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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2年第23期(总第310期) 东亚金融合作：背景、问题与前景--“深化东亚金融合作国际研讨会”论文摘要之一
发布日期：2002-05-28 07:2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2年3月24日至3月25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澳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深化东亚金融改革”研讨会，本期简报摘要刊登会议三篇论文内容，另一期简报摘要刊登另外三篇论文。东亚合作对话
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前副行长Stephen Grenville先生提交了题为“东亚合作对话”的论文，借鉴欧洲有关的经验，他认为对于东亚金融的稳定性来说，地区对话以及多边谈判非常重要，他还探讨了东亚在相互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制定地区制度方面如何进行对话的问题。下面是他论文摘要：
已有的地区组织有不同的风格，下面以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无论在人员上还是在机构上，国际清算银行可能都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只是把它的角色定位在组织会议和著述一些讨论稿，这样更利于成员国有效地得出结论和达到一些共识。虽然国际清算银行可以影响到成员国的决策，他们还是尽量保留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国际清算银行就像一个俱乐部，它的主要工作也只是帮助成员国的对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它更像一个宗教领袖，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成员国的决策中。考虑到这些组织不同的目的，这一评价可能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够公平。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不同于国际清算银行，这也必然会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它的结论应该非常自信。一个地区性的组织应该采取国际清算银行式的风格，也就是说，一个地区性组织应该有助于讨论，而不是将它的信条强加于成员国上。在某种程度上，OECD更接近于国际清算银行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如何在已有的地区性组织下进行政策讨论（包括监督、宏观政策、汇率问题、危机应对以及外汇储备），如何发展一个技术导向的地区性组织，以如何更有效地将地区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人建议地区间的监督应该直接融入到成员国的宏观政策中，或是作为地区进一步改革的催化剂。我个人认为监督应该通过一个地区性组织来进行，马尼拉框架下的组织是一个比较好的候选组织，但是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一组织。成员国应该允许这一组织干预本国的宏观政策，就像OECD那样，有一个秘书处和两个监督国，由于监督国是由成员国轮流担任，因此无论是普通的成员国还是监督国，它们都有动机做好监督工作以及配合组织的决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马尼拉框架中承担着秘书处的角色，在我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很好地进行定位。它的书面讨论稿往往都是在事后写出，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总是过于干预亚洲国家的决策。就象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捍卫它最初倡导的政策。我认为，亚洲开发银行更适于承担马尼拉框架的秘书处的角色。
亚洲危机后，另一个有待解决的关于宏观方面的问题是汇率问题。东亚国家的汇率大都是浮动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并不能下定论说，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汇率制度。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反复进行讨论。那么这些宏观政策的对话如何进行呢？这需要马尼拉框架下的组织提供较好的条件，以供成员国反复的探讨，来寻找一个更适合当前形势的宏观政策。这里又需要一个国际清算银行风格的秘书处，以提供一个宽松的气氛，产生一些能够解决问题的高质量的论文。
关于危机应对问题和亚洲货币基金计划有关。一个地区性的基金组织将是一个多边基金的有益的补充，它可以为成员国倡导一个合适的决策。在国家之间产生争论时，地区性的基金组织可以充当一个公正的协调机构。这里所说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要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地位，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毕竟，亚洲货币基金是亚洲成员国自己的货币基金，当国际货币基金无法起到有效的作用时，此时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由于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技术合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就会意识到亚洲各国的专家聚在一起讨论技术细节时，他们会意识到各国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这里以欧洲的金融监督体系作为例子。欧洲的金融监督体系最初是在巴塞尔协议的框架下制定的。监督体系的制度制定后，各个成员国在与外界接触时，都要接受这个监督体系的监督，承认这个协议的效力。当外部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譬如说，最近金融产业的迅速发展，这些规则就不再适应。所以巴塞尔协议将金融监督体系变为一个复杂的而又具有弹性的金融监督体系，也就是说，基于各国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各国可以有些差异，这也需要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机构来监督各个国家的执行情况，国际清算银行似乎执行了这一功能。另外由于最初规则的约束，各国也没有动力在将来完全违反已有的规定。
另外由于全球化正在逐渐深化，地区性的组织在政策对话方面面临两个任务：一是在成员国内达成共识，达成的协议以及做出的决策应该反映各个国家的利益。二是在第一个任务完成的前提下，有效地将地区的共识和一些对话结果融入到整个世界来考虑，让别的地区了解本地区的决策，也考虑别的地区对此的反应，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对话，达成一个最佳的地区性政策。
最后，欧洲的一体化是由相互有敌意的法国和德国相互倡导的。东亚的日本由于在危机中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棘手问题，没有能力获得领导权，这也是为什么它倡导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夭折的原因。由于不知道日本的反应，中国似乎也没有能力获得东亚地区组织的领导权。我们或许可以期望日本与中国能够发现一些共同利益，建立一个有利于东亚稳定的地区性组织。
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以及金融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作了题为为“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以及金融改革”的报告，其中讨论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步骤以及中国的金融改革。下面摘要如下：
中国的资本账户受到管制，根据IMF定义，中国的资本账户大部分都不是可兑换的。在资本与货币市场中，一个项目是可兑换的，七个项目是有条件可兑换的，十个项目是不可兑换的。在整个资本账户中，五个项目是可兑换的，五十一个项目是有条件可兑换的，三十九个项目是不可兑换的。有条件可兑换指的是在某种条件下央行外汇管理局允许的兑换。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资本账户名义上是不可兑换的，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可兑换，特别是在海南省、广东省以及深圳市，资本账户的各个项目实际上都是可兑换的。
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存在着许多条例，由证券法、外汇管理条例和商业银行法等法规构成，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和证监会等机构执行。虽然有人认为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很严，但同时也有人认为中国每年都存在大量的资本外逃，这两者就构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逐年增加，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增加了120亿美元。这只能说明一方面存在资本外逃，另一方面经常账户处于顺差。中国的资本外逃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资本外逃的渠道有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等。有专家估计1997年资本外逃量的估计额为200亿美元，另有专家估计是238亿美元，不同方法估计结果不尽相同，但都说明中国确实存在大量资本外逃现象。
在前几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急剧增加时，要是没有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有可能已经实现了资本账户的可兑换，因为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实施资本账户可兑换的比较好的条件。但是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不大。一些国际上的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造就了这样一种后果，这种想法也影响了中国决策层的决策，使他们认为资本账户管制是好的政策，从而推迟了有可能实施的资本账户可兑换。
那么资本账户可兑换需要哪些条件呢。一是优越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自然是很不错，经济增长率为7%，这无需质疑，中国的政治环境也是非常稳定的。二是好的微观基础，也就是国有企业和银行的经济效益比较好。三是要存在一些政策工具和风险管理工具，也就是有一个好的金融管理和监督体系，这也是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过程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四是比较稳定的外部条件和稳定的国际环境。
资本账户可兑换要采取以下几个步骤。一是金融部门的改革；二是形成一个谨慎的监管体系；三是建立一个金融早期预警体系；四是金融危机管理体系，然后才可以开放资本账户。然而，资本账户开放与好的监管体系关系问题还需要讨论。例如，日本的监管体系并不比中国完善多少，但是日本也还是开放了资本账户。
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将会对整个亚洲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将影响亚洲的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也会对亚洲别的国家的外汇政策产生银行。上周蒙代尔在人民银行演讲时说，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是亚洲金融合作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亚洲货币趋于一体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中国资本账户不可兑换，那么这将对东亚的金融合作产生消极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人民币、日元以及美元三种货币会对亚洲的金融合作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需要这三种货币都可以自由兑换。
中国就要加入WTO了，虽然加入WTO并不一定需要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但是它允许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外汇业务，过几年后，如果香港银行和别的国家的银行都在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外汇业务时，此时进行资本账户管制就需要很大的成本，这似乎也要求中国开放其资本账户。
前面已经提及到，资本账户开放需要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利率自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及呆坏账的解决方案。有人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的一个前提就是利率自由化，中国的利率还没有完全自由化。最然中国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货币市场利率的自由化、政府债券发行利率的自由化、贷款利率可以上下浮动30%，但是中国的存款利率仍受到管制，没有实现自由化。但是如果只进行利率自由化，而没有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的话，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由于商业银行是国有的，没有追求利润的动机，竞争的结果可能是高的存款利率和低的贷款利率，因此首先要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在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我们制定了未来五年内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其中有商业银行产权体系改革、工资发放体系的改革方案、预警系统的建立方案以及四大商业银行呆坏账的解决方案。呆坏账的解决方案有以下几种，一是将一万四千亿呆坏账拨给四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这样来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二是进行债转股；三是制定每年呆坏账率下跌二到三个百分点的目标；四是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监管；五是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税率；六是通过加强管理改善银行的投资组合。我想这些方案肯定有助于呆坏账的处理，中国的资本账户也会逐步地开放。
有效实际汇率的测量
美国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的Menzie D. Chinn博士作了题为“有效实际汇率的测量”的报告，其中讨论了测量实际汇率的理论基础以及现实中采用的测量方法，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不同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的实际汇率测量方法。他将这一思路运用到解释东亚危机、实际汇率对贸易量的影响以及生产率差别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等问题上。下面摘要如下：
政策决策者和经济学家都将汇率看作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是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实际汇率，也就是名义汇率和国别间相对通货膨胀率变动的综合结果。如果细分的话，两国的相对价格会受到本国内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以及外国的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影响。所以，实际汇率受到下面几个因素的影响：（1）两个国家间的名义利率；（2）两国间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3）本国内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4）外国的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
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是贸易品，两个国家的贸易品结构不一样，而且贸易品的价格也不遵从一价原则。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贸易品的价格是由世界市场所决定，此时我们重点研究的也就是内部均衡，实际汇率也就由两个国家内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所决定。对于大国来说，本国的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由本国市场决定，此时研究的是世界市场中可贸易品价格的确定，也就是外部均衡，实际汇率主要由两个国家间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所决定。
但是在测量实际汇率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选择何种价格指数，统计数据中有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批发价格指数和GDP缩减指数。消费价格指数和GDP缩减指数过多反映非贸易品的价格变动，而生产价格指数以及批发价格指数扣除了一些不可贸易的零售品的价格。因此，当研究内部均衡时，也就是考察国内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时，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的比值是一个好的近似。当然这种方法有自身的缺点，一是消费价格指数反映了可贸易品价格的变动；二是生产价格指数反映了不可贸易品价格的变动。在研究外部均衡时，批发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是一个很好的近似，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即使可贸易品遵循一价原则，当国家间的贸易结构发生变化时，实际汇率也会发生变；生产价格指数反映了不可贸易品价格的变动。
上面探讨的都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实际汇率，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每个国家都会与许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所以这就牵涉到如何测量多个国家之间贸易的有效汇率。当测量一个国家的有效汇率时，最常见的方法是取这个国家与每个国家间实际汇率的加权平均值，权重为与此国的贸易量占整个国家贸易量的比重。这里就牵扯到几个问题：一是贸易量用进口还是出口，或者是两者之和；二是如果希望反映这个国家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中与每个国家的竞争力，那么权重该如何计算；三是如何解释这些权重随着时间不断地变化。第三市场（Third markets）理论已经在理论上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理论上应该是权重每年应该进行调整一次，这样会更好地反映有效实际汇率。但是还应该考虑到处理数据带来的复杂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个几年调整一次权重，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重几乎就没有多大变化。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计算的美元有效实际汇率有些差别，但两种有效汇率的时间趋势基本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了两种美元的有效实际汇率：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和单位劳动成本调整。由于，美国生产率的提高要个高于它的竞争对手，单位劳动成本调整的有效实际汇率表明从1985年到1995年处于贬值，而消费价格指数调整的有效实际汇率就看不到这种趋势。但是两个有效汇率时间序列都表明1995年后美元处于升值阶段。由于东亚国家不存在单位劳动成本数据，所以只能用别的指数进行调整，生产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有效汇率大部分是一些非稳态的时间序列，无法进行经济学分析。
下面探讨一些有效实际汇率测量在经济问题中的应用。第一个是东亚货币危机前期的有效实际汇率的变化。已经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有效实际汇率在危机前期处于升值状态。但是他们使用的实际有效汇率都是非稳态的时间序列，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可靠。一个例外是生产价格指数调整的港元有效实际汇率，这个时间序列是稳定的，研究表明1997年五月港元的有效实际汇率被高估了20%。既然大部分的数据都是非稳态的，那么如何对这些有效实际汇率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大胆的假设：这些时间序列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在这种假设前提下，这些时间序列不再存在单位根，也就是一个稳态过程，结果还是表明东南亚国家的有效汇率存在高估现象。
有效实际汇率的另一个应用就是能够反映出国内的生产率变化，是可贸易品的生产率提高的快，还是非贸易品的生产率提高的快。当研究一个小国家的内部均衡时，需要考察此国内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生产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生产率可以反映到有效实际汇率上。如果可贸易品的生产率提高快于非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有效实际汇率有可能会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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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2-05-28 07:2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2年3月24日至3月25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澳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深化东亚金融改革”研讨会，本期简报摘要刊登会议三篇论文内容，另一期简报摘要刊登另外三篇论文。东亚合作对话
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前副行长Stephen Grenville先生提交了题为“东亚合作对话”的论文，借鉴欧洲有关的经验，他认为对于东亚金融的稳定性来说，地区对话以及多边谈判非常重要，他还探讨了东亚在相互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制定地区制度方面如何进行对话的问题。下面是他论文摘要：
已有的地区组织有不同的风格，下面以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无论在人员上还是在机构上，国际清算银行可能都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只是把它的角色定位在组织会议和著述一些讨论稿，这样更利于成员国有效地得出结论和达到一些共识。虽然国际清算银行可以影响到成员国的决策，他们还是尽量保留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国际清算银行就像一个俱乐部，它的主要工作也只是帮助成员国的对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它更像一个宗教领袖，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成员国的决策中。考虑到这些组织不同的目的，这一评价可能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够公平。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不同于国际清算银行，这也必然会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它的结论应该非常自信。一个地区性的组织应该采取国际清算银行式的风格，也就是说，一个地区性组织应该有助于讨论，而不是将它的信条强加于成员国上。在某种程度上，OECD更接近于国际清算银行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如何在已有的地区性组织下进行政策讨论（包括监督、宏观政策、汇率问题、危机应对以及外汇储备），如何发展一个技术导向的地区性组织，以如何更有效地将地区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人建议地区间的监督应该直接融入到成员国的宏观政策中，或是作为地区进一步改革的催化剂。我个人认为监督应该通过一个地区性组织来进行，马尼拉框架下的组织是一个比较好的候选组织，但是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一组织。成员国应该允许这一组织干预本国的宏观政策，就像OECD那样，有一个秘书处和两个监督国，由于监督国是由成员国轮流担任，因此无论是普通的成员国还是监督国，它们都有动机做好监督工作以及配合组织的决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马尼拉框架中承担着秘书处的角色，在我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很好地进行定位。它的书面讨论稿往往都是在事后写出，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总是过于干预亚洲国家的决策。就象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捍卫它最初倡导的政策。我认为，亚洲开发银行更适于承担马尼拉框架的秘书处的角色。
亚洲危机后，另一个有待解决的关于宏观方面的问题是汇率问题。东亚国家的汇率大都是浮动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并不能下定论说，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汇率制度。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反复进行讨论。那么这些宏观政策的对话如何进行呢？这需要马尼拉框架下的组织提供较好的条件，以供成员国反复的探讨，来寻找一个更适合当前形势的宏观政策。这里又需要一个国际清算银行风格的秘书处，以提供一个宽松的气氛，产生一些能够解决问题的高质量的论文。
关于危机应对问题和亚洲货币基金计划有关。一个地区性的基金组织将是一个多边基金的有益的补充，它可以为成员国倡导一个合适的决策。在国家之间产生争论时，地区性的基金组织可以充当一个公正的协调机构。这里所说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要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地位，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毕竟，亚洲货币基金是亚洲成员国自己的货币基金，当国际货币基金无法起到有效的作用时，此时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由于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技术合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就会意识到亚洲各国的专家聚在一起讨论技术细节时，他们会意识到各国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这里以欧洲的金融监督体系作为例子。欧洲的金融监督体系最初是在巴塞尔协议的框架下制定的。监督体系的制度制定后，各个成员国在与外界接触时，都要接受这个监督体系的监督，承认这个协议的效力。当外部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譬如说，最近金融产业的迅速发展，这些规则就不再适应。所以巴塞尔协议将金融监督体系变为一个复杂的而又具有弹性的金融监督体系，也就是说，基于各国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各国可以有些差异，这也需要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机构来监督各个国家的执行情况，国际清算银行似乎执行了这一功能。另外由于最初规则的约束，各国也没有动力在将来完全违反已有的规定。
另外由于全球化正在逐渐深化，地区性的组织在政策对话方面面临两个任务：一是在成员国内达成共识，达成的协议以及做出的决策应该反映各个国家的利益。二是在第一个任务完成的前提下，有效地将地区的共识和一些对话结果融入到整个世界来考虑，让别的地区了解本地区的决策，也考虑别的地区对此的反应，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对话，达成一个最佳的地区性政策。
最后，欧洲的一体化是由相互有敌意的法国和德国相互倡导的。东亚的日本由于在危机中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棘手问题，没有能力获得领导权，这也是为什么它倡导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夭折的原因。由于不知道日本的反应，中国似乎也没有能力获得东亚地区组织的领导权。我们或许可以期望日本与中国能够发现一些共同利益，建立一个有利于东亚稳定的地区性组织。
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以及金融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作了题为为“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以及金融改革”的报告，其中讨论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步骤以及中国的金融改革。下面摘要如下：
中国的资本账户受到管制，根据IMF定义，中国的资本账户大部分都不是可兑换的。在资本与货币市场中，一个项目是可兑换的，七个项目是有条件可兑换的，十个项目是不可兑换的。在整个资本账户中，五个项目是可兑换的，五十一个项目是有条件可兑换的，三十九个项目是不可兑换的。有条件可兑换指的是在某种条件下央行外汇管理局允许的兑换。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资本账户名义上是不可兑换的，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可兑换，特别是在海南省、广东省以及深圳市，资本账户的各个项目实际上都是可兑换的。
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存在着许多条例，由证券法、外汇管理条例和商业银行法等法规构成，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和证监会等机构执行。虽然有人认为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很严，但同时也有人认为中国每年都存在大量的资本外逃，这两者就构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逐年增加，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增加了120亿美元。这只能说明一方面存在资本外逃，另一方面经常账户处于顺差。中国的资本外逃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资本外逃的渠道有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等。有专家估计1997年资本外逃量的估计额为200亿美元，另有专家估计是238亿美元，不同方法估计结果不尽相同，但都说明中国确实存在大量资本外逃现象。
在前几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急剧增加时，要是没有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有可能已经实现了资本账户的可兑换，因为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实施资本账户可兑换的比较好的条件。但是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不大。一些国际上的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造就了这样一种后果，这种想法也影响了中国决策层的决策，使他们认为资本账户管制是好的政策，从而推迟了有可能实施的资本账户可兑换。
那么资本账户可兑换需要哪些条件呢。一是优越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自然是很不错，经济增长率为7%，这无需质疑，中国的政治环境也是非常稳定的。二是好的微观基础，也就是国有企业和银行的经济效益比较好。三是要存在一些政策工具和风险管理工具，也就是有一个好的金融管理和监督体系，这也是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过程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四是比较稳定的外部条件和稳定的国际环境。
资本账户可兑换要采取以下几个步骤。一是金融部门的改革；二是形成一个谨慎的监管体系；三是建立一个金融早期预警体系；四是金融危机管理体系，然后才可以开放资本账户。然而，资本账户开放与好的监管体系关系问题还需要讨论。例如，日本的监管体系并不比中国完善多少，但是日本也还是开放了资本账户。
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将会对整个亚洲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将影响亚洲的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也会对亚洲别的国家的外汇政策产生银行。上周蒙代尔在人民银行演讲时说，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是亚洲金融合作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亚洲货币趋于一体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中国资本账户不可兑换，那么这将对东亚的金融合作产生消极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人民币、日元以及美元三种货币会对亚洲的金融合作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需要这三种货币都可以自由兑换。
中国就要加入WTO了，虽然加入WTO并不一定需要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但是它允许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外汇业务，过几年后，如果香港银行和别的国家的银行都在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外汇业务时，此时进行资本账户管制就需要很大的成本，这似乎也要求中国开放其资本账户。
前面已经提及到，资本账户开放需要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利率自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及呆坏账的解决方案。有人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的一个前提就是利率自由化，中国的利率还没有完全自由化。最然中国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货币市场利率的自由化、政府债券发行利率的自由化、贷款利率可以上下浮动30%，但是中国的存款利率仍受到管制，没有实现自由化。但是如果只进行利率自由化，而没有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的话，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由于商业银行是国有的，没有追求利润的动机，竞争的结果可能是高的存款利率和低的贷款利率，因此首先要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在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我们制定了未来五年内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其中有商业银行产权体系改革、工资发放体系的改革方案、预警系统的建立方案以及四大商业银行呆坏账的解决方案。呆坏账的解决方案有以下几种，一是将一万四千亿呆坏账拨给四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这样来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二是进行债转股；三是制定每年呆坏账率下跌二到三个百分点的目标；四是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监管；五是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税率；六是通过加强管理改善银行的投资组合。我想这些方案肯定有助于呆坏账的处理，中国的资本账户也会逐步地开放。
有效实际汇率的测量
美国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的Menzie D. Chinn博士作了题为“有效实际汇率的测量”的报告，其中讨论了测量实际汇率的理论基础以及现实中采用的测量方法，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不同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的实际汇率测量方法。他将这一思路运用到解释东亚危机、实际汇率对贸易量的影响以及生产率差别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等问题上。下面摘要如下：
政策决策者和经济学家都将汇率看作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是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实际汇率，也就是名义汇率和国别间相对通货膨胀率变动的综合结果。如果细分的话，两国的相对价格会受到本国内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以及外国的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影响。所以，实际汇率受到下面几个因素的影响：（1）两个国家间的名义利率；（2）两国间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3）本国内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4）外国的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
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是贸易品，两个国家的贸易品结构不一样，而且贸易品的价格也不遵从一价原则。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贸易品的价格是由世界市场所决定，此时我们重点研究的也就是内部均衡，实际汇率也就由两个国家内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所决定。对于大国来说，本国的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由本国市场决定，此时研究的是世界市场中可贸易品价格的确定，也就是外部均衡，实际汇率主要由两个国家间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所决定。
但是在测量实际汇率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选择何种价格指数，统计数据中有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批发价格指数和GDP缩减指数。消费价格指数和GDP缩减指数过多反映非贸易品的价格变动，而生产价格指数以及批发价格指数扣除了一些不可贸易的零售品的价格。因此，当研究内部均衡时，也就是考察国内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时，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的比值是一个好的近似。当然这种方法有自身的缺点，一是消费价格指数反映了可贸易品价格的变动；二是生产价格指数反映了不可贸易品价格的变动。在研究外部均衡时，批发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是一个很好的近似，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即使可贸易品遵循一价原则，当国家间的贸易结构发生变化时，实际汇率也会发生变；生产价格指数反映了不可贸易品价格的变动。
上面探讨的都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实际汇率，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每个国家都会与许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所以这就牵涉到如何测量多个国家之间贸易的有效汇率。当测量一个国家的有效汇率时，最常见的方法是取这个国家与每个国家间实际汇率的加权平均值，权重为与此国的贸易量占整个国家贸易量的比重。这里就牵扯到几个问题：一是贸易量用进口还是出口，或者是两者之和；二是如果希望反映这个国家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中与每个国家的竞争力，那么权重该如何计算；三是如何解释这些权重随着时间不断地变化。第三市场（Third markets）理论已经在理论上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理论上应该是权重每年应该进行调整一次，这样会更好地反映有效实际汇率。但是还应该考虑到处理数据带来的复杂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个几年调整一次权重，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重几乎就没有多大变化。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计算的美元有效实际汇率有些差别，但两种有效汇率的时间趋势基本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了两种美元的有效实际汇率：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和单位劳动成本调整。由于，美国生产率的提高要个高于它的竞争对手，单位劳动成本调整的有效实际汇率表明从1985年到1995年处于贬值，而消费价格指数调整的有效实际汇率就看不到这种趋势。但是两个有效汇率时间序列都表明1995年后美元处于升值阶段。由于东亚国家不存在单位劳动成本数据，所以只能用别的指数进行调整，生产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有效汇率大部分是一些非稳态的时间序列，无法进行经济学分析。
下面探讨一些有效实际汇率测量在经济问题中的应用。第一个是东亚货币危机前期的有效实际汇率的变化。已经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有效实际汇率在危机前期处于升值状态。但是他们使用的实际有效汇率都是非稳态的时间序列，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可靠。一个例外是生产价格指数调整的港元有效实际汇率，这个时间序列是稳定的，研究表明1997年五月港元的有效实际汇率被高估了20%。既然大部分的数据都是非稳态的，那么如何对这些有效实际汇率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大胆的假设：这些时间序列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在这种假设前提下，这些时间序列不再存在单位根，也就是一个稳态过程，结果还是表明东南亚国家的有效汇率存在高估现象。
有效实际汇率的另一个应用就是能够反映出国内的生产率变化，是可贸易品的生产率提高的快，还是非贸易品的生产率提高的快。当研究一个小国家的内部均衡时，需要考察此国内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生产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生产率可以反映到有效实际汇率上。如果可贸易品的生产率提高快于非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有效实际汇率有可能会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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