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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45期（总第740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08-11-11 10:1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全体会议第二场讨论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美国哈佛大学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罗斯·郜若素（Ross Garnaut）教授和韩国首尔大学李根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珀金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三大历史基础
珀金斯教授指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有以下三点： 一是中国的统一。在明朝时，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在清朝时则达到了人口数量的一个顶峰，正是为了管理这么庞大的国家，中国建立了一个系统性的治理结构，即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通过科举考试和对官员长达20多年的观察，不仅培养了官员们的官僚思想，也选出了一批具有军事才能的将领，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特别是文化方面的统一。比如，在非洲，国家的边界以不同的宗教信仰来划分。而在欧洲尚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一个有统一文化的国家。这一点对经济社会的进步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统一也有其不利的影响，统一的社会因其长久的稳定性而会形成保守的政府，当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保守的政府在改革问题上便会犹豫不决，这部分上是由于他们需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就解释了如下现象：1840年以来，中国政府改革迟缓，导致了国家发展的落后，虽然有过侵略和被侵略，但中国仍然是一个有统一管理机构的国家，能够统一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有共同发展经济的意愿。
二是中国的教育。中国崇尚的是儒家教育，而儒家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学而优则仕，一个人要想成功，就一定要刻苦读书以便于将来能够进入政府机构，同时，高水平的教育也是复杂商业体系所要求的，晋商和徽商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19世纪，教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点上，中国要好于同时期的日本。因此，中国有着发展教育的文化基础，事实上，中国的教育基础一直都很坚实，这一点也可以从在美国学习工程专业的中国学生数量上看出。
三是中国高端的商业贸易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贸易是受限制的，市场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是人们从事商业的热情却并未因此而降低。此外，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在国外从事贸易活动，这些商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国际城市的香港，也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人的营销活动促进了内地贸易渠道的扩宽。
之后，珀金斯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在1949年后采取苏联经济模式的原因，他认为采用苏联模式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首先，苏联的成功告诉世界，苏联的经济模式可以打造出现代化的经济；其次，中国在建国后，参加了抗美援朝。为了支持军事国防力量的建设，只能遵循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外，当时的人们也有亲苏的思想，所以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获得了很好的实施，改革开放前，中国年均6.1%的经济增长率也说明了采用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虽然6.1%的增长率有点夸大，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奠定了一定基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下乡政策，事实上也存在积极的一面的。下乡劳动虽然摧毁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但是成功地使得这群青年认识到当时中国农村地区的现状，也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的问题，这对以后的改革开放是有积极影响的。此外，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苏联的垂直融合体系，摧毁了国内试图推行自由化的左翼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形成了统一。
以上的这些条件都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历史基础。我们不仅应当从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中汲取教训，也应当从中国后30年的经济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不能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不能采取这些错误的政策和错误的指导；经验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在学习中国发展模式的同时，应当看一看自己是否具有像中国一样的历史基础，是否有坚实的教育基础来开展改革，是否有强有力的官僚体制来推行改革的措施。珀金斯教授最后得到结论，别国不能直接照搬中国的模式，而只能间接地参考中国的经验和教训。
郜若素：中国的改革改变了世界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很多方面，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郜若素教授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出台一个有关改革如何进行的宏伟蓝图，这使得在改革中的一个过渡时期里，中国改革出现了许多超前的现象。比如，所有制的改革非常成功顺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初，私有企业迅速出现和快速发展，这些都没有被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及。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三次危机，第一次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1989年的政治动荡，第二次是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三次是目前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第一次危机基本上是由中国国内因素造成的，而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金融危机完全归因于外国问题也不完全合理，仔细研究这一次金融危机后，可以发现其原因是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不平衡，当然其中也包括美国脆弱的金融体制。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亚洲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经济的下滑，在日本，甚至出现了货币体系的崩溃。中国政府在决定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同时，依靠财政政策不断扩大内需而抵消由于国外需求下降引起的出口减少，这种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政策的扭曲性，带来的是质量较差的增长。虽然中国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本次金融危机则将会给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增长会在长时间内放缓。这主要因为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受到企业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就会更大，许多企业在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机构破产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比上一次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许多，因此，中国应当更大规模的扩大财政支出，保证汇率的灵活性。此外，中国的家庭储蓄非常高，这非常有利于投资，如果中国的国内储蓄能够流向美国，那么也有助于缓解这次的金融危机。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人民对生活水平要求不断提高，因此，他们的消费需求也会有所提高，在提高内需的措施得当的条件下，内需的增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出口的减少。另一方面，美国也应当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增加自己的国内储蓄，提高利率水平。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应对资本账户加强监控，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应该对资本自由化这个问题采取谨慎态度，如果资本自由化这方面做得不好，就会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的管理能力和技术得到了很大改善和提高，面对金融危机，中国需要通过不断提高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来应对出现的问题，同时，如果中国能够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能够促进农业地区的发展，那么这些措施也能够帮助中国重新平衡国内的经济发展，这对保持经济增长，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有重要作用。此外，中国也应当进行生产力的创新、政治改革以及环境的治理，这些都与摆脱目前经济的困难密切相关，中国已经融入到了国际社会，在全球经济体制中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过去三十年，中国发展和全球发展的成功使得全世界15%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都在学习中国的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要达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要保证经济的发展，这是各方各界都统一的观点，也是一个大家认为最重要的目标。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自我毁灭再自我重建的过程，经济财富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挑战，这个时候需要有明确的目标，而且整个社会应当有统一的思想和认识，这样才能使经济发展更加繁荣，这也是发展的核心条件之一。
早在1989年，郜若素教授与中国领导人谈论经济发展的时候便提出，中国因为太大，不可能成为西方传统型的工业大国，要实现经济发展十分困难，但是，中国成功做到了经济的腾飞，其中的原因有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人力资本的提高，但最为重要的林毅夫等人提出的，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战略的制定和渐进式改革措施的实行。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是新的增长模式需要新的机制，而且需要时间来建立这批机制，尤其是建立激励机制，这一点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李根：中韩发展前三十年的赶超比较
中国和韩国是两个具有可比性的国家，两个国家有着相似的追求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韩国，是从1961年到1988年，在中国，是从1978年到2008年。韩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中国目前的情况和韩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情况类似。李根教授从改革前的经济基本面、改革后的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三方面进行了中韩的比较。
一是改革前的经济基本面。中国在实行赶超计划时，享有非常好的宏观形势，而韩国却没有很好的初始条件。比如，中国一直有贸易盈余，家庭储蓄率一直很高，达到了30%，这为改革后投资的高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韩国在实行赶超计划时，一直是贸易赤字，家庭储蓄率也只有10%，在改革前储蓄率还出现过负值。
二是改革后的经济绩效。改革后，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而韩国基本上没有得到国外资本的支持，但是两个国家都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不过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韩国要比中国好，韩国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一直维持在0.32左右，因为韩国就业很充分，有着坚实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这说明，韩国的收入分配是相对公平的，而中国存在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且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不会下降的，因为中国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还需要时间创造就业机会来满足这个群体的就业需求。
三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间的发展是不对等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而这段时间，韩国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李根教授认为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这一点可以从一个国家申请专利的数量上看出。在1980年，韩国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数目为33个左右，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达到了一万多，技术的创新是韩国保持高速度增长的源泉。如果要问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是不是成功的，那么从技术创新上来看答案是肯定的。目前不仅仅是中国在国外申请专利，更有许多海外公司在中国申请专利，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国申请的专利都集中在农业、食品和化学方面，而在高科技方面，中国申请的专利还比较少，只占到总数量的20%到30%。这一点，中国应当有所加强。从分类上看，私人申请专利个数要大于公司申请专利个数，这说明中国现在的发展并不是由于私营公司研发所推动的专利数的增加。从世界财富五百强企业的数量来看，韩国有10个企业位列其中，中国企业的数量正在不断的增长，目前有29个企业位列其中，超过了意大利、澳大利亚和英国，宝钢、一汽、上海汽车都成为了全球知名的品牌，这说明中国大型企业在不断成长壮大，除了大企业发展迅速外，中小企业也得到了发展。李根教授认为中国在研发和出口方面做的非常出色，但是在政治改革进程和收入分配均等化两方面还有待改进。
面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从中短期来看，中国应当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具有高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当在收入分配和政治改革上投入更多关注。从韩国的经验看来，中国中小型企业应当加强自身研发能力，不断提高公司的经营治理能力，其中不仅要进行产业升级，而且也要开发一些新的行业。中央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如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向民主社会过渡的问题都需要中央政府付出不懈的努力来解决。目前的形势是，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已经有所丧失，中国需要发掘新的优势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领导角色。
（余静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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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1 10:1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全体会议第二场讨论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美国哈佛大学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罗斯·郜若素（Ross Garnaut）教授和韩国首尔大学李根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珀金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三大历史基础
珀金斯教授指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有以下三点： 一是中国的统一。在明朝时，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在清朝时则达到了人口数量的一个顶峰，正是为了管理这么庞大的国家，中国建立了一个系统性的治理结构，即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通过科举考试和对官员长达20多年的观察，不仅培养了官员们的官僚思想，也选出了一批具有军事才能的将领，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特别是文化方面的统一。比如，在非洲，国家的边界以不同的宗教信仰来划分。而在欧洲尚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一个有统一文化的国家。这一点对经济社会的进步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统一也有其不利的影响，统一的社会因其长久的稳定性而会形成保守的政府，当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保守的政府在改革问题上便会犹豫不决，这部分上是由于他们需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就解释了如下现象：1840年以来，中国政府改革迟缓，导致了国家发展的落后，虽然有过侵略和被侵略，但中国仍然是一个有统一管理机构的国家，能够统一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有共同发展经济的意愿。
二是中国的教育。中国崇尚的是儒家教育，而儒家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学而优则仕，一个人要想成功，就一定要刻苦读书以便于将来能够进入政府机构，同时，高水平的教育也是复杂商业体系所要求的，晋商和徽商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19世纪，教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点上，中国要好于同时期的日本。因此，中国有着发展教育的文化基础，事实上，中国的教育基础一直都很坚实，这一点也可以从在美国学习工程专业的中国学生数量上看出。
三是中国高端的商业贸易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贸易是受限制的，市场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是人们从事商业的热情却并未因此而降低。此外，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在国外从事贸易活动，这些商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国际城市的香港，也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人的营销活动促进了内地贸易渠道的扩宽。
之后，珀金斯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在1949年后采取苏联经济模式的原因，他认为采用苏联模式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首先，苏联的成功告诉世界，苏联的经济模式可以打造出现代化的经济；其次，中国在建国后，参加了抗美援朝。为了支持军事国防力量的建设，只能遵循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外，当时的人们也有亲苏的思想，所以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获得了很好的实施，改革开放前，中国年均6.1%的经济增长率也说明了采用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虽然6.1%的增长率有点夸大，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奠定了一定基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下乡政策，事实上也存在积极的一面的。下乡劳动虽然摧毁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但是成功地使得这群青年认识到当时中国农村地区的现状，也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的问题，这对以后的改革开放是有积极影响的。此外，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苏联的垂直融合体系，摧毁了国内试图推行自由化的左翼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形成了统一。
以上的这些条件都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历史基础。我们不仅应当从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中汲取教训，也应当从中国后30年的经济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不能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不能采取这些错误的政策和错误的指导；经验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在学习中国发展模式的同时，应当看一看自己是否具有像中国一样的历史基础，是否有坚实的教育基础来开展改革，是否有强有力的官僚体制来推行改革的措施。珀金斯教授最后得到结论，别国不能直接照搬中国的模式，而只能间接地参考中国的经验和教训。
郜若素：中国的改革改变了世界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很多方面，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郜若素教授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出台一个有关改革如何进行的宏伟蓝图，这使得在改革中的一个过渡时期里，中国改革出现了许多超前的现象。比如，所有制的改革非常成功顺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初，私有企业迅速出现和快速发展，这些都没有被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及。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三次危机，第一次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1989年的政治动荡，第二次是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三次是目前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第一次危机基本上是由中国国内因素造成的，而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金融危机完全归因于外国问题也不完全合理，仔细研究这一次金融危机后，可以发现其原因是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不平衡，当然其中也包括美国脆弱的金融体制。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亚洲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经济的下滑，在日本，甚至出现了货币体系的崩溃。中国政府在决定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同时，依靠财政政策不断扩大内需而抵消由于国外需求下降引起的出口减少，这种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政策的扭曲性，带来的是质量较差的增长。虽然中国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本次金融危机则将会给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增长会在长时间内放缓。这主要因为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受到企业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就会更大，许多企业在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机构破产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比上一次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许多，因此，中国应当更大规模的扩大财政支出，保证汇率的灵活性。此外，中国的家庭储蓄非常高，这非常有利于投资，如果中国的国内储蓄能够流向美国，那么也有助于缓解这次的金融危机。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人民对生活水平要求不断提高，因此，他们的消费需求也会有所提高，在提高内需的措施得当的条件下，内需的增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出口的减少。另一方面，美国也应当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增加自己的国内储蓄，提高利率水平。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应对资本账户加强监控，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应该对资本自由化这个问题采取谨慎态度，如果资本自由化这方面做得不好，就会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的管理能力和技术得到了很大改善和提高，面对金融危机，中国需要通过不断提高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来应对出现的问题，同时，如果中国能够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能够促进农业地区的发展，那么这些措施也能够帮助中国重新平衡国内的经济发展，这对保持经济增长，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有重要作用。此外，中国也应当进行生产力的创新、政治改革以及环境的治理，这些都与摆脱目前经济的困难密切相关，中国已经融入到了国际社会，在全球经济体制中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过去三十年，中国发展和全球发展的成功使得全世界15%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都在学习中国的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要达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要保证经济的发展，这是各方各界都统一的观点，也是一个大家认为最重要的目标。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自我毁灭再自我重建的过程，经济财富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挑战，这个时候需要有明确的目标，而且整个社会应当有统一的思想和认识，这样才能使经济发展更加繁荣，这也是发展的核心条件之一。
早在1989年，郜若素教授与中国领导人谈论经济发展的时候便提出，中国因为太大，不可能成为西方传统型的工业大国，要实现经济发展十分困难，但是，中国成功做到了经济的腾飞，其中的原因有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人力资本的提高，但最为重要的林毅夫等人提出的，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战略的制定和渐进式改革措施的实行。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是新的增长模式需要新的机制，而且需要时间来建立这批机制，尤其是建立激励机制，这一点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李根：中韩发展前三十年的赶超比较
中国和韩国是两个具有可比性的国家，两个国家有着相似的追求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韩国，是从1961年到1988年，在中国，是从1978年到2008年。韩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中国目前的情况和韩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情况类似。李根教授从改革前的经济基本面、改革后的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三方面进行了中韩的比较。
一是改革前的经济基本面。中国在实行赶超计划时，享有非常好的宏观形势，而韩国却没有很好的初始条件。比如，中国一直有贸易盈余，家庭储蓄率一直很高，达到了30%，这为改革后投资的高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韩国在实行赶超计划时，一直是贸易赤字，家庭储蓄率也只有10%，在改革前储蓄率还出现过负值。
二是改革后的经济绩效。改革后，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而韩国基本上没有得到国外资本的支持，但是两个国家都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不过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韩国要比中国好，韩国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一直维持在0.32左右，因为韩国就业很充分，有着坚实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这说明，韩国的收入分配是相对公平的，而中国存在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且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不会下降的，因为中国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还需要时间创造就业机会来满足这个群体的就业需求。
三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间的发展是不对等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而这段时间，韩国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李根教授认为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这一点可以从一个国家申请专利的数量上看出。在1980年，韩国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数目为33个左右，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达到了一万多，技术的创新是韩国保持高速度增长的源泉。如果要问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是不是成功的，那么从技术创新上来看答案是肯定的。目前不仅仅是中国在国外申请专利，更有许多海外公司在中国申请专利，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国申请的专利都集中在农业、食品和化学方面，而在高科技方面，中国申请的专利还比较少，只占到总数量的20%到30%。这一点，中国应当有所加强。从分类上看，私人申请专利个数要大于公司申请专利个数，这说明中国现在的发展并不是由于私营公司研发所推动的专利数的增加。从世界财富五百强企业的数量来看，韩国有10个企业位列其中，中国企业的数量正在不断的增长，目前有29个企业位列其中，超过了意大利、澳大利亚和英国，宝钢、一汽、上海汽车都成为了全球知名的品牌，这说明中国大型企业在不断成长壮大，除了大企业发展迅速外，中小企业也得到了发展。李根教授认为中国在研发和出口方面做的非常出色，但是在政治改革进程和收入分配均等化两方面还有待改进。
面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从中短期来看，中国应当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具有高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当在收入分配和政治改革上投入更多关注。从韩国的经验看来，中国中小型企业应当加强自身研发能力，不断提高公司的经营治理能力，其中不仅要进行产业升级，而且也要开发一些新的行业。中央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如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向民主社会过渡的问题都需要中央政府付出不懈的努力来解决。目前的形势是，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已经有所丧失，中国需要发掘新的优势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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