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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2年第15期(总第302期) 中国与日本经济比较及其前景
发布日期：2002-04-16 07:1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一个是老牌的经济强国，一个是崛起中的东方巨龙，日本和中国作为同处亚洲的大国，却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其原因何在？2002年3月14日下午，在中心万众楼小教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William Overholt博士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他的讲座摘要：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崛起于20世纪50-60年代，这和当时日本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日本政府在40年代大力扶植本国的大企业，主要措施和手段包括：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增加企业积累；建立主银行制度，将银行和大型生产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大企业可以方便地从银行得到资金支持；促进大企业之间结成卡特尔，并采用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维护大企业的发展；削减股东权力，方便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企业融资主要采用银行贷款的方式；建立类似于“计划经济”的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表现在政府财政支出“软约束”和行政干预经济等方面；实行雇佣终身制；建立公司工会，鼓励甚至强制工人加班。
这一系列政策建立了一个由上及下，等级森严，军队式的经济结构，非常有利于战争时期和战后的经济重建，但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一系列后遗症。第一， 将资本和劳动力束缚在老企业当中并强迫银行对垂死的企业提供援助，现在，日本银行的呆帐总额达到10，000亿美元。第二、建立包含出口部门和面向本土市场的部门的二元经济体制，造成面向本土市场的部门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过高（比如房地产），最终导致总体生产成本的提高，使很多企业纷纷将生产部分甚至总部迁到海外，损害了出口部门。第三，对某些企业给予优先贷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泡沫和资源浪费等诸多问题。第四、经济运行的行政色彩过浓导致了滥用权力和腐败。第五、过度储蓄妨碍了经济增长：过度储蓄导致本土需求的不足，使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和政府采购，而后者现在已经接近了容忍的极限。
日本的政治体制导致日本很难从困境中走出。日本的政党同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包括银行、建筑业、零售业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相的实际权力很小，真正的政治权力常常掌握在不同派系中那些所谓的政界元老手中。在职的政府官员所能真正控制的政府财政收入很少，比如说，日本建筑行业中拥有一大批掌握实权的政界人物。选民无法左右政府政策的取向，反对派很难推出有竞争力的候选人。这种政治体制造成的后果是：政策取向得不到改变，官僚滥用权力，严重的道德风险；要进行经济改革必须全盘推翻现有的政治体制。
目前日本的金融面临很大的困难。政府债务已经达到了GDP的400%，15家最大的银行都面临破产危机，他们每年大概要损失300亿美元的资产，国内股票市场的低迷造成银行资产的大幅度缩水；据估计，日本金融系统的呆坏帐总额在12,600?/FONT>20,000亿美元之间；莫迪（Moody）公司对日本的信用评级已经连降了两级。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利的后果：在日本国内，银行危机可能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虽然短期内还不太可能），股票和债券市场危机可能愈演愈烈，日元可能贬值到165-226日元/美元的程度；银行破产的不断出现会损害全世界债权人的利益。日本经济的低迷对国际经济也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日元持续贬值造成的资产缩水，影响韩国等和日本经济关联度比较高的经济运行，削弱美国高科技和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重美国目前的不景气，可能会引起美国利率上升，加深某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同时，日本奉行的外交政策为日本经济走出低谷制造了不少障碍。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保守势力有所抬头，新上台的政客们多是民族主义者，其所作所为激化了许多已经淡化的矛盾，比如说多次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削减对中国的援助等等，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的不满；同时，日本的外交政策还表现出了日本政界对美国的不信任，恶化了两国关系。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的情况。目前，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同韩国在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类似。政府强制银行向企业提供帮助（比如国有企业）；而那些得到优惠的企业往往将资金浪费在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过度的职工福利上面；企业根本无力偿还银行债务；由此而引发的银行资产缩水反过来打击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因此，中国需要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稳定银行系统，提高企业效率，恢复公众信心。
近年来，中国采取了许多“壮士断腕”式的改革措施：精简政府机构，有原来的40多个部委压缩到现在的29个；改组军队，将军队退出经济领域，比如将部队产业转为民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银行改组，采取措施防范道德风险；深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4500万工人。
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得以持续发展，并且呈现出成为市场领导者的趋势。中国作为未来的市场领导者，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开放性。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45%，远远高于日本的15%；在1990?/FONT>1999这10年间，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累计超过3090亿美元，而日本相应的数字为390亿美元。在贸易等方面，中国不断降低各种壁垒，鼓励商品进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尤其是到美国。在改革过程中，中国不断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法规和制度，改造自己的体制。
第二、全球化。奉行“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学习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比如在金融改革方面，延请香港的高级金融人才，学习台湾的QFII制度。大力推动英语学习和使用，所有的中学都开设6年的英语课程，许多地方甚至从小学开始；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大量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尤其是到美国；这也是日本的成功经验，但今天的日本人却很少走出国门。
第三、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改革和发展汽车产业；实行消费信贷；学习西方的经济调控手段；推动内部制度建设。
第四、透明度。每季度公开发布统计数据；建立和完善企业与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中国银行的各项决议公开；对敏感问题公开进行政策辩论，包括在领导人之间，同外国人商讨，在大众传媒上进行大规模讨论，但是，在许多领域还存在着严格的审查制度。
第五、鼓励竞争。比如，经营航空业务的公司由1家变成31家。拆分电信系统，一家公司变成6家，竞争导致企业垄断利润的下降和股票价格的下跌。但行业效率提高，消费者得利。
第六、企业家精神。根据调查，美国、台湾、中国、香港是世界上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前4名。中国市场巨大，有无限的上升潜力，有孕育企业家的肥沃土壤。随着市场化的程度加深，从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到改组中的国有企业，乃至政府机关、院校、军队中都有可能走出杰出的企业家。
第七、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同日本有类似的地方，都倚赖企业的支持（中国是国有企业，日本是某些大企业集团），但中国政府正努力切断自己同国有企业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日本政府却在企业危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另一方面，虽然两国政府的官僚作风都比较严重，但无疑中国政府改革的决心更大，措施更坚决。
然而，中国的改革也不是无懈可击，仍然存在许多相当严重的隐忧：
第一、能否保证强有力的领导。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银行系统很快会出问题，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外投资的持续增长将不复存在。因此，政府的最近人事变动值得我们关注。
第二、如何保证资本的充分供给和有效利用。一直以来，中国的资本利用效率在持续下降，缺乏吸引投资的热点项目是一个大问题；政府融资渐渐力不从心，而银行又无法贷款给那些真正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有发展潜力的公司；银行的贷款行为更多凭“人情”（Personalism）而不是公正严格的审核制度。如果不进行彻底有效的改革和建立规范相应的制度，银行几乎不可能贷款给那些在人际关系上同银行比较“疏远”的企业；同时现有税收和监管也过分倚赖于人际关系，缺乏抵抗风险的能力，而且，这种情况还会让那些有意前来投资的国外商人望而却步。
第三、与美国存在潜在冲突。在美国，反华势力还有相当的影响，几乎每个新总统上台时都会提出抛出一些反华的言论，而小布什尤甚，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决策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军方和一些亲台的人手中，这对发展中美关系十分不利。令人安慰的是，每届美国总统通常都会在上任18个月后发现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在最近的“9.11”恐怖事件中，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就十分友好，而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也并不咄咄逼人；另外，经济上日益紧密的联系也是美国总统考虑中美关系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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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2-04-16 07:1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一个是老牌的经济强国，一个是崛起中的东方巨龙，日本和中国作为同处亚洲的大国，却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其原因何在？2002年3月14日下午，在中心万众楼小教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William Overholt博士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他的讲座摘要：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崛起于20世纪50-60年代，这和当时日本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日本政府在40年代大力扶植本国的大企业，主要措施和手段包括：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增加企业积累；建立主银行制度，将银行和大型生产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大企业可以方便地从银行得到资金支持；促进大企业之间结成卡特尔，并采用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维护大企业的发展；削减股东权力，方便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企业融资主要采用银行贷款的方式；建立类似于“计划经济”的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表现在政府财政支出“软约束”和行政干预经济等方面；实行雇佣终身制；建立公司工会，鼓励甚至强制工人加班。
这一系列政策建立了一个由上及下，等级森严，军队式的经济结构，非常有利于战争时期和战后的经济重建，但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一系列后遗症。第一， 将资本和劳动力束缚在老企业当中并强迫银行对垂死的企业提供援助，现在，日本银行的呆帐总额达到10，000亿美元。第二、建立包含出口部门和面向本土市场的部门的二元经济体制，造成面向本土市场的部门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过高（比如房地产），最终导致总体生产成本的提高，使很多企业纷纷将生产部分甚至总部迁到海外，损害了出口部门。第三，对某些企业给予优先贷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泡沫和资源浪费等诸多问题。第四、经济运行的行政色彩过浓导致了滥用权力和腐败。第五、过度储蓄妨碍了经济增长：过度储蓄导致本土需求的不足，使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和政府采购，而后者现在已经接近了容忍的极限。
日本的政治体制导致日本很难从困境中走出。日本的政党同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包括银行、建筑业、零售业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相的实际权力很小，真正的政治权力常常掌握在不同派系中那些所谓的政界元老手中。在职的政府官员所能真正控制的政府财政收入很少，比如说，日本建筑行业中拥有一大批掌握实权的政界人物。选民无法左右政府政策的取向，反对派很难推出有竞争力的候选人。这种政治体制造成的后果是：政策取向得不到改变，官僚滥用权力，严重的道德风险；要进行经济改革必须全盘推翻现有的政治体制。
目前日本的金融面临很大的困难。政府债务已经达到了GDP的400%，15家最大的银行都面临破产危机，他们每年大概要损失300亿美元的资产，国内股票市场的低迷造成银行资产的大幅度缩水；据估计，日本金融系统的呆坏帐总额在12,600?/FONT>20,000亿美元之间；莫迪（Moody）公司对日本的信用评级已经连降了两级。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利的后果：在日本国内，银行危机可能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虽然短期内还不太可能），股票和债券市场危机可能愈演愈烈，日元可能贬值到165-226日元/美元的程度；银行破产的不断出现会损害全世界债权人的利益。日本经济的低迷对国际经济也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日元持续贬值造成的资产缩水，影响韩国等和日本经济关联度比较高的经济运行，削弱美国高科技和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重美国目前的不景气，可能会引起美国利率上升，加深某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同时，日本奉行的外交政策为日本经济走出低谷制造了不少障碍。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保守势力有所抬头，新上台的政客们多是民族主义者，其所作所为激化了许多已经淡化的矛盾，比如说多次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削减对中国的援助等等，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的不满；同时，日本的外交政策还表现出了日本政界对美国的不信任，恶化了两国关系。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的情况。目前，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同韩国在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类似。政府强制银行向企业提供帮助（比如国有企业）；而那些得到优惠的企业往往将资金浪费在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过度的职工福利上面；企业根本无力偿还银行债务；由此而引发的银行资产缩水反过来打击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因此，中国需要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稳定银行系统，提高企业效率，恢复公众信心。
近年来，中国采取了许多“壮士断腕”式的改革措施：精简政府机构，有原来的40多个部委压缩到现在的29个；改组军队，将军队退出经济领域，比如将部队产业转为民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银行改组，采取措施防范道德风险；深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4500万工人。
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得以持续发展，并且呈现出成为市场领导者的趋势。中国作为未来的市场领导者，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开放性。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45%，远远高于日本的15%；在1990?/FONT>1999这10年间，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累计超过3090亿美元，而日本相应的数字为390亿美元。在贸易等方面，中国不断降低各种壁垒，鼓励商品进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尤其是到美国。在改革过程中，中国不断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法规和制度，改造自己的体制。
第二、全球化。奉行“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学习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比如在金融改革方面，延请香港的高级金融人才，学习台湾的QFII制度。大力推动英语学习和使用，所有的中学都开设6年的英语课程，许多地方甚至从小学开始；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大量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尤其是到美国；这也是日本的成功经验，但今天的日本人却很少走出国门。
第三、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改革和发展汽车产业；实行消费信贷；学习西方的经济调控手段；推动内部制度建设。
第四、透明度。每季度公开发布统计数据；建立和完善企业与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中国银行的各项决议公开；对敏感问题公开进行政策辩论，包括在领导人之间，同外国人商讨，在大众传媒上进行大规模讨论，但是，在许多领域还存在着严格的审查制度。
第五、鼓励竞争。比如，经营航空业务的公司由1家变成31家。拆分电信系统，一家公司变成6家，竞争导致企业垄断利润的下降和股票价格的下跌。但行业效率提高，消费者得利。
第六、企业家精神。根据调查，美国、台湾、中国、香港是世界上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前4名。中国市场巨大，有无限的上升潜力，有孕育企业家的肥沃土壤。随着市场化的程度加深，从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到改组中的国有企业，乃至政府机关、院校、军队中都有可能走出杰出的企业家。
第七、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同日本有类似的地方，都倚赖企业的支持（中国是国有企业，日本是某些大企业集团），但中国政府正努力切断自己同国有企业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日本政府却在企业危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另一方面，虽然两国政府的官僚作风都比较严重，但无疑中国政府改革的决心更大，措施更坚决。
然而，中国的改革也不是无懈可击，仍然存在许多相当严重的隐忧：
第一、能否保证强有力的领导。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银行系统很快会出问题，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外投资的持续增长将不复存在。因此，政府的最近人事变动值得我们关注。
第二、如何保证资本的充分供给和有效利用。一直以来，中国的资本利用效率在持续下降，缺乏吸引投资的热点项目是一个大问题；政府融资渐渐力不从心，而银行又无法贷款给那些真正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有发展潜力的公司；银行的贷款行为更多凭“人情”（Personalism）而不是公正严格的审核制度。如果不进行彻底有效的改革和建立规范相应的制度，银行几乎不可能贷款给那些在人际关系上同银行比较“疏远”的企业；同时现有税收和监管也过分倚赖于人际关系，缺乏抵抗风险的能力，而且，这种情况还会让那些有意前来投资的国外商人望而却步。
第三、与美国存在潜在冲突。在美国，反华势力还有相当的影响，几乎每个新总统上台时都会提出抛出一些反华的言论，而小布什尤甚，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决策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军方和一些亲台的人手中，这对发展中美关系十分不利。令人安慰的是，每届美国总统通常都会在上任18个月后发现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在最近的“9.11”恐怖事件中，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就十分友好，而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也并不咄咄逼人；另外，经济上日益紧密的联系也是美国总统考虑中美关系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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