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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52期（总第747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简报之九
发布日期：2008-11-13 10: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主要介绍论坛圆桌讨论——中国经验：对亚洲及世界发展的启示的内容。本场会议有六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郜若素（Ross Garnaut）教授，世界银行中国区总裁杜大伟先生，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任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
茅于轼教授发言
自由经济能不能带来公平？如果自由经济失败，政府能不能发挥作用？政府过多的替代市场，有没有必要？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
唐代的韩愈写过一篇文章《马说》：世界上有很多马，但是不容易识别哪些是千里马，所以需要有伯乐。但是怎么样来识别什么样的人才是伯乐呢？这样就还要找到伯乐的“伯乐”。但是伯乐的“伯乐”也是不容易识别的。对经济景气情况的识别也是这样。政府应该发挥作用，但前提是政府能够做出准确的决策而不是错误的决策。
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也就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中国人遭受过很大的苦难。如何找到一个总是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的领导人，是个问题。而且，经济景气与否，经济运行的好坏，不是依赖一个领导人就能很好地把市场和政府妥协起来的。有时候政府会做出明确的决策，但是政府的决策经常是错误的。我不否认政府的必要性，但政府不会总是一切都做得比市场更好。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验表明，让价格反映上百万消费者和生产者做的决策，并由价格指导资源分配，是非常有效的。因此，我希望中国更加倾向于市场的决策，而不是政府的决策。
陈平教授发言
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能效仿和照搬的中国的经验。经济学上的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应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应当问的理论问题是：中国改革给经济学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均衡与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对比。转轨过程开始的时候，中国和东欧、苏联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价格如何放开。休克疗法认为，价格总是正确的，因此只要把价格放开，公司就会找到一个信号，实现公司在微观基础上的优化。个体加总宏观经济的增长会自动得到保障，进而让宏观经济得到保障。东欧和苏联照这样的理论去做，结果是即使在表现最好的波兰，实施休克疗法的当年通货膨胀达到了600%，俄罗斯、乌克兰的情况更糟。
价格固然重要，但不是一切，因为价格中包含不了经济体的所有信息。研究一个经济体，还要知道像市场发展份额、市场趋势等，而不仅仅是价格本身。
例如苏联，通货膨胀的结果是抵消了它所有的储蓄。价格放开之前虽然存在排队现象，但是放开后带来的高通涨，让居民的储蓄没有了，结果是严重的经济箫条。政府强制执行西方价格放开的那套政策，带来的是大量公司的倒闭和政府储蓄的消耗。苏联模式下的市场放开并不完全，资本市场上的价格仍然有所控制，而进口也没有放开。以农业为例，化肥、种子价格都上升了，所以在苏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没有办法存活。苏联也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在农户自给自足之后，增加供给保证经济发展。在这种全国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政府是没有办法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强加给百姓的。
所以，机构变革必须要和市场趋势结合起来。只有市场趋势朝上走，盈利比较大，空间比较大的时候，才可以做比较多的实验。机构的发展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市场竞争不见得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交易成本压下来，只有改进和提升生产力，增加社会福利和经济财富，机构的变革才能成为可能。简单地谈宏观基础，谈价格指数，都是无稽之谈。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实验可以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中国改革的经验推翻了主流经济学两个传统的观点。第一，卢卡斯的微观基础论是错误的，经济波动不是家庭或企业的理性选择，企业不是在真空中作优化选择。实践中只有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第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也是有问题的。市场竞争不一定降低交易成本。恰恰相反，劳动分工的发展与市场的扩大，首先会增加交易成本，例如造假、欺骗、操纵市场等等。只有在制度改进提升生产力的幅度大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增加经济财富。倘若认为利益冲突，污染投机都可以由市场交易解决而无需政府监管，则必然导致市场动荡甚至危机。
林毅夫教授发言
把中国的每一件事都当经验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中国的条件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政府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庞大的政府机构，使它能够有效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贯彻政策。国与国的政府机构的动员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政策在中国可能会比较有效，而如果照搬到其他国家，可能就是不能付诸实践的一纸空文。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尤其是能够取得这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很快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并克服重重障碍创造了这么多的发展机遇，肯定有一些发展理念是可以借鉴的。这些理念容易被认为是政治口号，但即使如此，它们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真实的道理。
比如“解放思想”。人们往往很容易先入为主地陷入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批评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过去观察到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失灵，就得出结论要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实际上市场要发挥作用，要实现完美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市场和政府的结合。当前的金融风暴正是表明了市场机制的失灵。但是也不能就此做出结论，认为需要政府来监管一切。所以要解放思想，接受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优势，而不要受它的限制。
又如“实事求是”。政府和市场是可以放在一起来比较的。在市场中构建的激励机制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的道德风险，但也需要政府来监管，比如改善信息交流、提升透明度、避免道德风险。政府也会失灵，因为政府有时候也许信息不充分，对政府官员也需要合理的激励机制。讨论的重点不在于一定要判断出是要市场还是要政府，而应该讨论如何从事实中求到真理。任何一种机制框架，不管是基于政府还是基于市场，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劣势，所以要找寻优势、克服劣势，扬长避短。
再如“与时俱进”。也就是要不断根据当前变化的情况调整政策。发展总会有不同的阶段，特点也不一样，所采取的政策自然也应该不同，有的时候需要加强监管，有的时候则需要适当放松。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政府要坚持的三大基本原则，也是中国过去三十年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郜若素教授发言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确取得了很巨大的成就。虽然中国未来面对着很多挑战，但现在的情况还是让人乐观的。现在的经济危机下，应当小心谨慎地回顾过去30年的历程，并找寻到应对未来挑战的方法。
这次金融危机的规模可能比普遍预想的要大，这使得财政扩张和采取其他措施都变得艰难。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集中度比世界以前所知道的要大。而中国产业化和中国今天发展的速度也非常让人吃惊。考虑到前方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应该在过去三十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并且中国经验在其他国家地区也应得到应用。
我们之前的讨论也许低估了在中国开放当中贸易的重要性。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要实现贸易。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韩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发展初期都是比较穷的，基础不是很强，但是因为它们刺激了贸易，使得经济更加快速地发展。尽管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波折，开放仍旧是这些国家发展的有效工具。
但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有很多的不同，可能会带来贸易的一些不同情况。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随着中国融入国际贸易，特别是前几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农业的出口也在加大。这些贸易改变了资源的分配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结构。现在中国的农业正从土地密集型变成劳动密集型，劳动力的分布也更趋合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自己的资源禀赋，像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在实现自由贸易时，发展的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而这些资源又是政府控制的，结果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民众都在抱怨自由贸易，但实际上自由贸易是好事情，所以对问题的讨论不能简单化。
杜大伟先生发言
中国有三点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那就是中国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中国的分权机制。
以电力行业为例。中国电力行业的价格在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是很低的。1985年政府建立了价格双轨制，老发电厂的价格很低，但是新发电厂的价格可以很高，而且可以是根据投资的资本情况来制定价格。这种价格双轨的做法，既可以“保老”又可以“促新”，提高了发电厂的效率，也最终实现了电价的市场化，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的这个例中学会处理类似的问题。
很多人都忘掉了一个事实，就是从1980年开始，特别是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积极促进进口和吸引外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更急切，因此中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但同时中国对资本流动，特别是对资本的开放也非常谨慎，而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则犯了愚蠢的错误。尽管中国的道路崎岖不平，但是不大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和问题，这都是拜中国在开放外资的时候的谨慎态度所赐。开放贸易和外资当然是好事，但是微观层面中的投资环境不好的话，开放未必带来好的结果。先是中国的沿海城市，接着是中部地区，因为投资环境好，所以才能有好的投资结果，中国成功促进了城市间的竞争，而且引入了全球化的视野和全球化的竞争。中国的分权机制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治理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发展之初，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差不多，但是因为中国实事求是，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方法，所以超越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杜赞奇教授发言
中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中国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西方国家应该学习中国提高储蓄水平，而中国也要注意大众消费过弱的情况。社会情况不一样，消费者的基础也不一样，因此需求的类型也不一样。一些国家的发展不是主要依赖消费，所以观察到的现象是他们更依赖于结实的政府参与。好的机制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投票实现的民主。中国有追求社会公平的文化根基和传统，并且中国政府也在致力于这一点。中国的价值观，中国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都值得借鉴并可以改进，比如中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目前中国也有很多的挑战，其中就包括道德框架。我认为需要构建一个新的道德框架，并且也需要解决诸如市场社会中的环境成本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在促进世界多极化方面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冯仕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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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3 10:1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主要介绍论坛圆桌讨论——中国经验：对亚洲及世界发展的启示的内容。本场会议有六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郜若素（Ross Garnaut）教授，世界银行中国区总裁杜大伟先生，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任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
茅于轼教授发言
自由经济能不能带来公平？如果自由经济失败，政府能不能发挥作用？政府过多的替代市场，有没有必要？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
唐代的韩愈写过一篇文章《马说》：世界上有很多马，但是不容易识别哪些是千里马，所以需要有伯乐。但是怎么样来识别什么样的人才是伯乐呢？这样就还要找到伯乐的“伯乐”。但是伯乐的“伯乐”也是不容易识别的。对经济景气情况的识别也是这样。政府应该发挥作用，但前提是政府能够做出准确的决策而不是错误的决策。
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也就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中国人遭受过很大的苦难。如何找到一个总是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的领导人，是个问题。而且，经济景气与否，经济运行的好坏，不是依赖一个领导人就能很好地把市场和政府妥协起来的。有时候政府会做出明确的决策，但是政府的决策经常是错误的。我不否认政府的必要性，但政府不会总是一切都做得比市场更好。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验表明，让价格反映上百万消费者和生产者做的决策，并由价格指导资源分配，是非常有效的。因此，我希望中国更加倾向于市场的决策，而不是政府的决策。
陈平教授发言
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能效仿和照搬的中国的经验。经济学上的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应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应当问的理论问题是：中国改革给经济学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均衡与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对比。转轨过程开始的时候，中国和东欧、苏联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价格如何放开。休克疗法认为，价格总是正确的，因此只要把价格放开，公司就会找到一个信号，实现公司在微观基础上的优化。个体加总宏观经济的增长会自动得到保障，进而让宏观经济得到保障。东欧和苏联照这样的理论去做，结果是即使在表现最好的波兰，实施休克疗法的当年通货膨胀达到了600%，俄罗斯、乌克兰的情况更糟。
价格固然重要，但不是一切，因为价格中包含不了经济体的所有信息。研究一个经济体，还要知道像市场发展份额、市场趋势等，而不仅仅是价格本身。
例如苏联，通货膨胀的结果是抵消了它所有的储蓄。价格放开之前虽然存在排队现象，但是放开后带来的高通涨，让居民的储蓄没有了，结果是严重的经济箫条。政府强制执行西方价格放开的那套政策，带来的是大量公司的倒闭和政府储蓄的消耗。苏联模式下的市场放开并不完全，资本市场上的价格仍然有所控制，而进口也没有放开。以农业为例，化肥、种子价格都上升了，所以在苏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没有办法存活。苏联也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在农户自给自足之后，增加供给保证经济发展。在这种全国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政府是没有办法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强加给百姓的。
所以，机构变革必须要和市场趋势结合起来。只有市场趋势朝上走，盈利比较大，空间比较大的时候，才可以做比较多的实验。机构的发展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市场竞争不见得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交易成本压下来，只有改进和提升生产力，增加社会福利和经济财富，机构的变革才能成为可能。简单地谈宏观基础，谈价格指数，都是无稽之谈。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实验可以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中国改革的经验推翻了主流经济学两个传统的观点。第一，卢卡斯的微观基础论是错误的，经济波动不是家庭或企业的理性选择，企业不是在真空中作优化选择。实践中只有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第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也是有问题的。市场竞争不一定降低交易成本。恰恰相反，劳动分工的发展与市场的扩大，首先会增加交易成本，例如造假、欺骗、操纵市场等等。只有在制度改进提升生产力的幅度大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增加经济财富。倘若认为利益冲突，污染投机都可以由市场交易解决而无需政府监管，则必然导致市场动荡甚至危机。
林毅夫教授发言
把中国的每一件事都当经验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中国的条件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政府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庞大的政府机构，使它能够有效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贯彻政策。国与国的政府机构的动员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政策在中国可能会比较有效，而如果照搬到其他国家，可能就是不能付诸实践的一纸空文。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尤其是能够取得这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很快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并克服重重障碍创造了这么多的发展机遇，肯定有一些发展理念是可以借鉴的。这些理念容易被认为是政治口号，但即使如此，它们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真实的道理。
比如“解放思想”。人们往往很容易先入为主地陷入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批评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过去观察到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失灵，就得出结论要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实际上市场要发挥作用，要实现完美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市场和政府的结合。当前的金融风暴正是表明了市场机制的失灵。但是也不能就此做出结论，认为需要政府来监管一切。所以要解放思想，接受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优势，而不要受它的限制。
又如“实事求是”。政府和市场是可以放在一起来比较的。在市场中构建的激励机制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的道德风险，但也需要政府来监管，比如改善信息交流、提升透明度、避免道德风险。政府也会失灵，因为政府有时候也许信息不充分，对政府官员也需要合理的激励机制。讨论的重点不在于一定要判断出是要市场还是要政府，而应该讨论如何从事实中求到真理。任何一种机制框架，不管是基于政府还是基于市场，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劣势，所以要找寻优势、克服劣势，扬长避短。
再如“与时俱进”。也就是要不断根据当前变化的情况调整政策。发展总会有不同的阶段，特点也不一样，所采取的政策自然也应该不同，有的时候需要加强监管，有的时候则需要适当放松。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政府要坚持的三大基本原则，也是中国过去三十年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郜若素教授发言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确取得了很巨大的成就。虽然中国未来面对着很多挑战，但现在的情况还是让人乐观的。现在的经济危机下，应当小心谨慎地回顾过去30年的历程，并找寻到应对未来挑战的方法。
这次金融危机的规模可能比普遍预想的要大，这使得财政扩张和采取其他措施都变得艰难。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集中度比世界以前所知道的要大。而中国产业化和中国今天发展的速度也非常让人吃惊。考虑到前方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应该在过去三十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并且中国经验在其他国家地区也应得到应用。
我们之前的讨论也许低估了在中国开放当中贸易的重要性。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要实现贸易。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韩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发展初期都是比较穷的，基础不是很强，但是因为它们刺激了贸易，使得经济更加快速地发展。尽管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波折，开放仍旧是这些国家发展的有效工具。
但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有很多的不同，可能会带来贸易的一些不同情况。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随着中国融入国际贸易，特别是前几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农业的出口也在加大。这些贸易改变了资源的分配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结构。现在中国的农业正从土地密集型变成劳动密集型，劳动力的分布也更趋合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自己的资源禀赋，像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在实现自由贸易时，发展的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而这些资源又是政府控制的，结果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民众都在抱怨自由贸易，但实际上自由贸易是好事情，所以对问题的讨论不能简单化。
杜大伟先生发言
中国有三点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那就是中国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中国的分权机制。
以电力行业为例。中国电力行业的价格在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是很低的。1985年政府建立了价格双轨制，老发电厂的价格很低，但是新发电厂的价格可以很高，而且可以是根据投资的资本情况来制定价格。这种价格双轨的做法，既可以“保老”又可以“促新”，提高了发电厂的效率，也最终实现了电价的市场化，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的这个例中学会处理类似的问题。
很多人都忘掉了一个事实，就是从1980年开始，特别是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积极促进进口和吸引外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更急切，因此中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但同时中国对资本流动，特别是对资本的开放也非常谨慎，而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则犯了愚蠢的错误。尽管中国的道路崎岖不平，但是不大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和问题，这都是拜中国在开放外资的时候的谨慎态度所赐。开放贸易和外资当然是好事，但是微观层面中的投资环境不好的话，开放未必带来好的结果。先是中国的沿海城市，接着是中部地区，因为投资环境好，所以才能有好的投资结果，中国成功促进了城市间的竞争，而且引入了全球化的视野和全球化的竞争。中国的分权机制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治理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发展之初，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差不多，但是因为中国实事求是，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方法，所以超越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杜赞奇教授发言
中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中国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西方国家应该学习中国提高储蓄水平，而中国也要注意大众消费过弱的情况。社会情况不一样，消费者的基础也不一样，因此需求的类型也不一样。一些国家的发展不是主要依赖消费，所以观察到的现象是他们更依赖于结实的政府参与。好的机制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投票实现的民主。中国有追求社会公平的文化根基和传统，并且中国政府也在致力于这一点。中国的价值观，中国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都值得借鉴并可以改进，比如中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目前中国也有很多的挑战，其中就包括道德框架。我认为需要构建一个新的道德框架，并且也需要解决诸如市场社会中的环境成本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在促进世界多极化方面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冯仕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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