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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9年第40期（总第801期）中国对外投资圆桌会议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09-06-04 10:5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9年5月16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局举办的“中国对外投资圆桌会议”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专家分别做了演讲和讨论。本期简报将介绍会议讨论部分内容。郜若素（Garnaut）（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我想讨论一下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和澳大利亚面临的国际宏观经济问题。中国当前存在的经济发展问题主要是资源使用过多导致了投资的低价值。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由于中国金融部门与世界金融部门的联系还不是特别的紧密，中国经济所受到的冲击相当有限。另外，中国又拥有大量的储蓄，这可以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金融危机也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了一定冲击，但是冲击的影响有限。一方面，澳大利亚有很多资源性部门，它们的资产负债结构相对较好。这是因为它们的负债与银行部门负债有很大区别，银行部门负债是由政府做担保的，而它们使用资源性资产做担保。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金融部门与国际的金融部门之间也相对独立，银行信用度较高。虽然澳大利亚和中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如欧美国家大，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也敲响了警钟，它给予了中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对银行部门进行调整。
布劳威尔（Brouwe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总理和内阁部）：
今天的讨论非常有趣。政府在海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政府一旦参与，我们就需要考虑参与的政治原因，即海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国家利益，这种影响可能是时刻发生变化的。我关心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投资决策。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其中包括政党体制的变化，那么政府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也会发生变化，我们需要理解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中国政府正在发生的改变是否会影响到世界的转变。第二是投资主体，投资主体是属于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呢？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比如澳大利亚投资者更多的是购买资源来消费，而中国正好相反，此外，生产和转移的过程，资金长期的支持以及澳大利亚自然资源发展的战略等等都是值得以后继续研究的。第三是重要资产和重要企业所起到的作用。如何选择投资的市场和投资的资源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也需要知道政府在其中能扮演的角色。
周密（商务部中国海外投资研究中心）：
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有四个特点。第一，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还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这一点可以从数据上看出来。虽然，2003年到2007年期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为74.6%，进步很显著，并且在2008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达到了456.5亿美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15.34%，但是与全世界相比，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数额还是相当的小，在2003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只占世界份额的0.5%，到2007年这个比例也只增加到了1.3%。第二，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基本上只局限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澳大利亚也只是中国第七大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也仅局限在采掘业和商业服务业领域。在2007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中，中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份额有了增加，国有企业的份额从81%下降到了71%。此外，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是全球工业转移的结果，在过去30年中，我们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韩国的贸易和FDI中，学习到了很多经验和知识，这种全球工业转移的趋势依然在继续，中国处于走出去的阶段之中，这也是工业转移的必然趋势。第三，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和能源领域，这可能是政治上的限制。资源一方面可用于消费，比如美国消费大量的石油，另一方面石油也可以用于生产，中国进口资源进行生产，出口消费品，中国制造在全世界遍布。巨大贸易顺差产生的外汇储备使得外汇管理条例会有所放松，以便于中国利用外汇储备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也正在尝试引入机制使得投资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信息更加透明。第四，中国企业和澳大利亚企业的合作会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澳大利亚是一个资源和能源都相对丰富的国家，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与澳大利亚进行合作，使得这些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下面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说明当前投资环境发生的变化。首先，政府的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初始的严格限制对外直接投资到现在有选择的鼓励，中国已经融入到了整个全球经济之中。政府也在许多方面进行了自我改善，比如，增加了政务的透明度，精简了机构和程序，向投资者提供了信息和法规体系等公共服务，等等。但是这些方面依然有待加强，政府公共服务依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其次，从中国企业层面来看，中国企业已经融入到了全球化之中，但是中国企业在硬件和软件环境上都处于劣势，在硬件环境上，中国企业还缺少创新和在世界市场进行营销的能力，也缺少金融的稳定性以及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在软件环境上，中国企业拥有很少的国际市场信息和知识，需要学习如何适应国际市场的相关法律和规定。比较特别的是，由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比较晚，许多高质量和低风险的资源都已经被其它国家的企业所占有，这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通常是在伊朗、伊拉克等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同时许多国家认为国有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比较高使得国有化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有不利的影响。
宋立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海外直接投资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采取什么战略加入到了国际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中，需要由正式的研究机构来进行分析。这正是现在关于中国海外投资的项目正在进行的并且我们的研究可以说是处于前沿的。其次，海外直接投资具有多维度的特征，它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也就要求项目具有综合性，因此对项目调查的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企业对法律规则改变的反应和态度，以及法律规则对企业绩效的反应都是要收集的信息。项目也要调查企业所有权问题的重要性，区别对待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法律规则改变后的反应和激励，比如在非洲国家不安全环境下，中小企业投资会怎么对法律规则改变做出反应。需要强调的是未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将会改变，目前投资结构主要集中在资源领域，但是这种结构将会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发生变化。这些都要求所做的调查应该更加的全面。
沈明高（财经首席经济学家）：
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海外直接投资，我想阐述三个观点。第一是关于海外投资的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关系到两个国家的长期利益，澳大利亚通过在中国的投资不断测试政治风险，风险越高产生的回报也就越大，问题在于澳大利亚能否承受这种高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也在不断采取措施减少这种风险，同时也给予政治风险很高的溢价。第二是关于消费影响投资的问题。新兴国家的崛起有这么一个现象，当它们消费增加时，它们的投资也会增加，可以预见中国的消费将会对世界投资产生较大影响。应该怎么看待消费对海外直接投资和其它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第三是关于国有企业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国海外投资的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但是日本和美国的海外投资也有政府的支持，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投资背后的政府利益如何，而在于这些利益的影响是否是有利的以及如何限制政府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不利影响。此外，其它国家会发现它们从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中更容易获益，因为与私有企业相比，更加容易和国有企业进行谈判。
宋敏（香港大学）：
首先，如何有效的控制国有企业的行为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研究的重点。其次，要研究香港对中国大陆而言的重要性。在过去30年中，外国资本都是通过香港进入内地，现在，内地的资本越来越丰富，有人认为香港的作用正在下降。但我认为香港依旧很重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香港具有很好的投资环境，比如说，完善的法律体系、国际语言的普及以及与其它国家有很好的交流等，因此，如果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需要走出去，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中转站。第二，香港政府的管理形式。香港政府的管理形式使得香港拥有一个国际性的竞争环境并且所受到的政治因素影响较小，如果国有企业在香港经营了很多年，那么这些国有企业也应当可以在其它国家通过正常的经营生存。第三，香港可以作为一个风险对冲的地点，海外直接投资总是面临很多的风险，香港设计了很多风险对冲的证券，比如与人民币汇率相关的证券，这些证券可以进行交易来对冲风险。
余淼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我想探讨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是一种替代的关系还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呢？从以下这个实例中，就可以看出来。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出口大量的汽车，从美国赚取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使得美国采取贸易战来平衡贸易的逆差，日本为了避免这种贸易战，对汽车出口实行了配额，这种政策在1982年到1985年间实施的非常好，但是到了1986年，日本发现其出口汽车的配额竟然没有用完，原来，日本企业已经将汽车生产转移到了美国本土。经验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生产率比较低的时候，它只能为本国提供商品服务，当生产率提高后，它开始出口商品，而一旦生产率进一步得到提高，海外直接投资就会出现。中国目前的情况放在30年前就是日本当时的情况。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额十分大，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会导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趋势。
卢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观察评论中国对外投资几个特点。首先，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开始早。它发生在中国人均GDP为2000-3000美元的时候。这一点与通常发展经济学所认为的经济只有发展到比较发达和成熟水平后才会进行较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的结论很不一样。第二，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今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就出现了显著的增加。第三，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参与主体多样化，由初期的国有企业发展到如今的中小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参与其中。第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多样化并伴随争议。有观点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利润、市场进入、能源安全和获取资源供给所驱动的；也有观点认为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当然也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原因，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就需要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第五，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是在一个十分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近年不断发生中国企业并购外国资产争议引发广泛关注，既包括国外投资一般性质派生矛盾，也与中国大国成长以及转型经济体制特点，因而面临十分特殊和复杂环境。
（余静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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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9-06-04 10:5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9年5月16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局举办的“中国对外投资圆桌会议”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专家分别做了演讲和讨论。本期简报将介绍会议讨论部分内容。郜若素（Garnaut）（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我想讨论一下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和澳大利亚面临的国际宏观经济问题。中国当前存在的经济发展问题主要是资源使用过多导致了投资的低价值。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由于中国金融部门与世界金融部门的联系还不是特别的紧密，中国经济所受到的冲击相当有限。另外，中国又拥有大量的储蓄，这可以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金融危机也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了一定冲击，但是冲击的影响有限。一方面，澳大利亚有很多资源性部门，它们的资产负债结构相对较好。这是因为它们的负债与银行部门负债有很大区别，银行部门负债是由政府做担保的，而它们使用资源性资产做担保。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金融部门与国际的金融部门之间也相对独立，银行信用度较高。虽然澳大利亚和中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如欧美国家大，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也敲响了警钟，它给予了中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对银行部门进行调整。
布劳威尔（Brouwe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总理和内阁部）：
今天的讨论非常有趣。政府在海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政府一旦参与，我们就需要考虑参与的政治原因，即海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国家利益，这种影响可能是时刻发生变化的。我关心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投资决策。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其中包括政党体制的变化，那么政府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也会发生变化，我们需要理解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中国政府正在发生的改变是否会影响到世界的转变。第二是投资主体，投资主体是属于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呢？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比如澳大利亚投资者更多的是购买资源来消费，而中国正好相反，此外，生产和转移的过程，资金长期的支持以及澳大利亚自然资源发展的战略等等都是值得以后继续研究的。第三是重要资产和重要企业所起到的作用。如何选择投资的市场和投资的资源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也需要知道政府在其中能扮演的角色。
周密（商务部中国海外投资研究中心）：
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有四个特点。第一，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还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这一点可以从数据上看出来。虽然，2003年到2007年期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为74.6%，进步很显著，并且在2008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达到了456.5亿美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15.34%，但是与全世界相比，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数额还是相当的小，在2003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只占世界份额的0.5%，到2007年这个比例也只增加到了1.3%。第二，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基本上只局限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澳大利亚也只是中国第七大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也仅局限在采掘业和商业服务业领域。在2007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中，中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份额有了增加，国有企业的份额从81%下降到了71%。此外，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是全球工业转移的结果，在过去30年中，我们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韩国的贸易和FDI中，学习到了很多经验和知识，这种全球工业转移的趋势依然在继续，中国处于走出去的阶段之中，这也是工业转移的必然趋势。第三，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和能源领域，这可能是政治上的限制。资源一方面可用于消费，比如美国消费大量的石油，另一方面石油也可以用于生产，中国进口资源进行生产，出口消费品，中国制造在全世界遍布。巨大贸易顺差产生的外汇储备使得外汇管理条例会有所放松，以便于中国利用外汇储备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也正在尝试引入机制使得投资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信息更加透明。第四，中国企业和澳大利亚企业的合作会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澳大利亚是一个资源和能源都相对丰富的国家，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与澳大利亚进行合作，使得这些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下面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说明当前投资环境发生的变化。首先，政府的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初始的严格限制对外直接投资到现在有选择的鼓励，中国已经融入到了整个全球经济之中。政府也在许多方面进行了自我改善，比如，增加了政务的透明度，精简了机构和程序，向投资者提供了信息和法规体系等公共服务，等等。但是这些方面依然有待加强，政府公共服务依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其次，从中国企业层面来看，中国企业已经融入到了全球化之中，但是中国企业在硬件和软件环境上都处于劣势，在硬件环境上，中国企业还缺少创新和在世界市场进行营销的能力，也缺少金融的稳定性以及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在软件环境上，中国企业拥有很少的国际市场信息和知识，需要学习如何适应国际市场的相关法律和规定。比较特别的是，由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比较晚，许多高质量和低风险的资源都已经被其它国家的企业所占有，这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通常是在伊朗、伊拉克等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同时许多国家认为国有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比较高使得国有化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有不利的影响。
宋立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海外直接投资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采取什么战略加入到了国际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中，需要由正式的研究机构来进行分析。这正是现在关于中国海外投资的项目正在进行的并且我们的研究可以说是处于前沿的。其次，海外直接投资具有多维度的特征，它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也就要求项目具有综合性，因此对项目调查的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企业对法律规则改变的反应和态度，以及法律规则对企业绩效的反应都是要收集的信息。项目也要调查企业所有权问题的重要性，区别对待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法律规则改变后的反应和激励，比如在非洲国家不安全环境下，中小企业投资会怎么对法律规则改变做出反应。需要强调的是未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将会改变，目前投资结构主要集中在资源领域，但是这种结构将会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发生变化。这些都要求所做的调查应该更加的全面。
沈明高（财经首席经济学家）：
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海外直接投资，我想阐述三个观点。第一是关于海外投资的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关系到两个国家的长期利益，澳大利亚通过在中国的投资不断测试政治风险，风险越高产生的回报也就越大，问题在于澳大利亚能否承受这种高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也在不断采取措施减少这种风险，同时也给予政治风险很高的溢价。第二是关于消费影响投资的问题。新兴国家的崛起有这么一个现象，当它们消费增加时，它们的投资也会增加，可以预见中国的消费将会对世界投资产生较大影响。应该怎么看待消费对海外直接投资和其它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第三是关于国有企业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国海外投资的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但是日本和美国的海外投资也有政府的支持，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投资背后的政府利益如何，而在于这些利益的影响是否是有利的以及如何限制政府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不利影响。此外，其它国家会发现它们从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中更容易获益，因为与私有企业相比，更加容易和国有企业进行谈判。
宋敏（香港大学）：
首先，如何有效的控制国有企业的行为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研究的重点。其次，要研究香港对中国大陆而言的重要性。在过去30年中，外国资本都是通过香港进入内地，现在，内地的资本越来越丰富，有人认为香港的作用正在下降。但我认为香港依旧很重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香港具有很好的投资环境，比如说，完善的法律体系、国际语言的普及以及与其它国家有很好的交流等，因此，如果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需要走出去，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中转站。第二，香港政府的管理形式。香港政府的管理形式使得香港拥有一个国际性的竞争环境并且所受到的政治因素影响较小，如果国有企业在香港经营了很多年，那么这些国有企业也应当可以在其它国家通过正常的经营生存。第三，香港可以作为一个风险对冲的地点，海外直接投资总是面临很多的风险，香港设计了很多风险对冲的证券，比如与人民币汇率相关的证券，这些证券可以进行交易来对冲风险。
余淼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我想探讨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是一种替代的关系还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呢？从以下这个实例中，就可以看出来。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出口大量的汽车，从美国赚取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使得美国采取贸易战来平衡贸易的逆差，日本为了避免这种贸易战，对汽车出口实行了配额，这种政策在1982年到1985年间实施的非常好，但是到了1986年，日本发现其出口汽车的配额竟然没有用完，原来，日本企业已经将汽车生产转移到了美国本土。经验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生产率比较低的时候，它只能为本国提供商品服务，当生产率提高后，它开始出口商品，而一旦生产率进一步得到提高，海外直接投资就会出现。中国目前的情况放在30年前就是日本当时的情况。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额十分大，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会导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趋势。
卢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观察评论中国对外投资几个特点。首先，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开始早。它发生在中国人均GDP为2000-3000美元的时候。这一点与通常发展经济学所认为的经济只有发展到比较发达和成熟水平后才会进行较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的结论很不一样。第二，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今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就出现了显著的增加。第三，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参与主体多样化，由初期的国有企业发展到如今的中小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参与其中。第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多样化并伴随争议。有观点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利润、市场进入、能源安全和获取资源供给所驱动的；也有观点认为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当然也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原因，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就需要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第五，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是在一个十分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近年不断发生中国企业并购外国资产争议引发广泛关注，既包括国外投资一般性质派生矛盾，也与中国大国成长以及转型经济体制特点，因而面临十分特殊和复杂环境。
（余静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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