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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8年第63期（总第758期）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重要吗？
发布日期：2008-12-19 10:2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2月5日下午，香港大学商学院陆毅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大教室发表了题为“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重要吗？企业层面的生产增长率分析”的演讲。以下是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我将要报告的论文来自我与Ivan P.L. Png以及陶志刚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旨在从实证层面探讨企业产出增长率受制度水平以及企业对制度依赖程度的影响。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似乎反驳了“制度对经济增长很重要”这一基本经济学命题。然而，仔细观察中国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容易发现，一些制度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及对制度水平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通常有着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一事实表明，从宏观层面看到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无关”的结论未必在微观产业层面成立。
贯穿研究始终的“制度”定义为两大内容：产权保护程度和合约实施保障程度。首先给出一个基本假设：制度环境越好，企业的实际产出转化为企业实际收入的比例越大。不同于前人的研究，这里再加上另一个假设：不同产业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不一样。在上述两个假设基础之上，可以得到下列几个推论：第一，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对外部环境依赖程度更高的产业，其产出增长率更低。这是因为产业投产经营的制度费用增大了；第二，具有相同制度依赖程度的产业，如果其所处的地区之制度水平越高，则企业的产出增长率越高；第三，对于A地区的产业1和B地区的产业2，如果A地区的制度水平比B地区高，且1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那么产业1的产出增长率水平比2更高；第四，由于私有企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而贫困地区的制度水平一般较低，所以处于贫困地区的私有企业产出增长率更低。
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只有劳力一种投入要素，劳力产出弹性为一个界于0至1之间的常数；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能完全转化为有效产出（即为企业带来实质收入的产出），有效产出等于实际总产出乘以有效因子（界于0至1之间）；有效因子取决于两个变量：制度水平和企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厂商的利润等于有效产出减去劳力成本。我们假定：一、制度环境越好，有效因子越高；二、有效因子的增长速度随着制度环境水平的提升递减；三、企业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越高，则有效因子越低；四、有效因子的下降速度随着制度环境水平的提升递减；五、有效因子对依赖程度的一阶导数是制度水平的递减函数，也即是说，依赖程度对有效因子的边际贡献率随制度水平的提升而递减。六、有效因子对依赖程度的二阶导数是制度水平的递减函数，也即是说，依赖程度对效率因子的边际贡献率之变化速度随制度水平的提升而递减；七、产业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随时间而增加，这是由于随着交通与信息成本下降，企业越来越多地依靠这些技术从事生产活动，而这些技术属于产业和外部制度环境联系的纽带；八、假设制度水平在短期内不随时间改变。
给定上述基本假设，先利用厂商的利润最大化条件求出最优劳动数量，然后计算出最优的劳力平均产出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制度环境和依赖程度的函数。可以证明，该增长率对制度环境和依赖程度的交叉偏导数为正。这也就从理论上证明了在基本思想部分所提出的第三个推论：即在制度水平越高的地区，对制度环境依赖程度更高的产业拥有更高的产出增长率。
下面介绍实证检验。这项研究采用了世界银行2003年对中国五个地区18个城市的2400家企业的截面数据。主要包括东北地区的本溪、长春、大连、哈尔滨，沿海地区的杭州、江门、深圳、温州，中部地区的长沙、南昌、武汉、郑州，西南地区的重庆、贵阳、昆明、南宁，西北地区的兰州、西安。由于制造业的劳力生产率较易估算，且它比服务业有更复杂的供应链，更容易找到企业对制度依赖程度的度量指标，所以选取了其中的1616家制造企业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这项研究采用2001-2002年的劳力平均产出增长率度量生产增长率，根据企业对问卷中“政府官员与企业相关的行为中，有多少比例的行为是在帮助而不是妨碍企业？”问题的回答度量制度环境中的产权保护变量；利用企业对“法律系统在商业纠纷中保护合约和产权的程度是多少？”问题的回答度量制度环境中的合约实施变量；利用供应商数量度量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把企业特征（所有权性质、就业规模、企业成立时间、银行贷款），企业家特征，城市及产业的虚拟变量等作为控制变量以剔除影响劳力平均产出增长率的其它因素。
基本的OLS分析结论如下：产出增长率与产权保护水平显著正相关，产出增长率与合约实施水平显著正相关，这两个结果不受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的影响。通过对样本数据作中位数回归，结果变化很小。由于中位数回归不同于最小二乘回归，是最小化残差的绝对值之和而非残差平方之和，故采取中位数回归可以减少特殊样本点（outlier）的影响。中位数回归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结论不对特殊样本点敏感。劳力生产率增长更快的企业可能具有更多的供应商，使用企业供应商数量度量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可能存在内生性，使结果向上偏误。因此，我们采用各个城市的企业平均供应商数量代替各个企业的供应商数量进行回归，发现之前的结论基本不受影响。
为了避免制度水平变量的内生性，分别利用1918-1919的“人口数量”和“是否由英国统治”作为不同城市的产权保护水平及合约实施力度的工具变量。之所以选这二者作为制度环境的工具变量，是因为：其一，在旧中国的那个时代军阀混战，更多的城市人口表明该城市的产权保障越好，而英国的统治带来了合约的保护理念及独立的司法规则；其二，一个地区的基本文化、信念、非正式组织一旦形成，其随时间变化的弹性很低；其三，它们都与原变量高度相关，与被解释变量（劳力平均产出增长率）相关度较低。采用2SLS回归后发现之前的关键结论并没有受到影响，即，在一个制度环境更好的地方，对外部环境依赖程度越高的产业之劳力平均产出增长率越高。
最后，给出一些子样本回归。我们以公有制股份占50%为界将所有企业划分为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以样本人均GDP为界，划分出富裕和贫穷地区。通过回归发现，在贫穷地区的私有制企业的产出增长率更低，这个结论与第四个推论相符。
（黄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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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2-19 10:22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12月5日下午，香港大学商学院陆毅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大教室发表了题为“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重要吗？企业层面的生产增长率分析”的演讲。以下是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我将要报告的论文来自我与Ivan P.L. Png以及陶志刚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旨在从实证层面探讨企业产出增长率受制度水平以及企业对制度依赖程度的影响。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似乎反驳了“制度对经济增长很重要”这一基本经济学命题。然而，仔细观察中国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容易发现，一些制度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及对制度水平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通常有着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一事实表明，从宏观层面看到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无关”的结论未必在微观产业层面成立。
贯穿研究始终的“制度”定义为两大内容：产权保护程度和合约实施保障程度。首先给出一个基本假设：制度环境越好，企业的实际产出转化为企业实际收入的比例越大。不同于前人的研究，这里再加上另一个假设：不同产业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不一样。在上述两个假设基础之上，可以得到下列几个推论：第一，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对外部环境依赖程度更高的产业，其产出增长率更低。这是因为产业投产经营的制度费用增大了；第二，具有相同制度依赖程度的产业，如果其所处的地区之制度水平越高，则企业的产出增长率越高；第三，对于A地区的产业1和B地区的产业2，如果A地区的制度水平比B地区高，且1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那么产业1的产出增长率水平比2更高；第四，由于私有企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而贫困地区的制度水平一般较低，所以处于贫困地区的私有企业产出增长率更低。
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只有劳力一种投入要素，劳力产出弹性为一个界于0至1之间的常数；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能完全转化为有效产出（即为企业带来实质收入的产出），有效产出等于实际总产出乘以有效因子（界于0至1之间）；有效因子取决于两个变量：制度水平和企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厂商的利润等于有效产出减去劳力成本。我们假定：一、制度环境越好，有效因子越高；二、有效因子的增长速度随着制度环境水平的提升递减；三、企业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越高，则有效因子越低；四、有效因子的下降速度随着制度环境水平的提升递减；五、有效因子对依赖程度的一阶导数是制度水平的递减函数，也即是说，依赖程度对有效因子的边际贡献率随制度水平的提升而递减。六、有效因子对依赖程度的二阶导数是制度水平的递减函数，也即是说，依赖程度对效率因子的边际贡献率之变化速度随制度水平的提升而递减；七、产业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随时间而增加，这是由于随着交通与信息成本下降，企业越来越多地依靠这些技术从事生产活动，而这些技术属于产业和外部制度环境联系的纽带；八、假设制度水平在短期内不随时间改变。
给定上述基本假设，先利用厂商的利润最大化条件求出最优劳动数量，然后计算出最优的劳力平均产出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制度环境和依赖程度的函数。可以证明，该增长率对制度环境和依赖程度的交叉偏导数为正。这也就从理论上证明了在基本思想部分所提出的第三个推论：即在制度水平越高的地区，对制度环境依赖程度更高的产业拥有更高的产出增长率。
下面介绍实证检验。这项研究采用了世界银行2003年对中国五个地区18个城市的2400家企业的截面数据。主要包括东北地区的本溪、长春、大连、哈尔滨，沿海地区的杭州、江门、深圳、温州，中部地区的长沙、南昌、武汉、郑州，西南地区的重庆、贵阳、昆明、南宁，西北地区的兰州、西安。由于制造业的劳力生产率较易估算，且它比服务业有更复杂的供应链，更容易找到企业对制度依赖程度的度量指标，所以选取了其中的1616家制造企业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这项研究采用2001-2002年的劳力平均产出增长率度量生产增长率，根据企业对问卷中“政府官员与企业相关的行为中，有多少比例的行为是在帮助而不是妨碍企业？”问题的回答度量制度环境中的产权保护变量；利用企业对“法律系统在商业纠纷中保护合约和产权的程度是多少？”问题的回答度量制度环境中的合约实施变量；利用供应商数量度量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把企业特征（所有权性质、就业规模、企业成立时间、银行贷款），企业家特征，城市及产业的虚拟变量等作为控制变量以剔除影响劳力平均产出增长率的其它因素。
基本的OLS分析结论如下：产出增长率与产权保护水平显著正相关，产出增长率与合约实施水平显著正相关，这两个结果不受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的影响。通过对样本数据作中位数回归，结果变化很小。由于中位数回归不同于最小二乘回归，是最小化残差的绝对值之和而非残差平方之和，故采取中位数回归可以减少特殊样本点（outlier）的影响。中位数回归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结论不对特殊样本点敏感。劳力生产率增长更快的企业可能具有更多的供应商，使用企业供应商数量度量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可能存在内生性，使结果向上偏误。因此，我们采用各个城市的企业平均供应商数量代替各个企业的供应商数量进行回归，发现之前的结论基本不受影响。
为了避免制度水平变量的内生性，分别利用1918-1919的“人口数量”和“是否由英国统治”作为不同城市的产权保护水平及合约实施力度的工具变量。之所以选这二者作为制度环境的工具变量，是因为：其一，在旧中国的那个时代军阀混战，更多的城市人口表明该城市的产权保障越好，而英国的统治带来了合约的保护理念及独立的司法规则；其二，一个地区的基本文化、信念、非正式组织一旦形成，其随时间变化的弹性很低；其三，它们都与原变量高度相关，与被解释变量（劳力平均产出增长率）相关度较低。采用2SLS回归后发现之前的关键结论并没有受到影响，即，在一个制度环境更好的地方，对外部环境依赖程度越高的产业之劳力平均产出增长率越高。
最后，给出一些子样本回归。我们以公有制股份占50%为界将所有企业划分为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以样本人均GDP为界，划分出富裕和贫穷地区。通过回归发现，在贫穷地区的私有制企业的产出增长率更低，这个结论与第四个推论相符。
（黄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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