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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9年第30期（总第791期）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基于分位回归分解的经验分析
发布日期：2009-05-19 10: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基于分位回归分解的经验分析
2009年4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赵忠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发表了题为“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基于分位回归分解的经验分析”的演讲。赵忠教授的演讲基于他与北京师范大学曲兆鹏教授合作的同名论文。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中国的城乡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户口制度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一定程度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出现了“万元户”等现象；与此同时，城市部门的改革尚未展开。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城乡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进入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开始推进，城市生产率开始提高，而农村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的20年内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制度改革。从这个时候开始，城乡差距呈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从图上可以看到，1978年城乡收入比率约为2.6，1984年降低到最低点，为1.8，之后逐步上升。到2006年，城乡差距接近3.3，在最近20多年的时间里翻了将近一倍。
已经有很多学者就城乡差距问题作过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收入的角度入手的。从收入入手的好处是，收入数据比较容易衡量。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考察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一生的福利状况，需要关注的是持久收入。消费作为持久收入的代理变量，更能反映该个人或者家庭的福利状况。诸多突发事件，例如自然灾害、市场价格都会对收入产生冲击，造成收入的波动，这一点在农村尤其显著。用收入衡量福利水平，容易把短期的波动理解为长期的福利变化，造成估计误差。而在遇到短期收入波动时，消费者可以通过同期或者跨期的替代来实现平滑消费，故消费受到短期收入波动的影响有限，更能体现一个个人或家庭的总体福利状况。因此，我们采用消费代替收入来衡量城乡差距，并将其与用收入衡量的城乡差距进行对照。
当然，采用消费作为福利状况的指标也存在问题，其问题主要在于消费相比收入难以衡量。由于目前经济学除了关心总体变量之外开始关心人群的异质性，本文除了关注城乡消费的均值之外，也关心城乡消费的分布，具体而言就是利用各个分位数来衡量城乡差距。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总共有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三个截面的数据。在前两个截面数据中，CHIP从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和农村人口数据中进行抽样，所以所谓“农村人口”是根据户籍定义的。在2002年的截面数据中新增了一个农村人口中在城市打工人群的样本，因此这一截面有三个样本。CHIP中各个时期样本涵盖的省份有所不同，为了做前后比较，我们选取三个截面数据中共同覆盖的省份：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云南和甘肃。由于最高端和最低端的家庭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我们去除了两端各1%的样本点。
我们把家庭的总消费除以家庭人口得到人均消费。这个处理比较简单，更严格的做法应该是用等价尺度(Equivalent Scale)来调整，例如儿童要打个折扣。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调整对于结果的影响不太大。然后，我们用统计局的CPI数据把三个年份的数据调整到1988年的价格之上，同时我们也尝试过其他的价格指标，例如Brandt and Holtz(2006)提出的省级层面的价格指标。最后，在计算消费时，我们对耐用品和不经由市场交易的消费进行了调整，因为耐用品的支出在当期，而使用在之后数期，应该算作数期的消费；自有房屋则应该按照同类房产的租金，或者在农村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以房屋折旧计入当期消费。
我们首先考察不同时期城乡消费的分布情况。使用未经调整的消费数据时，可以看到1988、1995和2002年城乡消费差距逐步扩大。但从食品消费来看，1988年城乡之间基本没有差别，1995年开始出现了差距，2002年差距更大。我们按照上述程序对消费进行了调整，发现消费的城乡差距的扩大主要发生在1988至1995年间，在1995-2002年间变化不大；与此相反，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主要地发生在1995到2002年这个区间之内。由于外出就餐在统计中没有归入食品消费而是归入了服务性消费，城市居民外出就餐的频率高于农村居民，所以实际的城乡消费差距应该会更大一些。
接下来我们来察看一下消费在分位数下的城乡差距。可以看到，城乡之间的差距随着消费额的增加而降低，即城乡之间消费较少的人群的消费差距较大，而消费较多的人群的差距反而较小。相比消费差距，城乡收入的差距要小得多。从食品消费来看，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居民收入增加后，食品的消费结构产生了变化。总而言之，消费和收入的城乡差距并不是一致的。
我们有城市和农村两个样本，这两者的消费之间存在差距。如果这个差距是由可观测的特征的不同造成的，我们把它称为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如果这个差距是由可观测的特征的系数的不同造成的，我们把它称为价格效应(Price Effect)。我们在Oaxaca-Blinder分解的基础上，使用Machado-Mata提出的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进一步考察分位数的变化。
Oaxaca-Blinder回归可以把差距分解为禀赋效应、价格效应以及这两者交互作用。本文中的禀赋包括年龄、性别、子女数、教育、民族、是否退休以及省份虚拟变量等。从消费不平等的分解结果来看，在所有时期都是价格效应占主导作用，但是禀赋效应的作用在不断增强，而两者交互作用的效应明显减弱。如果用收入差距进行分解，基本趋势仍然不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禀赋效应的增加速度非常快，从1988年的4.77%增加到2002年的40.23%。这两者的作用在处于不同的分位数下的城乡人群之间也有所不同，例如1988年的数据显示，当比较消费较低的城乡人群时，价格效应要比禀赋效应高很多，但随着消费的增加，这个差距逐渐缩减，当比较消费最高的城乡人群时，两者还出现了小幅逆转；与此相比，两者在1995年和2002年的各个分位数的区别不明显。
虽然禀赋效应不如价格效应明显，但如果单独考察教育这一禀赋因素，我们发现它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从1988年到1995年，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教育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无论哪一年城乡之间教育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1995年到2002年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拉大。通过考察城乡教育回报的差距，我们发现，1988年农村教育回报的均值高于城市，而1995年和2002年城市则高于农村，但是通过观察置信区间我们也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差距都不显著。比较令我们吃惊的是，如果我们单独考察教育因素，在各个分位数上教育的价格效应都非常小，因此城乡教育差距几乎都是由禀赋效应引起的。
CHIP2002年的样本引入了城市和农村人口之外的第三类人——移民。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因此需要对移民数据进行处理。第一种方法是按照法定户籍，将移民样本并入农村样本。从这一方法的结果来看，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减小了，并且它的分位数分布是一个下降趋势，即城乡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较大，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较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外出打工确实有利于减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第二种方法是按照实际居住地，将移民样本并入城市样本，这一方法的结果是，差距的分布在不同收入分位数上的城乡居民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
概而言之，从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情况来看，1988年到1995年城乡差距不断被扩大，这一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价格效应所导致，并且在每一个分位数上差距都十分显著；1995年至2002年这一差距仍然在扩大，但扩大之幅度在减缓。我们后来对模型所做的一些技术上的改动，例如加入等价尺度、引入城乡不同的价格指数，都没有改变上述基本结论。城乡消费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是城市消费快速增长而农村消费增长却相当缓慢。通过对于教育的禀赋效应的分析，我们认为通过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城乡移民对于减缓这一差距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张牧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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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9-05-19 10:4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基于分位回归分解的经验分析
2009年4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赵忠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发表了题为“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基于分位回归分解的经验分析”的演讲。赵忠教授的演讲基于他与北京师范大学曲兆鹏教授合作的同名论文。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中国的城乡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户口制度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一定程度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出现了“万元户”等现象；与此同时，城市部门的改革尚未展开。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城乡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进入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开始推进，城市生产率开始提高，而农村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的20年内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制度改革。从这个时候开始，城乡差距呈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从图上可以看到，1978年城乡收入比率约为2.6，1984年降低到最低点，为1.8，之后逐步上升。到2006年，城乡差距接近3.3，在最近20多年的时间里翻了将近一倍。
已经有很多学者就城乡差距问题作过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收入的角度入手的。从收入入手的好处是，收入数据比较容易衡量。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考察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一生的福利状况，需要关注的是持久收入。消费作为持久收入的代理变量，更能反映该个人或者家庭的福利状况。诸多突发事件，例如自然灾害、市场价格都会对收入产生冲击，造成收入的波动，这一点在农村尤其显著。用收入衡量福利水平，容易把短期的波动理解为长期的福利变化，造成估计误差。而在遇到短期收入波动时，消费者可以通过同期或者跨期的替代来实现平滑消费，故消费受到短期收入波动的影响有限，更能体现一个个人或家庭的总体福利状况。因此，我们采用消费代替收入来衡量城乡差距，并将其与用收入衡量的城乡差距进行对照。
当然，采用消费作为福利状况的指标也存在问题，其问题主要在于消费相比收入难以衡量。由于目前经济学除了关心总体变量之外开始关心人群的异质性，本文除了关注城乡消费的均值之外，也关心城乡消费的分布，具体而言就是利用各个分位数来衡量城乡差距。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总共有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三个截面的数据。在前两个截面数据中，CHIP从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和农村人口数据中进行抽样，所以所谓“农村人口”是根据户籍定义的。在2002年的截面数据中新增了一个农村人口中在城市打工人群的样本，因此这一截面有三个样本。CHIP中各个时期样本涵盖的省份有所不同，为了做前后比较，我们选取三个截面数据中共同覆盖的省份：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云南和甘肃。由于最高端和最低端的家庭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我们去除了两端各1%的样本点。
我们把家庭的总消费除以家庭人口得到人均消费。这个处理比较简单，更严格的做法应该是用等价尺度(Equivalent Scale)来调整，例如儿童要打个折扣。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调整对于结果的影响不太大。然后，我们用统计局的CPI数据把三个年份的数据调整到1988年的价格之上，同时我们也尝试过其他的价格指标，例如Brandt and Holtz(2006)提出的省级层面的价格指标。最后，在计算消费时，我们对耐用品和不经由市场交易的消费进行了调整，因为耐用品的支出在当期，而使用在之后数期，应该算作数期的消费；自有房屋则应该按照同类房产的租金，或者在农村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以房屋折旧计入当期消费。
我们首先考察不同时期城乡消费的分布情况。使用未经调整的消费数据时，可以看到1988、1995和2002年城乡消费差距逐步扩大。但从食品消费来看，1988年城乡之间基本没有差别，1995年开始出现了差距，2002年差距更大。我们按照上述程序对消费进行了调整，发现消费的城乡差距的扩大主要发生在1988至1995年间，在1995-2002年间变化不大；与此相反，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主要地发生在1995到2002年这个区间之内。由于外出就餐在统计中没有归入食品消费而是归入了服务性消费，城市居民外出就餐的频率高于农村居民，所以实际的城乡消费差距应该会更大一些。
接下来我们来察看一下消费在分位数下的城乡差距。可以看到，城乡之间的差距随着消费额的增加而降低，即城乡之间消费较少的人群的消费差距较大，而消费较多的人群的差距反而较小。相比消费差距，城乡收入的差距要小得多。从食品消费来看，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居民收入增加后，食品的消费结构产生了变化。总而言之，消费和收入的城乡差距并不是一致的。
我们有城市和农村两个样本，这两者的消费之间存在差距。如果这个差距是由可观测的特征的不同造成的，我们把它称为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如果这个差距是由可观测的特征的系数的不同造成的，我们把它称为价格效应(Price Effect)。我们在Oaxaca-Blinder分解的基础上，使用Machado-Mata提出的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进一步考察分位数的变化。
Oaxaca-Blinder回归可以把差距分解为禀赋效应、价格效应以及这两者交互作用。本文中的禀赋包括年龄、性别、子女数、教育、民族、是否退休以及省份虚拟变量等。从消费不平等的分解结果来看，在所有时期都是价格效应占主导作用，但是禀赋效应的作用在不断增强，而两者交互作用的效应明显减弱。如果用收入差距进行分解，基本趋势仍然不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禀赋效应的增加速度非常快，从1988年的4.77%增加到2002年的40.23%。这两者的作用在处于不同的分位数下的城乡人群之间也有所不同，例如1988年的数据显示，当比较消费较低的城乡人群时，价格效应要比禀赋效应高很多，但随着消费的增加，这个差距逐渐缩减，当比较消费最高的城乡人群时，两者还出现了小幅逆转；与此相比，两者在1995年和2002年的各个分位数的区别不明显。
虽然禀赋效应不如价格效应明显，但如果单独考察教育这一禀赋因素，我们发现它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从1988年到1995年，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教育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无论哪一年城乡之间教育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1995年到2002年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拉大。通过考察城乡教育回报的差距，我们发现，1988年农村教育回报的均值高于城市，而1995年和2002年城市则高于农村，但是通过观察置信区间我们也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差距都不显著。比较令我们吃惊的是，如果我们单独考察教育因素，在各个分位数上教育的价格效应都非常小，因此城乡教育差距几乎都是由禀赋效应引起的。
CHIP2002年的样本引入了城市和农村人口之外的第三类人——移民。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因此需要对移民数据进行处理。第一种方法是按照法定户籍，将移民样本并入农村样本。从这一方法的结果来看，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减小了，并且它的分位数分布是一个下降趋势，即城乡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较大，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较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外出打工确实有利于减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第二种方法是按照实际居住地，将移民样本并入城市样本，这一方法的结果是，差距的分布在不同收入分位数上的城乡居民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
概而言之，从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情况来看，1988年到1995年城乡差距不断被扩大，这一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价格效应所导致，并且在每一个分位数上差距都十分显著；1995年至2002年这一差距仍然在扩大，但扩大之幅度在减缓。我们后来对模型所做的一些技术上的改动，例如加入等价尺度、引入城乡不同的价格指数，都没有改变上述基本结论。城乡消费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是城市消费快速增长而农村消费增长却相当缓慢。通过对于教育的禀赋效应的分析，我们认为通过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城乡移民对于减缓这一差距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张牧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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