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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9年第29期（总第790期）信用市场摩擦条件下的资本利得税再审视
发布日期：2009-05-19 10: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信用市场摩擦条件下的资本利得税再审视
2009年4月9日，香港城市大学王勇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发表了题为“信用市场摩擦条件下的资本利得税再审视”的演讲。演讲基于王勇教授和澳门大学何伟雄教授合作的同名论文，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资本利得税是公共财政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在Chamley和Judd（1986）标准的拉姆齐增长模型中，最优资本利得税应该为零，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应该将税负负担转移给劳动力。不同于拉姆齐模型，在有限生命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年轻一代需要为其年老时的消费进行储蓄，因此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提高资本利得税减轻了对劳动收入的税收，从而增加了年轻一代的收入，他们基于退休考虑会增加储蓄，二是提高资本利得税使投资回报率变低，减弱投资者储蓄的激励。给定利率对储蓄的弹性足够低，提高资本利得税率将导致更高的储蓄率，加速经济增长。
本论文的目的是在考虑信贷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最优资本利得税。要点在于：实物资本是通过具有风险的项目制造出来的，而这些项目是贷款方和借款方通过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外部信贷市场上融资的，因此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会影响最优的资本利得税。
论文的模型为包含两期的代表性个体的世代交叠模型，年轻的贷款人拥有劳动能力，劳动的供给量外生给定。年轻的借款人拥有外部融资得到的用于生产的风险性资产。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是风险中性的，他们在老年时只能进行消费而不能再储蓄。年轻的贷款人通过劳动获得工资，且他们把工资借给借款人以换取下一期的消费品。借款人拥有能够在下一期获得产出的具有风险的实物资本。假设这些具有风险的资本拥有如下结构：生产失败的概率为 ，成功的概率是1- 。在这里引入不对称信息，假定项目投资的回报可以被进行此项目运作的借款人无成本的观察到，而贷款人则需要付出贷款的一定比例支付审计费用来发现项目的回报率。
政府的公共支出为总产出的一个固定比例，为给公共支出筹资，政府需要向劳动或资本收入征税，以达到预算平衡。在信贷市场上，劳动者的工资通过信贷市场流向借款人。如果借款人的项目失败，他就会违约。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无论项目实际的回报如何，借款人都会宣称失败而违约，故贷款人有必要对此进行监督。由此，一个贷款合约包括三部分：贷款利率，贷款额度、若借款人宣布违约贷款人对其审计的概率。如果借款人被发现作假，会遭到惩罚。通过求解，可以得到合约的均衡解。结论表明：均衡的审计概率随着资本利得税的提高而上升。原因在于，提高资本利得税将导致借款人的收益下降，从而使他们更有激励宣称项目失败而违约，为了使激励相容的约束有效，贷款人需要增加审计费用。由于审计体现了信贷市场的无效率，所以资本利得税的增加引致了更多的无谓审计使得信贷市场的扭曲加大。
接着，王勇教授从最大化增长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税率。可以发现，提高资本利得税对增长率产生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是提高税率导致贷款增加从而提高增长率，二是资本利得税的提高增加了审计费用使得信贷市场的扭曲加大从而降低增长率。资本利得税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并非单调，而是驼峰状的：初期随着资本利得税率的提高，增长率上升，但是随着税率提高导致过高的信贷市场摩擦，增长率开始下降。为了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用增长率对资本利得税率求导得到最优税率的表达式。可以发现，信贷市场的摩擦会降低从资本利得中获得的最优税收。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在不对称信息的信贷市场的最优资本利得税要比完全信息市场低。二是最优资本利得税是随着信贷市场不对称信息的严重而降低。
同样地，可以求解最优审计概率的表达式，可以发现，只要市场摩擦较小，贷款人会降低审计概率，反之则会提高。在最优增长率的表达式中代入最优税率和审计概率。可以发现，当存在信贷市场的摩擦时，最优增长率会下降。
接着，王勇教授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分析最优税率。通过对不同时期的社会总收益进行折现建立社会福利函数，并通过对资本利得税率求导得到最优税率。可以发现：资本利得税降低了靠资本收入生活的老年人的福利，并通过对增长率的影响对每一代人产生影响。通过对审计概率求导得到最优审计概率，可以发现，若信息成本提高，基于福利最大化考虑的税率会下降。可以发现，基于福利最大化和增长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资本利得税是不同的，前者要低于后者。但是，由于存在信贷市场的摩擦而应该降低资本利得税的结论，从福利最大化角度分析也同样成立。
最后，王勇教授分析了劳动供给内生化的情况。在标准化的分析框架中，劳动供给是外生的，即个体的劳动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但是这种假设会导致偏向征收劳动收入税而减少资本利得税。在劳动供给内生的情况下，当提高对劳动收入的征税时，劳动者会减少供给，从而导致增长率下降。重新设定劳动者的效用函数，使消费者效用由闲暇和老年时的消费决定。通过最大化效用函数，可以发现最优劳动供给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而上升，随着劳动收入税的下降而上升。资本积累的条件和生产函数与之前相同，求解出增长率的表达式。可以发现，在内生劳动供给条件下，由于资本利得税和劳动收入税呈现此消彼涨的关系，在未到达平衡增长路径之前，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利得税率来增加劳动供给使增长率提高。但是沿着平衡增长路径，由于工资会以很高的速度增长，劳动的供给会达到与劳动外生条件下同样的水平，即使对劳动收入征税，劳动者仍然选择工作。所以，从平衡增长路径来看，最优资本利得税的结论与之前的分析一致。因此，本文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结论：存在信贷市场摩擦的条件下，应该降低资本利得税。
（王睿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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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9-05-19 10: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信用市场摩擦条件下的资本利得税再审视
2009年4月9日，香港城市大学王勇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发表了题为“信用市场摩擦条件下的资本利得税再审视”的演讲。演讲基于王勇教授和澳门大学何伟雄教授合作的同名论文，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资本利得税是公共财政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在Chamley和Judd（1986）标准的拉姆齐增长模型中，最优资本利得税应该为零，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应该将税负负担转移给劳动力。不同于拉姆齐模型，在有限生命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年轻一代需要为其年老时的消费进行储蓄，因此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提高资本利得税减轻了对劳动收入的税收，从而增加了年轻一代的收入，他们基于退休考虑会增加储蓄，二是提高资本利得税使投资回报率变低，减弱投资者储蓄的激励。给定利率对储蓄的弹性足够低，提高资本利得税率将导致更高的储蓄率，加速经济增长。
本论文的目的是在考虑信贷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最优资本利得税。要点在于：实物资本是通过具有风险的项目制造出来的，而这些项目是贷款方和借款方通过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外部信贷市场上融资的，因此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会影响最优的资本利得税。
论文的模型为包含两期的代表性个体的世代交叠模型，年轻的贷款人拥有劳动能力，劳动的供给量外生给定。年轻的借款人拥有外部融资得到的用于生产的风险性资产。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是风险中性的，他们在老年时只能进行消费而不能再储蓄。年轻的贷款人通过劳动获得工资，且他们把工资借给借款人以换取下一期的消费品。借款人拥有能够在下一期获得产出的具有风险的实物资本。假设这些具有风险的资本拥有如下结构：生产失败的概率为 ，成功的概率是1- 。在这里引入不对称信息，假定项目投资的回报可以被进行此项目运作的借款人无成本的观察到，而贷款人则需要付出贷款的一定比例支付审计费用来发现项目的回报率。
政府的公共支出为总产出的一个固定比例，为给公共支出筹资，政府需要向劳动或资本收入征税，以达到预算平衡。在信贷市场上，劳动者的工资通过信贷市场流向借款人。如果借款人的项目失败，他就会违约。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无论项目实际的回报如何，借款人都会宣称失败而违约，故贷款人有必要对此进行监督。由此，一个贷款合约包括三部分：贷款利率，贷款额度、若借款人宣布违约贷款人对其审计的概率。如果借款人被发现作假，会遭到惩罚。通过求解，可以得到合约的均衡解。结论表明：均衡的审计概率随着资本利得税的提高而上升。原因在于，提高资本利得税将导致借款人的收益下降，从而使他们更有激励宣称项目失败而违约，为了使激励相容的约束有效，贷款人需要增加审计费用。由于审计体现了信贷市场的无效率，所以资本利得税的增加引致了更多的无谓审计使得信贷市场的扭曲加大。
接着，王勇教授从最大化增长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税率。可以发现，提高资本利得税对增长率产生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是提高税率导致贷款增加从而提高增长率，二是资本利得税的提高增加了审计费用使得信贷市场的扭曲加大从而降低增长率。资本利得税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并非单调，而是驼峰状的：初期随着资本利得税率的提高，增长率上升，但是随着税率提高导致过高的信贷市场摩擦，增长率开始下降。为了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用增长率对资本利得税率求导得到最优税率的表达式。可以发现，信贷市场的摩擦会降低从资本利得中获得的最优税收。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在不对称信息的信贷市场的最优资本利得税要比完全信息市场低。二是最优资本利得税是随着信贷市场不对称信息的严重而降低。
同样地，可以求解最优审计概率的表达式，可以发现，只要市场摩擦较小，贷款人会降低审计概率，反之则会提高。在最优增长率的表达式中代入最优税率和审计概率。可以发现，当存在信贷市场的摩擦时，最优增长率会下降。
接着，王勇教授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分析最优税率。通过对不同时期的社会总收益进行折现建立社会福利函数，并通过对资本利得税率求导得到最优税率。可以发现：资本利得税降低了靠资本收入生活的老年人的福利，并通过对增长率的影响对每一代人产生影响。通过对审计概率求导得到最优审计概率，可以发现，若信息成本提高，基于福利最大化考虑的税率会下降。可以发现，基于福利最大化和增长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资本利得税是不同的，前者要低于后者。但是，由于存在信贷市场的摩擦而应该降低资本利得税的结论，从福利最大化角度分析也同样成立。
最后，王勇教授分析了劳动供给内生化的情况。在标准化的分析框架中，劳动供给是外生的，即个体的劳动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但是这种假设会导致偏向征收劳动收入税而减少资本利得税。在劳动供给内生的情况下，当提高对劳动收入的征税时，劳动者会减少供给，从而导致增长率下降。重新设定劳动者的效用函数，使消费者效用由闲暇和老年时的消费决定。通过最大化效用函数，可以发现最优劳动供给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而上升，随着劳动收入税的下降而上升。资本积累的条件和生产函数与之前相同，求解出增长率的表达式。可以发现，在内生劳动供给条件下，由于资本利得税和劳动收入税呈现此消彼涨的关系，在未到达平衡增长路径之前，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利得税率来增加劳动供给使增长率提高。但是沿着平衡增长路径，由于工资会以很高的速度增长，劳动的供给会达到与劳动外生条件下同样的水平，即使对劳动收入征税，劳动者仍然选择工作。所以，从平衡增长路径来看，最优资本利得税的结论与之前的分析一致。因此，本文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结论：存在信贷市场摩擦的条件下，应该降低资本利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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