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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9年第76期（总第837期）第六届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五
发布日期：2009-09-10 10:2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9年8月18-19日，“第六届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我们分五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简报报告8月19日下午会议第五节“经济结构转变、宏观经济”中，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胡秋阳教授、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刘学华研究员、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张成思教授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韩青博士的演讲内容。胡秋阳：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转型的政策组合研究
触发这项研究的是2004以后东部沿海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民工的“返乡潮”问题。这二者是有机联系的。前者反映了我国内部社会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后者反映了我国外向型发展的脆弱性。解决前者，需要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壁垒，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后者，需要施行财税刺激和产业竞争政策。这篇文章以浙江经济为例，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的模拟来探讨上述四种政策及其综合配套实施的结果。
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特点是，在产品市场上，企业作为产品的供给方，家庭作为产品的需求方。而在要素市场上，家庭作为要素的供给方，企业作为要素需求方。均衡时，两个市场同时出清。我这里对标准CGE模型所做的一些附加设定主要是假设有四种不同的劳动力：留在本省农村的劳动力、本省农民工、外省农民工和城镇劳动力。其行为的主要不同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于对应的资本和劳动，并以一定的储蓄倾向储蓄后用于个人消费。本省和外省的农民工只有劳动报酬，将其收入的一定比例汇往本省农村或省外后剩下的部分用于个人消费。
下面设计各种政策对应的情景。前述四种政策在模型中的对应情景分别为：（1）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价格比由0.8上升至1。（2）户籍制度改革：在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的消费结构与城镇居民等同，不再将储蓄转移到农村或者省外。（3）刺激性财税政策：生产税与所得税税率下降10%。（4）竞争性产业政策：因浙江省第三产业盈余率较高，引入竞争后，将第三产业的盈余率降低20%。
模拟的结果表明，政策（1）实现了就业公平，但导致第二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三大产业的生产均出现下降；政策（2）导致第一产业总产量下降，二、三产业产量提高。在农村居住的劳动力受损，其他类型的劳动力均受益；政策（3）带来经济总量提高，但导致第三产业萎缩；政策（4）带来最明显的经济总量增长，但各产业增速不平衡。第三产业增长最快，第一产业次之，第二产业增长反不如第一产业。
我认为，上述四种政策单独实施各有利弊，（1）、（2）改善了经济和社会结构，但不能带来经济总量增长；（3）、（4）使经济总量增加，但无助于产业结构转换。如能将将政策（1）、（2）、（3）、（4）综合实施，将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农民工市民化，同时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总量增长的目标。
刘学华：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演变
关于城市规模分布，有一个普遍成立的实证规律，把城市按照人口规模排序之后，用城市规模对城市的位次进行回归，其系数是-1，这就是著名的Zipf法则。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标准，来审视我国城市规模的变化。用我国城市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该规律也是成立的，当某个阶段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小于1的时候，下个阶段系数绝对值会趋于增加，反之会趋于减小。回归系数对-1的偏离往往是政府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干预的表现，而回归-1的过程可能体现为市场机制的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了城市化率40%-70%的区间，按照一般规律，这肯定将是一个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时期。城市化增速加快对城市化健康发展与构建合理城市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回顾我国城市体系的发展可以发现，1985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化率由1985年的23.7%上升到2007年的44.9%。1985年以来城市化进程分为很明显的两个阶段：1985至1998年，撤县设市的施行导致城市数量的急剧增加，而城市平均人口明显下降；1998年以来，城市数量趋于稳定，城市平均人口规模开始持续保持上升趋势。另外，从我国221个固定地级及以上城市1985年、1995年和2005年城市规模对数的Kernel密度图中可以发现，从1985年到1995年再到2005年，我国大中小城市的规模都获得了较快增长，城市的规模分布由“双峰”分布演变为了“单峰”分布。
将城市规模变化（即城市人口增长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初始人口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控制其他因素后，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有趋同的倾向；城市人口增长率与在岗职工人数和FDI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城市行政体制虚拟变量对城市规模的正向影响非常显著，表明行政职能导致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集中，从而推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张。
在探究中国城市体系成因的时候，我还发现了由周黎安等学者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说，即“晋升锦标赛”模型，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行政治理模式，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设计一种晋升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分析表明，在晋升锦标赛模型下，一级政府所辖下级政府的数目会内生地趋于一个均衡的合理数目。由此来看，省级政府所能管辖的地级市的数目最终也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值，这就可以为“县改市”期间城市数量从急速增长到趋于稳定提供解释。
最后，我提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与大家探讨：一、像北京、上海等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是否可以给予科学的预测？比如北京市城市规划人口1800万，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是否符合市场自身作用的机制？二、“制度体制”改革同城市内生性增长之间谁先谁后？是把户籍、教育、社保等一步改革到位才能换来城市的持续发展，还是在城市发展中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张成思：中国CPI通胀率子成分动态传导机制研究
以往对通胀的研究大多是关于总体CPI通胀率的驱动因素和动态走势的研究，而对于CPI分类的子成分动态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少。中国CPI八大类不同子成分的自身动态传导特征是否存在差异？不同子成分对总体CPI通胀率的动态传导效果是否不同？货币政策又对各子成分动态驱动效应如何？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
通过观察我国2001-2008年这段时间内CPI子成分的动态路径，我们发现食品类CPI在总体CPI构成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变化路径与总体CPI的变化路径也最接近。但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居住类CPI的影响显著提高，与总体CPI的变化更加接近。对子成分数据分别进行观察还发现有些成分似乎存在趋势，有些没有趋势。似乎有必要做一下单位根检验，但由于数据样本较小的时候单位根检验功效不高，往往出现9%这样的临界的显著性水平，这时就需要由研究者个人的经验判断来决定了。
首先用单变量模型来刻画每个子成分的惯性特征，即如果这个变量受到随机干扰，偏离基准状态之后，多长时间能够回归基准状态。这里使用标准的AR模型，如果某个子成分存在时间趋势，则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趋势项。此处的困难在于，当滞后项系数和接近于1，用标准的OLS回归估计出来的系数有向下的偏误。这可以通过bootstrap方法来进行修正，以得到无偏的估计。估计结果表明，CPI各个子成分的惯性特征存在一定差异，总体CPI的惯性特征高于所有子成分。如何解释总体CPI及其子成分惯性特征呢？我的理解是CPI八大类是由更细分化的微观指数核算获得的，而不同微观数据分属不同门类，从而包含了不同部门的异质性冲击因素，导致CPI不同子成分惯性水平出现差异。另外，加总过程中不同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导致CPI总体的惯性特征与部分。
其次用矢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分析每个子成分与总体之间的动态驱动关系。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针对食品类的冲击因素对总体CPI的正向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衣着类。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的方差分解分析表明，针对交通类的冲击对总体CPI的预测方差的解释程度最高，其次是食品类。
第三我们要考察货币政策对CPI各子成分的影响及其传导。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M2增长率对烟酒类和交通类通胀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显著的；对居住类只有在10%的情况下才显著；对其他成分均不不显著。进一步用脉冲响应分析货币政策的冲击对于各子成分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食品类CPI对于货币政策的冲击的反应最强烈，居住类的反应也较为明显。
上述结果表明，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层面看，应当适当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从总量调控逐渐过渡到利率调节，以使货币政策对CPI主要成分有更显著的影响。此外，要加强其他通胀指标（如GDP平减指数）的统计构建，以使研究结果更加丰富准确。
韩青：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通货膨胀动态拟合
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期间四个阶段通胀肆虐：1980年，1985-1989年，1993-1996年，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菲利普斯曲线作为一种拟合通胀的工具，对预测通胀、未雨绸缪有重要意义。
菲利普斯曲线是由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的工资和失业的数据得到的。萨缪尔森和索洛于1960年按照产品定价的“成本加成法”，将工资替换为价格构造了“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它很好地拟合了西方一些国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物价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七十年代现的“滞涨”使这种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失效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开始流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简单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常常高估通货膨胀率和自然失业率。很多研究者在估计菲利普斯曲线时开始寻找并加入一些能够反应潜在产出变化的变量，以期更好地反应通胀走势。这篇文章借鉴Mio (2001) 、Ball和Moffitt (2001)、Gali和Gertler (2003)、Mehra (2004) 的做法，在简单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右边加入价格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产出缺口增长率、名义产出缺口（名义产出增长与潜在产出增长之差）等修正项以更好地模拟通胀率的变化。
这里分别使用CPI和GDP平减指数两种通胀指标进行拟合，劳动生产率以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代理变量，潜在产出用HP滤波得到。在拟合之前，先来考察一下我国“增长/通胀”的动态演进。从我国通胀率和实际GDP增长率连线图中可以看到，以CPI表示的通胀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强的正向关系。而用GDP平减指数描述的通胀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这样强的关系，其中缘由有待进一步探究。
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后的回归结果表明，简单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对通胀的拟合效果不是十分理想。附加的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名义产出缺口等变量很好地提升了菲利普斯曲线的拟合效果，且对中国的数据而言，加入以工资增长率调整的生产率不如以价格增长率调整的生产率的拟合效果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菲利普斯曲线持续高估通胀的情形出现之后，经济学家内部分化为两派，一派认为该曲线已经失效，一派认为其仍有存在价值。我认为菲利普斯曲线虽然遇到了一些经验验证的困难，但现在并不是否定它的价值的时候，用生产率和潜在产出的增长用来描述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能够提供更好的结果。价格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名义产出快于潜在产出的增长这两个变量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葛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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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9-09-10 10:2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9年8月18-19日，“第六届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我们分五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简报报告8月19日下午会议第五节“经济结构转变、宏观经济”中，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胡秋阳教授、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刘学华研究员、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张成思教授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韩青博士的演讲内容。胡秋阳：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转型的政策组合研究
触发这项研究的是2004以后东部沿海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民工的“返乡潮”问题。这二者是有机联系的。前者反映了我国内部社会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后者反映了我国外向型发展的脆弱性。解决前者，需要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壁垒，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后者，需要施行财税刺激和产业竞争政策。这篇文章以浙江经济为例，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的模拟来探讨上述四种政策及其综合配套实施的结果。
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特点是，在产品市场上，企业作为产品的供给方，家庭作为产品的需求方。而在要素市场上，家庭作为要素的供给方，企业作为要素需求方。均衡时，两个市场同时出清。我这里对标准CGE模型所做的一些附加设定主要是假设有四种不同的劳动力：留在本省农村的劳动力、本省农民工、外省农民工和城镇劳动力。其行为的主要不同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于对应的资本和劳动，并以一定的储蓄倾向储蓄后用于个人消费。本省和外省的农民工只有劳动报酬，将其收入的一定比例汇往本省农村或省外后剩下的部分用于个人消费。
下面设计各种政策对应的情景。前述四种政策在模型中的对应情景分别为：（1）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价格比由0.8上升至1。（2）户籍制度改革：在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的消费结构与城镇居民等同，不再将储蓄转移到农村或者省外。（3）刺激性财税政策：生产税与所得税税率下降10%。（4）竞争性产业政策：因浙江省第三产业盈余率较高，引入竞争后，将第三产业的盈余率降低20%。
模拟的结果表明，政策（1）实现了就业公平，但导致第二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三大产业的生产均出现下降；政策（2）导致第一产业总产量下降，二、三产业产量提高。在农村居住的劳动力受损，其他类型的劳动力均受益；政策（3）带来经济总量提高，但导致第三产业萎缩；政策（4）带来最明显的经济总量增长，但各产业增速不平衡。第三产业增长最快，第一产业次之，第二产业增长反不如第一产业。
我认为，上述四种政策单独实施各有利弊，（1）、（2）改善了经济和社会结构，但不能带来经济总量增长；（3）、（4）使经济总量增加，但无助于产业结构转换。如能将将政策（1）、（2）、（3）、（4）综合实施，将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农民工市民化，同时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总量增长的目标。
刘学华：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演变
关于城市规模分布，有一个普遍成立的实证规律，把城市按照人口规模排序之后，用城市规模对城市的位次进行回归，其系数是-1，这就是著名的Zipf法则。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标准，来审视我国城市规模的变化。用我国城市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该规律也是成立的，当某个阶段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小于1的时候，下个阶段系数绝对值会趋于增加，反之会趋于减小。回归系数对-1的偏离往往是政府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干预的表现，而回归-1的过程可能体现为市场机制的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了城市化率40%-70%的区间，按照一般规律，这肯定将是一个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时期。城市化增速加快对城市化健康发展与构建合理城市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回顾我国城市体系的发展可以发现，1985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化率由1985年的23.7%上升到2007年的44.9%。1985年以来城市化进程分为很明显的两个阶段：1985至1998年，撤县设市的施行导致城市数量的急剧增加，而城市平均人口明显下降；1998年以来，城市数量趋于稳定，城市平均人口规模开始持续保持上升趋势。另外，从我国221个固定地级及以上城市1985年、1995年和2005年城市规模对数的Kernel密度图中可以发现，从1985年到1995年再到2005年，我国大中小城市的规模都获得了较快增长，城市的规模分布由“双峰”分布演变为了“单峰”分布。
将城市规模变化（即城市人口增长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初始人口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控制其他因素后，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有趋同的倾向；城市人口增长率与在岗职工人数和FDI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城市行政体制虚拟变量对城市规模的正向影响非常显著，表明行政职能导致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集中，从而推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张。
在探究中国城市体系成因的时候，我还发现了由周黎安等学者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说，即“晋升锦标赛”模型，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行政治理模式，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设计一种晋升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分析表明，在晋升锦标赛模型下，一级政府所辖下级政府的数目会内生地趋于一个均衡的合理数目。由此来看，省级政府所能管辖的地级市的数目最终也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值，这就可以为“县改市”期间城市数量从急速增长到趋于稳定提供解释。
最后，我提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与大家探讨：一、像北京、上海等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是否可以给予科学的预测？比如北京市城市规划人口1800万，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是否符合市场自身作用的机制？二、“制度体制”改革同城市内生性增长之间谁先谁后？是把户籍、教育、社保等一步改革到位才能换来城市的持续发展，还是在城市发展中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张成思：中国CPI通胀率子成分动态传导机制研究
以往对通胀的研究大多是关于总体CPI通胀率的驱动因素和动态走势的研究，而对于CPI分类的子成分动态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少。中国CPI八大类不同子成分的自身动态传导特征是否存在差异？不同子成分对总体CPI通胀率的动态传导效果是否不同？货币政策又对各子成分动态驱动效应如何？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
通过观察我国2001-2008年这段时间内CPI子成分的动态路径，我们发现食品类CPI在总体CPI构成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变化路径与总体CPI的变化路径也最接近。但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居住类CPI的影响显著提高，与总体CPI的变化更加接近。对子成分数据分别进行观察还发现有些成分似乎存在趋势，有些没有趋势。似乎有必要做一下单位根检验，但由于数据样本较小的时候单位根检验功效不高，往往出现9%这样的临界的显著性水平，这时就需要由研究者个人的经验判断来决定了。
首先用单变量模型来刻画每个子成分的惯性特征，即如果这个变量受到随机干扰，偏离基准状态之后，多长时间能够回归基准状态。这里使用标准的AR模型，如果某个子成分存在时间趋势，则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趋势项。此处的困难在于，当滞后项系数和接近于1，用标准的OLS回归估计出来的系数有向下的偏误。这可以通过bootstrap方法来进行修正，以得到无偏的估计。估计结果表明，CPI各个子成分的惯性特征存在一定差异，总体CPI的惯性特征高于所有子成分。如何解释总体CPI及其子成分惯性特征呢？我的理解是CPI八大类是由更细分化的微观指数核算获得的，而不同微观数据分属不同门类，从而包含了不同部门的异质性冲击因素，导致CPI不同子成分惯性水平出现差异。另外，加总过程中不同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导致CPI总体的惯性特征与部分。
其次用矢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分析每个子成分与总体之间的动态驱动关系。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针对食品类的冲击因素对总体CPI的正向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衣着类。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的方差分解分析表明，针对交通类的冲击对总体CPI的预测方差的解释程度最高，其次是食品类。
第三我们要考察货币政策对CPI各子成分的影响及其传导。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M2增长率对烟酒类和交通类通胀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显著的；对居住类只有在10%的情况下才显著；对其他成分均不不显著。进一步用脉冲响应分析货币政策的冲击对于各子成分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食品类CPI对于货币政策的冲击的反应最强烈，居住类的反应也较为明显。
上述结果表明，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层面看，应当适当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从总量调控逐渐过渡到利率调节，以使货币政策对CPI主要成分有更显著的影响。此外，要加强其他通胀指标（如GDP平减指数）的统计构建，以使研究结果更加丰富准确。
韩青：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通货膨胀动态拟合
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期间四个阶段通胀肆虐：1980年，1985-1989年，1993-1996年，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菲利普斯曲线作为一种拟合通胀的工具，对预测通胀、未雨绸缪有重要意义。
菲利普斯曲线是由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的工资和失业的数据得到的。萨缪尔森和索洛于1960年按照产品定价的“成本加成法”，将工资替换为价格构造了“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它很好地拟合了西方一些国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物价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七十年代现的“滞涨”使这种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失效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开始流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简单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常常高估通货膨胀率和自然失业率。很多研究者在估计菲利普斯曲线时开始寻找并加入一些能够反应潜在产出变化的变量，以期更好地反应通胀走势。这篇文章借鉴Mio (2001) 、Ball和Moffitt (2001)、Gali和Gertler (2003)、Mehra (2004) 的做法，在简单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右边加入价格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产出缺口增长率、名义产出缺口（名义产出增长与潜在产出增长之差）等修正项以更好地模拟通胀率的变化。
这里分别使用CPI和GDP平减指数两种通胀指标进行拟合，劳动生产率以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代理变量，潜在产出用HP滤波得到。在拟合之前，先来考察一下我国“增长/通胀”的动态演进。从我国通胀率和实际GDP增长率连线图中可以看到，以CPI表示的通胀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强的正向关系。而用GDP平减指数描述的通胀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这样强的关系，其中缘由有待进一步探究。
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后的回归结果表明，简单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对通胀的拟合效果不是十分理想。附加的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名义产出缺口等变量很好地提升了菲利普斯曲线的拟合效果，且对中国的数据而言，加入以工资增长率调整的生产率不如以价格增长率调整的生产率的拟合效果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菲利普斯曲线持续高估通胀的情形出现之后，经济学家内部分化为两派，一派认为该曲线已经失效，一派认为其仍有存在价值。我认为菲利普斯曲线虽然遇到了一些经验验证的困难，但现在并不是否定它的价值的时候，用生产率和潜在产出的增长用来描述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能够提供更好的结果。价格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名义产出快于潜在产出的增长这两个变量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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