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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11年第013期（总第941期）：“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劳动市场”研讨会简报之五
发布日期：2011-06-16 10:4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MRC）于2011年6月12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召开“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就业增长”研讨会。会上卢锋教授代表“CMRC就业问题课题组”汇报专题报告主要观点，有关领导和专家发表评论和意见。我们分五期简报报道这次研讨会主要内容。本期简报报道张斌研究员、宋国青教授评论发言内容。张斌（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最近，宏观经济学研究焦点转向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经济潜在增长的学者开始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研究通货膨胀的学者开始研究劳动力成本问题。事实上，经济潜在增长的确与劳动力供给有关，但是认为通货膨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结果的观点则不能成立。卢锋教授报告提供了这方面证据。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和就业增长周期波动的图表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是导致就业增长周期波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如果用结果来解释原因，在逻辑上便是错误的。
卢锋教授报告主要从开放宏观视角出发讨论中国的就业问题，听了这份报告很受启发。开放是导致中国就业总量和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张斌研究员将就业问题定义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时间序列都可以划分为趋势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从趋势性成分来分析，开放是就业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力量，它能够解释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就业的趋势性变化。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会使得贸易部门包括出口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直接导致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部门工资的增加，由此吸引农村劳动力逐步进入该部门，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传统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部门。这是解释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城的趋势性因素。
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高之后，制造业产品供给大幅度增加，由于劳动力的转移，相比较而言，农产品价格提高较为迅速。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农产品价格呈现一个上升趋势。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业部门就业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农业部门更有利的相对价格会加剧资本深化的过程，拖拉机的使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资本深化会减少对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另一方面，农业部门更有利的相对价格会提高农产品的边际价格，由此导致农村劳动者工资的提高，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从周期性的成分来分析，就业周期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那么通货膨胀是由劳动力成本提升导致的论点便是错误的。因为这一论点将因果关系颠倒了。劳动供给并不是解释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决定通货膨胀的更多的是经济周期和需求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通货膨胀，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张斌研究员谈到报告重视的利率和汇率问题。利率是跨时间的价格，汇率是跨产品的价格，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开放宏观经济的价格，它们和就业总量和结构问题有密切联系。中国就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劳动力就业的结构问题。在中国农民工找工作较为容易，大学生找工作较为困难。这主要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导致的。大学生找工作，进入制造业部门的比例相对比较少，而进入服务业部门的比例相对比较多。但是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又相对滞后，在世界各国的横向比较中，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是较低的。这一个问题和汇率问题有紧密的联系。中国的汇率被低估，保护的便是从事出口和进口替代的制造业部门，大量资源便会进入制造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对非制造业部门尤其是服务业部门就会形成歧视，中国当期的发展是牺牲服务业的发展来支持制造业部门的发展。由于服务业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那么对服务业就业的扩张就会形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如果汇率保持一个僵化的水平，过分强调对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的保护，那么就意味着歧视了服务业部门的发展，相应服务业就业机会也就减少，由此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就业较为容易的这一就业结构特点。
第二，劳动力就业的总量问题，与中国利率问题有很强联系。由于银行贷款对象主要是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非市场化低利率保护的主要是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如果利率市场化，导致利率提高，那么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就会变得更加沉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贷款给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并不能够带来更多就业，因为它们从事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而且它们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也较低。相反，如果是市场化利率，利率得以提高，真正反映了资金价格水平，那么生产效率较低企业便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而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将会获得银行贷款。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高。这意味着，如果利率得以市场化，将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和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而中小企业是促进劳动力就业增长主要力量。利率市场化也就因此促进了劳动力就业的增长。
宋国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宏观经济研究对象和不同阶段热点问题有密切联系。比如20世纪80年代，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就需要研究农业问题。前几年，石油价格高涨时，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就需要研究石油问题。现在，研究宏观经济就需要研究企业增长和劳动就业的问题。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的便是劳动力人口的增加。结合卢锋教授的报告，宋国青教授阐述了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思考。
中国数据反映了一个情况，便是2009年劳动力就业增长已经十分缓慢，但是这里面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特别是根据退休年龄来计算的农村劳动力部分，没过退休年龄人口算为劳动力人口，过了退休年龄人口就不算为劳动力人口，这个计算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按照卢锋教授报告中观点，劳动力是否参与劳动并不能以退休年龄为标准，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分布，比如65岁的时候，可能有33%的人口还会继续从事劳动生产，67岁的时候，可能还有28%的人口从事劳动生产，参与劳动与否是工资水平、工资增长率和社会保障等等其它变量的函数。按照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计算，劳动力增长率是负增长，如果将误差考虑在内，那么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便可近似为零增长。如果同期GDP潜在增长率是9%，那么这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9%，并且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自2003年以来比其它行业劳动生产率要高。
从人口就业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指标与韩国1975年较为类似。韩国自1975年到1995年间，非农就业平均增长率约为5%，GDP增长率从10%下降到5%。即便中国当前劳动力人口还是一个正增长，不久的将来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也将会成为一个负数，并且下跌幅度也会比较大。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农业部门劳动转移1%，那么由于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基数较大，非农业部门人口就业增长会小于1%，再加上约3%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GDP平均增长率最多也就是4%。如果中国GDP增长率是4%，这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从劳动力数量增长上来看，现实情况是悲观的。
从乐观的方面说，为什么中国劳动生产率每年能提高9%呢？这可能是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有大幅提高。每年增加1500万劳动力，其中接近二分之一是学生，有三分之一是本科毕业的学生。退休的约为1000万，由于现在退休的劳动力基本上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口，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村人口，即使考虑到考上大学这一从农村转入城市的因素，现在退休的劳动力大部分也应当是农民。如果考虑到劳动力的质量和人力资本，劳动力人口增长仅仅用增加的大学生就业人口和减少的农村退休的人口进行相减是不是合适呢？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增长率是3%，而现在几乎接近于0，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增长率会转变为负数。可见，中国的人口红利，最显著的效果是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而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即便如此，中国可以利用提高人力资本和完善大学教育来弥补劳动力人口数量增长的放缓。
接着，宋国青教授阐述了工资和利润关系以及二者关系对宏观经济影响。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份额是在逐年下降的。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可以比劳动生产率增长得更高，但是不一定会引起劳动所得份额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函数形式。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劳动所得份额上升了15个百分点。因为劳动所得份额的上升是在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单位工资上升幅度非常大。对于中国而言，工资大幅上涨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会怎样呢？
有观点认为，中国应当关注投资增长率过高和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如果劳动就业依然保持增长，劳动所得份额持续下降，劳动力产生所谓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还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如果按照韩国发展规律，劳动所得份额大幅增加，会导致投资回报减少，而投资回报减少将会导致投资不足。这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最低工资管制不太好的原因。如果制度和政策过多强调保证工资增长，资本所有者利益将会受到损害，投资激励也将削弱，这也可能就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事实上，中国劳动所得份额在一定程度是被高估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要进行区分，初次分配涉及的是工资和投资报酬率，再次分配涉及的是个人收入和企业盈利。从初次分配来看，全球劳动所得份额都在下降，中国情况可能更特殊，下降速度更快。但是，从初次分配角度来考虑，私有部门和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获得的基本上是竞争性工资，但是对于国有部门而言，国有部门存在较高的垄断利润，更有理由去增加工资，再加上隐形福利，其劳动者获得的是垄断工资，而不是竞争性工资，这会是中国劳动所得份额偏高。如果没有国有部门，那么中国劳动所得份额下降趋势将会更显著。如果国有部门的垄断工资还在上升，市场工资也在上升，那么就会出现工资侵蚀利润，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余静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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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1-06-16 10:4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MRC）于2011年6月12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召开“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就业增长”研讨会。会上卢锋教授代表“CMRC就业问题课题组”汇报专题报告主要观点，有关领导和专家发表评论和意见。我们分五期简报报道这次研讨会主要内容。本期简报报道张斌研究员、宋国青教授评论发言内容。张斌（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最近，宏观经济学研究焦点转向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经济潜在增长的学者开始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研究通货膨胀的学者开始研究劳动力成本问题。事实上，经济潜在增长的确与劳动力供给有关，但是认为通货膨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结果的观点则不能成立。卢锋教授报告提供了这方面证据。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和就业增长周期波动的图表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是导致就业增长周期波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如果用结果来解释原因，在逻辑上便是错误的。
卢锋教授报告主要从开放宏观视角出发讨论中国的就业问题，听了这份报告很受启发。开放是导致中国就业总量和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张斌研究员将就业问题定义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时间序列都可以划分为趋势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从趋势性成分来分析，开放是就业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力量，它能够解释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就业的趋势性变化。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会使得贸易部门包括出口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直接导致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部门工资的增加，由此吸引农村劳动力逐步进入该部门，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传统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部门。这是解释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城的趋势性因素。
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高之后，制造业产品供给大幅度增加，由于劳动力的转移，相比较而言，农产品价格提高较为迅速。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农产品价格呈现一个上升趋势。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业部门就业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农业部门更有利的相对价格会加剧资本深化的过程，拖拉机的使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资本深化会减少对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另一方面，农业部门更有利的相对价格会提高农产品的边际价格，由此导致农村劳动者工资的提高，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从周期性的成分来分析，就业周期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那么通货膨胀是由劳动力成本提升导致的论点便是错误的。因为这一论点将因果关系颠倒了。劳动供给并不是解释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决定通货膨胀的更多的是经济周期和需求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通货膨胀，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张斌研究员谈到报告重视的利率和汇率问题。利率是跨时间的价格，汇率是跨产品的价格，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开放宏观经济的价格，它们和就业总量和结构问题有密切联系。中国就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劳动力就业的结构问题。在中国农民工找工作较为容易，大学生找工作较为困难。这主要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导致的。大学生找工作，进入制造业部门的比例相对比较少，而进入服务业部门的比例相对比较多。但是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又相对滞后，在世界各国的横向比较中，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是较低的。这一个问题和汇率问题有紧密的联系。中国的汇率被低估，保护的便是从事出口和进口替代的制造业部门，大量资源便会进入制造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对非制造业部门尤其是服务业部门就会形成歧视，中国当期的发展是牺牲服务业的发展来支持制造业部门的发展。由于服务业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那么对服务业就业的扩张就会形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如果汇率保持一个僵化的水平，过分强调对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的保护，那么就意味着歧视了服务业部门的发展，相应服务业就业机会也就减少，由此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就业较为容易的这一就业结构特点。
第二，劳动力就业的总量问题，与中国利率问题有很强联系。由于银行贷款对象主要是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非市场化低利率保护的主要是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如果利率市场化，导致利率提高，那么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就会变得更加沉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贷款给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并不能够带来更多就业，因为它们从事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而且它们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也较低。相反，如果是市场化利率，利率得以提高，真正反映了资金价格水平，那么生产效率较低企业便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而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将会获得银行贷款。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高。这意味着，如果利率得以市场化，将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和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而中小企业是促进劳动力就业增长主要力量。利率市场化也就因此促进了劳动力就业的增长。
宋国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宏观经济研究对象和不同阶段热点问题有密切联系。比如20世纪80年代，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就需要研究农业问题。前几年，石油价格高涨时，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就需要研究石油问题。现在，研究宏观经济就需要研究企业增长和劳动就业的问题。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的便是劳动力人口的增加。结合卢锋教授的报告，宋国青教授阐述了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思考。
中国数据反映了一个情况，便是2009年劳动力就业增长已经十分缓慢，但是这里面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特别是根据退休年龄来计算的农村劳动力部分，没过退休年龄人口算为劳动力人口，过了退休年龄人口就不算为劳动力人口，这个计算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按照卢锋教授报告中观点，劳动力是否参与劳动并不能以退休年龄为标准，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分布，比如65岁的时候，可能有33%的人口还会继续从事劳动生产，67岁的时候，可能还有28%的人口从事劳动生产，参与劳动与否是工资水平、工资增长率和社会保障等等其它变量的函数。按照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计算，劳动力增长率是负增长，如果将误差考虑在内，那么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便可近似为零增长。如果同期GDP潜在增长率是9%，那么这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9%，并且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自2003年以来比其它行业劳动生产率要高。
从人口就业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指标与韩国1975年较为类似。韩国自1975年到1995年间，非农就业平均增长率约为5%，GDP增长率从10%下降到5%。即便中国当前劳动力人口还是一个正增长，不久的将来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也将会成为一个负数，并且下跌幅度也会比较大。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农业部门劳动转移1%，那么由于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基数较大，非农业部门人口就业增长会小于1%，再加上约3%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GDP平均增长率最多也就是4%。如果中国GDP增长率是4%，这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从劳动力数量增长上来看，现实情况是悲观的。
从乐观的方面说，为什么中国劳动生产率每年能提高9%呢？这可能是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有大幅提高。每年增加1500万劳动力，其中接近二分之一是学生，有三分之一是本科毕业的学生。退休的约为1000万，由于现在退休的劳动力基本上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口，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村人口，即使考虑到考上大学这一从农村转入城市的因素，现在退休的劳动力大部分也应当是农民。如果考虑到劳动力的质量和人力资本，劳动力人口增长仅仅用增加的大学生就业人口和减少的农村退休的人口进行相减是不是合适呢？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增长率是3%，而现在几乎接近于0，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增长率会转变为负数。可见，中国的人口红利，最显著的效果是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而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即便如此，中国可以利用提高人力资本和完善大学教育来弥补劳动力人口数量增长的放缓。
接着，宋国青教授阐述了工资和利润关系以及二者关系对宏观经济影响。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份额是在逐年下降的。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可以比劳动生产率增长得更高，但是不一定会引起劳动所得份额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函数形式。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劳动所得份额上升了15个百分点。因为劳动所得份额的上升是在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单位工资上升幅度非常大。对于中国而言，工资大幅上涨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会怎样呢？
有观点认为，中国应当关注投资增长率过高和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如果劳动就业依然保持增长，劳动所得份额持续下降，劳动力产生所谓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还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如果按照韩国发展规律，劳动所得份额大幅增加，会导致投资回报减少，而投资回报减少将会导致投资不足。这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最低工资管制不太好的原因。如果制度和政策过多强调保证工资增长，资本所有者利益将会受到损害，投资激励也将削弱，这也可能就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事实上，中国劳动所得份额在一定程度是被高估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要进行区分，初次分配涉及的是工资和投资报酬率，再次分配涉及的是个人收入和企业盈利。从初次分配来看，全球劳动所得份额都在下降，中国情况可能更特殊，下降速度更快。但是，从初次分配角度来考虑，私有部门和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获得的基本上是竞争性工资，但是对于国有部门而言，国有部门存在较高的垄断利润，更有理由去增加工资，再加上隐形福利，其劳动者获得的是垄断工资，而不是竞争性工资，这会是中国劳动所得份额偏高。如果没有国有部门，那么中国劳动所得份额下降趋势将会更显著。如果国有部门的垄断工资还在上升，市场工资也在上升，那么就会出现工资侵蚀利润，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余静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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