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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2年第32期（总第319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问题——CCER-NBER第五次年会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02-07-15 07:2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第五次年会于2002年6月30日-7月2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本期简报简要介绍Harvard大学教授Richard Freeman就“中国劳动力问题”和Michigan大学Albert Park教授、CCER赵耀辉教授等人就“中国城市劳动力收入不平等问题”问题的发言内容。中国的劳动力问题
Richard Freeman过去20年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劳动力配置方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僵化的体制，每个人的工作都由国家安排，企业和个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劳动力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企业和个人可以自主选择，而这一切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新兴的劳动力市场和传统僵化的制度不配套，中国的劳动力体制很有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发展最缓慢的地方，也许政府有他自己的考虑，因为在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农业人口众多的经济里，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会带来很多问题。
在这里，我们不多谈农村劳动力的问题，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城市。目前对城市劳动力谈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劳动报酬不平等的问题，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研究。但是，就我个人（中国改革的局外人）而言，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过渡，人为设置的工资体系依然发挥一定作用，因此，名义收入差距不可能很大，但是其它的一些因素可能造成人们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差距拉大，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从1995年以来，国有企业吸收就业能力的持续下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在一些地区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关于劳动力的另一个问题是工资/福利等劳动力报酬的拖欠，这个问题在西北地区尤为突出。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并没有得到他们在被解雇时被许诺得到的应有补偿，这是目前造成劳动力不满情绪（Labor Protest）的主要原因。最后一个我想谈的问题是有关工作条件恶劣的问题。在南方的私营企业中，工人主要是外地来打工的妇女，她们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这方面有许多案例。这里我所用的评价指标主要是事故率和死亡率。我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潜在原因是政府没能严格地实施劳动法，而这也与过时僵化的制度有关。
从数据可以看出，基尼系数从1978年开始逐年升高，1999年已经达到了0.45。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其他一些指标也反映出在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忽视的进步是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贫困率逐年下降， 农村从1978年的33%下降到6%，城市贫困率从22%下降到不到5%，在这里我们没有考虑农村税收和教育费用等负担，所以这些数字的效用可能打一些折扣，但基本反映了变化的趋势。从1995年到1999年，国有企业的就业减少(Job Loss)了2，600万，其中的一部分可能进入了新兴的私人企业，但是很明显，城市的就业率下降了，官方报告的失业率为3.5%,而一些学者的估算达到了8-9%的水平,下岗的总人数大约有1,420万人，这部分人被认为仍能得到原来工资的70%左右，因此官方的统计没有包括这部分没有工作的人。但是实际上，下岗工人并不能按时拿到那些许诺给他们的报酬，工人们对此的不满情绪非常强烈。下岗职工给国有企业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据我们估算，因为负担下岗工人的生活保障，国有企业的成本提高了34%，这同时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在其他的经济体制下，这部分多出来的负担应该由政府税收或社会福利体系承担，但在中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下岗就成为企业的负担。现在，不仅下岗工人的工资存在拖欠问题，甚至仍然工作的工人工资也得不到保障，据ACFTU估计，中国国有企业25%存在工资拖欠问题，11%的工人（不包括下岗）的工资被拖欠，拖欠的平均时间为4个月，67%的下岗工人只能靠借债生活。接下来，我们看工作条件的问题。一些案例表明，中国的一些企业，尤其是南方的某些私营企业中，工人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但报酬非常低，而对迟到、请假的惩罚措施却相当严厉。但是在这方面缺乏全国的统一数据，我们只能通过工作中的事故发生率和死亡率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工人工作条件中存在的问题。从90年代的数据看，在采矿类企业中，中国的死亡率为133/10万人，美国为24，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字为50；从全国范围看，中国企业的平均死亡率为12/10万人，美国是4，发展中国家最高的是18，最低的是1。
上述的问题将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隐患，2001年的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在中国，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反对意见日趋升温，并且这种情绪正逐渐从农民、退休工人向在岗工人扩散，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是引起这种不满的主要原因，政府官员的腐败则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如果中国依然对其僵化落后的劳动力制度进行改革的话，劳动力的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近年来，有关劳动力问题的纠纷越来越多，官方的统计数字1992年这类纠纷只有8，150起，而1999年上升到120，191起，据香港一些机构的估计，2000年这一数字达到300，000以上；集体的纠纷和抗议行动也越来越多，人们采用游行、静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我本人对西方媒体报道的发生在1997-2002年79件集体抗议的案例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分析，同类事件发生的频率在2001-2002年明显上升，其中46起因为工资拖欠，18起因为失业；9起因为腐败；另外7起因为工作环境问题。
腐败问题是引起人们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工人认为，是腐败的厂长经理拿走了他们应得的利益。根据世界银行有关腐败的调查，中国在91个国家中排名57，腐败指数为3.5, 尼日利亚最低（腐败程度最高）为1，美国为7.6，而中国的商业行贿问题在19个被调查国家中是最严重的。在中国对广大居民的调查中，腐败问题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为了进一步研究上述出现的问题对社会我们稳定性的影响，我们运用一个冲击响应模型来考察不同类型的因素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在模型中存在两类当事人：居民和政府，当事人都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自己的行为，居民的行为有两类：抗议和保持沉默，抗议的收益是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成本是被镇压；政府在面临抗议时有两种政策选择：增加给居民的补贴或增加警察的力量用来镇压抗议，两种政策都要付出成本，政府的收益是最终保留在政府手中的净收益，而整个模型的稳定性依赖于两种当事人的互动。在这个模型中，居民的视界（vision）是有界的，因此，居民的行为彼此的相关性很弱，换句话说，抗议行为的发生是区域性的，当一些全局性的因素发生变化，比如腐败问题加重、信息交流的方便程度提高、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概率和爆发银行危机的概率提高，居民同时选择抗议行为的机率就会增加，社会就变得不稳定。当劳动力的问题加剧时，政府用于处理这部分问题的投入就会增加，这将削弱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投入，由此会曾加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我们对改革劳动力制度的影响作了分析，发现改革劳动力制度可以明显地降低出现社会动荡的概率。
中国城市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Albert Park、宋晓青、Junsen Zhang、赵耀辉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城市劳动力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所用的数据是中国统计局城市家庭调查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１１年的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北京、广东、辽宁、陕西、四川和浙江６个省区。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现象。
对数据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不难发现在样本时期内，中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可以看到，从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９年，基尼系数从０.253上升到0.377，虽然东欧的一些国家因为经济转型也出现了收入差距快速上升的现象，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１０年，因此中国这一时期的收入差距上升是非常惊人的。如果将样本时期分解成４个时段，我们可以观察到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是收入差距增长最快的时期。
可以运用数据对中国快速上升的收入差距提供一些解释。通过数据让大家了解一些变化的趋势，并通过分解的方法考察不同的因素对这些变化趋势的作用。现有的文献，尤其是解释美国收入差距的文献认为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三方面：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劳动力组织的影响（主要是工会）。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因素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收入差距，因为在过去的２０年中，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度变迁，包括人事权利下放、废除由政府包工作分配的制度、放松工资制度的限制；竞争的压力，包括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国有企业重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其它一些特殊因素都会对劳动力收入分配造成巨大影响。
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收入差距快速上升的时期。对于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出现的收入差距快速上升，我称之为“南巡效应”。众所周知，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带动了新一轮中国经济的高涨，这也是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时期，许多国有部门也开始涉足经济领域，比如北大和清华在那个时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计算机公司。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发生许多非常剧烈的变化也就不足为奇。另外一个收入差距非常快的时期，即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正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期，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些变化已有详细研究。
一个对中国的劳动力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中国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中国人口分成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并且严格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这一制度是造成城乡差距的最主要原因。显而易见，这种制度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受到户籍制度约束的劳动力很难移动到另外收入较高的地区。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跨省区的移动非常小，通常只能向户口所在地附近的大城市流动。
我们想要解释的问题是：中国劳动力收入差距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所有权、教育程度和地区这些可观测因素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城市劳动力的收入差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对手头的资料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细分，对不同组别的资料分别进行的分析，并且有了一些发现。
首先，我们按照收入水平的不同对数据分组，结果发现，在样本时间内，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在１０年内年平均收入增加了１.5倍，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基本没有变化；同时，收入差异的变化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差异拉大上，而中等收入人群同收入较低的人群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化并不明显。这反映了收入差距的变化主要来自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如果按照劳动力教育水平分组，我们可以发现，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增长越快，而且同等教育水平人群的收入差距越明显。如果按照工作年限和企业所有权结构对劳动力进行分组，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收入差异变化。这说明说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收入水平逐渐加大，这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来源。接着，我们考察教育程度、性别、行业、所有权结构、地区、所有权结构变化等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教育水平，地区差异和所有权结构变化对城市劳动力收入差距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是回归结果也显示，模型的残差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反映了一些未包含的因素对劳动力收入差异有很强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１１年中，中国的城市劳动力收入差距明显上升，而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７－１９９９是收入差距上升最明显的两个时期。这种收入差距的上升主要来自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变化和差距加大。教育程度、地区差异对收入差距有明显的影响，一些在我们研究中没有包含的因素也对收入差距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所有制结构对收入差距并没有影响，因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变化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国有企业的改组对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有明显影响。因此，我们的建议是：１）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研究和政策关注的重点，２）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会看到国有企业改组对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３）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韩靖、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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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2-07-15 07:2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第五次年会于2002年6月30日-7月2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本期简报简要介绍Harvard大学教授Richard Freeman就“中国劳动力问题”和Michigan大学Albert Park教授、CCER赵耀辉教授等人就“中国城市劳动力收入不平等问题”问题的发言内容。中国的劳动力问题
Richard Freeman过去20年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劳动力配置方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僵化的体制，每个人的工作都由国家安排，企业和个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劳动力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企业和个人可以自主选择，而这一切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新兴的劳动力市场和传统僵化的制度不配套，中国的劳动力体制很有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发展最缓慢的地方，也许政府有他自己的考虑，因为在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农业人口众多的经济里，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会带来很多问题。
在这里，我们不多谈农村劳动力的问题，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城市。目前对城市劳动力谈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劳动报酬不平等的问题，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研究。但是，就我个人（中国改革的局外人）而言，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过渡，人为设置的工资体系依然发挥一定作用，因此，名义收入差距不可能很大，但是其它的一些因素可能造成人们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差距拉大，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从1995年以来，国有企业吸收就业能力的持续下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在一些地区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关于劳动力的另一个问题是工资/福利等劳动力报酬的拖欠，这个问题在西北地区尤为突出。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并没有得到他们在被解雇时被许诺得到的应有补偿，这是目前造成劳动力不满情绪（Labor Protest）的主要原因。最后一个我想谈的问题是有关工作条件恶劣的问题。在南方的私营企业中，工人主要是外地来打工的妇女，她们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这方面有许多案例。这里我所用的评价指标主要是事故率和死亡率。我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潜在原因是政府没能严格地实施劳动法，而这也与过时僵化的制度有关。
从数据可以看出，基尼系数从1978年开始逐年升高，1999年已经达到了0.45。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其他一些指标也反映出在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忽视的进步是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贫困率逐年下降， 农村从1978年的33%下降到6%，城市贫困率从22%下降到不到5%，在这里我们没有考虑农村税收和教育费用等负担，所以这些数字的效用可能打一些折扣，但基本反映了变化的趋势。从1995年到1999年，国有企业的就业减少(Job Loss)了2，600万，其中的一部分可能进入了新兴的私人企业，但是很明显，城市的就业率下降了，官方报告的失业率为3.5%,而一些学者的估算达到了8-9%的水平,下岗的总人数大约有1,420万人，这部分人被认为仍能得到原来工资的70%左右，因此官方的统计没有包括这部分没有工作的人。但是实际上，下岗工人并不能按时拿到那些许诺给他们的报酬，工人们对此的不满情绪非常强烈。下岗职工给国有企业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据我们估算，因为负担下岗工人的生活保障，国有企业的成本提高了34%，这同时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在其他的经济体制下，这部分多出来的负担应该由政府税收或社会福利体系承担，但在中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下岗就成为企业的负担。现在，不仅下岗工人的工资存在拖欠问题，甚至仍然工作的工人工资也得不到保障，据ACFTU估计，中国国有企业25%存在工资拖欠问题，11%的工人（不包括下岗）的工资被拖欠，拖欠的平均时间为4个月，67%的下岗工人只能靠借债生活。接下来，我们看工作条件的问题。一些案例表明，中国的一些企业，尤其是南方的某些私营企业中，工人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但报酬非常低，而对迟到、请假的惩罚措施却相当严厉。但是在这方面缺乏全国的统一数据，我们只能通过工作中的事故发生率和死亡率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工人工作条件中存在的问题。从90年代的数据看，在采矿类企业中，中国的死亡率为133/10万人，美国为24，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字为50；从全国范围看，中国企业的平均死亡率为12/10万人，美国是4，发展中国家最高的是18，最低的是1。
上述的问题将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隐患，2001年的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在中国，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反对意见日趋升温，并且这种情绪正逐渐从农民、退休工人向在岗工人扩散，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是引起这种不满的主要原因，政府官员的腐败则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如果中国依然对其僵化落后的劳动力制度进行改革的话，劳动力的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近年来，有关劳动力问题的纠纷越来越多，官方的统计数字1992年这类纠纷只有8，150起，而1999年上升到120，191起，据香港一些机构的估计，2000年这一数字达到300，000以上；集体的纠纷和抗议行动也越来越多，人们采用游行、静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我本人对西方媒体报道的发生在1997-2002年79件集体抗议的案例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分析，同类事件发生的频率在2001-2002年明显上升，其中46起因为工资拖欠，18起因为失业；9起因为腐败；另外7起因为工作环境问题。
腐败问题是引起人们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工人认为，是腐败的厂长经理拿走了他们应得的利益。根据世界银行有关腐败的调查，中国在91个国家中排名57，腐败指数为3.5, 尼日利亚最低（腐败程度最高）为1，美国为7.6，而中国的商业行贿问题在19个被调查国家中是最严重的。在中国对广大居民的调查中，腐败问题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为了进一步研究上述出现的问题对社会我们稳定性的影响，我们运用一个冲击响应模型来考察不同类型的因素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在模型中存在两类当事人：居民和政府，当事人都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自己的行为，居民的行为有两类：抗议和保持沉默，抗议的收益是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成本是被镇压；政府在面临抗议时有两种政策选择：增加给居民的补贴或增加警察的力量用来镇压抗议，两种政策都要付出成本，政府的收益是最终保留在政府手中的净收益，而整个模型的稳定性依赖于两种当事人的互动。在这个模型中，居民的视界（vision）是有界的，因此，居民的行为彼此的相关性很弱，换句话说，抗议行为的发生是区域性的，当一些全局性的因素发生变化，比如腐败问题加重、信息交流的方便程度提高、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概率和爆发银行危机的概率提高，居民同时选择抗议行为的机率就会增加，社会就变得不稳定。当劳动力的问题加剧时，政府用于处理这部分问题的投入就会增加，这将削弱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投入，由此会曾加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我们对改革劳动力制度的影响作了分析，发现改革劳动力制度可以明显地降低出现社会动荡的概率。
中国城市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Albert Park、宋晓青、Junsen Zhang、赵耀辉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城市劳动力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所用的数据是中国统计局城市家庭调查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１１年的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北京、广东、辽宁、陕西、四川和浙江６个省区。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现象。
对数据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不难发现在样本时期内，中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可以看到，从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９年，基尼系数从０.253上升到0.377，虽然东欧的一些国家因为经济转型也出现了收入差距快速上升的现象，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１０年，因此中国这一时期的收入差距上升是非常惊人的。如果将样本时期分解成４个时段，我们可以观察到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是收入差距增长最快的时期。
可以运用数据对中国快速上升的收入差距提供一些解释。通过数据让大家了解一些变化的趋势，并通过分解的方法考察不同的因素对这些变化趋势的作用。现有的文献，尤其是解释美国收入差距的文献认为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三方面：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劳动力组织的影响（主要是工会）。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因素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收入差距，因为在过去的２０年中，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度变迁，包括人事权利下放、废除由政府包工作分配的制度、放松工资制度的限制；竞争的压力，包括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国有企业重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其它一些特殊因素都会对劳动力收入分配造成巨大影响。
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收入差距快速上升的时期。对于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出现的收入差距快速上升，我称之为“南巡效应”。众所周知，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带动了新一轮中国经济的高涨，这也是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时期，许多国有部门也开始涉足经济领域，比如北大和清华在那个时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计算机公司。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发生许多非常剧烈的变化也就不足为奇。另外一个收入差距非常快的时期，即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正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期，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些变化已有详细研究。
一个对中国的劳动力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中国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中国人口分成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并且严格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这一制度是造成城乡差距的最主要原因。显而易见，这种制度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受到户籍制度约束的劳动力很难移动到另外收入较高的地区。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跨省区的移动非常小，通常只能向户口所在地附近的大城市流动。
我们想要解释的问题是：中国劳动力收入差距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所有权、教育程度和地区这些可观测因素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城市劳动力的收入差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对手头的资料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细分，对不同组别的资料分别进行的分析，并且有了一些发现。
首先，我们按照收入水平的不同对数据分组，结果发现，在样本时间内，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在１０年内年平均收入增加了１.5倍，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基本没有变化；同时，收入差异的变化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差异拉大上，而中等收入人群同收入较低的人群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化并不明显。这反映了收入差距的变化主要来自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如果按照劳动力教育水平分组，我们可以发现，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增长越快，而且同等教育水平人群的收入差距越明显。如果按照工作年限和企业所有权结构对劳动力进行分组，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收入差异变化。这说明说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收入水平逐渐加大，这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来源。接着，我们考察教育程度、性别、行业、所有权结构、地区、所有权结构变化等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教育水平，地区差异和所有权结构变化对城市劳动力收入差距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是回归结果也显示，模型的残差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反映了一些未包含的因素对劳动力收入差异有很强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１１年中，中国的城市劳动力收入差距明显上升，而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７－１９９９是收入差距上升最明显的两个时期。这种收入差距的上升主要来自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变化和差距加大。教育程度、地区差异对收入差距有明显的影响，一些在我们研究中没有包含的因素也对收入差距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所有制结构对收入差距并没有影响，因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变化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国有企业的改组对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有明显影响。因此，我们的建议是：１）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研究和政策关注的重点，２）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会看到国有企业改组对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３）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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