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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44期（总第739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08-11-11 10:1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全体会议第一场讨论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教授，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任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高尚全：改革开放来之不易，市场化进程必须坚持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由中央通过各部委统一管理，各类物资实行统购统销，这严重影响了经济系统的有效运转。
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现实中的这种非效率。当时沈阳两家工厂，一家是变压器厂，另一家是冶炼厂，两家工厂都由国家来统一集中计划，产供销都掌握在政府，企业没有自主权，因此也没有积极性。两家厂一墙之隔，但是由于隶属不同部委管辖，两家工厂之间不能直接进行交易。变压器厂需要的铜，都必须通过统购统销渠道从全国各地调到沈阳来，冶炼厂生产的铜也要调到全国各地来出售。现在看起来这种做法不可思议，如果两家工厂互相运输就可以节省时间，继而大大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另外一个例子是，1956年时，上海天气炎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需要购入鼓风机进行降温。但是由于企业没有自主权，采购都需要打报告，要通过七个部门的审批。当最后一个部门审批完的时候，夏天已经过去了。因为计划经济就是审批经济，没有审批就不能执行。我在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写了一篇题为《企业一定要有自主权》的调研报告，发表于1956年12月《人民日报》。那一年，毛主席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像家和企业的关系，一切权力统一到中央，把企业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要发挥“两个积极性”，更主要的是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出路，因为脑子里有个传统的观念：计划经济时社会主义的根基。明明知道有问题，却谁也不敢动，那篇调研报告后来也受到了批判。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困难之中召开的会议，该次会议在理论上打破了两个凡是，这标志着思想理论上的禁区开始打破了。此前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安徽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当时任安徽省的书记的万里发现，安徽虽为农业大省，却有着大量的外出乞讨的农民，其原因在于，受到左倾思想影响，实行人民公社的生产体制，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后来农业实行“大包干”，除了交给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所以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就丰收了，农民吃饱饭了。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中国社会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市场经济为中心，大家集中精力搞生产、搞发展。
但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只是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加入一定的市场调节，来促进各个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这虽然促进了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发展，但还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的微调。十二大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因为计划经济反映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思路要坚持。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但是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是主要，商品是次要。我在十三大上又提出三条意见。第一，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只是手段的问题，不牵涉到社会主义的属性。第二，要用经济合同取代指令性计划。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计划跟市场要逐渐结合起来，亦即将实物性的计划转向政策性的计划。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又一次出现，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阐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只是一种手段和方法，这一争论才暂时告一段落。
近来，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到了全世界，这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是错的，只能说明我们在市场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市场的监管。因为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只需在必要的时候推行宏观调控，市场就可以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市场化改革道路是中国经历了30年风风雨雨才探索出的一条正确道路，在任何时间都不容动摇。
林毅夫：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奇迹
在这场报告中，我想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得如此出色，而在同一政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却非常糟糕？第二，如果有人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1978年我们实施了改革，那么，在20世纪80年、90年代有不少国家都进行过改革，为什么中国可以独秀一支，而有的国家却发生了危机甚至遭遇了崩溃？第三，今后其他的国家是否能够实现类似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实现的改革开放成就？
我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保持年均8%-10%的经济增长率，并在20-30年内完成现代化进程。这是由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是技术进步和创新。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走在前面，它们每实现的一步成就都是来源于其自主创新，它们要为此承担巨大的成本和风险。而发展中国家还远在国际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和模仿技术，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较快地照搬一些发达国家的模式来发展，因而可能在20年内追赶上国际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中国在1978年以前并没有从这种技术进步中得益，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中，产业和技术的选择实际上是内生的。在一个给定时刻，每个国家的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禀赋是给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禀赋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了数百年，劳动力相对稀缺，所以适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低收入国家的富裕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所以有竞争力的产业应该是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的。然而，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想快速得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但这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违背了中国的禀赋条件。中国发展的这些重工业，大部分在开放竞争市场中都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不得不保护他们，对他们进行补贴，这些都是对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企业激励缺乏。这也就是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够实现8-10%的经济增长的原因。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后的30年内实现了年均9.5%的增长率，而其他国家的改革大多失败了？问题仍然在内生性上。当改革刚刚开始，人们并不明白，扭曲内生地来自于政府对缺乏自身能力的重工业的保护。许多国家试图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引下即刻解决这些扭曲。但是在给定存在这些缺乏自身能力的企业的约束下，对这些企业进行保护也许是一个次优选择，立刻撤除保护则会把这个次优选择的状态引向一个第三优的状态。中国所做的，第一是通过奖励措施改善工业和农业部门的激励；第二是采取双轨制，一方面承认缺乏自生能力的产业的存在，继续对其提供保护，另一方面解放过去受到压制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理解扭曲的内生性，正是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改革结果迥异的主要原因。如果其他国家也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它们也可以实现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
有两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竞争市场机制，由于产业选择是内生的，如果没有市场，企业就无从选择。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竞争市场来显示要素的相对价格，给企业家正确的信号，从而可以选择正确的产业。但是我们也需要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加强激励、改革制度、保护一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在必要时去除进入壁垒。在改革过程中，政府有必要提高信息，由于信息是公共品，如果有私人提供必然导致信息缺乏。政府还需要在改革中健全法律制度，使其适应市场化的进程。
总之，中国改革的经验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消灭贫困和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杜赞奇：地方自治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社会主义遗产对于中国改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是是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可以调动各种资源，这一点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二是土地改革，这一点和四小龙有相似之处，虽然改革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国的土改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渗透到地方，这一点和印度相比就强得多。
本次报告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改革开放的中心，也就是由中央政府制订各种各样的政策；第二是地方政府结构，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政府；第三是公民和地方公民组织。改革的问题就是要释放地方政府和公民的能量。
关于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措施就是“自负盈亏”，这一政策有着巨大的动态效应。它使得地方政府有激励去做大蛋糕，这样，政府就可以增加它们的份额。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热情。自负盈亏有两个历史上的联系。第一个联系在于，社会主义的动员机制被大量采用，但其内容却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生产和竞争。这是其他没有这一遗产的国家所不能做到的。第二个联系是秦朝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不完全是封建制度，而是封建制和官僚制的混合。在这一制度下，地方官员是有薪水的，但是他们薪水又不足以维持其职位，需要官员自己去获取部分收入，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当然这种机制也存在问题，这就是地方官员的监管问题。
关于公民和地方公民团体，改革所释放的不仅仅是人的能量和企业家精神，也是一种传统的能量，这种传统已经至少存在了一千年。从唐宋的经济转型开始，中国就有地方企业，这些企业不受政府控制。当时还存在合同，这些合同通过公民团体内的惩罚机制来实现最基本的保障。例如，晋商票号的经营范围可以从内蒙古一直延伸到宁波，在缺乏法律强制力保护的情况下也能平稳的运转，靠的就是地方自治团体内的处罚。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地方自治团体高度发达的社会，但这一点一直没有得到经济学文献的认可。
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创造性的企业家精神和地方政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企业家精神的积极的一面，但它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缺少有效的监管，包括自上的监管和自下的监管。现在，改革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从而在持久保持地方创造性的同时消除其负面现象。因此，这并不是民主或者非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政策的透明度以及如何使得地方团体获得力量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中国和印度都是类似的。
（张牧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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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全体会议第一场讨论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教授，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任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高尚全：改革开放来之不易，市场化进程必须坚持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由中央通过各部委统一管理，各类物资实行统购统销，这严重影响了经济系统的有效运转。
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现实中的这种非效率。当时沈阳两家工厂，一家是变压器厂，另一家是冶炼厂，两家工厂都由国家来统一集中计划，产供销都掌握在政府，企业没有自主权，因此也没有积极性。两家厂一墙之隔，但是由于隶属不同部委管辖，两家工厂之间不能直接进行交易。变压器厂需要的铜，都必须通过统购统销渠道从全国各地调到沈阳来，冶炼厂生产的铜也要调到全国各地来出售。现在看起来这种做法不可思议，如果两家工厂互相运输就可以节省时间，继而大大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另外一个例子是，1956年时，上海天气炎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需要购入鼓风机进行降温。但是由于企业没有自主权，采购都需要打报告，要通过七个部门的审批。当最后一个部门审批完的时候，夏天已经过去了。因为计划经济就是审批经济，没有审批就不能执行。我在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写了一篇题为《企业一定要有自主权》的调研报告，发表于1956年12月《人民日报》。那一年，毛主席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像家和企业的关系，一切权力统一到中央，把企业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要发挥“两个积极性”，更主要的是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出路，因为脑子里有个传统的观念：计划经济时社会主义的根基。明明知道有问题，却谁也不敢动，那篇调研报告后来也受到了批判。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困难之中召开的会议，该次会议在理论上打破了两个凡是，这标志着思想理论上的禁区开始打破了。此前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安徽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当时任安徽省的书记的万里发现，安徽虽为农业大省，却有着大量的外出乞讨的农民，其原因在于，受到左倾思想影响，实行人民公社的生产体制，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后来农业实行“大包干”，除了交给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所以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就丰收了，农民吃饱饭了。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中国社会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市场经济为中心，大家集中精力搞生产、搞发展。
但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只是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加入一定的市场调节，来促进各个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这虽然促进了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发展，但还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的微调。十二大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因为计划经济反映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思路要坚持。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但是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是主要，商品是次要。我在十三大上又提出三条意见。第一，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只是手段的问题，不牵涉到社会主义的属性。第二，要用经济合同取代指令性计划。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计划跟市场要逐渐结合起来，亦即将实物性的计划转向政策性的计划。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又一次出现，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阐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只是一种手段和方法，这一争论才暂时告一段落。
近来，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到了全世界，这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是错的，只能说明我们在市场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市场的监管。因为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只需在必要的时候推行宏观调控，市场就可以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市场化改革道路是中国经历了30年风风雨雨才探索出的一条正确道路，在任何时间都不容动摇。
林毅夫：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奇迹
在这场报告中，我想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得如此出色，而在同一政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却非常糟糕？第二，如果有人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1978年我们实施了改革，那么，在20世纪80年、90年代有不少国家都进行过改革，为什么中国可以独秀一支，而有的国家却发生了危机甚至遭遇了崩溃？第三，今后其他的国家是否能够实现类似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实现的改革开放成就？
我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保持年均8%-10%的经济增长率，并在20-30年内完成现代化进程。这是由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是技术进步和创新。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走在前面，它们每实现的一步成就都是来源于其自主创新，它们要为此承担巨大的成本和风险。而发展中国家还远在国际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和模仿技术，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较快地照搬一些发达国家的模式来发展，因而可能在20年内追赶上国际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中国在1978年以前并没有从这种技术进步中得益，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中，产业和技术的选择实际上是内生的。在一个给定时刻，每个国家的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禀赋是给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禀赋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了数百年，劳动力相对稀缺，所以适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低收入国家的富裕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所以有竞争力的产业应该是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的。然而，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想快速得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但这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违背了中国的禀赋条件。中国发展的这些重工业，大部分在开放竞争市场中都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不得不保护他们，对他们进行补贴，这些都是对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企业激励缺乏。这也就是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够实现8-10%的经济增长的原因。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后的30年内实现了年均9.5%的增长率，而其他国家的改革大多失败了？问题仍然在内生性上。当改革刚刚开始，人们并不明白，扭曲内生地来自于政府对缺乏自身能力的重工业的保护。许多国家试图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引下即刻解决这些扭曲。但是在给定存在这些缺乏自身能力的企业的约束下，对这些企业进行保护也许是一个次优选择，立刻撤除保护则会把这个次优选择的状态引向一个第三优的状态。中国所做的，第一是通过奖励措施改善工业和农业部门的激励；第二是采取双轨制，一方面承认缺乏自生能力的产业的存在，继续对其提供保护，另一方面解放过去受到压制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理解扭曲的内生性，正是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改革结果迥异的主要原因。如果其他国家也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它们也可以实现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
有两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竞争市场机制，由于产业选择是内生的，如果没有市场，企业就无从选择。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竞争市场来显示要素的相对价格，给企业家正确的信号，从而可以选择正确的产业。但是我们也需要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加强激励、改革制度、保护一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在必要时去除进入壁垒。在改革过程中，政府有必要提高信息，由于信息是公共品，如果有私人提供必然导致信息缺乏。政府还需要在改革中健全法律制度，使其适应市场化的进程。
总之，中国改革的经验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消灭贫困和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杜赞奇：地方自治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社会主义遗产对于中国改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是是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可以调动各种资源，这一点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二是土地改革，这一点和四小龙有相似之处，虽然改革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国的土改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渗透到地方，这一点和印度相比就强得多。
本次报告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改革开放的中心，也就是由中央政府制订各种各样的政策；第二是地方政府结构，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政府；第三是公民和地方公民组织。改革的问题就是要释放地方政府和公民的能量。
关于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措施就是“自负盈亏”，这一政策有着巨大的动态效应。它使得地方政府有激励去做大蛋糕，这样，政府就可以增加它们的份额。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热情。自负盈亏有两个历史上的联系。第一个联系在于，社会主义的动员机制被大量采用，但其内容却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生产和竞争。这是其他没有这一遗产的国家所不能做到的。第二个联系是秦朝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不完全是封建制度，而是封建制和官僚制的混合。在这一制度下，地方官员是有薪水的，但是他们薪水又不足以维持其职位，需要官员自己去获取部分收入，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当然这种机制也存在问题，这就是地方官员的监管问题。
关于公民和地方公民团体，改革所释放的不仅仅是人的能量和企业家精神，也是一种传统的能量，这种传统已经至少存在了一千年。从唐宋的经济转型开始，中国就有地方企业，这些企业不受政府控制。当时还存在合同，这些合同通过公民团体内的惩罚机制来实现最基本的保障。例如，晋商票号的经营范围可以从内蒙古一直延伸到宁波，在缺乏法律强制力保护的情况下也能平稳的运转，靠的就是地方自治团体内的处罚。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地方自治团体高度发达的社会，但这一点一直没有得到经济学文献的认可。
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创造性的企业家精神和地方政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企业家精神的积极的一面，但它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缺少有效的监管，包括自上的监管和自下的监管。现在，改革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从而在持久保持地方创造性的同时消除其负面现象。因此，这并不是民主或者非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政策的透明度以及如何使得地方团体获得力量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中国和印度都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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