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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2年第36期（总第323期）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
发布日期：2002-08-16 07:3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平等和社会公正是目前中国争论激烈的问题。根据不同估计，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39到0.50之间，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同时，农民和城市中的下岗和失业工人等弱势群体成为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经济权利的分配严重不均，升学和就业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在近年显著上升。这些现象使人们对中国的平等和社会公正提出了疑问。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持续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最终影响经济发展本身。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层次上，如果人口中的一大部分不能从经济发展中得益，我们就不得不对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进行重新考察。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02年7月11-12两日举办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研讨会》。包括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迪亚·森教授在内的几十位国内外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国际机构驻京办事处的官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同时，会议吸引了众多的新闻记者和学生。森教授在研讨会上做了题为《不平等研究所面临的理论挑战》的主题演讲，这个演讲同时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二届年度严复经济学讲座。本文是会议综述。
阿玛迪亚·森教授在他的主题演讲中首先高度评价了严复对中国乃至世界思想界的贡献，认为严复关于西方的强大来自于它在思想和制度方面的优势的观点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对待。
接着，森概述了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然后转入对如何衡量不平等的理论讨论。他认为，收入不是衡量不平等的唯一指标。他从他的能力理论出发，说明人的发展的其他方面也如收入同样重要。所谓能力，就是人能够达致有意义的目标所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功能的组合。“收入只是达致美好生活的手段之一；我们有理由直接考察人们生活的质量以及他们可以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以此标准来反观中国，森认为：“中国是一个尽管收入很低，但在许多基本能力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例子之一。”比如，中国在教育、识字率、基本医疗和预期寿命等方面已经达到了比她的收入高得多的国家的水平。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尽管收入差距在近年来受到了很大关注，但其它方面的不平等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中国在一些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就远远低于其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就。
最后，森教授讨论了不平等的测量问题。他认为，要解决目前不平等测量中的难题，如可分解性问题，我们就必须加入非收入标准。
在接下来的一个单元中，四位学者分别讨论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和成因。社科院经济所的李实研究员详细回顾了有关收入分配的文献。他首先讨论了收入测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醒人们，不同的收入定义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测量结果。之后，李实对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以及全国的收入差距进行了详细描述。尽管各种研究所提供的绝对数有较大差距，但一个共同点是，中国的收入差距在过去二十年里迅速扩大，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最为显著。根据经济所收入分配研究组的研究，1995年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九十年代末没有准确数据，但有理由相信，基尼系数会更高一些。最后，李实讨论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耀辉教授报告了户口制度在形成农村--城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她和她的合作者利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此进行了缜密的计量分析，其结论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45％的人均收入差距和55％的工资差距是由于户口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所引起的。
接着，美国密执安大学经济系的Albert Park教授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第一个方面是经济发展。Park发现，沿海省份在非农收入方面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内陆省份，因此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是，内陆省份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有助于差别的缩小。第二个方面是市场整合。整合的市场缩小地区差距，但中国的市场整合速度较低。第三个方面是经济转型。各地的经济转型的速度不同，从而拉大了收入差距。最后一个方面是全球化。沿海地区更多、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同时更好地吸引外资，从而导致它们具有更高的收入。
牛津大学经济系的John Knight教授讨论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他考察了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四个模型，刘易斯模型、剪刀差模型、城市偏好模型以及压力集团模型。他认为，尽管四个模型单独都无法全面解释城乡差距，但每个模型也道出了一定的真理。
正如森所指出的，中国的收入差距被广泛注视，但其它方面的差距受到的关注不够。研讨会的第三部分的四篇文章恰恰讨论这个问题。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张晓波博士对中国在教育和卫生医疗方面的不平等分配进行了描述。他通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城乡差距在拉大，同时，男性和女性识字率之间的差距也拉大了。他将这种拉大的社会差距归因于三个方面：中央政府再分配能力的降低，农村改革的推进以及城市下岗、失业的增加。世界银行的王丽敏博士利用1992年全国儿童调查数据具体地研究了产生儿童卫生条件差异的原因。她指出，尽管中国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分布的不平等性和印度相当。在解释这种地区差异时，省际差别占55％，省内差别占54％；在省内差距中，收入又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安全用水、卫生设施和燃料等环境因素也不容忽视。北卡罗琳那大学的刘国恩教授则分析了镇江医改试验在促进医疗负担的公平性方面的效果。通过对一个大型调查的统计分析，他得出以下结论：尽管医改使所有人的医疗负担加重，但弱势群体的负担没有其他人的负担上升得那么快。因此，他得出结论，医改不会影响公平。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王蓉教授分析了九年义务教育资金来源的地区差异及其成因。地区差异首先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城市比农村高50％，其次是表现在地区之间，东部省分明显高于中、西部省分。同时，王蓉也注意到，东部地区政府投资的比例小于中、西部地区，而家庭投资的比例较高。与此同时，各地区的区内差异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相关。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政府在转型期间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无疑对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产生影响。在接下来的一个单元里，三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首先讨论了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的关系。通过对一组世界数据的分析，他得出结论，那些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具有较低的基尼系数。他对此的解释是，当一个国家实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其资源可以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企业才可能具有自生能力，从而收入水平保持增长，收入差距也将随之缩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教授接着讨论了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问题。他对比了中国和苏东的计划经济，认为两者的差别在于，苏东计划经济是计划与给予的结合，即国家剥夺了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如社会福利）;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却只做到了第一点，没有做到第二点。由此他谈到目前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认为其问题不是分与不分或卖与不卖的问题，而是如何分、如何卖的问题，是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秦晖因此一再提醒，要警惕中国出现寡头主义。
加拿大威尼佩格大学经济系的董晓媛教授分析了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工资差距上升问题。她利用山东和江苏一组乡镇企业的调查资料，详细地考察了改制之后工资差距的扩大程度。她发现，股份持有比例的不同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很大；同时，性别差距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有所增加。
既然中国在收入和社会成就方面存在日益扩大的差距，如何缩小这些差距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大事。一种可能性是建立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共识。本次研讨会有三篇文章直接讨论社会公正问题。
美国布朗大学经济系的Louis Putterman教授讨论了经济学如何研究社会公正和平等的问题。他认为，尽管当代经济学试图避免讨论社会公正问题，但这种努力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对平等的关怀几乎是所有的道德哲学所共有的特征。Putterman教授接着讨论了现存的几种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以及平等的度量问题。最后，他在结论里认为，尽管人们通常将平等和经济效率摆在对立的位置，平等和效率在现实中却常常是相辅相成的，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是那些再分配做得更多得国家。
美国宾州西切斯特大学的洪朝晖教授讨论了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和社会公正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目前的状态是一种权利资本经济，其结果是社会分配的规则、机会、过程和结果出现严重的不公。问题是，权力资本经济是一种过渡形态，还是一种终极形式？洪朝晖认为，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无法转变的终极形式。通过回顾美国二十世纪初的进步运动，洪朝晖认为，应对权力资本经济的主要对策应该是高举社会公正的旗帜，他从改革的凝聚力、制度重建、缓解社会矛盾、文化重构和新闻媒体监督等五个方面论证了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接着讨论了建立一个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公正理论的可能性。他认为，社会公正不仅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且具有工具意义，因为它为中国建立新的国民认同提供一个必要的底线。他批评了几种现存公正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提出了保障个人基本自由和能力、效率原则和国家的善意三个层次相结合的新的社会公正理论。
研讨会的最后一部分讨论政府的政策。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首先讨论了一个新的扶贫模式。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官方贫困人口比例在下降，国家的扶贫重点应该转移到对城市和农村低收入阶层上来，其重点应该是通过职业培训增加低收入人口的自生能力。他的一个建议是在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的职业学校，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Karl Riskin教授全面评价了中国的扶贫政策。在肯定中国扶贫成绩的同时，他认为，中国的官方贫困人口统计有低估的成分，主要原因是贫困线定得太低。关于扶贫措施，Riskin建议中国采用比提高收入更广泛的措施，如增加不发达地区的教育和卫生投资、改变对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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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2-08-16 07:3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平等和社会公正是目前中国争论激烈的问题。根据不同估计，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39到0.50之间，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同时，农民和城市中的下岗和失业工人等弱势群体成为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经济权利的分配严重不均，升学和就业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在近年显著上升。这些现象使人们对中国的平等和社会公正提出了疑问。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持续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最终影响经济发展本身。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层次上，如果人口中的一大部分不能从经济发展中得益，我们就不得不对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进行重新考察。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02年7月11-12两日举办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研讨会》。包括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迪亚·森教授在内的几十位国内外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国际机构驻京办事处的官员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同时，会议吸引了众多的新闻记者和学生。森教授在研讨会上做了题为《不平等研究所面临的理论挑战》的主题演讲，这个演讲同时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二届年度严复经济学讲座。本文是会议综述。
阿玛迪亚·森教授在他的主题演讲中首先高度评价了严复对中国乃至世界思想界的贡献，认为严复关于西方的强大来自于它在思想和制度方面的优势的观点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对待。
接着，森概述了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然后转入对如何衡量不平等的理论讨论。他认为，收入不是衡量不平等的唯一指标。他从他的能力理论出发，说明人的发展的其他方面也如收入同样重要。所谓能力，就是人能够达致有意义的目标所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功能的组合。“收入只是达致美好生活的手段之一；我们有理由直接考察人们生活的质量以及他们可以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以此标准来反观中国，森认为：“中国是一个尽管收入很低，但在许多基本能力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例子之一。”比如，中国在教育、识字率、基本医疗和预期寿命等方面已经达到了比她的收入高得多的国家的水平。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尽管收入差距在近年来受到了很大关注，但其它方面的不平等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中国在一些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就远远低于其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就。
最后，森教授讨论了不平等的测量问题。他认为，要解决目前不平等测量中的难题，如可分解性问题，我们就必须加入非收入标准。
在接下来的一个单元中，四位学者分别讨论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和成因。社科院经济所的李实研究员详细回顾了有关收入分配的文献。他首先讨论了收入测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醒人们，不同的收入定义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测量结果。之后，李实对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以及全国的收入差距进行了详细描述。尽管各种研究所提供的绝对数有较大差距，但一个共同点是，中国的收入差距在过去二十年里迅速扩大，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最为显著。根据经济所收入分配研究组的研究，1995年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九十年代末没有准确数据，但有理由相信，基尼系数会更高一些。最后，李实讨论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耀辉教授报告了户口制度在形成农村--城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她和她的合作者利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此进行了缜密的计量分析，其结论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45％的人均收入差距和55％的工资差距是由于户口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所引起的。
接着，美国密执安大学经济系的Albert Park教授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第一个方面是经济发展。Park发现，沿海省份在非农收入方面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内陆省份，因此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是，内陆省份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有助于差别的缩小。第二个方面是市场整合。整合的市场缩小地区差距，但中国的市场整合速度较低。第三个方面是经济转型。各地的经济转型的速度不同，从而拉大了收入差距。最后一个方面是全球化。沿海地区更多、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同时更好地吸引外资，从而导致它们具有更高的收入。
牛津大学经济系的John Knight教授讨论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他考察了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四个模型，刘易斯模型、剪刀差模型、城市偏好模型以及压力集团模型。他认为，尽管四个模型单独都无法全面解释城乡差距，但每个模型也道出了一定的真理。
正如森所指出的，中国的收入差距被广泛注视，但其它方面的差距受到的关注不够。研讨会的第三部分的四篇文章恰恰讨论这个问题。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张晓波博士对中国在教育和卫生医疗方面的不平等分配进行了描述。他通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城乡差距在拉大，同时，男性和女性识字率之间的差距也拉大了。他将这种拉大的社会差距归因于三个方面：中央政府再分配能力的降低，农村改革的推进以及城市下岗、失业的增加。世界银行的王丽敏博士利用1992年全国儿童调查数据具体地研究了产生儿童卫生条件差异的原因。她指出，尽管中国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分布的不平等性和印度相当。在解释这种地区差异时，省际差别占55％，省内差别占54％；在省内差距中，收入又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安全用水、卫生设施和燃料等环境因素也不容忽视。北卡罗琳那大学的刘国恩教授则分析了镇江医改试验在促进医疗负担的公平性方面的效果。通过对一个大型调查的统计分析，他得出以下结论：尽管医改使所有人的医疗负担加重，但弱势群体的负担没有其他人的负担上升得那么快。因此，他得出结论，医改不会影响公平。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王蓉教授分析了九年义务教育资金来源的地区差异及其成因。地区差异首先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城市比农村高50％，其次是表现在地区之间，东部省分明显高于中、西部省分。同时，王蓉也注意到，东部地区政府投资的比例小于中、西部地区，而家庭投资的比例较高。与此同时，各地区的区内差异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相关。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政府在转型期间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无疑对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产生影响。在接下来的一个单元里，三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首先讨论了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的关系。通过对一组世界数据的分析，他得出结论，那些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具有较低的基尼系数。他对此的解释是，当一个国家实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其资源可以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企业才可能具有自生能力，从而收入水平保持增长，收入差距也将随之缩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教授接着讨论了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问题。他对比了中国和苏东的计划经济，认为两者的差别在于，苏东计划经济是计划与给予的结合，即国家剥夺了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如社会福利）;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却只做到了第一点，没有做到第二点。由此他谈到目前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认为其问题不是分与不分或卖与不卖的问题，而是如何分、如何卖的问题，是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秦晖因此一再提醒，要警惕中国出现寡头主义。
加拿大威尼佩格大学经济系的董晓媛教授分析了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工资差距上升问题。她利用山东和江苏一组乡镇企业的调查资料，详细地考察了改制之后工资差距的扩大程度。她发现，股份持有比例的不同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很大；同时，性别差距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有所增加。
既然中国在收入和社会成就方面存在日益扩大的差距，如何缩小这些差距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大事。一种可能性是建立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共识。本次研讨会有三篇文章直接讨论社会公正问题。
美国布朗大学经济系的Louis Putterman教授讨论了经济学如何研究社会公正和平等的问题。他认为，尽管当代经济学试图避免讨论社会公正问题，但这种努力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对平等的关怀几乎是所有的道德哲学所共有的特征。Putterman教授接着讨论了现存的几种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以及平等的度量问题。最后，他在结论里认为，尽管人们通常将平等和经济效率摆在对立的位置，平等和效率在现实中却常常是相辅相成的，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是那些再分配做得更多得国家。
美国宾州西切斯特大学的洪朝晖教授讨论了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和社会公正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目前的状态是一种权利资本经济，其结果是社会分配的规则、机会、过程和结果出现严重的不公。问题是，权力资本经济是一种过渡形态，还是一种终极形式？洪朝晖认为，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无法转变的终极形式。通过回顾美国二十世纪初的进步运动，洪朝晖认为，应对权力资本经济的主要对策应该是高举社会公正的旗帜，他从改革的凝聚力、制度重建、缓解社会矛盾、文化重构和新闻媒体监督等五个方面论证了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接着讨论了建立一个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公正理论的可能性。他认为，社会公正不仅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且具有工具意义，因为它为中国建立新的国民认同提供一个必要的底线。他批评了几种现存公正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提出了保障个人基本自由和能力、效率原则和国家的善意三个层次相结合的新的社会公正理论。
研讨会的最后一部分讨论政府的政策。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首先讨论了一个新的扶贫模式。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官方贫困人口比例在下降，国家的扶贫重点应该转移到对城市和农村低收入阶层上来，其重点应该是通过职业培训增加低收入人口的自生能力。他的一个建议是在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的职业学校，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Karl Riskin教授全面评价了中国的扶贫政策。在肯定中国扶贫成绩的同时，他认为，中国的官方贫困人口统计有低估的成分，主要原因是贫困线定得太低。关于扶贫措施，Riskin建议中国采用比提高收入更广泛的措施，如增加不发达地区的教育和卫生投资、改变对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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