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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47期（总第742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简报之四
发布日期：2008-11-11 10:1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平行会议第二场——市场一体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讨论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法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玛丽·弗朗科伊斯•雷纳德（Mary-Francoise Renard）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姚树杰教授，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军教授。
玛丽-弗朗科伊斯•雷纳德：跨区域市场一体化
我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的跨区域市场一体化。改革给中国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现在的开放程度很高，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很大，但是贸易和投资的区域分布很复杂。对一个转型国家而言，市场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由于缺乏分工，国内市场的分割可能造成很大的成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内区域间市场的一体化是提升国内市场的一种手段。本次报告中，我将主要讨论省间一体化的衡量，并分析中国省间产业分工对省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对一体化直接的定义有三个指标：贸易流量、投资流量和劳动力转移。区域间贸易量的绝对数量和增长率是最常用的指标，并用于和区域GDP数量和增值率作比较。Naughton (2000) 的研究发现主要的贸易流动是中间产品的流动，最终产品的流动反映的是不同区域间生产商的协同行为。Naughton的研究没有发现中国有大量的贸易流动。中国政府对资本流动有较大的限制。Boyreau-Debray and Wei (2004)研究了中国的投资流量，讨论了多种形式的资本流动。文章提到，私营经济可以选择投资所在地，但是地方政府出于税收的考虑会为资本流动设置障碍。他们发现，省内的储蓄额和投资额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根据Feldstein和Horioka提出的标准，这是缺乏资本流动的标志。劳动力的转移方面，我们在中国可以看到特定的移民，但移民在很多程度上受限于城乡的户籍制度。
由于直接定义的指标不容易获得，因此我们更多地关注间接指标。大家最关心的指标是工业分工的程度，而市场价格的波动和对冲击的反应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方面。由于中国面积广阔和地理多样性的特征，工业分工程度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因素。和国际贸易理论相同，专业化和地理位置的选择对国内区域间市场一体化有同样的解释力。我们的假说是，在经济一体化中有更多的区域间分工和合作。其他研究认为，这样的假说也不一定是绝对的。市场价格波动的指标基于一价定律，商业的一体化会导致不同地区市场价格的趋同，Young (2000)的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假说。但是也有研究，比如Du and Park (2003)，认为即使市场一体化程度很高，仍可能存在因素导致价格并不趋同。市场冲击的假说认为，在一体化的区域中，区域发展受到地方性冲击(local shock)的影响会比较小，而受到全局性冲击(global shock)的程度会比较大。通常我们考虑的冲击包括价格冲击、消费和投资冲击以及是否有相同的商业周期。
本文我们在两方面关注省间的市场一体化。特别的，我们关注省间的专业化对省间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对省间的专业化，我们采用了惯常的定义方式。
从数据的比较上看，就专业化程度的指标而言，我们的结果和Young (2000)的结果基本一致，两者都体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我们区分了没有加权的和加权的总和指标，发现以加权指标衡量的专业化程度总是落在以未加权指标衡量的专业化程度之下。分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专业化提高的趋势在中国是存在的，至少在富裕的沿海省份是存在的。我们将试图用专业化来解释省间的劳动力流动行为。根据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研究，这两者间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看法。
我们直接看模型分析的结果。被解释变量是劳动力流动程度。当然省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和劳动力省间流动程度并不能简单理解成因果关系，因为两者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我们需要找工具变量来确定这种关系。工具变量的结果在此并没有报告。我们的计量模型表明，劳动力流动程度正相关于平均工资水平，负相关于平均失业率以及和邻近省份的距离。这些相关关系都是很显著的。在专业化方面，我分别考虑了两种专业化的度量——所有部门的专业化和工业企业的专业化。两种度量下得到的结果是类似的。在1995年和2000年两期，省间专业化对省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负向的，并且关系显著。比较欧洲和美国的情况可以发现，欧洲的专业化和劳动转移高度正相关，美国的正相关性弱一些，而中国是负相关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省间竞争效应超过了专业化的效应，如我们所熟知的分权和地方政府作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综上，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虽然走过了三十年的改革，但是专业化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不应该把专业化和市场的一体化等同对待。
姚树洁：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本次演讲着眼于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主要讨论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的事实，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原因，收入的不平等，以及对以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有目共睹。三十年来，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达到9.7%，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发展期的发展速度相同，而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则是日本经济发展的10倍，亚洲四小龙的16倍。其间，中国同时成为许多重要农业品和工业品的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制造业上也有不俗的表现，是钢铁、煤炭、水泥等工业原材料的最大的生产国。中国也是开放的国家，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国际贸易量第二大的国家，并且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国际贸易国。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7年接收外资达到7540亿美元。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城市人口比重，GDP，实际GDP系数，银行存款余额在1979年到2006年间有很大的增长，大部分的增长率高于1952年到1978年的水平。主要的农产品（如粮食、肉类、鱼）的产量实现了很快的增长，并改善了我们的饮食。工业原材料（如煤、电、钢铁、水泥）的产量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具体而言，以1952年为基数100，中国的人均GDP系数在1978年达到281，2006年达到2485；人均消费系数在1978年达到178，2006年达到1194。同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2006年，农业人口比率降到56%，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降到43%，农业GDP占比降到12%。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国内经济制度和市场化的改革，包括1978年到1984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1985年到1991年的城市和工业体制改革。农村和农业的改革经历了6年，家庭生产责任制的改革促进了农村人均收入每年16%的增长，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情况。6年间，农村的吃饭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贫困率极大降低。第二，中国经济的开放，推动出口，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来促进发展。第三，对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很早就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并且在改革中注意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和国内的自主研发和创新。第四，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和实用主义导向（gradually and pragmatically）。改革中的各种时机(Timing)很重要，为防止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各项具体的改革需要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上开展。重要的改革可以在一些地方先进行试点，可行则在其他地区推行，不可行则赶快纠正。如国有企业的改革，曾有个别学者提议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进行，这是不合时宜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朱镕基总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还是造成了大量下岗，给社会带来很多的压力。如果在之前就进行改革，这些压力都很难消化。国有企业改革，遵循了从小型国有企业到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序，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
数据表明，中国的贸易不断发展，贸易量占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78年不到10%上升到2007年的近70%；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990年的不到5%发展到2007年的逾20%。这些都是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支持。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中也出现了很多负面现象，比如腐败、环境污染、社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的扩大。核心的问题就是不平等的问题。我在此主要讨论收入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是多维度的，包括城乡不平等、地区间的不平等、相同人群中出现的边缘化和社会等级的形成。形成不平等的原因，在政策上过去主要是偏向城市的发展策略（urban-biased development strategy），现在则还包括市场化的推进、国家垄断、私人和外资的产权，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有偏向性的发展政策。
数据表明，城市的人均收入和农村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明显的扩大趋势，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的比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2.5左右，1992、1993年稍有下降，之后一直上升趋势，从2.5上升到2006年的近3.3。另一个纬度是看省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人均收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发展水平，1992年还比较接近，在2007年则明显处于三个层次上，发展到路截然不同。区域间的不平等来源于地理位置差异、政策的偏向以及由此引发的吸引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差异。90%左右的贸易量和外国直接投资都集中在东部地区。贫困仍然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依据国家统计数据，按照统一的标准计算了我国的贫困率。可以看到，2002年，城市的贫困率为3.1，农村贫困率为9.4，全国平均达到6.9。在群体内部同时出现了收入水平的边缘化，1978年以来，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呈扩大的态势。同时可以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中最富有的10%人口和最不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比，从最初的3倍很快上升到现在的10倍。
我们的结论是，收入的不平等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我们很多政策旨在减少这几种不平等，如朱镕基执政时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建设新农村的政策；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政府的免除农业税、免费基础教育、低保家庭的社会保障以及对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医疗保险的补助等政策。我们的政策建议是继续加强相关政策，设法减少以上提到的不平等。
张军：为什么集权在中国行得通：增长轨迹与制度演变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显著的特征。生产总量增长，并且十分稳健；资本积累迅速，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K/GDP)在不断上升；资本的回报率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随着资源在不同地区、所有制和部门中的配置，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基尼系数不断增长。数据表明，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波动，而在90年代则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这种增长方式和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方式不同。80年代的增长主要呈现如下几点特征：产出的增长伴随着波动，通货膨胀很高，资本积累率低，基尼系数低，劳动力的迁移很少。这些特征远不同于90年代的经济发展特征。在80年代，经济还是受到中央计划的影响，市场机制只是在定额之外和少量经济特区发挥边际性的作用。经济体制基本上沿袭了旧有的体制，只是地方上的权力更大，对利润有更高比例的保留。我可以说，如果我们沿袭80年代经济的发展轨迹，那么我们在90年代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就不会是成功的，而可能完全是失败的，陷入到类似80年代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发展陷阱中。中国经济的发展通常被认为得益于80年代渐进性的增量改革，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可以看作80年代激进改革尝试失败的结果。80年代的改革尝试，最终导致了国家能力下降、高通货膨胀、腐败、经济混乱，并最终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我在此要探讨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何要通过渐进的方法来实现经济的改革，而是中国为何能够成功地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走出原来的发展路径，走上市场化的渐进改革道路。所以我关注的问题，不是8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而是90年代初的情况。
为什么中国在90年代初的集权可以带来1992年后经济稳健的增长？这背后的逻辑何在？我的观点基本上可以这样展开：为了纠正经济上的混乱，需要采用市场机制来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方面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因此地方政府没有动力来推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改革项目需要中央政府来统一协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只能是至上而下进行的，而不可能是至下而上的。改革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需要创造足够的激励，来保证地方政府参与到市场导向的项目中，提高经济表现。90年代初的财政和政治上的集权可以看作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实力，来开展经济结构的转移。90年代中期的很多改革，如价格机制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劳动力流动、金融改革、所有制改革、汇率改革、经济开放和引进外资，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来理解。Blanchard and Shleifer指出：“中国经济中分权的好处得到了很多赞扬，在其中我们忽视了一些东西。至少在分权带来经济利益的背后是某种形式的集权。没有这种集权，提高地方积极性的政策成本太高，不可能单单通过经济或财政上的安排来实现”。所以我的观点是，促使中国经济1992年后稳健增长的关键，不是分权，而是集权。
1994年的财政改革无疑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由于政府认识到必须实施非常坚定的改革、把市场改革做到位，政府在改革当中放弃了财政支出的分权，把地方政府的权利收到中央。针对1994年的财政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很多实证的证据。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于GDP增长的作用在1994年前后是完全不同的。放在一个回归分析中，把GDP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当作解释变量。财政分权的解释系数表明，在1994年前是负向的影响，在1994年以后才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很多研究，包括我个人两年前的研究（Zhang and Gong, 2006），都发现了这个结论。我们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1994年在改革和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集权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作用是很有趣的发现。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来验证这些假说，也需要更仔细的思考集权和经济结构市场化的改革在9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俞浩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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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1 10:1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平行会议第二场——市场一体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讨论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法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玛丽·弗朗科伊斯•雷纳德（Mary-Francoise Renard）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姚树杰教授，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军教授。
玛丽-弗朗科伊斯•雷纳德：跨区域市场一体化
我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的跨区域市场一体化。改革给中国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现在的开放程度很高，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很大，但是贸易和投资的区域分布很复杂。对一个转型国家而言，市场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由于缺乏分工，国内市场的分割可能造成很大的成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内区域间市场的一体化是提升国内市场的一种手段。本次报告中，我将主要讨论省间一体化的衡量，并分析中国省间产业分工对省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对一体化直接的定义有三个指标：贸易流量、投资流量和劳动力转移。区域间贸易量的绝对数量和增长率是最常用的指标，并用于和区域GDP数量和增值率作比较。Naughton (2000) 的研究发现主要的贸易流动是中间产品的流动，最终产品的流动反映的是不同区域间生产商的协同行为。Naughton的研究没有发现中国有大量的贸易流动。中国政府对资本流动有较大的限制。Boyreau-Debray and Wei (2004)研究了中国的投资流量，讨论了多种形式的资本流动。文章提到，私营经济可以选择投资所在地，但是地方政府出于税收的考虑会为资本流动设置障碍。他们发现，省内的储蓄额和投资额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根据Feldstein和Horioka提出的标准，这是缺乏资本流动的标志。劳动力的转移方面，我们在中国可以看到特定的移民，但移民在很多程度上受限于城乡的户籍制度。
由于直接定义的指标不容易获得，因此我们更多地关注间接指标。大家最关心的指标是工业分工的程度，而市场价格的波动和对冲击的反应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方面。由于中国面积广阔和地理多样性的特征，工业分工程度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因素。和国际贸易理论相同，专业化和地理位置的选择对国内区域间市场一体化有同样的解释力。我们的假说是，在经济一体化中有更多的区域间分工和合作。其他研究认为，这样的假说也不一定是绝对的。市场价格波动的指标基于一价定律，商业的一体化会导致不同地区市场价格的趋同，Young (2000)的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假说。但是也有研究，比如Du and Park (2003)，认为即使市场一体化程度很高，仍可能存在因素导致价格并不趋同。市场冲击的假说认为，在一体化的区域中，区域发展受到地方性冲击(local shock)的影响会比较小，而受到全局性冲击(global shock)的程度会比较大。通常我们考虑的冲击包括价格冲击、消费和投资冲击以及是否有相同的商业周期。
本文我们在两方面关注省间的市场一体化。特别的，我们关注省间的专业化对省间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对省间的专业化，我们采用了惯常的定义方式。
从数据的比较上看，就专业化程度的指标而言，我们的结果和Young (2000)的结果基本一致，两者都体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我们区分了没有加权的和加权的总和指标，发现以加权指标衡量的专业化程度总是落在以未加权指标衡量的专业化程度之下。分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专业化提高的趋势在中国是存在的，至少在富裕的沿海省份是存在的。我们将试图用专业化来解释省间的劳动力流动行为。根据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研究，这两者间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看法。
我们直接看模型分析的结果。被解释变量是劳动力流动程度。当然省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和劳动力省间流动程度并不能简单理解成因果关系，因为两者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我们需要找工具变量来确定这种关系。工具变量的结果在此并没有报告。我们的计量模型表明，劳动力流动程度正相关于平均工资水平，负相关于平均失业率以及和邻近省份的距离。这些相关关系都是很显著的。在专业化方面，我分别考虑了两种专业化的度量——所有部门的专业化和工业企业的专业化。两种度量下得到的结果是类似的。在1995年和2000年两期，省间专业化对省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负向的，并且关系显著。比较欧洲和美国的情况可以发现，欧洲的专业化和劳动转移高度正相关，美国的正相关性弱一些，而中国是负相关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省间竞争效应超过了专业化的效应，如我们所熟知的分权和地方政府作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综上，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虽然走过了三十年的改革，但是专业化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不应该把专业化和市场的一体化等同对待。
姚树洁：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本次演讲着眼于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主要讨论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的事实，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原因，收入的不平等，以及对以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有目共睹。三十年来，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达到9.7%，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发展期的发展速度相同，而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则是日本经济发展的10倍，亚洲四小龙的16倍。其间，中国同时成为许多重要农业品和工业品的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制造业上也有不俗的表现，是钢铁、煤炭、水泥等工业原材料的最大的生产国。中国也是开放的国家，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国际贸易量第二大的国家，并且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国际贸易国。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7年接收外资达到7540亿美元。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城市人口比重，GDP，实际GDP系数，银行存款余额在1979年到2006年间有很大的增长，大部分的增长率高于1952年到1978年的水平。主要的农产品（如粮食、肉类、鱼）的产量实现了很快的增长，并改善了我们的饮食。工业原材料（如煤、电、钢铁、水泥）的产量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具体而言，以1952年为基数100，中国的人均GDP系数在1978年达到281，2006年达到2485；人均消费系数在1978年达到178，2006年达到1194。同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2006年，农业人口比率降到56%，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降到43%，农业GDP占比降到12%。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国内经济制度和市场化的改革，包括1978年到1984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1985年到1991年的城市和工业体制改革。农村和农业的改革经历了6年，家庭生产责任制的改革促进了农村人均收入每年16%的增长，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情况。6年间，农村的吃饭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贫困率极大降低。第二，中国经济的开放，推动出口，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来促进发展。第三，对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很早就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并且在改革中注意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和国内的自主研发和创新。第四，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和实用主义导向（gradually and pragmatically）。改革中的各种时机(Timing)很重要，为防止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各项具体的改革需要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上开展。重要的改革可以在一些地方先进行试点，可行则在其他地区推行，不可行则赶快纠正。如国有企业的改革，曾有个别学者提议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进行，这是不合时宜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朱镕基总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还是造成了大量下岗，给社会带来很多的压力。如果在之前就进行改革，这些压力都很难消化。国有企业改革，遵循了从小型国有企业到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序，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
数据表明，中国的贸易不断发展，贸易量占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78年不到10%上升到2007年的近70%；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990年的不到5%发展到2007年的逾20%。这些都是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支持。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中也出现了很多负面现象，比如腐败、环境污染、社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的扩大。核心的问题就是不平等的问题。我在此主要讨论收入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是多维度的，包括城乡不平等、地区间的不平等、相同人群中出现的边缘化和社会等级的形成。形成不平等的原因，在政策上过去主要是偏向城市的发展策略（urban-biased development strategy），现在则还包括市场化的推进、国家垄断、私人和外资的产权，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有偏向性的发展政策。
数据表明，城市的人均收入和农村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明显的扩大趋势，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的比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2.5左右，1992、1993年稍有下降，之后一直上升趋势，从2.5上升到2006年的近3.3。另一个纬度是看省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人均收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发展水平，1992年还比较接近，在2007年则明显处于三个层次上，发展到路截然不同。区域间的不平等来源于地理位置差异、政策的偏向以及由此引发的吸引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差异。90%左右的贸易量和外国直接投资都集中在东部地区。贫困仍然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依据国家统计数据，按照统一的标准计算了我国的贫困率。可以看到，2002年，城市的贫困率为3.1，农村贫困率为9.4，全国平均达到6.9。在群体内部同时出现了收入水平的边缘化，1978年以来，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呈扩大的态势。同时可以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中最富有的10%人口和最不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比，从最初的3倍很快上升到现在的10倍。
我们的结论是，收入的不平等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我们很多政策旨在减少这几种不平等，如朱镕基执政时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建设新农村的政策；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政府的免除农业税、免费基础教育、低保家庭的社会保障以及对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医疗保险的补助等政策。我们的政策建议是继续加强相关政策，设法减少以上提到的不平等。
张军：为什么集权在中国行得通：增长轨迹与制度演变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显著的特征。生产总量增长，并且十分稳健；资本积累迅速，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K/GDP)在不断上升；资本的回报率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随着资源在不同地区、所有制和部门中的配置，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基尼系数不断增长。数据表明，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波动，而在90年代则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这种增长方式和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方式不同。80年代的增长主要呈现如下几点特征：产出的增长伴随着波动，通货膨胀很高，资本积累率低，基尼系数低，劳动力的迁移很少。这些特征远不同于90年代的经济发展特征。在80年代，经济还是受到中央计划的影响，市场机制只是在定额之外和少量经济特区发挥边际性的作用。经济体制基本上沿袭了旧有的体制，只是地方上的权力更大，对利润有更高比例的保留。我可以说，如果我们沿袭80年代经济的发展轨迹，那么我们在90年代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就不会是成功的，而可能完全是失败的，陷入到类似80年代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发展陷阱中。中国经济的发展通常被认为得益于80年代渐进性的增量改革，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可以看作80年代激进改革尝试失败的结果。80年代的改革尝试，最终导致了国家能力下降、高通货膨胀、腐败、经济混乱，并最终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我在此要探讨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何要通过渐进的方法来实现经济的改革，而是中国为何能够成功地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走出原来的发展路径，走上市场化的渐进改革道路。所以我关注的问题，不是8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而是90年代初的情况。
为什么中国在90年代初的集权可以带来1992年后经济稳健的增长？这背后的逻辑何在？我的观点基本上可以这样展开：为了纠正经济上的混乱，需要采用市场机制来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方面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因此地方政府没有动力来推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改革项目需要中央政府来统一协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只能是至上而下进行的，而不可能是至下而上的。改革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需要创造足够的激励，来保证地方政府参与到市场导向的项目中，提高经济表现。90年代初的财政和政治上的集权可以看作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实力，来开展经济结构的转移。90年代中期的很多改革，如价格机制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劳动力流动、金融改革、所有制改革、汇率改革、经济开放和引进外资，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来理解。Blanchard and Shleifer指出：“中国经济中分权的好处得到了很多赞扬，在其中我们忽视了一些东西。至少在分权带来经济利益的背后是某种形式的集权。没有这种集权，提高地方积极性的政策成本太高，不可能单单通过经济或财政上的安排来实现”。所以我的观点是，促使中国经济1992年后稳健增长的关键，不是分权，而是集权。
1994年的财政改革无疑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由于政府认识到必须实施非常坚定的改革、把市场改革做到位，政府在改革当中放弃了财政支出的分权，把地方政府的权利收到中央。针对1994年的财政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很多实证的证据。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于GDP增长的作用在1994年前后是完全不同的。放在一个回归分析中，把GDP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当作解释变量。财政分权的解释系数表明，在1994年前是负向的影响，在1994年以后才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很多研究，包括我个人两年前的研究（Zhang and Gong, 2006），都发现了这个结论。我们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1994年在改革和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集权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作用是很有趣的发现。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来验证这些假说，也需要更仔细的思考集权和经济结构市场化的改革在9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俞浩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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