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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51期（总第746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简报之八
发布日期：2008-11-13 10: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平行会议第六场——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启示的研讨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教授，布兰德斯大学经济系加里•杰斐逊（Gary Jefferson）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托马斯•罗斯基：中国的经验是否可以为其它国家所借鉴？
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可以为其它国家所借鉴？我认为，中国的经验验证了经济发展的一些一般性原则。但是，中国的发展体现了路径依赖的特性，一些促成中国发展奇迹的因素早在1949年之前便已存在。因而，可以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些特定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基本难于为其它国家所借鉴。
机会成本、开放、所有权和竞争等经济发展的一些一般性原则在中国的发展中得到了体现。竞争对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常而言，国家所有权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但这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国经济的成长。这是由于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家所有权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曾经指出，因为存在地方性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中国市场并不具有很高的竞争性。但我不这样认为。我收集了关于规模以上企业（年销售额超过500万人民币的企业）在1993年至2003年间的数据，并计算得到每年的劳均销售额。如果中国市场的竞争是有限的，那么，这一变量的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这是因为，在存在地方保护的情况下，企业不必担心生产率很高的企业的进入。而我们的数据表明，2003年的劳均销售额仅为1993年劳均销售额的0.7，表明中国市场的竞争性还是比较强的。
然而，尽管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上述一般性原则，中国的成功更多地还是依赖于一些中国独有的因素。这些因素部分源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特性，部分源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社会经济结构，这都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好的方面，使得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快速地取得进展。在经历20余年的贫困之后，人们在改革开始以来的30年中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引发了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此外，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钢铁部门、贸易协会等，也为改革注入了活力。而1949年之前的中国乡村所拥有的一些特殊传统和经济特性（如货币复本位制，复杂的土地、劳动、资本市场，女性广泛参与生产，等等），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的企业文化精神的形成。而这种企业文化精神造就了农村企业家，继而推动了改革之后中国大量乡镇企业的出现。
以下具体来看中国农村的减贫问题。改革伊始，中国农村实际人均年收入约为100元，即人均日收入约1美元，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普遍处于绝对贫困的境况。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推行扶贫政策，但在此之前，贫困率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降低，成千上万农民摆脱了贫困。原因何在？通常的解释有如下几种：（1）中国始于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2）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和市场扩张推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3）集体农场时期在灌溉等方面的投资发挥了滞后效应。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很多国家在推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也未能有效降低贫困率，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尽管中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在扶贫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中国的减贫速度反而减慢，这又是为什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农民具有自身独特的组织能力，集体化迫使所有的成年人对外部激励做出反应，20余年的饥饿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对于制度变革的渴望，并因而对于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反应，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收入。但是，这种影响的作用力毕竟是有限的。在中国，人们可以在低于1美元的日均收入下维持生活，因而，在中国特定的、低于日均1美元的贫困线上，出现了其他国家经常面临的减贫障碍，减贫速度随之大幅减慢。
总之，中国的减贫经验及其他发展经验根植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大多数难于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其他国家所能借鉴的经验基本限于开放、竞争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原则。
加里•杰斐逊：中国经验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哪些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谜题：很多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在转型中遭遇了失败，但一些忠实地依据华盛顿共识推行改革的国家也未能成功。那么，中国为何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取得非同寻常的成绩？有人认为，华盛顿共识本身是错误的，或者被某些人所误读；也有人指出华盛顿共识同中国的实践相一致；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向华盛顿共识靠近。但是，这几种解释都未能正确理解中国的转型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即中国的经济转型本身就很难遭遇失败。中国有着独特的改革初始条件：（1）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2）靠近“四小龙”；（3）文盲率较低；（4）有助于促进创新和竞争的分权制管理体制。这些条件使中国能够有效地推行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改革和贸易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的转型，事实上印证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Solow的新增长理论把生产力的增长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Lewis强调了剩余劳动力再分配的作用；North强调了制度和竞争在形成激励和推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Coase则指出了产权和交易成本的重要性。这四个方面都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林毅夫教授区分了引致性（个体选择）的制度变迁和强制性（政府强制）的制度变迁，并指出这两种制度变迁可能会相互促进。同时，他分析了四个能够推进制度变迁的因素：技术变迁，要素禀赋及其价格的变革，制度选择集的变革，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变革。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改变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造成现存制度的非均衡性，并进而引发制度变迁。以下通过三个例子证明这一理论对于中国实际的解释力。
第一个例子是集体农业的解体。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教授做出了独到的分析。一方面，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提升了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因而促成了自发的、引致的制度变迁。另一方面，1957至1977年间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停滞和落后，推动中央政府放松对于改革试验的限制，一些地方政府（如安徽）甚至积极地支持这种试验（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导致了认可性（而非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而政府对于变迁的认可又进一步推进了自发性的引致性制度变迁。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农业生产投入品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形成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并激励政府推行土地转移权改革。
第二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主要是由放宽市场准入和取消工作分配制这两项改革所激发的。这两项改革造成了制度非均衡性，并进而创造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市场准入的放宽促进了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能够为高能力工人提供较高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高能力的国企工人的机会成本提高，他们开始退出生产率低下、因而无法为自己提供竞争性工作的国有企业，进入其他企业。这又进一步造成了相关国企生产率的降低、利润率的降低、相对工资的降低，并继而导致更多工人退出，形成一种逆向选择循环，导致国企出现亏损。这种逆向选择激发了国企改革。政府将企业管理权下放给经理，使其有权雇佣和解雇工人、设定工资率，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
第三个例子是政治改革。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政府推行了产权私有化改革，把财产权从国家转移到个人。集体农业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住房改革、国企改革、知识产权改革等，都体现了这一努力。然而，产权私有化改革引发了报酬分配等问题上的争议，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制度的非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转变身份，从经济发展的管理者转为协调者和仲裁者，否则政府将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综合而言，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有如下几点特色：第一，政府在畅通渠道方面付出了努力；第二，在推行各项改革的时候，通常是先试点、再推广；第三，在中国的改革方面，存在很多数据，研究者可以据此开展很多实证研究。
查道炯： 中国经验对非洲的启示
本次报告中，我主要想谈两个问题：一是我对中国外援的一些了解；二是中国及其他国际发展机构应当如何协助非洲国家进行发展。
外援在中国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其实不足1%。在过去几年中，亚洲国家提供的外援有40%进入了非洲，10%进入亚太地区，30%进入了南美洲。实际上，中国的外援数额并不是很大，这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政府只有一个机构负责外援工作，因此存在一定的官僚问题，政府机构之间在外援分配的决定问题上有过很多内部争论。第二是政治斗争问题，一些国家对比中国和日本的外援，认为中国的外援太少，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麻烦。第三是能力问题。中国政府官员在进行外援工作时必须得到政府的授权，但很多时候，中国提供的外援对于中国自身和接受外援的国家都没有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外援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朝鲜和越南，但很多接受外援的项目对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具体就非洲而言，我个人认为，目前对于非洲的外援并没能有效地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可以找到有效途径，促进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要想最终解决非洲问题，就必须让非洲国家进入全球的主流基础中，让非洲实现国际化，否则非洲将面临更多的问题。因此，非洲问题解决的关键绝不仅仅在于资金的援助。中国和国际发展机构应当采取联合行动，处理弱势国家的问题。我到过很多非洲国家的首都，访问过很多非洲国家的财政部和外交部，但我了解到，尽管它们获得了多方面的援助，对此却不是很满意。我们应当协助非洲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产业化进程。2006年11月，北京召开了中非高层论坛，28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参加了论坛。胡锦涛主席在论坛中提出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在五个非洲国家建立工业园区。目前，埃及的一个工业园区即将上马，这种援助方式具有一定的意义。
总之，我们可以考虑建立相关机制，使得各相关方面能够积极推进部分非洲国家的发展，并由此吸引更多非洲国家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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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3 10: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平行会议第六场——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启示的研讨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教授，布兰德斯大学经济系加里•杰斐逊（Gary Jefferson）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托马斯•罗斯基：中国的经验是否可以为其它国家所借鉴？
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可以为其它国家所借鉴？我认为，中国的经验验证了经济发展的一些一般性原则。但是，中国的发展体现了路径依赖的特性，一些促成中国发展奇迹的因素早在1949年之前便已存在。因而，可以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些特定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基本难于为其它国家所借鉴。
机会成本、开放、所有权和竞争等经济发展的一些一般性原则在中国的发展中得到了体现。竞争对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常而言，国家所有权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但这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国经济的成长。这是由于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家所有权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曾经指出，因为存在地方性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中国市场并不具有很高的竞争性。但我不这样认为。我收集了关于规模以上企业（年销售额超过500万人民币的企业）在1993年至2003年间的数据，并计算得到每年的劳均销售额。如果中国市场的竞争是有限的，那么，这一变量的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这是因为，在存在地方保护的情况下，企业不必担心生产率很高的企业的进入。而我们的数据表明，2003年的劳均销售额仅为1993年劳均销售额的0.7，表明中国市场的竞争性还是比较强的。
然而，尽管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上述一般性原则，中国的成功更多地还是依赖于一些中国独有的因素。这些因素部分源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特性，部分源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社会经济结构，这都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好的方面，使得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快速地取得进展。在经历20余年的贫困之后，人们在改革开始以来的30年中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引发了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此外，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钢铁部门、贸易协会等，也为改革注入了活力。而1949年之前的中国乡村所拥有的一些特殊传统和经济特性（如货币复本位制，复杂的土地、劳动、资本市场，女性广泛参与生产，等等），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的企业文化精神的形成。而这种企业文化精神造就了农村企业家，继而推动了改革之后中国大量乡镇企业的出现。
以下具体来看中国农村的减贫问题。改革伊始，中国农村实际人均年收入约为100元，即人均日收入约1美元，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普遍处于绝对贫困的境况。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推行扶贫政策，但在此之前，贫困率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降低，成千上万农民摆脱了贫困。原因何在？通常的解释有如下几种：（1）中国始于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2）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和市场扩张推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3）集体农场时期在灌溉等方面的投资发挥了滞后效应。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很多国家在推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也未能有效降低贫困率，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尽管中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在扶贫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中国的减贫速度反而减慢，这又是为什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农民具有自身独特的组织能力，集体化迫使所有的成年人对外部激励做出反应，20余年的饥饿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对于制度变革的渴望，并因而对于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反应，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收入。但是，这种影响的作用力毕竟是有限的。在中国，人们可以在低于1美元的日均收入下维持生活，因而，在中国特定的、低于日均1美元的贫困线上，出现了其他国家经常面临的减贫障碍，减贫速度随之大幅减慢。
总之，中国的减贫经验及其他发展经验根植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大多数难于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其他国家所能借鉴的经验基本限于开放、竞争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原则。
加里•杰斐逊：中国经验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哪些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谜题：很多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在转型中遭遇了失败，但一些忠实地依据华盛顿共识推行改革的国家也未能成功。那么，中国为何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取得非同寻常的成绩？有人认为，华盛顿共识本身是错误的，或者被某些人所误读；也有人指出华盛顿共识同中国的实践相一致；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向华盛顿共识靠近。但是，这几种解释都未能正确理解中国的转型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即中国的经济转型本身就很难遭遇失败。中国有着独特的改革初始条件：（1）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2）靠近“四小龙”；（3）文盲率较低；（4）有助于促进创新和竞争的分权制管理体制。这些条件使中国能够有效地推行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改革和贸易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的转型，事实上印证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Solow的新增长理论把生产力的增长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Lewis强调了剩余劳动力再分配的作用；North强调了制度和竞争在形成激励和推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Coase则指出了产权和交易成本的重要性。这四个方面都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林毅夫教授区分了引致性（个体选择）的制度变迁和强制性（政府强制）的制度变迁，并指出这两种制度变迁可能会相互促进。同时，他分析了四个能够推进制度变迁的因素：技术变迁，要素禀赋及其价格的变革，制度选择集的变革，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变革。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改变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造成现存制度的非均衡性，并进而引发制度变迁。以下通过三个例子证明这一理论对于中国实际的解释力。
第一个例子是集体农业的解体。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教授做出了独到的分析。一方面，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提升了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因而促成了自发的、引致的制度变迁。另一方面，1957至1977年间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停滞和落后，推动中央政府放松对于改革试验的限制，一些地方政府（如安徽）甚至积极地支持这种试验（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导致了认可性（而非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而政府对于变迁的认可又进一步推进了自发性的引致性制度变迁。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农业生产投入品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形成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并激励政府推行土地转移权改革。
第二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主要是由放宽市场准入和取消工作分配制这两项改革所激发的。这两项改革造成了制度非均衡性，并进而创造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市场准入的放宽促进了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能够为高能力工人提供较高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高能力的国企工人的机会成本提高，他们开始退出生产率低下、因而无法为自己提供竞争性工作的国有企业，进入其他企业。这又进一步造成了相关国企生产率的降低、利润率的降低、相对工资的降低，并继而导致更多工人退出，形成一种逆向选择循环，导致国企出现亏损。这种逆向选择激发了国企改革。政府将企业管理权下放给经理，使其有权雇佣和解雇工人、设定工资率，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
第三个例子是政治改革。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政府推行了产权私有化改革，把财产权从国家转移到个人。集体农业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住房改革、国企改革、知识产权改革等，都体现了这一努力。然而，产权私有化改革引发了报酬分配等问题上的争议，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制度的非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转变身份，从经济发展的管理者转为协调者和仲裁者，否则政府将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综合而言，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有如下几点特色：第一，政府在畅通渠道方面付出了努力；第二，在推行各项改革的时候，通常是先试点、再推广；第三，在中国的改革方面，存在很多数据，研究者可以据此开展很多实证研究。
查道炯： 中国经验对非洲的启示
本次报告中，我主要想谈两个问题：一是我对中国外援的一些了解；二是中国及其他国际发展机构应当如何协助非洲国家进行发展。
外援在中国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其实不足1%。在过去几年中，亚洲国家提供的外援有40%进入了非洲，10%进入亚太地区，30%进入了南美洲。实际上，中国的外援数额并不是很大，这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政府只有一个机构负责外援工作，因此存在一定的官僚问题，政府机构之间在外援分配的决定问题上有过很多内部争论。第二是政治斗争问题，一些国家对比中国和日本的外援，认为中国的外援太少，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麻烦。第三是能力问题。中国政府官员在进行外援工作时必须得到政府的授权，但很多时候，中国提供的外援对于中国自身和接受外援的国家都没有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外援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朝鲜和越南，但很多接受外援的项目对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具体就非洲而言，我个人认为，目前对于非洲的外援并没能有效地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可以找到有效途径，促进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要想最终解决非洲问题，就必须让非洲国家进入全球的主流基础中，让非洲实现国际化，否则非洲将面临更多的问题。因此，非洲问题解决的关键绝不仅仅在于资金的援助。中国和国际发展机构应当采取联合行动，处理弱势国家的问题。我到过很多非洲国家的首都，访问过很多非洲国家的财政部和外交部，但我了解到，尽管它们获得了多方面的援助，对此却不是很满意。我们应当协助非洲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产业化进程。2006年11月，北京召开了中非高层论坛，28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参加了论坛。胡锦涛主席在论坛中提出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在五个非洲国家建立工业园区。目前，埃及的一个工业园区即将上马，这种援助方式具有一定的意义。
总之，我们可以考虑建立相关机制，使得各相关方面能够积极推进部分非洲国家的发展，并由此吸引更多非洲国家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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