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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2年第21期(总第308期) 东亚金融合作：新世纪的新议程——“深化东亚金融安排”国际研讨会述评
发布日期：2002-05-09 07:2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近年东亚经济的一个新动向，是在建立和深化区域内合作机制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会议多次举行，到区域内各国就双边货币置换达成清迈协议（CMI），再到十年内建立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议得到“10+1”峰会赞同，显示出区域各国试图改变以往缺少制度性合作的发展格局。其中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探讨和努力，尤其引起国内外很多关注。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日研究中心（AJRC）于2002年3月25-26日在北京大学举办“深化东亚金融安排”国际研讨会，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召开的有关这一专题的最高规格国际研讨会之一。一些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有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Peter Drysdale教授、 Warwick McKibbin教授和Gordon de Brouwer教授，日本一桥大学Takatoshi Ito教授和Eiji Ogawa教授，菲律宾发展研究院主任Mario Lamberte博士。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高级官员也参加了会议，包括日本财政部副部长Haruhiko Kuroda先生、日本内阁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所长Koichi Hamada先生、澳大利亚财政部副部长Martin Parkinson先生、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前副行长Stephen Grenville先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博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地区办公室高级专员Charles Adams先生等。与会人员研讨了东亚金融合作背景、现状和前景等议题。
东亚金融合作的内涵
什么是东亚金融合作？虽然对此仍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但从实际讨论情况看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是危机管理，特别是探讨如何在国际储备方面协调合作，防范成员国受到国际资本投机性攻击，并在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支持。第二是汇率安排，探讨能否通过采取某种合作盯住汇率制度或其它汇率安排，以控制区域内各国间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三是货币安排，探讨东亚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以及创设区域货币的可能性和途径。三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构成远近有序的合作议程。另外，区域金融货币合作会通过监督机制（surveillance mechanism）对参与国的国内金融监管以及货币政策产生影响。显然，上述合作需要政府参与，不能依赖市场引导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自发实现。
东亚金融合作名称表明，它在范围上以东亚为限、或以东亚为中心，因而不同于APEC这样包括太平洋沿岸所有国家和经济的泛太平洋合作（Pan-Pacific cooperation）。提出东亚金融合作议程的一个基本立论，是在肯定跨区域经济组织必要性同时，认识到泛太平洋合作不能和不应取代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一般认为东亚金融合作的核心成员国应是东盟加中、日、韩三国。鉴于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东亚在经济和地理位置上联系特别紧密，也有分析人士把这两个国家包含在内。
鉴于上述观察，可以把东亚金融合作初步界定为以国际储备合作和汇率货币安排为中心内容、以政府间协调行动和制度化创新为主要对象、范围覆盖东盟和中日韩（或加上澳、新）等国的区域性金融合作或安排（financial cooperation or arrangements）。
东亚金融合作的经济背景
研究人员侧重从三方面解读东亚金融合作兴起的经济原因。第一是区域内经济一体化长期发展的客观需要。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东亚区域内部经济一体化有了长足进展。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Henning教授提供的数据表明，亚洲经济危机前的1995-97年东亚区内出口占出口总额比例在45-47%之间，与70年代欧共体决定实行货币联盟时区内贸易比率（47-48%）相当接近。日本直接投资相当大部分在东亚地区，亚洲经济危机以前日本对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贷款高达2700多亿美元。IMF官员Adame和Semblat先生提交的论文表明，由于贸易和投资联系加深，东亚内各国商业周期相关性增加，表明经济冲击的对称性增加，有利于实行金融货币方面的合作性安排。无论从经济学理论分析，还是从欧洲经验来看，金融合作是围绕区域商品和资本的市场一体化展开的，促进区内贸易增长不仅需要降低贸易壁垒，而且要求货币稳定，因而要求金融和货币合作。
第二是区域内经济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需要。东亚是世界上新兴经济（emerging economy）最为集中、成就最为彰著的区域，由于实行保守稳健的宏观政策，各国避免了传统的以财政收支和经常帐户赤字导致国际收支失衡为特征的金融危机。然而，新兴经济面临新挑战。给定私人国际资本高度流动的新环境，加上这些国家在发展策略选择以及银行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可能遭遇以资本帐户失衡为特点的新型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大量私人资本流动突然变动带来国际收支困难和货币危机，与国内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相互作用，可能引发国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并通过传染性（contagion）机制对区域内其它经济产生负面作用。加强区域金融合作被认为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必要手段之一。
第三，由于多方面原因，现有国际金融框架（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难以很好地承担帮助各国应对短期国际收支困难的职能，因而需要建立区域合作机构加以弥补。原因之一是现有国际金融框架的支柱棗IMF所掌控资源规模大为下降。从应对经常帐户失衡问题的相对能力来看，依据澳大利亚财政部副部长Martin Parkinson先生和他合作者提供的数据，1946年IMF建立时，该组织掌握的总资源相当于全球进口额的12%，到1999年份额增加之前这一比率下降到3%，即便考虑1999年新增份额同一指标也不到6%。另一方面，国际私人资本流动规模增大对IMF作为危机救助者的资源能力提出了半个世纪前无法对比的要求。私人资本流动导致国际收支困难的潜在可能对新兴经济尤其具有针对性。数据表明，80年代全球新兴经济整体吸收私人资本年均量为160亿美元，90年代同一指标上升为1240亿美元。
另一原因是IMF受到美国利益的影响，具体运作中对不同区域援助需要存在亲此疏彼的偏颇。日本一桥大学Ito教授通过比较9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和泰国危机时IMF和美国的不同反应说明了这一点。泰国发生危机后获得的172亿美元援助中，IMF提供了40亿美元的援助，日本提供了40亿美元，中国大陆、澳大利亚、香港等各自贡献了10亿美元等，美国则没有提供援助。然而，1994年12月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为了保证美国投资比例较大的墨西哥到期债券（Tesobonos）不被拖欠，美国和IMF联手提供了50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墨西哥从IMF得到了5倍于该国配额的援助（这一获得支持限度棗the access limit高得异乎寻常），美国的双边援助高达210亿美元。在IMF受到美国利益和优先度支配因素背景下，东亚有必要通过区域合作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另外，东亚金融危机的经历还表明，IMF在提供危机救援时，未能区分东亚地区以资本帐户短期变化为特点的新兴危机与以经常帐户赤字为特点的传统危机的不同发生机制，教条式地要求这些国家实行紧缩性宏观政策来作为接受援助的条件（conditionality）。这类要求不仅不能恢复投资者对这些经济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货币危机通过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衰退的严重性。这说明国际性多边机构在鉴别具有区域特征的经济问题时，存在分析和认识能力限制。因而，无论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客观局限性还是主观偏向性来看，都有必要建立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让亚洲人更多地管理亚洲事务。
东亚金融合作的政治经济学
区域金融合作必然涉及多方面非经济因素，具有深刻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研究区域金融合作问题，需要结合运用市场一体化经济分析方法与其它分析方法。Henning教授以欧洲金融货币合作经验为背景，系统介绍了从区域性机构（regional institution）、功能溢出效应（functional spillover）、地区政治（regional politics）、信誉和承诺策略（credibility and commitment strategy）、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区域政治（regional politics）、系统稳定性（systemic stability）等不同角度解读区域金融合作现象的必要性。
例如，对欧洲经验研究表明，区域性机构是推动欧洲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重要因素。西欧区别于其它地区的特点之一，是它拥有极为密集的区域机构。这些机构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中承担了交换信息、达成协议、监督和实施协议等多方面职能。象欧盟（EU），欧洲理事会（EC），欧洲议会（EP）这类机构，本身就是为了推进欧洲一体化而专门建立的。是否存在强有力的机构是决定一体化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亚太地区也有不少区域性机构，如60年代建立了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PBEC）、太平洋贸发会议（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PAFTAD）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80年代初成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PECC），80年代末又建立了亚太经济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论坛。然而，这些机构总体上看有两个局限性。一是在相当程度上被美国支配，“本质上是双边性的：美国一方和美国挑选的另外一个伙伴为另一方，其中被挑选的伙伴各自试图通过努力从美国那里得到最大利益，因而各国政府有意识地与真正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设计保持距离”。另外，这些机构大部分仅仅具有协商功能而不具备决策功能，它们提供了国家之间联系网络，但缺乏推动实际合作进程的决策能力。“无论从机构发展的每个指标棗力量、范围、中心化、国内政治联系棗来看，太平洋地区机构都是最弱的”。因而，从区域机构视角看，建立培养一个兼有“倡导者、企业家、经纪人和实行者功能的机构（initiator, entrepreneur, broker and enforcer）”，是推进东亚金融合作的重要议程。
功能的溢出效应（functional spillover）是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另一因素。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于共同农业政策和共同市场（CAP and the Common Market），然而，议题和机构本身具有溢出效应，对贸易的一体化推动延伸到后来统一市场 (the Single Market) 的投资和金融一体化，直至单一货币区和政治、外交高度一体化的区域。这一观察意味着，走出合作第一步最为困难，因为一旦走出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步，它本身会通过溢出效应产生动态影响。就东亚区域合作来说，目前存在的“10+3”会议框架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已经存在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也可能产生推动其它金融合作安排的作用。
东亚汇率合作的方案探讨
亚洲危机后区域各国汇率安排出现多样化局面。如果区域内部分国家汇率浮动而另外一些国家实行盯住汇率制，那么盯住对象国货币（锚货币：anchor currency）的汇率相对变动，会影响到区域内部不同国家经济相对竞争力，不利于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因而，东亚金融合作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探讨进行汇率协调的可能性。IMF的Adams and Samblet先生论文概括评论了有关这一议程的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不直接进行汇率合作，但是各国协调确定并谋求通货膨胀目标，通过物价变动趋同来间接实现相互间汇率稳定目标。第二种思路是采用某种合作盯住汇率制度，盯住对象或者是目前世界上三种最重要的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加权平均量，或者是新设立的区域内货币单位如亚洲货币单位（ACU）。第三种思路是设立区域单一货币，从而彻底消除汇率波动风险。
他们的论文较多讨论了实行盯住三种主要货币的汇率体制思路。它们认为，在这一体制下，东亚区域经济将向三种锚货币经济的平均值趋同。然而，三种锚货币之间汇率变动会影响日本和其它成员国的汇率水平，日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第N种货币的功能，因而日本应当对本国货币政策保持克制态度，防止与其它货币汇率大起大落。他们认为，实行合作盯住汇率体制成败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通过转移收入较快降低区域内穷国和富国的收入差距，提升劳动力要素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以便更好地应对非对称冲击等等。从实施合作汇率安排的阶段性步骤上看，菲律宾发展研究所Lambatte教授提出了一个过渡方法，即在开始时完全由各国自行对三种锚货币确定权重，经过一段适应期以后，再过渡到确定统一权重期。
东亚金融合作的前景展望
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林毅夫教授指出，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来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应当选择适当的体制和发展战略，使经济基本面保持健康和强劲的适应力。当然，最好的政策和制度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失误和危机。为了适应国际经济新环境和区域各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有必要探讨建立包括符合区域各国利益的金融合作机制和安排。Kuroda先生和Ito教授强调应当促进区域金融合作方面的具体进展，他们提出了应当尽快考虑建立有关这一问题的常设秘书处。其他一些与会人员赞同对东亚金融合作应有积极态度，但提醒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需要谨慎从事，避免操之过急导致负面效果。从总的情况看，虽然人们在东亚金融合作的大方向上存在某种共同立场，但在选择具体合作方式和时间表安排上，则存在明显意见分歧。东亚金融合作将面临漫长崎岖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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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2-05-09 07:2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近年东亚经济的一个新动向，是在建立和深化区域内合作机制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会议多次举行，到区域内各国就双边货币置换达成清迈协议（CMI），再到十年内建立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议得到“10+1”峰会赞同，显示出区域各国试图改变以往缺少制度性合作的发展格局。其中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探讨和努力，尤其引起国内外很多关注。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日研究中心（AJRC）于2002年3月25-26日在北京大学举办“深化东亚金融安排”国际研讨会，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召开的有关这一专题的最高规格国际研讨会之一。一些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有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Peter Drysdale教授、 Warwick McKibbin教授和Gordon de Brouwer教授，日本一桥大学Takatoshi Ito教授和Eiji Ogawa教授，菲律宾发展研究院主任Mario Lamberte博士。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高级官员也参加了会议，包括日本财政部副部长Haruhiko Kuroda先生、日本内阁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所长Koichi Hamada先生、澳大利亚财政部副部长Martin Parkinson先生、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前副行长Stephen Grenville先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博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地区办公室高级专员Charles Adams先生等。与会人员研讨了东亚金融合作背景、现状和前景等议题。
东亚金融合作的内涵
什么是东亚金融合作？虽然对此仍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但从实际讨论情况看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是危机管理，特别是探讨如何在国际储备方面协调合作，防范成员国受到国际资本投机性攻击，并在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支持。第二是汇率安排，探讨能否通过采取某种合作盯住汇率制度或其它汇率安排，以控制区域内各国间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三是货币安排，探讨东亚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以及创设区域货币的可能性和途径。三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构成远近有序的合作议程。另外，区域金融货币合作会通过监督机制（surveillance mechanism）对参与国的国内金融监管以及货币政策产生影响。显然，上述合作需要政府参与，不能依赖市场引导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自发实现。
东亚金融合作名称表明，它在范围上以东亚为限、或以东亚为中心，因而不同于APEC这样包括太平洋沿岸所有国家和经济的泛太平洋合作（Pan-Pacific cooperation）。提出东亚金融合作议程的一个基本立论，是在肯定跨区域经济组织必要性同时，认识到泛太平洋合作不能和不应取代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一般认为东亚金融合作的核心成员国应是东盟加中、日、韩三国。鉴于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东亚在经济和地理位置上联系特别紧密，也有分析人士把这两个国家包含在内。
鉴于上述观察，可以把东亚金融合作初步界定为以国际储备合作和汇率货币安排为中心内容、以政府间协调行动和制度化创新为主要对象、范围覆盖东盟和中日韩（或加上澳、新）等国的区域性金融合作或安排（financial cooperation or arrangements）。
东亚金融合作的经济背景
研究人员侧重从三方面解读东亚金融合作兴起的经济原因。第一是区域内经济一体化长期发展的客观需要。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东亚区域内部经济一体化有了长足进展。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Henning教授提供的数据表明，亚洲经济危机前的1995-97年东亚区内出口占出口总额比例在45-47%之间，与70年代欧共体决定实行货币联盟时区内贸易比率（47-48%）相当接近。日本直接投资相当大部分在东亚地区，亚洲经济危机以前日本对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贷款高达2700多亿美元。IMF官员Adame和Semblat先生提交的论文表明，由于贸易和投资联系加深，东亚内各国商业周期相关性增加，表明经济冲击的对称性增加，有利于实行金融货币方面的合作性安排。无论从经济学理论分析，还是从欧洲经验来看，金融合作是围绕区域商品和资本的市场一体化展开的，促进区内贸易增长不仅需要降低贸易壁垒，而且要求货币稳定，因而要求金融和货币合作。
第二是区域内经济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需要。东亚是世界上新兴经济（emerging economy）最为集中、成就最为彰著的区域，由于实行保守稳健的宏观政策，各国避免了传统的以财政收支和经常帐户赤字导致国际收支失衡为特征的金融危机。然而，新兴经济面临新挑战。给定私人国际资本高度流动的新环境，加上这些国家在发展策略选择以及银行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可能遭遇以资本帐户失衡为特点的新型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大量私人资本流动突然变动带来国际收支困难和货币危机，与国内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相互作用，可能引发国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并通过传染性（contagion）机制对区域内其它经济产生负面作用。加强区域金融合作被认为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必要手段之一。
第三，由于多方面原因，现有国际金融框架（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难以很好地承担帮助各国应对短期国际收支困难的职能，因而需要建立区域合作机构加以弥补。原因之一是现有国际金融框架的支柱棗IMF所掌控资源规模大为下降。从应对经常帐户失衡问题的相对能力来看，依据澳大利亚财政部副部长Martin Parkinson先生和他合作者提供的数据，1946年IMF建立时，该组织掌握的总资源相当于全球进口额的12%，到1999年份额增加之前这一比率下降到3%，即便考虑1999年新增份额同一指标也不到6%。另一方面，国际私人资本流动规模增大对IMF作为危机救助者的资源能力提出了半个世纪前无法对比的要求。私人资本流动导致国际收支困难的潜在可能对新兴经济尤其具有针对性。数据表明，80年代全球新兴经济整体吸收私人资本年均量为160亿美元，90年代同一指标上升为1240亿美元。
另一原因是IMF受到美国利益的影响，具体运作中对不同区域援助需要存在亲此疏彼的偏颇。日本一桥大学Ito教授通过比较9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和泰国危机时IMF和美国的不同反应说明了这一点。泰国发生危机后获得的172亿美元援助中，IMF提供了40亿美元的援助，日本提供了40亿美元，中国大陆、澳大利亚、香港等各自贡献了10亿美元等，美国则没有提供援助。然而，1994年12月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为了保证美国投资比例较大的墨西哥到期债券（Tesobonos）不被拖欠，美国和IMF联手提供了50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墨西哥从IMF得到了5倍于该国配额的援助（这一获得支持限度棗the access limit高得异乎寻常），美国的双边援助高达210亿美元。在IMF受到美国利益和优先度支配因素背景下，东亚有必要通过区域合作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另外，东亚金融危机的经历还表明，IMF在提供危机救援时，未能区分东亚地区以资本帐户短期变化为特点的新兴危机与以经常帐户赤字为特点的传统危机的不同发生机制，教条式地要求这些国家实行紧缩性宏观政策来作为接受援助的条件（conditionality）。这类要求不仅不能恢复投资者对这些经济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货币危机通过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衰退的严重性。这说明国际性多边机构在鉴别具有区域特征的经济问题时，存在分析和认识能力限制。因而，无论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客观局限性还是主观偏向性来看，都有必要建立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让亚洲人更多地管理亚洲事务。
东亚金融合作的政治经济学
区域金融合作必然涉及多方面非经济因素，具有深刻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研究区域金融合作问题，需要结合运用市场一体化经济分析方法与其它分析方法。Henning教授以欧洲金融货币合作经验为背景，系统介绍了从区域性机构（regional institution）、功能溢出效应（functional spillover）、地区政治（regional politics）、信誉和承诺策略（credibility and commitment strategy）、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区域政治（regional politics）、系统稳定性（systemic stability）等不同角度解读区域金融合作现象的必要性。
例如，对欧洲经验研究表明，区域性机构是推动欧洲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重要因素。西欧区别于其它地区的特点之一，是它拥有极为密集的区域机构。这些机构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中承担了交换信息、达成协议、监督和实施协议等多方面职能。象欧盟（EU），欧洲理事会（EC），欧洲议会（EP）这类机构，本身就是为了推进欧洲一体化而专门建立的。是否存在强有力的机构是决定一体化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亚太地区也有不少区域性机构，如60年代建立了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PBEC）、太平洋贸发会议（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PAFTAD）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80年代初成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PECC），80年代末又建立了亚太经济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论坛。然而，这些机构总体上看有两个局限性。一是在相当程度上被美国支配，“本质上是双边性的：美国一方和美国挑选的另外一个伙伴为另一方，其中被挑选的伙伴各自试图通过努力从美国那里得到最大利益，因而各国政府有意识地与真正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设计保持距离”。另外，这些机构大部分仅仅具有协商功能而不具备决策功能，它们提供了国家之间联系网络，但缺乏推动实际合作进程的决策能力。“无论从机构发展的每个指标棗力量、范围、中心化、国内政治联系棗来看，太平洋地区机构都是最弱的”。因而，从区域机构视角看，建立培养一个兼有“倡导者、企业家、经纪人和实行者功能的机构（initiator, entrepreneur, broker and enforcer）”，是推进东亚金融合作的重要议程。
功能的溢出效应（functional spillover）是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另一因素。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于共同农业政策和共同市场（CAP and the Common Market），然而，议题和机构本身具有溢出效应，对贸易的一体化推动延伸到后来统一市场 (the Single Market) 的投资和金融一体化，直至单一货币区和政治、外交高度一体化的区域。这一观察意味着，走出合作第一步最为困难，因为一旦走出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步，它本身会通过溢出效应产生动态影响。就东亚区域合作来说，目前存在的“10+3”会议框架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已经存在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也可能产生推动其它金融合作安排的作用。
东亚汇率合作的方案探讨
亚洲危机后区域各国汇率安排出现多样化局面。如果区域内部分国家汇率浮动而另外一些国家实行盯住汇率制，那么盯住对象国货币（锚货币：anchor currency）的汇率相对变动，会影响到区域内部不同国家经济相对竞争力，不利于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因而，东亚金融合作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探讨进行汇率协调的可能性。IMF的Adams and Samblet先生论文概括评论了有关这一议程的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不直接进行汇率合作，但是各国协调确定并谋求通货膨胀目标，通过物价变动趋同来间接实现相互间汇率稳定目标。第二种思路是采用某种合作盯住汇率制度，盯住对象或者是目前世界上三种最重要的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加权平均量，或者是新设立的区域内货币单位如亚洲货币单位（ACU）。第三种思路是设立区域单一货币，从而彻底消除汇率波动风险。
他们的论文较多讨论了实行盯住三种主要货币的汇率体制思路。它们认为，在这一体制下，东亚区域经济将向三种锚货币经济的平均值趋同。然而，三种锚货币之间汇率变动会影响日本和其它成员国的汇率水平，日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第N种货币的功能，因而日本应当对本国货币政策保持克制态度，防止与其它货币汇率大起大落。他们认为，实行合作盯住汇率体制成败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通过转移收入较快降低区域内穷国和富国的收入差距，提升劳动力要素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以便更好地应对非对称冲击等等。从实施合作汇率安排的阶段性步骤上看，菲律宾发展研究所Lambatte教授提出了一个过渡方法，即在开始时完全由各国自行对三种锚货币确定权重，经过一段适应期以后，再过渡到确定统一权重期。
东亚金融合作的前景展望
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林毅夫教授指出，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来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应当选择适当的体制和发展战略，使经济基本面保持健康和强劲的适应力。当然，最好的政策和制度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失误和危机。为了适应国际经济新环境和区域各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有必要探讨建立包括符合区域各国利益的金融合作机制和安排。Kuroda先生和Ito教授强调应当促进区域金融合作方面的具体进展，他们提出了应当尽快考虑建立有关这一问题的常设秘书处。其他一些与会人员赞同对东亚金融合作应有积极态度，但提醒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需要谨慎从事，避免操之过急导致负面效果。从总的情况看，虽然人们在东亚金融合作的大方向上存在某种共同立场，但在选择具体合作方式和时间表安排上，则存在明显意见分歧。东亚金融合作将面临漫长崎岖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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