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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41期（总第736期）中国农村社会“寻求地位”及“地位性支出”研究
发布日期：2008-10-24 10:1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来自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的Philip H. Brown副教授2008年10月14日在中心做了题为“中国农村社会中寻求地位及地位性开支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基本内容如下。
学术界很早就意识到，人们不只关心绝对消费而且关注相对消费。瑞士一项研究显示，人们对富裕的渴望会随着社区的平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当人们变富的时候，他们想变得更富；随着这种渴望增加，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反而下降。另一项研究表明，穷人对让他们满意的住房、食品、服装、医疗和教育消费的估价，会随着社区平均消费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另一项著名研究（Easterlin, 1995）表明，主观幸福度不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但会随着相对富裕程度的提升而增加——换言之，人们不是希望变富，而是希望变得比别人富。
这些研究似乎在传递这样一种含义，人受某些负面的天性驱使，要通过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追寻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尽管有时候这会减少那些真正对我们福利有好处的开支，如医疗、食物、教育等。这样的博弈结果的社会影响并不合意。Frank在其1997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激烈的地位竞争导致美国社会房价过高、破产几率以及离婚率维持高位。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寻求地位（Status Seeking）、进行地位性的开支（Positional Spending）只是富人的事，因为他们才能付得起。Heffetz（2006）的研究显示美国只有富裕一半人口才会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寻求社会地位上升，更多的事实却佐证了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的名言——“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包括穷人，放弃对习俗性的炫耀性消费。”Kempen（2003）的研究表明，玻利维亚的穷人购买了很多名牌商品来显得“体面”，甚至不惜为此削减对食品、医疗和教育等的开支。Banerjee和Duflo（2007）调查发现，在一个86%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下（每日2美元支出）、50%的人口都营养不良的印度的地区，却有高达10%的收入用于婚礼、葬礼以及节日开支，5%的收入用于社交场合的烟酒消费。一些研究显示，婚礼支出，包括彩礼和嫁妆的价值，是吸引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的有效手段。Rao（1993）的研究则表明，东亚地区的婚礼的支出会达到居民户年收入的6倍。2007年的《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报道，在戛纳79%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下，但花在一个典型豪华葬礼上钱居然达到2000-3500美元。
为什么穷人要进行地位性支出（Positional Spending）呢？这样支出由哪些因素决定呢？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场景。生活在这样的地区的人们，社会联系非常紧密，为定义理想的参照组（Reference Group）提供了方便。而且贫困地区的地位性支出具有很强的福利含义，值得花力气去研究。中国是一个很棒的研究场所，因为剧烈的收入变化将加剧对地位的竞争，地位竞争的加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机会。
首先进行理论推导，从经典理论中推导个人地位性支出和参照组地位性支出的可能关系。第二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分析，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个人消费和参照组消费关系；第三步重点关注收入、不平等与炫耀性消费的关系。
相关理论研究通常都把个人的相对地位性支出（此处定义为个人的地位性支出与参照组的地位性支出的差额）计入效用函数，这反映了人们关心相对消费的观点。而且通常将效用函数设定成间接效用函数，效用使用货币单位。由这个效用最大化模型可以推导出，个人的地位性支出和参照组的平均地位性支出的关系。结果表明，如果不对效用函数做较强的凸性假设，理论模型就无法推导出个人地位性支出和参照组地位性支出的确定性关系。换言之，如果不假设“随着当相对地位性支出增加，效用函数增加的速度变快（或是变慢）”，我们无法从放松的理论模型中得知，某个个人的地位性支出会随着参照组地位性支出的增加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对个人相对地位性支出进行重新定义，用个人的地位性支出/参照组的平均地位性支出，或者用排序先后来表示，模型的基本结论都不会改变。
如果使用限制更严格的效用函数模型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研究发现，如果采用Hopkins和Kornienko（2004）文章中效用函数，可得到关于个人消费和参照组的（平均）消费水平的关系的确定性结论。此处个人相对地位性支出，用个人地位性支出在地位性支出的整体分布中分布函数值表示；效用值定义为，由个人地位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决定的间接效用函数与由相对地位性支出决定的间接效用的乘积；同时对由相对地位性支出决定的间接效用进行结构化的假设，引用Frank（1985b）和Robson（1992）中的结构假定。这样结构表示：个人相对地位性支出在整体中排名越靠前，间接效用越高；同时即使是个人地位性最少的个人，也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外生的、由相对地位性支出带来的、正的间接效用。从数理上看，这样的间接效用函数设定可以保证得到唯一解。
如此定义的效用函数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形：如果有一些家户有外生的收入增加，他们会增加地位性支出，来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样做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地位结构发生改变，所有家户都得增加地位性支出，来争取维持原有社会地位。这和马拉松比赛很像。今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观看了女子马拉松比赛，比赛队员跑到天坛前的时候，所有人都跑得很慢。因为一旦有人开始加速，所有人都得开始加速来保证没有落后。这和地位性支出是一样的，如果处于中间收入层的人收入有外生的增加，就会导致追求新的社会地位的竞争，地位性支出会“被迫地”上升，以维持和同类人群在同一水平线上。但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地位性支出，没有人的境况会变好——增加地位性支出就要减少那些与我们效用直接相关的健康、教育支出。有趣的是，如果穷人是少数，那么穷人间追求地位的竞争就会减小，他们的地位性支出会减少。因为此时穷人觉得他们已经无法参与，于是他们决定放弃这些让人筋疲力尽的追求地位的竞争。
中国为此类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背景。中国居民的收入和地位性支出都增长很快。特点之一是农村的收入增长很大程度源于中国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行为。张小波（2004）的研究表明近些年75%的农村青年都会迁出农村，汇款成为农村收入的主要增长来源之一。农村人口会怎么样花费这些新增的收入呢？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钱会花在生产性支出上，但根据Brauw和Rozelle（2008）的研究结果，大部分增长的支出都用于住房投资和其他资产投资，并没有用于生产性的投资。与此相呼应，Yan（1996）的研究发现乡村的礼物赠与的场合增加了，以前不送礼的场合现在变成了送礼的场合，比如流产。我自己的研究发现，近年来聘礼和嫁妆的价值增加很快，奢侈的葬礼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农村，有些葬礼持续3-4天。简言之，很大一部分收入增长消耗在了地位性支出上。
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在贵州省普定县采集。普定的人均收入在贵州省的人均收入中位数以上而在平均数以下，反映了普定县的情况在贵州具有代表性。普定由11个乡镇、317个行政村组成，人口40.2万，其中31%被定义为贫困人口，94%居住于乡村，主要的少数民族是苗族。这里的地形多山，每一个自然村落和其他的自然村落交通并不方便，村民和其他村民的交往比较少，这使得确认参照组相对容易。调查进行了2004年、2006年两期，访问了3个行政村，26个自然村，801户居民。
对这三个行政村的情况进行简要描述，以下的研究中有时会用到自然村为单位的固定效应方法（Fixed-effect Approach），来消除由地区固有特征造成的对研究结果分析的偏差。第一个行政村有11个自然村，257户，1089口人。距离县城10公里，通向县城的路并不好走，因此这里的人和县城联系较少，没有很多的市场机会。第二个村离县城8公里，但此处新建了一条通往县城的路，增加了第二个村的市场机会，因而第二个组的收入近年来有了明显增长。村民种植蔬菜和水果在县城出售。第三个村是最大的村，拥有393户居民，1400多人，距离县城只有2.5公里，步行就可完成两地的往返，很多人就在县城工作。这三个村的土地都较贫瘠，但第三个村的土地相对较好。由此可见，第三个村拥有最肥沃的土地和最好的市场机会，发展机会较好。
整体来看，这三个村的人口特征比较相似，但也有几点明显的差别。首先，这三个村的平均教育水平都很低，但如果进行村和村之间的比较，第三个村比第一个村的平均教育年限高一年。第二，少数民族比例不同。第一个村的少数民族比例达到70%左右，第三个村的则只有7%左右。第三，收入结构不同。2004年到2006年间，第一个村的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5%，第三个村为27%。来自迁移的汇款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第一个村由2004年的8.1%增长到2006年的22.7%，第二个村由10.5%略降至10.3%，第三个村由6.9%增加到10.5%。两年间来自礼物的收入，第一个村增长了41%，第二个村略有下降，第三个村增加127%，可见来自礼物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
此外三个村的消费水平都很低，但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的趋势非常稳定。在消费的组成里，食物比例最大，但食物的比重在缩小。医疗支出是第二大的消费支出。节日和礼物支出是第三大的消费支出，比教育、通讯支出都要多，而且增长速度也快于收入增长速度。换言之，它占收入的比例在扩大。
将地位性支出划分为礼物往来的支出、婚礼支出和葬礼支出三部分来分析，并从额度和参与率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是什么决定了村民是否参与礼物往来呢？是只有富人参与呢，还是几乎全村的人都在参与？总体上来说，礼物往来的参与率由2004年的62%上升到2006年的91%。礼物支出额的中位数也大幅增加，以第三村为例，这一指标就从2004年的80元上涨为2006年的250元。随着收入的增长，礼物往来的参与率和单次支出额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婚礼支出和葬礼支出分为：新郎家出的钱、新娘家出的钱，或者继承者出的钱。从1996年到2006年，新郎家的支出的年增长率为17%，新娘家的年支出增长率为0%。新郎家承担了大部分的婚礼支出。现在当地的新郎家的平均婚礼支出，是贵州省人均收入的8倍。葬礼的支出则显示了两阶段的特点：在1996年到2003年间，一次葬礼的支出大约在3000元左右，而在2004年-2006年间，这一支出额跃升到5000元左右，增长了50%。总结一下调查的基本概况描述：三个村庄在市场机会上有着较大的差异，消费都增长很快，礼物往来的支出增长更快，花在婚礼和葬礼的支出也增长很快。
为什么要用面板数据呢（Panel data）？使用截面数据（cross-section data）可能遇到如下两个问题：1）、可能遇到样本选择（Sample Selection）问题，很难清晰地确定参照组；2）、每个家户的支出水平会影响到参照组的支出水平。解决的办法有二：采用类似普查的调查形式（Census-like survey），除了那些完全迁出的住户，每个家户都要参与调查，这样就排除了样本选择的问题；第二，使用面板数据，由此可以在回归时加入滞后项。另外，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定义参照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人们的往来网络很大，而且变化很快。但在贵州多山的乡村，这就相对容易。因此调查的数据质量能够较好地满足我们的研究需求。
什么决定了家户是否参与礼物往来呢？可以使用Logit模型考察了以下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均收入（或者收入是否超过贫困线）、自然村家庭收入分配的均匀程度（以Gini系数衡量）、户主是否是男性、户主的受教育年限、户主是否结婚、户主是否少数民族、家庭成员中的11-29岁的年轻人的比例、老人的比例、迁移成员的比例等。回归结果显示，收入越高、户主的教育水平越高、家中适婚或即将适婚年龄人口比例越高，或者户主已婚，这个家庭参与到礼物往来的社会活动中去的可能性越大。如果家中老人的比例越高、移民的比例越高、或者户主是少数民族，参与的概率会下降。但收入分配的均匀程度并不对是否参与礼物往来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什么决定了礼物支出的额度呢？由于73户家庭完全不进行礼物支出，此处使用Tobit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1）、如果家户所在的自然村2004年的礼物支出额的中位数越大，该家户的礼物支出水平越高，而且这种相关关系非常显著。2）、人均收入越高，礼物支出额越高。3）、收入分配越平均（用Gini系数表示），礼物支出额越高。4）、少数民族户主的家户对礼物支出偏少。5）、如果是新晋居民，虽然他们倾向于更少地参与到礼物往来中去，但一旦他们参与，他们的支出额偏高。
正如前文对理论模型的分析，外生的收入变化可能会改变原始的收入分布，新的收入分布可能会降低穷人地位竞争的紧迫感，使得穷人最终觉得参与地位竞争代价过于高昂，不如干脆放弃多进行非地位性支出（如食物、医疗和教育支出等）。实证分析将对这一假说进行检验。检验的样本包括了收入分布中最穷的10%的家庭，结果显示，即使是最穷的家庭也进行地位性开支，尤其是移民比例高的家庭；但是最最穷的家庭确实减少了地位性支出。
什么决定了婚礼、葬礼的支出水平呢？研究发现，如果家户所在参照组在每个送礼场合的平均支出水平越高，新郎家的婚礼支出额越高，办丧事的家庭的葬礼支出额越高，但新娘家的婚礼支出额不会随着参照组支出水平的变化而发生明显变化。事实上，在中国的这个地区，女方一旦结婚就融入到男方家庭成为其家庭的一分子，因而婚礼支出主要是由男方承担的。因而，只有男方的支出而没有女方的家庭支出对参照组的平均支出水平做出剧烈反应，也是合理的情况。另外，家户人均收入的增加会增加婚礼双方家庭、葬礼家庭的支出。但很明显，参照组的支出额比家户人均收入更能影响家户的婚礼、葬礼支出，这反映了地位性支出更受参照组的影响的现实，也就为地位性支出增长快于收入增长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为了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可靠，研究进一步考察了食物支出的变化趋势。在食物支出上并没有表现出了地位性支出同样的变化趋势，比如对参照组支出反应更剧烈、增长速度比收入增长速度更快等现象。
最后，Philip对研究进行总结。他强调汇款是这些乡村主要的收入增长来源之一，因此农村人口迁移可能是减贫的一种有效手段，但研究表明这样的收入增长的光辉故事背后并不是没有一点阴影。如果家户都非常在意参照组的收入，更多地增加地位性支出来参与到社会地位的角逐，从整体上来看这很可能引致一种福利很低的均衡结果。在被调查的地区，很多人都参与卖血的活动：41%的第一个行政村的家户、29%的第二个村的家户、20%的第三个村的家户，都曾通过卖血来增加收入；从人口比例来看，卖血的居民数占总体居民数9%。有一些村民告诉我们，他们不得不去卖血以维持面子。这样的地位性支出增加带来的负面的福利效应显而易见。这可能是减贫工作中的一个巨大障碍，因此对地位性支出和寻求更高地位的行为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报告会期间，与会师生对工作稿提出了许多评论和建议。主要包括：1）、报告需要更谨慎地定义地位性支出。中国自古“礼尚往来”，有些支出是交换性质的，可以从别人的回报中得到补偿，并不只是炫耀的含义。而且按照文中的定义，有些地位性支出其实是生产性的，而非文中假定的那样是一种对均衡结果的偏离、是一种非效率。2）对于食物支出和地位性支出表现出了不同的增长趋势，这可能是由于食物的价格比较稳定，而地位性支出的价格（如墓地的价格等）上升比较快的结果。并不一定可以充分支持工作稿的结论。
（赵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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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0-24 10:1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来自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的Philip H. Brown副教授2008年10月14日在中心做了题为“中国农村社会中寻求地位及地位性开支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基本内容如下。
学术界很早就意识到，人们不只关心绝对消费而且关注相对消费。瑞士一项研究显示，人们对富裕的渴望会随着社区的平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当人们变富的时候，他们想变得更富；随着这种渴望增加，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反而下降。另一项研究表明，穷人对让他们满意的住房、食品、服装、医疗和教育消费的估价，会随着社区平均消费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另一项著名研究（Easterlin, 1995）表明，主观幸福度不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但会随着相对富裕程度的提升而增加——换言之，人们不是希望变富，而是希望变得比别人富。
这些研究似乎在传递这样一种含义，人受某些负面的天性驱使，要通过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追寻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尽管有时候这会减少那些真正对我们福利有好处的开支，如医疗、食物、教育等。这样的博弈结果的社会影响并不合意。Frank在其1997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激烈的地位竞争导致美国社会房价过高、破产几率以及离婚率维持高位。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寻求地位（Status Seeking）、进行地位性的开支（Positional Spending）只是富人的事，因为他们才能付得起。Heffetz（2006）的研究显示美国只有富裕一半人口才会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寻求社会地位上升，更多的事实却佐证了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的名言——“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包括穷人，放弃对习俗性的炫耀性消费。”Kempen（2003）的研究表明，玻利维亚的穷人购买了很多名牌商品来显得“体面”，甚至不惜为此削减对食品、医疗和教育等的开支。Banerjee和Duflo（2007）调查发现，在一个86%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下（每日2美元支出）、50%的人口都营养不良的印度的地区，却有高达10%的收入用于婚礼、葬礼以及节日开支，5%的收入用于社交场合的烟酒消费。一些研究显示，婚礼支出，包括彩礼和嫁妆的价值，是吸引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的有效手段。Rao（1993）的研究则表明，东亚地区的婚礼的支出会达到居民户年收入的6倍。2007年的《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报道，在戛纳79%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下，但花在一个典型豪华葬礼上钱居然达到2000-3500美元。
为什么穷人要进行地位性支出（Positional Spending）呢？这样支出由哪些因素决定呢？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场景。生活在这样的地区的人们，社会联系非常紧密，为定义理想的参照组（Reference Group）提供了方便。而且贫困地区的地位性支出具有很强的福利含义，值得花力气去研究。中国是一个很棒的研究场所，因为剧烈的收入变化将加剧对地位的竞争，地位竞争的加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机会。
首先进行理论推导，从经典理论中推导个人地位性支出和参照组地位性支出的可能关系。第二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分析，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个人消费和参照组消费关系；第三步重点关注收入、不平等与炫耀性消费的关系。
相关理论研究通常都把个人的相对地位性支出（此处定义为个人的地位性支出与参照组的地位性支出的差额）计入效用函数，这反映了人们关心相对消费的观点。而且通常将效用函数设定成间接效用函数，效用使用货币单位。由这个效用最大化模型可以推导出，个人的地位性支出和参照组的平均地位性支出的关系。结果表明，如果不对效用函数做较强的凸性假设，理论模型就无法推导出个人地位性支出和参照组地位性支出的确定性关系。换言之，如果不假设“随着当相对地位性支出增加，效用函数增加的速度变快（或是变慢）”，我们无法从放松的理论模型中得知，某个个人的地位性支出会随着参照组地位性支出的增加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对个人相对地位性支出进行重新定义，用个人的地位性支出/参照组的平均地位性支出，或者用排序先后来表示，模型的基本结论都不会改变。
如果使用限制更严格的效用函数模型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研究发现，如果采用Hopkins和Kornienko（2004）文章中效用函数，可得到关于个人消费和参照组的（平均）消费水平的关系的确定性结论。此处个人相对地位性支出，用个人地位性支出在地位性支出的整体分布中分布函数值表示；效用值定义为，由个人地位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决定的间接效用函数与由相对地位性支出决定的间接效用的乘积；同时对由相对地位性支出决定的间接效用进行结构化的假设，引用Frank（1985b）和Robson（1992）中的结构假定。这样结构表示：个人相对地位性支出在整体中排名越靠前，间接效用越高；同时即使是个人地位性最少的个人，也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外生的、由相对地位性支出带来的、正的间接效用。从数理上看，这样的间接效用函数设定可以保证得到唯一解。
如此定义的效用函数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形：如果有一些家户有外生的收入增加，他们会增加地位性支出，来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样做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地位结构发生改变，所有家户都得增加地位性支出，来争取维持原有社会地位。这和马拉松比赛很像。今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观看了女子马拉松比赛，比赛队员跑到天坛前的时候，所有人都跑得很慢。因为一旦有人开始加速，所有人都得开始加速来保证没有落后。这和地位性支出是一样的，如果处于中间收入层的人收入有外生的增加，就会导致追求新的社会地位的竞争，地位性支出会“被迫地”上升，以维持和同类人群在同一水平线上。但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地位性支出，没有人的境况会变好——增加地位性支出就要减少那些与我们效用直接相关的健康、教育支出。有趣的是，如果穷人是少数，那么穷人间追求地位的竞争就会减小，他们的地位性支出会减少。因为此时穷人觉得他们已经无法参与，于是他们决定放弃这些让人筋疲力尽的追求地位的竞争。
中国为此类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背景。中国居民的收入和地位性支出都增长很快。特点之一是农村的收入增长很大程度源于中国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行为。张小波（2004）的研究表明近些年75%的农村青年都会迁出农村，汇款成为农村收入的主要增长来源之一。农村人口会怎么样花费这些新增的收入呢？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钱会花在生产性支出上，但根据Brauw和Rozelle（2008）的研究结果，大部分增长的支出都用于住房投资和其他资产投资，并没有用于生产性的投资。与此相呼应，Yan（1996）的研究发现乡村的礼物赠与的场合增加了，以前不送礼的场合现在变成了送礼的场合，比如流产。我自己的研究发现，近年来聘礼和嫁妆的价值增加很快，奢侈的葬礼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农村，有些葬礼持续3-4天。简言之，很大一部分收入增长消耗在了地位性支出上。
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在贵州省普定县采集。普定的人均收入在贵州省的人均收入中位数以上而在平均数以下，反映了普定县的情况在贵州具有代表性。普定由11个乡镇、317个行政村组成，人口40.2万，其中31%被定义为贫困人口，94%居住于乡村，主要的少数民族是苗族。这里的地形多山，每一个自然村落和其他的自然村落交通并不方便，村民和其他村民的交往比较少，这使得确认参照组相对容易。调查进行了2004年、2006年两期，访问了3个行政村，26个自然村，801户居民。
对这三个行政村的情况进行简要描述，以下的研究中有时会用到自然村为单位的固定效应方法（Fixed-effect Approach），来消除由地区固有特征造成的对研究结果分析的偏差。第一个行政村有11个自然村，257户，1089口人。距离县城10公里，通向县城的路并不好走，因此这里的人和县城联系较少，没有很多的市场机会。第二个村离县城8公里，但此处新建了一条通往县城的路，增加了第二个村的市场机会，因而第二个组的收入近年来有了明显增长。村民种植蔬菜和水果在县城出售。第三个村是最大的村，拥有393户居民，1400多人，距离县城只有2.5公里，步行就可完成两地的往返，很多人就在县城工作。这三个村的土地都较贫瘠，但第三个村的土地相对较好。由此可见，第三个村拥有最肥沃的土地和最好的市场机会，发展机会较好。
整体来看，这三个村的人口特征比较相似，但也有几点明显的差别。首先，这三个村的平均教育水平都很低，但如果进行村和村之间的比较，第三个村比第一个村的平均教育年限高一年。第二，少数民族比例不同。第一个村的少数民族比例达到70%左右，第三个村的则只有7%左右。第三，收入结构不同。2004年到2006年间，第一个村的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5%，第三个村为27%。来自迁移的汇款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第一个村由2004年的8.1%增长到2006年的22.7%，第二个村由10.5%略降至10.3%，第三个村由6.9%增加到10.5%。两年间来自礼物的收入，第一个村增长了41%，第二个村略有下降，第三个村增加127%，可见来自礼物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
此外三个村的消费水平都很低，但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的趋势非常稳定。在消费的组成里，食物比例最大，但食物的比重在缩小。医疗支出是第二大的消费支出。节日和礼物支出是第三大的消费支出，比教育、通讯支出都要多，而且增长速度也快于收入增长速度。换言之，它占收入的比例在扩大。
将地位性支出划分为礼物往来的支出、婚礼支出和葬礼支出三部分来分析，并从额度和参与率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是什么决定了村民是否参与礼物往来呢？是只有富人参与呢，还是几乎全村的人都在参与？总体上来说，礼物往来的参与率由2004年的62%上升到2006年的91%。礼物支出额的中位数也大幅增加，以第三村为例，这一指标就从2004年的80元上涨为2006年的250元。随着收入的增长，礼物往来的参与率和单次支出额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婚礼支出和葬礼支出分为：新郎家出的钱、新娘家出的钱，或者继承者出的钱。从1996年到2006年，新郎家的支出的年增长率为17%，新娘家的年支出增长率为0%。新郎家承担了大部分的婚礼支出。现在当地的新郎家的平均婚礼支出，是贵州省人均收入的8倍。葬礼的支出则显示了两阶段的特点：在1996年到2003年间，一次葬礼的支出大约在3000元左右，而在2004年-2006年间，这一支出额跃升到5000元左右，增长了50%。总结一下调查的基本概况描述：三个村庄在市场机会上有着较大的差异，消费都增长很快，礼物往来的支出增长更快，花在婚礼和葬礼的支出也增长很快。
为什么要用面板数据呢（Panel data）？使用截面数据（cross-section data）可能遇到如下两个问题：1）、可能遇到样本选择（Sample Selection）问题，很难清晰地确定参照组；2）、每个家户的支出水平会影响到参照组的支出水平。解决的办法有二：采用类似普查的调查形式（Census-like survey），除了那些完全迁出的住户，每个家户都要参与调查，这样就排除了样本选择的问题；第二，使用面板数据，由此可以在回归时加入滞后项。另外，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定义参照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人们的往来网络很大，而且变化很快。但在贵州多山的乡村，这就相对容易。因此调查的数据质量能够较好地满足我们的研究需求。
什么决定了家户是否参与礼物往来呢？可以使用Logit模型考察了以下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均收入（或者收入是否超过贫困线）、自然村家庭收入分配的均匀程度（以Gini系数衡量）、户主是否是男性、户主的受教育年限、户主是否结婚、户主是否少数民族、家庭成员中的11-29岁的年轻人的比例、老人的比例、迁移成员的比例等。回归结果显示，收入越高、户主的教育水平越高、家中适婚或即将适婚年龄人口比例越高，或者户主已婚，这个家庭参与到礼物往来的社会活动中去的可能性越大。如果家中老人的比例越高、移民的比例越高、或者户主是少数民族，参与的概率会下降。但收入分配的均匀程度并不对是否参与礼物往来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什么决定了礼物支出的额度呢？由于73户家庭完全不进行礼物支出，此处使用Tobit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1）、如果家户所在的自然村2004年的礼物支出额的中位数越大，该家户的礼物支出水平越高，而且这种相关关系非常显著。2）、人均收入越高，礼物支出额越高。3）、收入分配越平均（用Gini系数表示），礼物支出额越高。4）、少数民族户主的家户对礼物支出偏少。5）、如果是新晋居民，虽然他们倾向于更少地参与到礼物往来中去，但一旦他们参与，他们的支出额偏高。
正如前文对理论模型的分析，外生的收入变化可能会改变原始的收入分布，新的收入分布可能会降低穷人地位竞争的紧迫感，使得穷人最终觉得参与地位竞争代价过于高昂，不如干脆放弃多进行非地位性支出（如食物、医疗和教育支出等）。实证分析将对这一假说进行检验。检验的样本包括了收入分布中最穷的10%的家庭，结果显示，即使是最穷的家庭也进行地位性开支，尤其是移民比例高的家庭；但是最最穷的家庭确实减少了地位性支出。
什么决定了婚礼、葬礼的支出水平呢？研究发现，如果家户所在参照组在每个送礼场合的平均支出水平越高，新郎家的婚礼支出额越高，办丧事的家庭的葬礼支出额越高，但新娘家的婚礼支出额不会随着参照组支出水平的变化而发生明显变化。事实上，在中国的这个地区，女方一旦结婚就融入到男方家庭成为其家庭的一分子，因而婚礼支出主要是由男方承担的。因而，只有男方的支出而没有女方的家庭支出对参照组的平均支出水平做出剧烈反应，也是合理的情况。另外，家户人均收入的增加会增加婚礼双方家庭、葬礼家庭的支出。但很明显，参照组的支出额比家户人均收入更能影响家户的婚礼、葬礼支出，这反映了地位性支出更受参照组的影响的现实，也就为地位性支出增长快于收入增长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为了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可靠，研究进一步考察了食物支出的变化趋势。在食物支出上并没有表现出了地位性支出同样的变化趋势，比如对参照组支出反应更剧烈、增长速度比收入增长速度更快等现象。
最后，Philip对研究进行总结。他强调汇款是这些乡村主要的收入增长来源之一，因此农村人口迁移可能是减贫的一种有效手段，但研究表明这样的收入增长的光辉故事背后并不是没有一点阴影。如果家户都非常在意参照组的收入，更多地增加地位性支出来参与到社会地位的角逐，从整体上来看这很可能引致一种福利很低的均衡结果。在被调查的地区，很多人都参与卖血的活动：41%的第一个行政村的家户、29%的第二个村的家户、20%的第三个村的家户，都曾通过卖血来增加收入；从人口比例来看，卖血的居民数占总体居民数9%。有一些村民告诉我们，他们不得不去卖血以维持面子。这样的地位性支出增加带来的负面的福利效应显而易见。这可能是减贫工作中的一个巨大障碍，因此对地位性支出和寻求更高地位的行为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报告会期间，与会师生对工作稿提出了许多评论和建议。主要包括：1）、报告需要更谨慎地定义地位性支出。中国自古“礼尚往来”，有些支出是交换性质的，可以从别人的回报中得到补偿，并不只是炫耀的含义。而且按照文中的定义，有些地位性支出其实是生产性的，而非文中假定的那样是一种对均衡结果的偏离、是一种非效率。2）对于食物支出和地位性支出表现出了不同的增长趋势，这可能是由于食物的价格比较稳定，而地位性支出的价格（如墓地的价格等）上升比较快的结果。并不一定可以充分支持工作稿的结论。
（赵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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