国的粮食市场化改革必须关注三个方面：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私人粮食购销企业问题；农民生产风险管理问题；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控制粮食生产风险的最好办法是储备，包括国内储备和国际储备（外汇购买粮食）。国际储备要研究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比例；国内储备要研究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主产区储备和主销区储备的比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风险的控制更应该在全国层面上考虑而不是各地区分别控制。
澳大利亚Christopher Findlay教授的报告分析了推动中国粮食供销政策改革的六个主要因素：（1）粮食产量和库存增加导致供给问题重要性相对下降，政策制定者更关注农民收入问题；（2）消费需求结构的改变导致产品类型和质量问题更为关键；（3）中国加入WTO以及谈判中的承诺将影响中国的市场系统；（4）经济增长和发展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为农民提供了增加收入的机会；（5）粮食的贸易量和贸易方式有所改变，现在国际贸易已经增加了；（6）财政约束对农业政策制定的影响很重要，粮食保护给财政造成很大压力。
国家统计局孙梅君处长评论认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能仅仅集中在粮食流通领域，因为首先粮食“供大于求”状况并没有因为主产区现有改革而得到改善；其次主产区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粮食，而对当地农民的调查也显示农民愿意生产粮食；最后粮食改革的关键是发展后向产业，如粮食加工业，从而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王晓鲁博士认为国内粮食已经大量过剩和库存的情况下对农民粮食生产补贴的政策可能会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导致问题更严重，而对结构调整补贴、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补贴可能会更有效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蒋中一先生提出，一般的推论结果是价格调整下降后种植面积会下降，但是根据他对一项1000农户的调查的描述统计分析发现主要农产品价格并没有确定的下降趋势，播种面积的变化也很小，调查发现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在价格下降后仍然扩大种植面积。
下午讨论主题是“WTO和中国农业发展”，共有四位中外学者做了报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的报告从“质”的角度分析认为加入WTO为中国农业提供了一个国际发展平台，总的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在WTO的精神下，中国将逐步全面开放，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由于中国农业问题非常关键，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民人均耕种土地少、生产设备落后，因此很多人担心开放农业市场会导致农民破产、失业。但分析这一问题要看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影响，林教授认为加入WTO对中国农业发展是乐观的，尤其是可以在未来的农业国际谈判中为中国农业结构调整争取更多的机会。但是在农业科研技术投入、营销、国际质量标准控制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在报告中首先结合中国入世后半年多农产品贸易数据对入世农业影响问题做了进一步观察。今年上半年，海关数据显示的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大于进口增长。除了个别产品以外，绝大部分产品进口增长较慢，有的还出现负增长。出口增长很快，这说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但是在国外更多运用技术和动植物检验壁垒手段背景下，提高农产品质量标准将是扩大出口的关键所在。除了数据本身问题以外，半年多数据时间长度远不足以说明入世对农业长期影响，然而它显示入世并没有出现立刻会对我国农业带来极大冲击的局面。接着，卢教授分析了正在进行的新一轮WTO农业谈判中影响我国立场选择的几个因素：我国希望在推进包括农业在内的全球经济开放同时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双重目标；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结构；我国入世谈判过程中已有承诺的路径依附作用；正在进行的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以及今后可能的更大范围区域自由贸易区谈判与WTO农业谈判的互动关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总起来看，中国很可能采取比较积极推进国际农业自由化的进程的立场，与凯恩斯集团有较多利益共同点；然而，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与日本等国也有合作空间。
何秀荣教授则认为，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主要是长期的，现在可能还不能完全看出；如果加入资源性、工业性原料进口加入农业进口，那么近半年中国农业进口可能有更多；中国理论上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园艺、畜牧产品、水产品，尤其是畜牧产品出口并不多，很多还达不到国际质量标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Rod Tyers教授的报告认为中国加入WTO的贸易政策改革在长期将给中国带来很大利益，但是短期看，宏观政策上不能很直接获得这些益处。他们的模型的结论是，如果中国的资本流动限制很严格，而且维持现有汇率制度，那么中国的贸易改革可能带来国内通货紧缩效应。如果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是最慢的，那么就业增长将变缓，整个贸易改革的效应也将受损。因此建议中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更好发挥贸易改革的作用；这次贸易改革将降低对农业生产部门的保护，中国有必要进行结构调整，如将农业从业人员向工业转移。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蒋庭松博士报告了中国加入WTO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入世整体上会对中国产生很多正的经济效应，但是中国各地区的地理和经济结构差异很大，因此入世的区域效应也应该受到重视。通过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和实证数据分析，蒋博士认为地区收入差距1991年以来有所恶化，加入WTO可能会加强而不是减轻这种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相比将受到更多的益处，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受到的影响相似，中部只会比西部稍微好一点；而所有地区的城乡不公都将进一步扩大。
对此，林毅夫教授认为加入WTO将使中国劳动力市场更加整合，流动人口形成新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很难得出模型计算的结论。钟甫宁教授指出目前区域GDP计算统计了地区内所有生产活动，而人均GDP的统计则只考虑区域内的常驻人口，因此一些区域人均GDP可能被高估了很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陈春来教授指出人口流动不仅有农村向城市流动，还有城市向城市的流动，这些都要考虑在内。
此次研讨会最后安排了对“中国农业改革开放和国际合作展望”问题的讨论，林毅夫教授、Ron Duncan教授和Christopher Findlay教授分别发言，针对中国农业改革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农业改革研究国际合作等话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陈秋霖、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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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2-10-08 07: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农业改革和开放”国际研讨会，于2002年9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几十位中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国际机构驻京办事处的官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还吸引了众多媒体人员参加。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段应碧先生在嘉宾演讲中首先强调指出中国粮食问题研究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中的最后一个堡垒，他呼吁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简要回顾了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国粮食市场放开和不放开是个两难的选择，农户、粮食企业管理者和粮食部门官员都有不同的观点。改革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目前粮食库存大，市场放开后粮价可能大幅下降而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其次，粮食市场放开后，粮食购销企业160万职工要削减一半左右，这些人员会受到很大振荡；最后，目前粮食购销企业的累积亏损、累积挂帐、不合理资金占用比例很大，市场放开后大量高价购进粮和陈化粮问题很难处理。虽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存在这三个困难和风险，段先生认为改革的方向还是继续缩小保护范围，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
会议上午讨论主题是中国粮食体制改革和粮食安全，四位学者分别做了报告。南京农业大学的钟甫宁教授的报告集中分析了市场导向改革中中国贫困落后地区人群，尤其是农民的粮食的可获性问题。他首先指出粮食不安全主要表现在总量供应不足、供应波动幅度过大、某些人群获取食物的能力不足等方面。中国政府主要通过鼓励当地农民扩大种植面积以提高粮食产量，即提高粮食自给自足能力的政策，力图改善缺粮贫困地区农民的粮食消费状况，但这并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利用1985－2000年省级数据的分析表明收入对农民的食品消费有着显著的正作用，贫困缺粮地区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对收入的影响更敏感；收入水平和粮食播种面积对农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对粮食消费量的影响，贫困地区更是如此。这些说明我国长期实行的粮食自给自足政策可能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今后食品安全问题将更多的表现为粮食以外其他食品。最后，钟教授认为为了提高贫困缺粮地区农民食品安全保障，鼓励农民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调整产业结构，将有限资源更多用于收益更高的生产部门的政策可能比鼓励自给自足的政策更好。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庞丽华女士在报告中认为目前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剩余；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不旺是制约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1000样本农户多年的“粮食生产和流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是：今年来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确实在农户层次上有明显反映；农民对投入品和农产品价格有所反应，但不十分明显；政策因素对农户粮食生产调整有显著影响。
针对庞女士关于目前中国农业现状的描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评论认为经济增长缓慢才是农村消费增长缓慢的原因，经济增长缓慢，农村流出人口下降甚至回流，导致农民收入下降，消费下降；农产品过剩相当大程度可能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回流使得原来的粮食需求者变成了供给者；“剩余是结构性”并不一定说明结构有问题，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不生产、引进某些产品并非一定不好。与会者对粮食过剩的观点还有：城市化程度太低导致粮食总量过剩；政府推行省长“米袋子”工程、政府定价缺乏弹性等造成粮食过剩。段应碧先生认为农民对价格不敏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农民决策时，自己消费粮食的生产总是优先考虑，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对于商品粮的生产，由于易于储存、国家收购，风险最低，受到影响也不大。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的黄延信博士回顾了近年来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1998年中国实行的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内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有效的保护了农民利益，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但是由于各地执行情况不平衡，出现了不少问题。2001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内容是：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这些改革措施已经在不同省份进行探索实践。这次粮改的主要意图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扭转粮食供大于求的状况；减少中央、省两级财政的压力；促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自身改革。目前全面实行粮食市场化改革的难点在粮食主产区。但是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不会改变。
评论中，于保平先生指出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总是在粮食多的时候进行市场化改革，而在粮食少的时候又回到从前。他指出现在讨论市场化改革更应该考虑到粮食减产、粮价上涨后市场怎样应付。澳大利亚的Duncon教授认为中国的粮食市场化改革必须关注三个方面：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私人粮食购销企业问题；农民生产风险管理问题；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控制粮食生产风险的最好办法是储备，包括国内储备和国际储备（外汇购买粮食）。国际储备要研究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比例；国内储备要研究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主产区储备和主销区储备的比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风险的控制更应该在全国层面上考虑而不是各地区分别控制。
澳大利亚Christopher Findlay教授的报告分析了推动中国粮食供销政策改革的六个主要因素：（1）粮食产量和库存增加导致供给问题重要性相对下降，政策制定者更关注农民收入问题；（2）消费需求结构的改变导致产品类型和质量问题更为关键；（3）中国加入WTO以及谈判中的承诺将影响中国的市场系统；（4）经济增长和发展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为农民提供了增加收入的机会；（5）粮食的贸易量和贸易方式有所改变，现在国际贸易已经增加了；（6）财政约束对农业政策制定的影响很重要，粮食保护给财政造成很大压力。
国家统计局孙梅君处长评论认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能仅仅集中在粮食流通领域，因为首先粮食“供大于求”状况并没有因为主产区现有改革而得到改善；其次主产区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粮食，而对当地农民的调查也显示农民愿意生产粮食；最后粮食改革的关键是发展后向产业，如粮食加工业，从而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王晓鲁博士认为国内粮食已经大量过剩和库存的情况下对农民粮食生产补贴的政策可能会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导致问题更严重，而对结构调整补贴、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补贴可能会更有效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蒋中一先生提出，一般的推论结果是价格调整下降后种植面积会下降，但是根据他对一项1000农户的调查的描述统计分析发现主要农产品价格并没有确定的下降趋势，播种面积的变化也很小，调查发现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在价格下降后仍然扩大种植面积。
下午讨论主题是“WTO和中国农业发展”，共有四位中外学者做了报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的报告从“质”的角度分析认为加入WTO为中国农业提供了一个国际发展平台，总的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在WTO的精神下，中国将逐步全面开放，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由于中国农业问题非常关键，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民人均耕种土地少、生产设备落后，因此很多人担心开放农业市场会导致农民破产、失业。但分析这一问题要看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影响，林教授认为加入WTO对中国农业发展是乐观的，尤其是可以在未来的农业国际谈判中为中国农业结构调整争取更多的机会。但是在农业科研技术投入、营销、国际质量标准控制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在报告中首先结合中国入世后半年多农产品贸易数据对入世农业影响问题做了进一步观察。今年上半年，海关数据显示的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大于进口增长。除了个别产品以外，绝大部分产品进口增长较慢，有的还出现负增长。出口增长很快，这说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但是在国外更多运用技术和动植物检验壁垒手段背景下，提高农产品质量标准将是扩大出口的关键所在。除了数据本身问题以外，半年多数据时间长度远不足以说明入世对农业长期影响，然而它显示入世并没有出现立刻会对我国农业带来极大冲击的局面。接着，卢教授分析了正在进行的新一轮WTO农业谈判中影响我国立场选择的几个因素：我国希望在推进包括农业在内的全球经济开放同时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双重目标；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结构；我国入世谈判过程中已有承诺的路径依附作用；正在进行的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以及今后可能的更大范围区域自由贸易区谈判与WTO农业谈判的互动关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总起来看，中国很可能采取比较积极推进国际农业自由化的进程的立场，与凯恩斯集团有较多利益共同点；然而，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与日本等国也有合作空间。
何秀荣教授则认为，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主要是长期的，现在可能还不能完全看出；如果加入资源性、工业性原料进口加入农业进口，那么近半年中国农业进口可能有更多；中国理论上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园艺、畜牧产品、水产品，尤其是畜牧产品出口并不多，很多还达不到国际质量标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Rod Tyers教授的报告认为中国加入WTO的贸易政策改革在长期将给中国带来很大利益，但是短期看，宏观政策上不能很直接获得这些益处。他们的模型的结论是，如果中国的资本流动限制很严格，而且维持现有汇率制度，那么中国的贸易改革可能带来国内通货紧缩效应。如果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是最慢的，那么就业增长将变缓，整个贸易改革的效应也将受损。因此建议中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更好发挥贸易改革的作用；这次贸易改革将降低对农业生产部门的保护，中国有必要进行结构调整，如将农业从业人员向工业转移。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蒋庭松博士报告了中国加入WTO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入世整体上会对中国产生很多正的经济效应，但是中国各地区的地理和经济结构差异很大，因此入世的区域效应也应该受到重视。通过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和实证数据分析，蒋博士认为地区收入差距1991年以来有所恶化，加入WTO可能会加强而不是减轻这种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相比将受到更多的益处，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受到的影响相似，中部只会比西部稍微好一点；而所有地区的城乡不公都将进一步扩大。
对此，林毅夫教授认为加入WTO将使中国劳动力市场更加整合，流动人口形成新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很难得出模型计算的结论。钟甫宁教授指出目前区域GDP计算统计了地区内所有生产活动，而人均GDP的统计则只考虑区域内的常驻人口，因此一些区域人均GDP可能被高估了很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陈春来教授指出人口流动不仅有农村向城市流动，还有城市向城市的流动，这些都要考虑在内。
此次研讨会最后安排了对“中国农业改革开放和国际合作展望”问题的讨论，林毅夫教授、Ron Duncan教授和Christopher Findlay教授分别发言，针对中国农业改革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农业改革研究国际合作等话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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