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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50期（总第745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简报之七
发布日期：2008-11-12 10: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平行会议第五场——改革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李稻葵：中国经济兴起对发展中大国的可能启示
我的报告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中国经济兴起的历史重要性；二是中国未来三十年面临的挑战与前景；三是中国对发展中大国的可能启示。
第一个部分，中国经济兴起的历史重要性。我们怎样评价中国经济兴起的历史重要性？我个人总结为六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我们的经济活动扩张的速度非常之快。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了。而且，我预计在未来的一年里，中国会变成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因为我们的经济规模大约是美国的五倍，而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会超过美国的五倍。通过比较中国的经济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大的经济体的崛起，我们发现，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德国、美国、前苏联国家、巴西和阿根廷、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中国的钢铁、家庭用品、机械工具等产品的产能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的水平。第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其中包括贫困的减少、教育机会的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等等。第三，“成代”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讲，这三十年中，一个平均的中国家庭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当于历史上其他国家几代人生活水平提高幅度的提高。第四，个人自由程度的显著提高。主要包括经济自由程度的提高、社会自由程度的提高和政治自由程度的提高。经济自由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自由就业的实现、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实现和产品配给制取消、实现了自由买卖。社会自由提高，表现为人们现在可以自由组织各种俱乐部，甚至成立半官方的学习研究机构，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政治自由的提高则表现为，很多人可以在网上以匿名的方式发表个人言论，人们可以为达成自己的目的来组织团体行动。第五，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意识形态已经在人们心中扎根。执政阶层内部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使政府逐步解放了思想，采取了更加市场化的措施。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对于市场及其局限的更深刻的理解。第六，中国强势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我认为，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的贸易量位居世界第三，马上就能成为世界第二。我们造就了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改变了世界的贸易条件，从直接对外投资中受益，同时通过直接和间接（用外汇储备购买外国资产）的方式投资于其他国家。
第二部分，中国的挑战与前景。中国的挑战和未来发展要调整的方面主要有三个：第一，宏观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本问题是投资、出口太多而消费太少。我们需要大力扩张内需，需要通过转变政府的财政政策的指导思想，来度过目前的危机，并增加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投入，包括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同时，我们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建立统一的国内劳动市场。第二，社会关系紧张。用中央政府的话来说，现在中国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人们的不公平感上升。当前中国进行进一步改革的社会基础与30年前相比，已经相当薄弱。第三，能源、环境和原材料问题。我们已经是能源和原材料的最大进口国，今后还会继续这种趋势。我们需要新的产业革命来降低能源消耗。
第三部分，中国经验的可能启示。这同样有六个方面。第一，我称作“领导能力、制度和行政能力”（Leadership, Institutions and Bureaucracy）。具体看来：（1）领导能力非常重要，我们的改革有赖于邓小平时期强有力的和富有远见的领导。（2）关于可持续的和适宜的制度。所谓的最优制度有一定的误导性，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政治是高度集中的，而经济是高度分权的，这就造成了有限度的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3）出色有效的执政能力，官员的腐败是有边界的，官员的腐败往往在成绩取得之后发生。第二，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推进改革的基础。第三，实体经济的开放。没有对外开放，发展中大国不可能进行经济追赶。第四，金融稳定和适度的金融抑制。适度金融抑制牺牲了微观经济的效率，但保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我们的计算表明，适度的金融抑制在多年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GDP贡献达到了3%到5%。第五，国内市场和内需。这是大国最主要的经济优势。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还有潜力可挖。第六，技术本地化。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教训，我们要认识到大国有自己的技术需求。中国有很多的煤，缺少石油，我们要发展以煤代油的技术，而我们在杂交水稻和太阳能热水器发面就做得比较好。
姚洋：中性政府——中国经济成功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当我们回顾中国成就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做的工作，与华盛顿共识，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建议相比较的话，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做的工作几乎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1）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我们过去三十年从没有过发生过高通胀，最高的通货膨涨发生在1994年，是24%，同别的国家百分之几千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通胀相比，我们做得很出色；（2）我们在过去三十年没有进行很多纯粹的再分配，而是通过公共投资在国家内部调配资本和资源；（3）在建立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方面，中国做得非常好；（4）产权私有化、取消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壁垒，都已付诸实施；（5）保护知识产权，至少是在朝此方向努力。中国唯一没有做的是利率自由化，但刚才李教授已经说明，适度的金融抑制对经济有好处。所以如果对照华盛顿共识，或者威廉姆斯关于华盛顿共识的最初的提法的话，应该说中国做得非常不错。
如前所述，或许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中国获得了成功。对此，李教授讲了六个方面的经验。我在这里想只就一个问题来讨论，就是政府的问题，因为政府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发展早期尤为如此。
讲到政府，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观点是，中国成功是因为中国政府是集权政府，在国外国内都有人持此观点。但我认为这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和充分条件。首先，这不是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民主国家都有经济增长。近期的例子是印度，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率非常快，虽然没有中国快，但在过去17年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增长。其次，这不是充分条件，有很多集权的国家没有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中国改革之前比现在更加集权，但那个时候没有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我们要找到一个新的观点来解释这个问题，因此我现在提出“中性政府”的概念。“中性政府”指政府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群体。它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可以有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贪婪，但是它不像有利益偏向的政府那样贪婪。如果政府要从事贪掠的话，它必须和某个群体结盟，就像苏哈托和印尼的富人合作一样，作为回报它要分一些好处给这些人。如果政府是中性的，则它与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利益群体结盟，只会增加它失去政权的风险。这样同利益集团结盟对它而言就没有任何好处。正是因为如此，它就会更加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社会中之所以存在要求再分配的压力，主要是因为有些群体觉得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例如，在拉美地区，总是少数精英统治着国家，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低下，因此老百姓非常痛恨精英阶层。如果社会各个阶层都得到平等对待的话，各个群体要求再分配的压力就会减小，这样，对政府来说，把力量集中在整个社会的长期的福祉上是值得的。
下面，我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来阐释为什么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一个例子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主要是1995年到2005年之间开展的。在这10年间，大概有四千万工人失业或者是不得不再就业。这对党的执政基础构成了很大的危胁，因为共产党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我想这样规模的国企改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因为实际上你是在跟被认为是支持你的人作对。但是中国政府完成了私有化改革，同时给这些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谐社会是另一个例子，很多人都说这是搞民粹主义，但我认为这实际上对过去三十年中的盲目的发展中心论的纠正。如果我们只就一时一地来观察中国政府的话，我们往往发现它是一个有利益偏向的政府。但如果我们从长期，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政府确实表现为一个中性的政府。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得不时时应对新的局面，不得不随时采取的新的战略。
政府变得中性的原因有很多。在这里我只讲一点，就是平等。如果一个社会非常不平等，政府的最佳策略就是和最有势力的群体结盟。如果社会是一个平等社会的话，如果政府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群体结盟，另一个政权就可以通过与其他群体结盟的方式来把它颠覆。因此，社会平等将引导政府保持中性。这里，我们要区别三种形式的不平等：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前两类不平等在中国是很明显的，后一种平等指的是由社会制度、社会教条造成的非正式的不平等。所幸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的数次革命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社会平等。
我们总是说中国很特别，中国有特色，总是把中国和西方进行对立的比较，但我并不认为中国与西方，或者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做的其实就是在不断重复或者照搬其他国家在过去三百年中已经做过的事情。所以，在我们说中国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作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中国当作全球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我们才能够发现其借鉴作用，如果总是强调中国有多么独特，多么有特色，则其经验对其他国家将没有任何借鉴价值。
崔之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只是一个口号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只是由于共产党执政，才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和西方的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经济学上的实质内容的。
今天，我想通过近两年出版的两本回忆录，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价经济具有实质上的经济学内容。一本是陈锦华先生出版的《国事记述》。陈锦华1990年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那是中国改革一个比较重要的非常艰难的时期。他在这本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他受江泽民之托，组织体改委理论局查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据，最后发现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经济的“效率”这一概念的提出人帕累托写了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由此推测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能存在某种理论上的关系。第二本回忆录是赵启正先生写的，叫做《浦东逻辑》。当时赵启正是上海市副市长，并且是浦东新区开发第一任管委会主任，他在这本书中详细记载了浦东的崛起过程。他把浦东的开发模式总结为“空转启动、滚动开发”。“空转启动”是指，先估算出公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可能产生的收入，把土地转让收入作为国有股的股本，注入浦东开发区4个开发性公司。一旦开发有了分红以后，就可以向银行贷款。还可以吸引外资包括民间的资本。第一轮开发是一个“空转启动”，一旦开发以后，国有土地价值上升，国有股可以进一步分红，进行下一轮的投资，所以叫做“空转启动、滚动开发”。我认为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性的经济内容，即公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的运作。为了说明“浦东逻辑”普遍性。
我再举一个重庆的例子。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也是当时的上海经委主任，也是主要负责浦东新区开发的官员之一。他上任伊始，重庆提出要建立“八小时重庆”，即八小时内，重庆市所有区县之间都能够相互到达。当时也是没有公共财政投资，黄奇帆利用自己在上海运作公有资产的经验，在重庆建立了八个国投公司。重庆市把国有土地储备的一部分划拨给这些国投公司，等私人资本把路桥等交通设施建设好后，国投公司可以选择用这部分土地的增值收益来回购这些基础设施。这个故事进一步说明了公有资产的运作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实质性的内容，并且说明，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并不矛盾，而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当前金融危机的两种救市方案之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最初鲍尔森提出的救市方案，是用7000亿美元来买金融机构的坏账，这普遍被认为既不公平，又缺乏效率。不公平是指，这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去为那些过度投机的金融机构买单。更为重要的是，如索罗斯所言，整个坏账有好几万亿，用7000亿买是没有效率的。他认为必须将这些公共资金入股银行等机构，进行一部分国有化，才能够保证既有公平、又有效率。这是因为，根据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到达8%，那么，如果这7000亿美元作为股本注入的话，便可以支持8万4千亿的安全资产。这样的做法和“重庆经验”十分一致。目前，英国已经持有皇家苏格兰银行50%的股权，美国政府持有美国国际集团（AIG）79%的股权，这已经和中国目前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做法很相似了。根据历史经验，所有这些救市经验都来自大萧条时期的金融再造公司。它是1932年胡佛总统建立的，也是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私人金融机构的股份、进行注资。它存在于1932年到1955年，一直延续了23年。在23年的时间内，美国很多银行和企业都有大量的国有股存在。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不仅可以在中国的上海、重庆等地得到呼应，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有呼应的。我们现在讨论大小非解禁、国有股减持，认为这是趋势。这个思路可能要倒过来，实际上我们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并存的做法对危机中的国际社会是很有启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实际内容。
如果我之前所言正确，则公有资产产生的收益不仅不妨碍私人资本的发展，而且能够增加私人资本的回报。原因何在？公有资产有了收益以后，就使得政府不必过多地依赖国债和税收。我们现在为了刺激经济，正在推进减税。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推进减税，很大原因在于我们在2007年底决定国有企业第一次向国家分红。在这之前长达20年的时间里，国有企业都是把利润留在自己内部，不向国家分红。国企分红带来的公有资产收益，使得我们可以减税。公有资产收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香港：香港的所得税是全世界最低的，但香港的医疗还是免费的，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因为香港政府拥有公有土地，公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带来收入，使政府不必要收过多的税。这样促进了民营经济和创新精神的发展。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中国的实践和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的观点不谋而合的。米德是英国费边社的成员， 他毕生探索建立一种叫做“自由社会主义”的体制。他的构想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由资本合作；另一个是社会分红。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只是向政府的财政部进行分红，以后则可以进一步向公民个人进行分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所借鉴。阿拉斯加州的石油归州内全体公民所有，所以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提议建立一个“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本金是开采石油的收入，投资收益用来给本州每个居民进行社会分红，这样，阿拉斯加在美国率先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我认为，中国可以借鉴阿拉斯加的做法，考虑用公有资产的社会分红来代替低保。通过建立面向全民的共同基金，不但能够使公民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促进公民关心国有资产和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葛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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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2 10: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平行会议第五场——改革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李稻葵：中国经济兴起对发展中大国的可能启示
我的报告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中国经济兴起的历史重要性；二是中国未来三十年面临的挑战与前景；三是中国对发展中大国的可能启示。
第一个部分，中国经济兴起的历史重要性。我们怎样评价中国经济兴起的历史重要性？我个人总结为六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我们的经济活动扩张的速度非常之快。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了。而且，我预计在未来的一年里，中国会变成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因为我们的经济规模大约是美国的五倍，而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会超过美国的五倍。通过比较中国的经济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大的经济体的崛起，我们发现，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德国、美国、前苏联国家、巴西和阿根廷、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中国的钢铁、家庭用品、机械工具等产品的产能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的水平。第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其中包括贫困的减少、教育机会的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等等。第三，“成代”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讲，这三十年中，一个平均的中国家庭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当于历史上其他国家几代人生活水平提高幅度的提高。第四，个人自由程度的显著提高。主要包括经济自由程度的提高、社会自由程度的提高和政治自由程度的提高。经济自由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自由就业的实现、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实现和产品配给制取消、实现了自由买卖。社会自由提高，表现为人们现在可以自由组织各种俱乐部，甚至成立半官方的学习研究机构，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政治自由的提高则表现为，很多人可以在网上以匿名的方式发表个人言论，人们可以为达成自己的目的来组织团体行动。第五，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意识形态已经在人们心中扎根。执政阶层内部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使政府逐步解放了思想，采取了更加市场化的措施。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对于市场及其局限的更深刻的理解。第六，中国强势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我认为，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的贸易量位居世界第三，马上就能成为世界第二。我们造就了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改变了世界的贸易条件，从直接对外投资中受益，同时通过直接和间接（用外汇储备购买外国资产）的方式投资于其他国家。
第二部分，中国的挑战与前景。中国的挑战和未来发展要调整的方面主要有三个：第一，宏观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本问题是投资、出口太多而消费太少。我们需要大力扩张内需，需要通过转变政府的财政政策的指导思想，来度过目前的危机，并增加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投入，包括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同时，我们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建立统一的国内劳动市场。第二，社会关系紧张。用中央政府的话来说，现在中国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人们的不公平感上升。当前中国进行进一步改革的社会基础与30年前相比，已经相当薄弱。第三，能源、环境和原材料问题。我们已经是能源和原材料的最大进口国，今后还会继续这种趋势。我们需要新的产业革命来降低能源消耗。
第三部分，中国经验的可能启示。这同样有六个方面。第一，我称作“领导能力、制度和行政能力”（Leadership, Institutions and Bureaucracy）。具体看来：（1）领导能力非常重要，我们的改革有赖于邓小平时期强有力的和富有远见的领导。（2）关于可持续的和适宜的制度。所谓的最优制度有一定的误导性，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政治是高度集中的，而经济是高度分权的，这就造成了有限度的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3）出色有效的执政能力，官员的腐败是有边界的，官员的腐败往往在成绩取得之后发生。第二，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推进改革的基础。第三，实体经济的开放。没有对外开放，发展中大国不可能进行经济追赶。第四，金融稳定和适度的金融抑制。适度金融抑制牺牲了微观经济的效率，但保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我们的计算表明，适度的金融抑制在多年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GDP贡献达到了3%到5%。第五，国内市场和内需。这是大国最主要的经济优势。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还有潜力可挖。第六，技术本地化。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教训，我们要认识到大国有自己的技术需求。中国有很多的煤，缺少石油，我们要发展以煤代油的技术，而我们在杂交水稻和太阳能热水器发面就做得比较好。
姚洋：中性政府——中国经济成功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当我们回顾中国成就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做的工作，与华盛顿共识，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建议相比较的话，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做的工作几乎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1）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我们过去三十年从没有过发生过高通胀，最高的通货膨涨发生在1994年，是24%，同别的国家百分之几千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通胀相比，我们做得很出色；（2）我们在过去三十年没有进行很多纯粹的再分配，而是通过公共投资在国家内部调配资本和资源；（3）在建立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方面，中国做得非常好；（4）产权私有化、取消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壁垒，都已付诸实施；（5）保护知识产权，至少是在朝此方向努力。中国唯一没有做的是利率自由化，但刚才李教授已经说明，适度的金融抑制对经济有好处。所以如果对照华盛顿共识，或者威廉姆斯关于华盛顿共识的最初的提法的话，应该说中国做得非常不错。
如前所述，或许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中国获得了成功。对此，李教授讲了六个方面的经验。我在这里想只就一个问题来讨论，就是政府的问题，因为政府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发展早期尤为如此。
讲到政府，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观点是，中国成功是因为中国政府是集权政府，在国外国内都有人持此观点。但我认为这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和充分条件。首先，这不是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民主国家都有经济增长。近期的例子是印度，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率非常快，虽然没有中国快，但在过去17年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增长。其次，这不是充分条件，有很多集权的国家没有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中国改革之前比现在更加集权，但那个时候没有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我们要找到一个新的观点来解释这个问题，因此我现在提出“中性政府”的概念。“中性政府”指政府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群体。它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可以有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贪婪，但是它不像有利益偏向的政府那样贪婪。如果政府要从事贪掠的话，它必须和某个群体结盟，就像苏哈托和印尼的富人合作一样，作为回报它要分一些好处给这些人。如果政府是中性的，则它与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利益群体结盟，只会增加它失去政权的风险。这样同利益集团结盟对它而言就没有任何好处。正是因为如此，它就会更加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社会中之所以存在要求再分配的压力，主要是因为有些群体觉得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例如，在拉美地区，总是少数精英统治着国家，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低下，因此老百姓非常痛恨精英阶层。如果社会各个阶层都得到平等对待的话，各个群体要求再分配的压力就会减小，这样，对政府来说，把力量集中在整个社会的长期的福祉上是值得的。
下面，我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来阐释为什么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一个例子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主要是1995年到2005年之间开展的。在这10年间，大概有四千万工人失业或者是不得不再就业。这对党的执政基础构成了很大的危胁，因为共产党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我想这样规模的国企改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因为实际上你是在跟被认为是支持你的人作对。但是中国政府完成了私有化改革，同时给这些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谐社会是另一个例子，很多人都说这是搞民粹主义，但我认为这实际上对过去三十年中的盲目的发展中心论的纠正。如果我们只就一时一地来观察中国政府的话，我们往往发现它是一个有利益偏向的政府。但如果我们从长期，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政府确实表现为一个中性的政府。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得不时时应对新的局面，不得不随时采取的新的战略。
政府变得中性的原因有很多。在这里我只讲一点，就是平等。如果一个社会非常不平等，政府的最佳策略就是和最有势力的群体结盟。如果社会是一个平等社会的话，如果政府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群体结盟，另一个政权就可以通过与其他群体结盟的方式来把它颠覆。因此，社会平等将引导政府保持中性。这里，我们要区别三种形式的不平等：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前两类不平等在中国是很明显的，后一种平等指的是由社会制度、社会教条造成的非正式的不平等。所幸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的数次革命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社会平等。
我们总是说中国很特别，中国有特色，总是把中国和西方进行对立的比较，但我并不认为中国与西方，或者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做的其实就是在不断重复或者照搬其他国家在过去三百年中已经做过的事情。所以，在我们说中国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作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中国当作全球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我们才能够发现其借鉴作用，如果总是强调中国有多么独特，多么有特色，则其经验对其他国家将没有任何借鉴价值。
崔之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只是一个口号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只是由于共产党执政，才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和西方的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经济学上的实质内容的。
今天，我想通过近两年出版的两本回忆录，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价经济具有实质上的经济学内容。一本是陈锦华先生出版的《国事记述》。陈锦华1990年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那是中国改革一个比较重要的非常艰难的时期。他在这本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他受江泽民之托，组织体改委理论局查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据，最后发现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经济的“效率”这一概念的提出人帕累托写了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由此推测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能存在某种理论上的关系。第二本回忆录是赵启正先生写的，叫做《浦东逻辑》。当时赵启正是上海市副市长，并且是浦东新区开发第一任管委会主任，他在这本书中详细记载了浦东的崛起过程。他把浦东的开发模式总结为“空转启动、滚动开发”。“空转启动”是指，先估算出公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可能产生的收入，把土地转让收入作为国有股的股本，注入浦东开发区4个开发性公司。一旦开发有了分红以后，就可以向银行贷款。还可以吸引外资包括民间的资本。第一轮开发是一个“空转启动”，一旦开发以后，国有土地价值上升，国有股可以进一步分红，进行下一轮的投资，所以叫做“空转启动、滚动开发”。我认为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性的经济内容，即公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的运作。为了说明“浦东逻辑”普遍性。
我再举一个重庆的例子。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也是当时的上海经委主任，也是主要负责浦东新区开发的官员之一。他上任伊始，重庆提出要建立“八小时重庆”，即八小时内，重庆市所有区县之间都能够相互到达。当时也是没有公共财政投资，黄奇帆利用自己在上海运作公有资产的经验，在重庆建立了八个国投公司。重庆市把国有土地储备的一部分划拨给这些国投公司，等私人资本把路桥等交通设施建设好后，国投公司可以选择用这部分土地的增值收益来回购这些基础设施。这个故事进一步说明了公有资产的运作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实质性的内容，并且说明，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并不矛盾，而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当前金融危机的两种救市方案之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最初鲍尔森提出的救市方案，是用7000亿美元来买金融机构的坏账，这普遍被认为既不公平，又缺乏效率。不公平是指，这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去为那些过度投机的金融机构买单。更为重要的是，如索罗斯所言，整个坏账有好几万亿，用7000亿买是没有效率的。他认为必须将这些公共资金入股银行等机构，进行一部分国有化，才能够保证既有公平、又有效率。这是因为，根据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到达8%，那么，如果这7000亿美元作为股本注入的话，便可以支持8万4千亿的安全资产。这样的做法和“重庆经验”十分一致。目前，英国已经持有皇家苏格兰银行50%的股权，美国政府持有美国国际集团（AIG）79%的股权，这已经和中国目前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做法很相似了。根据历史经验，所有这些救市经验都来自大萧条时期的金融再造公司。它是1932年胡佛总统建立的，也是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私人金融机构的股份、进行注资。它存在于1932年到1955年，一直延续了23年。在23年的时间内，美国很多银行和企业都有大量的国有股存在。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不仅可以在中国的上海、重庆等地得到呼应，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有呼应的。我们现在讨论大小非解禁、国有股减持，认为这是趋势。这个思路可能要倒过来，实际上我们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并存的做法对危机中的国际社会是很有启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实际内容。
如果我之前所言正确，则公有资产产生的收益不仅不妨碍私人资本的发展，而且能够增加私人资本的回报。原因何在？公有资产有了收益以后，就使得政府不必过多地依赖国债和税收。我们现在为了刺激经济，正在推进减税。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推进减税，很大原因在于我们在2007年底决定国有企业第一次向国家分红。在这之前长达20年的时间里，国有企业都是把利润留在自己内部，不向国家分红。国企分红带来的公有资产收益，使得我们可以减税。公有资产收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香港：香港的所得税是全世界最低的，但香港的医疗还是免费的，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因为香港政府拥有公有土地，公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带来收入，使政府不必要收过多的税。这样促进了民营经济和创新精神的发展。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中国的实践和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的观点不谋而合的。米德是英国费边社的成员， 他毕生探索建立一种叫做“自由社会主义”的体制。他的构想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由资本合作；另一个是社会分红。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只是向政府的财政部进行分红，以后则可以进一步向公民个人进行分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所借鉴。阿拉斯加州的石油归州内全体公民所有，所以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提议建立一个“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本金是开采石油的收入，投资收益用来给本州每个居民进行社会分红，这样，阿拉斯加在美国率先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我认为，中国可以借鉴阿拉斯加的做法，考虑用公有资产的社会分红来代替低保。通过建立面向全民的共同基金，不但能够使公民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促进公民关心国有资产和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葛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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