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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46期（总第741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08-11-11 10:1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平行会议第一场——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经济增长的讨论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牛津大学琳达•岳（Linda Yueh）教授，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克里斯托•朗格沃尔（Christer Ljungwall）教授和帕特克•古斯塔夫森（Patrik Gustavsson）教授，以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汤敏博士。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琳达•岳：法律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报告旨在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法律体系发展跟经济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二：中国的法律体系跟经济的发展结构是如何匹配的？第三：发达国家（如美国）处在与中国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时的法律体制是什么样的？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作者首先区分了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两个概念。她指出，法律体系为市场体系提供了一种知识配套机制，而市场体系的发展会推动法律体系的变革，不同法律体系对市场体系的发展有不同的意义。为了评估法律体系，有必要建构一个对法律体系进行衡量的指标集，这个指标集主要包括：（1）政府在开展法制方面的监管质量；（2）对投资者的保护和合同的实施力度；（3）知识产权的保护；（4）打击腐败；（5）司法体系的独立程度。以此为基础，作者对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作了较为细致的比较。从国家的监管质量这方面看，中国做得比俄罗斯好，但比匈牙利、波兰这两个转型期国家做得差；从保护投资者这方面看，中国做得不是很好，跟巴西、加拿大等很多国家相比都落后；但是在合同执行方面，中国比其它发展转型国家做得更好；从完成一个法律程序即签订合同、解决合同成本方面看，中国的法律体系较有效率；从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击腐败的角度看，中国做得不太好，一直遭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作者通过综合考察上述五个指标，对多个国家法制的发达程度进行评比，满分100分，中国的得分是45.2。其他发达国家得分都比中国高，比如美国和英国分别为90分和88分。但是同一些新兴的经济体系、过渡期的转型国家相比，中国做得并不是很糟糕。作者由此得出一些结论：“中国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却缺乏公民的财产权，这是中国法制非常明显的缺点，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同时，作者也指出，仅从这五个指标不可能完全评价中国的法制状况，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于法律体系与市场体系匹配关系的理论讨论，作者引用一个金融界人士Crash教授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法制体系帮助我们构建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有了一个好的法律体系，还可以发展出一个更好的金融体系。从英美等国的发展历史看，市场的很多发展都是基于股份制公司和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法律体系保护这些相关方。比如在19世纪的证券交易所，对于少数派股东来说并没有一个好的法律保护体系。一旦发生问题，就会进行法律体制改革并建立保护这些少数股东相关的机制。”作者以此指出，中国宪法体制改革也是在市场的发展出现一系列问题后相匹配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改革初期，深圳发生了一些丑闻，纠纷之后，才开始通过相关法律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法律体制是在不断演化发展的，其主要动力来自于市场变革的力量。
由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法律体系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应该超越法律经济体制的框架。有时产权的界定出现在正式法律体制改革之前，比如说，中国在没有知识产权法的情况下却也能够让知识产权在市场上得到保护，很多市场上实际上都不需要非常明晰的文本的专利法，律师也能够赚钱；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好的法律保护以促进市场的发展，因为不管市场怎么样开始，发展到什么程度，总需要法律保护使交易正常进行。这涉及到民法和普通法的发展区别，在较多使用普通法的国家中，法律是在法院裁决的基础上实施的，具体的规则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而民法体系国家通常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法律体系，是依照这个法律体系来制定具体的规则的。
关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与法律发展历史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的法律系统，是按照日本民法系统照搬过来的，日本又是照搬德国的民法传统，更加强调行政，所以中国的法律体系有强的德国影子，而美国多继承了普通法的传统。”中国50年代颁发了很多比较重要的大法，此后又陆续颁布了证券法、版权法等等，在工业化之后法律框架开始健全。中国实际上直接采用的是核心的法律，比如公司法、证券法，并利用了这些法的核心思想。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全球化，第二是西方的法律框架已经比较健全。两者加起来，法律的传播就比较容易了。而在美国，在它们自己的法律起草过程中，当时还没有一个非常健全的法律系统，1899年的时候都是各州自己来颁布的。
最后，作者总结说，中国的法律系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步也是很快的。怎样更好地做好法律保护工作，使我们市场能够更好地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这些需求，但是直接把西方社会的这种非常发达的、过去几个世纪来不断细化的法律照搬过来也是不行的。虽然我们可以学习，但学习是一个曲线的过程，在法律改革过程中，都是要按照市场变化来进行适当地调整的。
克里斯托•朗格沃尔、帕特克•古斯塔夫森：
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的影响中国从外国直接投资（FDI）中的受益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没有区别？即中国有没有从FDI中获得更大的益处？克里斯托•朗格沃尔和帕特克•古斯塔夫森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作者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吸引FDI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中国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鼓励吸引各种不同类型的FDI，从而吸引到高科技技术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外资流。在欧盟的FDI指数中，日本占2%，中国曾经一度占到8%以上。外商投资会为国内的公司带来资金技术援助、新的技术支持、新的客户、新的管理培训理念，外国公司的进入也加大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给国内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更高效运转，并且更快地引进新的科学技术。”此外，作者就自己的实际观察总结到：“在中国的某些省份和地区的中国公司，业务拓展得比外国公司更快。中国的确从FDI中摄入颇多，FDI是中国的催化剂，也是技术转移的重要载体，并且帮助改善劳动力的技能，改善了中国经济竞争力。”
为了更清楚地讨论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两位作者仔细考察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针对FDI对接收国有溢出效应（FDI作为一个新的载体会吸引高技术并转移到国内公司）的观点，作者指出，很多案例和实证研究，都没有证明这种溢出效应。他们进一步认为FDI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真正重要的是在研究中明确溢出效应的先决条件，只有在这些先决条件下才会有溢出效应。比如说，有的研究表明如果国内公司和国外公司存在巨大的技术差距，就可能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因此，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数据和具体设计会带来不同的结论，这些都会对研究的结果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报告了具体的研究设计方法后，作者报告了一些综合研究的中间结论。他们指出，基本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受FDI影响很大。对中国来说，在所进行的67项研究中，89%的研究表明，FDI的T值都是正数且显著（即FDI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有显著的正面影响）；7%是正值但不显著；还有4%是负值且显著。
作者在这些数据证据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广义分析，旨在探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他们综合分析了这67项研究结果，包括很多观点和论文以及之前在这方面做的比较研究和广义分析。通过对中国的T值分布来检验中国从FDI中受益是否比其它国家更多的假说。作者搜集了几乎所有这方面的研究文献，统计他们的T值，并就各个国家的特点进行广义分析，并对所有国家划分为五大类：发达国家（这是基准参照系）；比较发达的新兴国家；第二类新兴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印度）；信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波兰）；贫穷型的国家。在此分类的基础上，综合67项文献研究的132个观点，作者发现中国从FDI的受益比其他国家高得多，且有很大的相关性。考虑到不同研究使用数据的重叠性、研究方法的重叠性会影响最终的分析结果，作者进行了汲取分析，最终结果表明中国的数据变得更显著。
最后，作者对这项综合研究作了如下总结：“不管用什么方法估计，中国总是比较突出，中国确实从FDI中与其他可比较的国家中获益更多”。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两位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汤敏：国际组织在三十年减贫过程中的角色
谈到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扶贫工作所取得的进展，汤敏先生指出：“中国扶贫工作获得了令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没有中国和印度的扶贫工作改进，整个世界的减贫工作就谈不上。”
他认为，中国扶贫工作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总值以9%的速度连续增长，这使得很多方面都得到改进，改进的幅度也很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贫困现象在中国大大减少了。政府、民间社会、国际组织在这个过程中都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具体来看，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中央的扶贫资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扶贫投入资金每年都很多且不断增加；第二，发达的省份与贫困的省份互相对口扶持、帮扶，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人员。在最近的汶川大地震中，每一个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采取一对一的方法，帮助受灾的每一个县进行发展和重建，实际上这很好地体现了邓小平所提出的发达地区帮助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方针；第三，每一个国有企业、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都在扶贫中供献出自己的力量。据统计，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总计有481个重点贫困县都受到这些政府机关、国营企业、社会团体的帮助；第四，众多国际机构的帮助。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农发基金组织等等，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技术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更重要的是这些扶贫项目带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世界银行的一些扶贫项目在中国西南地区探索的很多扶贫技术都在其它项目中得到引进和实验，后来在全国加以扩展。
中国的扶贫工作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未来的挑战何在，中国在未来要做什么工作？汤敏先生认为，收入分配是重要的问题。在改革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现在是世界不太平等的国家之一了。跟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收入分配在不断恶化。
从收入分配的倒U型理论看，收入的高增长不会引发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比如，台湾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大大下降，但是当经济增长达到8%到9%后，收入分配非常稳定，这证明经济高增长不会使收入分配恶化。在日本有同样的情况，在高增长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是下降了的。越南过去二十年进行了改革，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其收入分配非常稳定，没有像中国这样出现大规模恶化的现象。
因此，汤敏先生指出，国家的政策发展模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影响了收入分配变化，这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发展的新时期里，收入分配已经变成了扶贫中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国家在以下几个方面制定出新的政策和发展模式。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调整最低贫困线。按目前官方对贫困线的划分，意味着还有148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中总会有一些非常贫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能帮助他们创造收入。但这部分并不包括所有的低收入人口，如果把中国的低收入人口（2841万人）加进去的，中国的贫困人口大概有4320万人，在农村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近5%，即在农村地区大概还有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其实，目前官方的贫困线很低，如果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贫困线实际上是当时农村平均收入的50%，但如果按现在的农村平均收入水平来看，它已经低于20%了。因为官方的贫困线一直没有变化，只跟通胀挂钩，所以这个贫困线是低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横向比较发现，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如果用低于一天1美元作为贫困线，中国至少还有16.6%的贫困人口，如果用一天2美元作为贫困线，中国至少还46.7%的贫困人口。而使用目前中国官方的贫困线，贫困率只有2.5%，官方贫困线与一天1美元的水平和一天2美元的水平相比低了很多。总的来看，中国的官方贫困线极大的低于国际的贫困线水平，即使跟同类水平国家相比也是这样。中国正在朝着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方向努力，人均1美元的贫困线现在变成人均、日均1.25美元了，但仍需要做适当地调整，官方贫困线是需要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而提升的。
其次，根据新的贫困线对已有的扶贫项目进行重新调整和再瞄准。新的贫困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汤敏先生就此提到中国的发展研究基金会去年提出的一些议案，其主要内容就是强调要基于新的情况重新评估我们的贫困线。他认为，新的发展贫困线不仅需要包括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最基本的需求，还要包括最基本的社会需求指标，比如说教育、卫生、住房等等，要把它们全部整合在一起。中国经济在不断地成长，总有一天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等收入国家，也会实现一天2美元的平均水平。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次贫人口会慢慢变成相对贫困人口，因为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就意味着中国现在扶贫工作的瞄准对象数目处于1.2亿到1.5亿水平之间，而不是五千万。
再次，大幅度增加减贫方面的预算支出。在以前的减贫工作中只是瞄准了5%的人口，如果把瞄准的人口增加三、四倍，那么预算支出也应该相应地增加。汤敏指出，中国现在应该更加强调对贫困地区的优先支出，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教育支出，不仅仅要实行全民九年义务教育，还应该提供免费的寄宿学校、免费的职业教育、大学教育。因为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付不起高昂的教育费用，如果他们的教育水平由此而低下，他们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贫困中，中国也不得不实施更多减贫项目。在卫生提供服务这方面，贫困人口应该与一般人口相区别，要为他们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虽然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比如说建立一些乡镇银行、小额信贷的合作社、农村信贷社、信用社等等，但这些主要是商业金融机构，中国应该进一步开展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出台一些非盈利性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项目。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真的想要减贫，帮助穷人，就应该由这些非盈利性机构来为穷人负责。因为盈利性机构往往会选择中等高收入的农民作为扶贫对象。
最后，政府要把一些项目和工作外包给非政府组织（NGO），让NGO管理政府的项目。汤敏指出，这是令人鼓舞的方法，如果可以推广，中国的NGO应该能够很快发展起来，而且中国政府的资金也能够得到更高效的利用。
在演讲的最后，汤敏先后总结到：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减贫战略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未来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果现在贫困人口从5%增长到15%，就意味着需要对所有的战略、所有的支出比例进行再思考。
（黄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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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1 10:1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平行会议第一场——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经济增长的讨论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牛津大学琳达•岳（Linda Yueh）教授，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克里斯托•朗格沃尔（Christer Ljungwall）教授和帕特克•古斯塔夫森（Patrik Gustavsson）教授，以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汤敏博士。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琳达•岳：法律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报告旨在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法律体系发展跟经济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二：中国的法律体系跟经济的发展结构是如何匹配的？第三：发达国家（如美国）处在与中国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时的法律体制是什么样的？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作者首先区分了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两个概念。她指出，法律体系为市场体系提供了一种知识配套机制，而市场体系的发展会推动法律体系的变革，不同法律体系对市场体系的发展有不同的意义。为了评估法律体系，有必要建构一个对法律体系进行衡量的指标集，这个指标集主要包括：（1）政府在开展法制方面的监管质量；（2）对投资者的保护和合同的实施力度；（3）知识产权的保护；（4）打击腐败；（5）司法体系的独立程度。以此为基础，作者对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作了较为细致的比较。从国家的监管质量这方面看，中国做得比俄罗斯好，但比匈牙利、波兰这两个转型期国家做得差；从保护投资者这方面看，中国做得不是很好，跟巴西、加拿大等很多国家相比都落后；但是在合同执行方面，中国比其它发展转型国家做得更好；从完成一个法律程序即签订合同、解决合同成本方面看，中国的法律体系较有效率；从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击腐败的角度看，中国做得不太好，一直遭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作者通过综合考察上述五个指标，对多个国家法制的发达程度进行评比，满分100分，中国的得分是45.2。其他发达国家得分都比中国高，比如美国和英国分别为90分和88分。但是同一些新兴的经济体系、过渡期的转型国家相比，中国做得并不是很糟糕。作者由此得出一些结论：“中国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却缺乏公民的财产权，这是中国法制非常明显的缺点，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同时，作者也指出，仅从这五个指标不可能完全评价中国的法制状况，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于法律体系与市场体系匹配关系的理论讨论，作者引用一个金融界人士Crash教授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法制体系帮助我们构建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有了一个好的法律体系，还可以发展出一个更好的金融体系。从英美等国的发展历史看，市场的很多发展都是基于股份制公司和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法律体系保护这些相关方。比如在19世纪的证券交易所，对于少数派股东来说并没有一个好的法律保护体系。一旦发生问题，就会进行法律体制改革并建立保护这些少数股东相关的机制。”作者以此指出，中国宪法体制改革也是在市场的发展出现一系列问题后相匹配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改革初期，深圳发生了一些丑闻，纠纷之后，才开始通过相关法律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法律体制是在不断演化发展的，其主要动力来自于市场变革的力量。
由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法律体系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应该超越法律经济体制的框架。有时产权的界定出现在正式法律体制改革之前，比如说，中国在没有知识产权法的情况下却也能够让知识产权在市场上得到保护，很多市场上实际上都不需要非常明晰的文本的专利法，律师也能够赚钱；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好的法律保护以促进市场的发展，因为不管市场怎么样开始，发展到什么程度，总需要法律保护使交易正常进行。这涉及到民法和普通法的发展区别，在较多使用普通法的国家中，法律是在法院裁决的基础上实施的，具体的规则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而民法体系国家通常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法律体系，是依照这个法律体系来制定具体的规则的。
关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与法律发展历史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的法律系统，是按照日本民法系统照搬过来的，日本又是照搬德国的民法传统，更加强调行政，所以中国的法律体系有强的德国影子，而美国多继承了普通法的传统。”中国50年代颁发了很多比较重要的大法，此后又陆续颁布了证券法、版权法等等，在工业化之后法律框架开始健全。中国实际上直接采用的是核心的法律，比如公司法、证券法，并利用了这些法的核心思想。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全球化，第二是西方的法律框架已经比较健全。两者加起来，法律的传播就比较容易了。而在美国，在它们自己的法律起草过程中，当时还没有一个非常健全的法律系统，1899年的时候都是各州自己来颁布的。
最后，作者总结说，中国的法律系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步也是很快的。怎样更好地做好法律保护工作，使我们市场能够更好地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这些需求，但是直接把西方社会的这种非常发达的、过去几个世纪来不断细化的法律照搬过来也是不行的。虽然我们可以学习，但学习是一个曲线的过程，在法律改革过程中，都是要按照市场变化来进行适当地调整的。
克里斯托•朗格沃尔、帕特克•古斯塔夫森：
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的影响中国从外国直接投资（FDI）中的受益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没有区别？即中国有没有从FDI中获得更大的益处？克里斯托•朗格沃尔和帕特克•古斯塔夫森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作者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吸引FDI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中国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鼓励吸引各种不同类型的FDI，从而吸引到高科技技术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外资流。在欧盟的FDI指数中，日本占2%，中国曾经一度占到8%以上。外商投资会为国内的公司带来资金技术援助、新的技术支持、新的客户、新的管理培训理念，外国公司的进入也加大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给国内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更高效运转，并且更快地引进新的科学技术。”此外，作者就自己的实际观察总结到：“在中国的某些省份和地区的中国公司，业务拓展得比外国公司更快。中国的确从FDI中摄入颇多，FDI是中国的催化剂，也是技术转移的重要载体，并且帮助改善劳动力的技能，改善了中国经济竞争力。”
为了更清楚地讨论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两位作者仔细考察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针对FDI对接收国有溢出效应（FDI作为一个新的载体会吸引高技术并转移到国内公司）的观点，作者指出，很多案例和实证研究，都没有证明这种溢出效应。他们进一步认为FDI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真正重要的是在研究中明确溢出效应的先决条件，只有在这些先决条件下才会有溢出效应。比如说，有的研究表明如果国内公司和国外公司存在巨大的技术差距，就可能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因此，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数据和具体设计会带来不同的结论，这些都会对研究的结果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报告了具体的研究设计方法后，作者报告了一些综合研究的中间结论。他们指出，基本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受FDI影响很大。对中国来说，在所进行的67项研究中，89%的研究表明，FDI的T值都是正数且显著（即FDI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有显著的正面影响）；7%是正值但不显著；还有4%是负值且显著。
作者在这些数据证据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广义分析，旨在探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他们综合分析了这67项研究结果，包括很多观点和论文以及之前在这方面做的比较研究和广义分析。通过对中国的T值分布来检验中国从FDI中受益是否比其它国家更多的假说。作者搜集了几乎所有这方面的研究文献，统计他们的T值，并就各个国家的特点进行广义分析，并对所有国家划分为五大类：发达国家（这是基准参照系）；比较发达的新兴国家；第二类新兴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印度）；信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波兰）；贫穷型的国家。在此分类的基础上，综合67项文献研究的132个观点，作者发现中国从FDI的受益比其他国家高得多，且有很大的相关性。考虑到不同研究使用数据的重叠性、研究方法的重叠性会影响最终的分析结果，作者进行了汲取分析，最终结果表明中国的数据变得更显著。
最后，作者对这项综合研究作了如下总结：“不管用什么方法估计，中国总是比较突出，中国确实从FDI中与其他可比较的国家中获益更多”。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两位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汤敏：国际组织在三十年减贫过程中的角色
谈到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扶贫工作所取得的进展，汤敏先生指出：“中国扶贫工作获得了令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没有中国和印度的扶贫工作改进，整个世界的减贫工作就谈不上。”
他认为，中国扶贫工作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总值以9%的速度连续增长，这使得很多方面都得到改进，改进的幅度也很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贫困现象在中国大大减少了。政府、民间社会、国际组织在这个过程中都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具体来看，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中央的扶贫资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扶贫投入资金每年都很多且不断增加；第二，发达的省份与贫困的省份互相对口扶持、帮扶，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人员。在最近的汶川大地震中，每一个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采取一对一的方法，帮助受灾的每一个县进行发展和重建，实际上这很好地体现了邓小平所提出的发达地区帮助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方针；第三，每一个国有企业、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都在扶贫中供献出自己的力量。据统计，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总计有481个重点贫困县都受到这些政府机关、国营企业、社会团体的帮助；第四，众多国际机构的帮助。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农发基金组织等等，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技术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更重要的是这些扶贫项目带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世界银行的一些扶贫项目在中国西南地区探索的很多扶贫技术都在其它项目中得到引进和实验，后来在全国加以扩展。
中国的扶贫工作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未来的挑战何在，中国在未来要做什么工作？汤敏先生认为，收入分配是重要的问题。在改革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现在是世界不太平等的国家之一了。跟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收入分配在不断恶化。
从收入分配的倒U型理论看，收入的高增长不会引发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比如，台湾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大大下降，但是当经济增长达到8%到9%后，收入分配非常稳定，这证明经济高增长不会使收入分配恶化。在日本有同样的情况，在高增长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是下降了的。越南过去二十年进行了改革，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其收入分配非常稳定，没有像中国这样出现大规模恶化的现象。
因此，汤敏先生指出，国家的政策发展模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影响了收入分配变化，这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发展的新时期里，收入分配已经变成了扶贫中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国家在以下几个方面制定出新的政策和发展模式。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调整最低贫困线。按目前官方对贫困线的划分，意味着还有148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中总会有一些非常贫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能帮助他们创造收入。但这部分并不包括所有的低收入人口，如果把中国的低收入人口（2841万人）加进去的，中国的贫困人口大概有4320万人，在农村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近5%，即在农村地区大概还有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其实，目前官方的贫困线很低，如果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贫困线实际上是当时农村平均收入的50%，但如果按现在的农村平均收入水平来看，它已经低于20%了。因为官方的贫困线一直没有变化，只跟通胀挂钩，所以这个贫困线是低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横向比较发现，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如果用低于一天1美元作为贫困线，中国至少还有16.6%的贫困人口，如果用一天2美元作为贫困线，中国至少还46.7%的贫困人口。而使用目前中国官方的贫困线，贫困率只有2.5%，官方贫困线与一天1美元的水平和一天2美元的水平相比低了很多。总的来看，中国的官方贫困线极大的低于国际的贫困线水平，即使跟同类水平国家相比也是这样。中国正在朝着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方向努力，人均1美元的贫困线现在变成人均、日均1.25美元了，但仍需要做适当地调整，官方贫困线是需要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而提升的。
其次，根据新的贫困线对已有的扶贫项目进行重新调整和再瞄准。新的贫困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汤敏先生就此提到中国的发展研究基金会去年提出的一些议案，其主要内容就是强调要基于新的情况重新评估我们的贫困线。他认为，新的发展贫困线不仅需要包括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最基本的需求，还要包括最基本的社会需求指标，比如说教育、卫生、住房等等，要把它们全部整合在一起。中国经济在不断地成长，总有一天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等收入国家，也会实现一天2美元的平均水平。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次贫人口会慢慢变成相对贫困人口，因为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就意味着中国现在扶贫工作的瞄准对象数目处于1.2亿到1.5亿水平之间，而不是五千万。
再次，大幅度增加减贫方面的预算支出。在以前的减贫工作中只是瞄准了5%的人口，如果把瞄准的人口增加三、四倍，那么预算支出也应该相应地增加。汤敏指出，中国现在应该更加强调对贫困地区的优先支出，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教育支出，不仅仅要实行全民九年义务教育，还应该提供免费的寄宿学校、免费的职业教育、大学教育。因为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付不起高昂的教育费用，如果他们的教育水平由此而低下，他们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贫困中，中国也不得不实施更多减贫项目。在卫生提供服务这方面，贫困人口应该与一般人口相区别，要为他们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虽然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比如说建立一些乡镇银行、小额信贷的合作社、农村信贷社、信用社等等，但这些主要是商业金融机构，中国应该进一步开展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出台一些非盈利性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项目。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真的想要减贫，帮助穷人，就应该由这些非盈利性机构来为穷人负责。因为盈利性机构往往会选择中等高收入的农民作为扶贫对象。
最后，政府要把一些项目和工作外包给非政府组织（NGO），让NGO管理政府的项目。汤敏指出，这是令人鼓舞的方法，如果可以推广，中国的NGO应该能够很快发展起来，而且中国政府的资金也能够得到更高效的利用。
在演讲的最后，汤敏先后总结到：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减贫战略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未来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果现在贫困人口从5%增长到15%，就意味着需要对所有的战略、所有的支出比例进行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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