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第24期(总第311期) 东亚金融合作:背景、问题与前景--“深化东亚金融合作国际研讨会”论文摘要之二

发布日期:2002-05-31 07:2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2年3月24日至3月25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澳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深化东亚金融改革”研讨会,本期简报摘要刊登会议三篇论文内容,另一期简报摘要刊登另外三篇论文。

亚洲国家的汇率制度

  是否存在最优的汇率制度?最优的汇率制度是什么?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并不统一;但是,这些争论往往建立在一些过于抽象的理论假设和个人直觉上,因此,理论预测往往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理论的可信性也就大大折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Warwick McKibbin教授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进行实证检验,让数据告诉我们答案。

  一个最直观的观察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现行的汇率制度是钉住美元,简单的计量检验发现90年代中以后,主要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日本除外)的汇率同美圆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8,在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数字略有下降,但大多都保持在0.75以上,只有印尼从危机前的0.988下降至0.456,下降幅度较大。那么,钉住美元是否是亚洲国家的最优选择呢?McKibbin教授研究思路是运用随机模拟的方法来检验在一个国家不同的汇率制度下对不同类型冲击的反映情况,以此来确定那种汇率制度是最优的。

  基本模型是G-Cubed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假设经济在长期内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而在短期内存在价格刚性。McKibbin教授将汇率制度分为4类:浮动汇率;盯住日元;盯住一揽子货币(主要是美圆和欧元)和假设存在的亚洲中央银行(ACB)采用的盯住按GDP加权的区域内通货膨胀率,并假设隐含的汇率平价存在;对汇率的冲击分3类: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和随机风险,而每种冲击的来源又分为世界性的,亚洲区域性的和本国的。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考察在受到彼此独立的3种不同风险冲击下,不同汇率制度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真实有效汇率,利息率, 通货膨胀率等)的反应情况如何。具体说来,是将第四种汇率的反映情况作为参照物,考察其他三种汇率制度相对于第四种汇率制度对冲击的反应。

  研究的结果发现,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汇率制度安排。以日本的GDP变量为例,在面对需求冲击的时候,三种制度安排的反应都比第四种差,其中第2种的情况最差;而在面对供给冲击的时候,第2种又是最好的;第3种制度安排对付随机的风险则显得更为有效。

  虽然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但通过研究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些有启发的发现:1)在全亚洲范围上说,如果将GDP作为主要考虑的变量,在需求冲击下,盯住日元是最差的选择,钉住一揽子货币和自主浮动都是不错的选择;浮动汇率在控制通货膨胀上的表现是最好的。2)在受到随机风险冲击的时候,有些国家适合采用自主浮动的汇率制度,而有些国家则应钉住区内通货膨胀率;在GDP增长下降的时候,固定汇率制度会恶化这种趋势。

  抛开统计方面的误差因素,从计量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选择汇率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决策;一国的最优汇率制度安排依赖于该国面对的主要风险类型和内在经济结构,如果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危机的类型和发生时间的话,也许相机决策的汇率政策是最优的。

亚洲汇率制度选择及其政策含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Charles Adams 和Romuald Semblat 提交了题为“亚洲汇率制度选择及其政策含义”论文,他们认为亚洲经济的一体化需要更加合作的汇率制度,论文讨论了可供选择的几种思路,并分析其利弊,认为亚洲实行单一货币是一个较好的选择,随后论述了亚洲实行单一货币需要的经济环境和发展道路。现在摘要如下:

  最近十几年是亚洲经济处于不断整合的过程,出现了东盟以及东盟+3等地区性组织。随着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不断加深,跨国之间的投资逐渐增长以及金融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亚洲经济整合得到了深化。研究表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占这些国家GDP的比重接近于欧元区国家的比重,九十年代中期,亚洲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以及资本流动都在逐年增加,在亚洲危机后才出现减缓趋势。对亚洲各国的经济周期研究表明,亚洲国家之间存在共动(co-movements)现象。

  随着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地区内部汇率波动的影响也逐渐凸显出来,地区间汇率的变化会影响各个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进而会影响到亚洲国家经济的其他方面。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汇率政策,有些国家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货币政策旨在稳定通货膨胀,中国和马来西亚则采取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香港采取了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种多元化的汇率制度是汇率不稳定的潜在根源,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采取不同的汇率制度后,G3国家货币汇率的变化会影响亚洲国家间的双边汇率。二是G3国家货币汇率的变化会影响采取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竞争力。

  为了减小地区内部汇率的波动幅度,有以下三个方案:一是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采取稳定通货的货币政策,二是各种形式的盯住汇率制度,三是采取单一货币制度。第一种方案的货币政策使各国的通货膨胀趋于稳定,从而减弱了汇率波动的一个根源。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不一样,受到的冲击也会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利率变化不一样,这会影响到亚洲国家的双边汇率,从而使其波动。

  盯住汇率制度也有三种形式:一是盯住一篮子G3国家货币,非日本的亚洲国家货币允许围绕盯住值波动5到15个百分点,这种形式虽然可以降低亚洲国家内部汇率的波动程度,但是有些波动还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有可能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会增大。二是将一篮子亚洲国家的货币作为锚货币,就象欧洲国家最初把欧元作为锚货币,欧洲各国货币围绕对欧元的盯住值只能波动2.25%。这里把一篮子亚洲货币称为亚元,是亚洲各国货币以经济总量加权的平均意义上的货币。第三种形式是盯住亚洲经济实力最强国家的货币,譬如说日元。但是,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的盯住货币制度,都需要各个国家都遵守的游戏规则,此时相互监督会十分困难,使得盯住汇率制度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第三种方案是采取单一的地区货币,这样要优于各种形式的盯住汇率制度,避免了盯住汇率制度的一些内生的风险,有以下几个理由:一、单一货币制度避免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与直接投资方面的障碍;二、单一货币减少了投机性攻击的的损失程度。三、由于单一货币减少了交易成本,从而会极大地促进亚洲经济的整合。四、单一货币有助于各国产品的价格更加透明,导致更加激烈的竞争,从而会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五、单一货币有助于增加资本的流动性,从而有利于亚洲国家间的资源优化重组。

  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通向单一货币的进程中,是采取欧洲式的道路,还是另辟蹊径。欧元的最终形成一样,需要一个过渡性的欧元,此时各国的货币采取盯住欧元汇率制度。盯住汇率制度是一个成本很大的汇率制度,也就是各个国家会有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对于资本账户开放,吸收大量短期投资的国家。这就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和相互协调的经济政策来降低采取盯住汇率制度的风险。这些制度安排和协调政策包括以下几点:(1)各个国家应该对各国的汇率波动幅度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协议;(2)在其中某个国家受到攻击,汇率达到盯住汇率的边界值时,别的国家有义务进行支持和帮助;(3)当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时,存在一个协调机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另一种道路就是首先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减少经济主体之间的差距。虽然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也会引起亚洲国家间的汇率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未必会高于盯住汇率制度,而且随着经济的收敛,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汇率波动幅度会逐渐减小,最终达到符合单一货币区的标准。

  另外,从长远看来,建立一个成功的货币区还需要一些经济环境的改观:(1)减少贸易和投资的壁垒,增加亚洲国家商业周期的相关性;(2)亚洲国家内部应该采取援助政策和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再分配政策,减少亚洲国家经济水平的差距;(3)更富有流动性的亚洲劳动市场有助平滑各个国家受到的不同的冲击;(4)亚洲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整合能够使得各个国家的需求冲击更加相关,也增加各个国家货币政策的相关程度;(5)货币整合,特别是单一货币,会对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有所限制:(6)单一货币进程也需要各个国家的财政相互保险制度。

  从上面可以看出,形成单一货币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需要亚洲国家经济发展逐渐收敛。在短期内,则是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并辅之以稳定通货膨胀的财政货币政策。

 

出口价格的汇率传导

  美国南加州大学Robert Dekle教授作了题为“出口价格的汇率传导”的报告,论文中构造了一个微观模型来解释汇率变动是如何影响出口价格,并运用美国和日本对亚洲国家的出口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下面摘要如下:

  汇率的波动可以引起牵涉国企业成本的变化,也最终会影响到这些国家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国家都把币值稳定看作是货币政策的一个目标,并且采取了固定汇率制。至于汇率是怎样引起出口价格变动的,已经有许多人做了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日元汇率的变动有30%传导到日本的汽车行业,也就是在别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日元升值一个百分点,日本汽车价格会提高0.3个百分点。相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公司对于美元汇率的变化反映更加强烈一些,也就是美元汇率的变化更多地传导给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

  可以构造一个微观模型来解释汇率变动是如何影响出口价格的。由于在国际市场中,每一个可贸易产品的生产厂家不是很多,绝大部分都是多寡头或是双寡头。而且即使是同一产业中,各个企业的产品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说,对于消费者来说,福特公司的汽车与本田的汽车是有很大差别的。国家之间存在一些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因此,国际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企业不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定者,他们可以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采取不同的价格策略。

  假定美国的一家企业要向韩国出口。韩国的消费者不仅需要消费本国的产品,也要消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消费美国产品的数量受到收入和美国产品价格的影响。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韩国居民的收入越高,消费的美国产品也就越多。韩国居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出口价格越高,韩国居民消费的美国产品也就越少。对于美国企业,它是一个垄断者,它可以在美国市场和韩国市场制定不同的价格,生产要素一部分在本国采购,另一部分需要从韩国进口,它通过制定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来追求利润最大化。

  可以想象,美国企业最优的出口价格受到汇率、韩国居民收入、韩国居民的偏好以及企业成本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在别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美元升值,这会使得美国产品在韩国的价格偏低,也就是销售后的产品兑换为较少的美元,美国企业有可能提高它在韩国市场上的价格。但是美元升值对出口价格的传导一般不会达到百分之百,也就是出口价格提高的幅度要低于美元升值的幅度。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企业的生产要素有一部分从韩国进口,美元升值会导致从韩国进口产品的成本下跌,这就会抵消掉一些美国企业出口价格的上升。二是韩国的消费者对于美国企业出口价格有所反应,出口价格提高后,韩国消费者会减少对美国产品的消费,这也会使得美国企业的价格提高幅度有所降低。

  从上面的模型还可以得到两个普偏性的推论,一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大部分都需要从国外进口,那么本国货币汇率的变动对于出口价格的影响会很小,这是因为,虽然汇率变化导致了企业收入的变化,但同时也导致成本同方向变化。二是对于出口产品行业竞争比较激烈的国家,汇率变化对出口到该国家的产品价格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如果出口国币值升值,出口国企业采取提价措施,这样可能会损失大量的市场份额,这样会极大地降低企业的利润。

  从美国和日本出口到泰国和韩国的经验研究看来,有些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上面的推论,但是有些具体行业的分析结果与上面的推论不吻合。长期看来,美元汇率变动的平均传导因子为0.6,也就是平均看来,美元升值1个百分点,美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会提高0.6个百分点。对于竞争比较激烈的国家-韩国,美元汇率变动的传导因子要低于竞争不激烈的国家-泰国,这与上面的理论是吻合的。美国所有产业的汇率传导因子都小于0.7,最低的是美国出口到韩国的运输装备产业,汇率传导因子为0.35,最高的是美国出口到泰国的纺织品行业,汇率传导因子为0.66。但是这与理论不相吻合,因为纺织品市场竞争要高于运输装备产业,理论表明纺织品的汇率传导因子要低于运输装备产业的汇率传导因子,实际并非如此。对于日本国而言,它的汇率传导因子要高于美国的汇率传导因子,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相同。对于竞争比较激烈的国家-韩国,日本的汇率传导因子要低于竞争不激烈的国家-泰国,这与上面的理论是吻合的。日本机械行业的汇率传导因子为0.72(泰国)和0.67(韩国),这要高于纸业的汇率传导因子0.58(泰国)和0.61(韩国),这也与上面的理论相吻合。但是日本运输装备行业的汇率传导因子,0.17(泰国)和0.07(韩国),要低于纺织行业的汇率传导因子1.30(泰国)和0.78(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