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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11年第016期（总第944期）第22届东亚经济研讨会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11-08-29 10:4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第22届东亚经济研讨会简报之三
2011年6月24日至6月25日，第22届东亚经济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我们分四期报道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道Bruce Meyer教授、Joseph Cherian教授、吴斌珍助教授和Janet Currie教授的演讲内容。
Bruce Meyer（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1960年以来消费与收入的不平等的趋势
在美国，消费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很多的利益，也会引起很多的争论。相比收入，消费是一个衡量不平等变化的更好的指标。同时，如何衡量消费和收入，对于最后得出的不平等程度的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因此合适的衡量标准是很重要的。
首先，Bruce Meyer教授对研究数据来源进行了说明。收入数据来源于“即期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1963-2009年的数据；消费数据来源于“消费者支出调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这一调查在1960-61年和1970-71年分别进行过一次，并在1980年以后每年都在进行。由于支出和消费并非同一概念，此研究做了如下调整：首先推算了自有住房和公租房的等值租金；其次将汽车消费换算出流量价值；最后调整了医疗保险的价值。
用消费衡量不平等比用收入衡量不平等更有优势的原因有二。第一，在概念上，消费相当于衡量持久收入，可以衡量长期不平等趋势而不受异质性冲击的影响，并且耐用品的消费以及保险的消费都可以计入其中；第二，在数据质量方面，许多人不愿意告诉调查人员自己的真实收入，尤其是高收入者，这样会造成样本的偏误。相反，对于消费的调查往往比较透明，受调查人难以也不太倾向隐藏自己的消费。
当然，不同商品消费的自报数据的准确性还是存在异质性的。有些商品的消费和其收入相比显得比较正常，而烟酒和服装的调查结果明显低于合理的消费比例。此研究使用上述报告中准确性较好的住房、家庭内食品消费以及交通费用来预测整体的消费情况，作为对调查所得的消费的一个调整。这一调整的回归的拟合系数达到0.72，因此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调整。
其次，Bruce Meyer教授使用三个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处于90%分位的家庭的收入/消费和处于10%分位的家庭的收入/消费之比（下称90/10）、处于的90%分位家庭的收入/消费和处于50%分位的家庭的收入/消费之比（下称90/50）以及处于50%分位的家庭的收入/消费和处于10%分位的家庭的收入/消费之比（下称50/10）。
从官方不平等指标来看，美国的这半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状况在不断恶化，税前的货币收入的90/10从9上升到了11。在根据家庭人口数进行了调整之后，不平等的程度有所降低，但趋势没有变化。如果使用税后收入，90/10基本变化不大，从5.5上升到了6左右。如果考虑到政府非现金转移，不平等比例就更小了。衡量下半区不平等程度的50/10指标在这50年中基本没有变化，基本在4左右徘徊；而衡量上半区不平等程度的90/50变化也不大，从2上升到了2.5。如果使用消费来衡量不平等，90/10在80年代存在显著的上升，而前后两个时期都比较平缓；下半区的50/10在80年代出现上升，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下降；而上半区的90/50则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的水平。
最后，Bruce Meyer教授总结到，将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分时期来看，1980年以前表现为收入不平等下降、消费不平等略微上升；20世纪80年代两者都显著上升，而且收入不平等上升幅度远大于消费不平等上升幅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出现波动，而消费不平等则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Joseph Cherian（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如何保障退休居民收入免受通胀影响？
众所周知，许多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和中国在内，都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当传统的血缘纽带日渐衰弱，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淡化，私有部门和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便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Joseph Cherian教授介绍了新加坡老龄化情况。新加坡目前的出生率很低，大约与日本、香港处于同一水平，大约有10%的人口年龄大于65岁，预计202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一倍。退休金投资至少需要满足三点要求：第一，每个月能收到合理的退休金；第二，存续期不短于个人生命的存续期；第三，根据生活成本的上升进行指数化调整。一个理想的产品应该至少有不低于CPI增速的收益率。例如，一个有政府担保的通胀指数债券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但不幸的是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没有提供这种产品。所以，人们必须寻找次优的产品。一个小的主权国家可以有如下三种选择。首先是政府通过竞争性市场自行发行通胀指数化的债券，这是很多发达国家正在做的。其次，政府可以将养老基金投资于发达国家（G3或者G7）的通胀指数化的债券，并注意选择合适的权重，管理好本国的汇率以及其他风险敞口。最后一种方案是使用衍生品。
随后，Joseph Cherian教授详细介绍了以上三种选择。第一个选择的实例是美国的“保值国债”（TIPS）。这种国债的面值每6个月根据CPI调整，而利率则通过竞争性拍卖决定。这一市场在美国已经非常完善，也成为了世界最大的通胀指数债券市场。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较小不足以支持第一种选择，那么它可以拿出一部分的主权基金，投资于美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世界四大的通胀指数债券市场。由于这四个国家的通胀率各不相同，只要这四个市场的权重选择合适，就可以把这一投资的收益率调整到与本国的通胀率一致的水平之上。即便由于市场的波动导致了投资收益率和本国通胀率出现几个基点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被平均至0。如果使用通胀主权掉期，则完全不需要任何资本流动。这可以避免资本流动导致的热钱这一加剧经济波动的因素。虽然目前已经实施的主权国家间的货币掉期仅仅应用于应对潜在的金融危机，这一方案在养老基金投资方面也应该是可行的，成本也比前一方案更低。
吴斌珍（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授）：工资社保税与居民消费
首先，吴斌珍助教授阐述了研究的目的——解释中国储蓄之谜，即中国已经很高并且仍然不断上升的储蓄率是为何产生的。这个问题目前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例如魏尚进教授关于性别比增加储蓄动机的研究、姚洋教授关于结构失衡抑制消费的的研究以及李宏彬教授关于收入不平等抑制消费的研究。此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是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因为很多人把中国的高储蓄归结于完善的社保体系的缺乏。第二是家户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造成储蓄率的提高。
不同的解释便带来不同的政策建议。一方面，认为高储蓄率源于社保体系不完善的学者便会建议政府加大社保的资金投入，而这便需要政府增加税收才能保证财政平衡。另一方面，认为高储蓄率源于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过低的学者则会建议政府降低税收，以增加家庭收入比例。显然，这两者的政策建议是矛盾的。
事实上，当经济学家还在为哪个因素是引起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而争论的时候，政府已经出手了。作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组合拳之一，改善社保体系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了解增加工资社保税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多大的影响成了当务之急。
随后，吴斌珍助教授表示，在理论上，这一问题的结论是不清晰的，它取决于社保基金的收益率、是否存在借款限制以及储蓄的动机。之前的实证文献也得出了不同方向的结论。因此需要实证研究来测度工资社保税在中国的实际影响。此研究利用中国9个省2000-2006年家户调查数据，直接估计工资社保税变化对于消费的影响。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是将消费的对数值对收入的对数值进行回归，但这会产生遗漏变量问题，例如由于工作属性以及工龄的不同会导致实际社保税率的不同，以及部分家户没有被社保系统包括在内，例如，外资企业的工作往往比较有保障，并能按时缴纳社保税，因此这一遗漏变量会导致估计的不一致。
最后，吴斌珍助教授使用了城市平均社保税率以及平均社保覆盖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修正。由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工具变量有很大的变易度。正是由于近年来社保体系的完善，用于缴纳社保的工资税上升，从而导致了居民消费的下降。社保税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居民消费下降3.3%。样本观察期内家户的年均消费是23682元，3.3%相当于781元。社保税变化的效应在不同年龄组中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差异，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显示出了显著的不同，即低收入的家庭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而高收入人群则没有受到影响。
Janet Curri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抵押品罚没对健康的影响
首先，Janet Currie教授表示，在上一次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抵押品罚没达到了历史最高值。相比2007年，2009年的罚没房屋数上升了120%，达到282万。目前有很多对于罚没的各种影响研究，但尚未有人研究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关于抵押品罚没影响健康的途径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是心理压力。不但自身房屋遭罚没会引发心理压力，即便只是所居住的社区中有一些房屋遭罚没，也会因其导致自身的房屋价值下降而引起心理压力。其次是财富效应，因为遭遇罚没的家庭肯定都遭遇了财务危机，有文献表明健康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是正相关的，因此罚没也会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居民健康。
其次， Janet Currie教授使用2005至2009年美国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和新泽西三个州邮编级的罚没数、急诊数和住院数的数据分析罚没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州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房屋罚没数均列于全美前十位之中。
使用邮编级数据的好处是可以控制几乎所有的地区差异。从罚没数据来看，即便在同一个县域之内，不同的社区的罚没数量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在2009年，罚没数量最多的五分之一的邮编的平均数量达到200件，而最少的五分之一的邮编的罚没平均数量不到10件。
此研究考察非自愿性住院和急诊的数量之和。由于居民财务状况的变化会使其将门诊住院转为急诊住院，所以只考察门诊住院会导致数据污染。总体上看，2009年非自愿性住院和急诊的数量比2005年有所上升，而且高罚没的邮编区域的上升比低罚没区域要多。
房屋罚没对不同年龄的人群的就医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这可能和美国的医疗体制有关。在美国，65岁以上的人群享受政府的医疗保险，而年轻人则没有这一保险。此外，这一影响在种族之间也存在不同，这是因为少数族裔的社区往往受到更大的罚没冲击。
对于18-64岁的人群而言，这4年中平均的罚没数变化是58.5，平均的房产商拥有住宅数的变化是28.7。通过回归分析和推断可以得出相对于2005年，2009年代表性邮编区域由于不同原因的就医数量的百分比变化。变化最大的是由于自杀的就诊，这四年的就诊次数增加了23%，而其他病重的增加基本都在2%-5%之间。如果将白人和黑人分开来看，黑人的就诊次数上升普遍高于白人，大约在5%-9%，而白人大多在2%左右。
最后，Janet Currie教授认为下一步的研究，便是要确定这些增加的就诊的社会成本，从而使得政府在制定罚没政策时将其考虑进去。
（张牧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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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1-08-29 10:4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第22届东亚经济研讨会简报之三
2011年6月24日至6月25日，第22届东亚经济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我们分四期报道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道Bruce Meyer教授、Joseph Cherian教授、吴斌珍助教授和Janet Currie教授的演讲内容。
Bruce Meyer（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1960年以来消费与收入的不平等的趋势
在美国，消费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很多的利益，也会引起很多的争论。相比收入，消费是一个衡量不平等变化的更好的指标。同时，如何衡量消费和收入，对于最后得出的不平等程度的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因此合适的衡量标准是很重要的。
首先，Bruce Meyer教授对研究数据来源进行了说明。收入数据来源于“即期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1963-2009年的数据；消费数据来源于“消费者支出调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这一调查在1960-61年和1970-71年分别进行过一次，并在1980年以后每年都在进行。由于支出和消费并非同一概念，此研究做了如下调整：首先推算了自有住房和公租房的等值租金；其次将汽车消费换算出流量价值；最后调整了医疗保险的价值。
用消费衡量不平等比用收入衡量不平等更有优势的原因有二。第一，在概念上，消费相当于衡量持久收入，可以衡量长期不平等趋势而不受异质性冲击的影响，并且耐用品的消费以及保险的消费都可以计入其中；第二，在数据质量方面，许多人不愿意告诉调查人员自己的真实收入，尤其是高收入者，这样会造成样本的偏误。相反，对于消费的调查往往比较透明，受调查人难以也不太倾向隐藏自己的消费。
当然，不同商品消费的自报数据的准确性还是存在异质性的。有些商品的消费和其收入相比显得比较正常，而烟酒和服装的调查结果明显低于合理的消费比例。此研究使用上述报告中准确性较好的住房、家庭内食品消费以及交通费用来预测整体的消费情况，作为对调查所得的消费的一个调整。这一调整的回归的拟合系数达到0.72，因此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调整。
其次，Bruce Meyer教授使用三个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处于90%分位的家庭的收入/消费和处于10%分位的家庭的收入/消费之比（下称90/10）、处于的90%分位家庭的收入/消费和处于50%分位的家庭的收入/消费之比（下称90/50）以及处于50%分位的家庭的收入/消费和处于10%分位的家庭的收入/消费之比（下称50/10）。
从官方不平等指标来看，美国的这半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状况在不断恶化，税前的货币收入的90/10从9上升到了11。在根据家庭人口数进行了调整之后，不平等的程度有所降低，但趋势没有变化。如果使用税后收入，90/10基本变化不大，从5.5上升到了6左右。如果考虑到政府非现金转移，不平等比例就更小了。衡量下半区不平等程度的50/10指标在这50年中基本没有变化，基本在4左右徘徊；而衡量上半区不平等程度的90/50变化也不大，从2上升到了2.5。如果使用消费来衡量不平等，90/10在80年代存在显著的上升，而前后两个时期都比较平缓；下半区的50/10在80年代出现上升，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下降；而上半区的90/50则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的水平。
最后，Bruce Meyer教授总结到，将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分时期来看，1980年以前表现为收入不平等下降、消费不平等略微上升；20世纪80年代两者都显著上升，而且收入不平等上升幅度远大于消费不平等上升幅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出现波动，而消费不平等则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Joseph Cherian（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如何保障退休居民收入免受通胀影响？
众所周知，许多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和中国在内，都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当传统的血缘纽带日渐衰弱，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淡化，私有部门和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便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Joseph Cherian教授介绍了新加坡老龄化情况。新加坡目前的出生率很低，大约与日本、香港处于同一水平，大约有10%的人口年龄大于65岁，预计202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一倍。退休金投资至少需要满足三点要求：第一，每个月能收到合理的退休金；第二，存续期不短于个人生命的存续期；第三，根据生活成本的上升进行指数化调整。一个理想的产品应该至少有不低于CPI增速的收益率。例如，一个有政府担保的通胀指数债券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但不幸的是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没有提供这种产品。所以，人们必须寻找次优的产品。一个小的主权国家可以有如下三种选择。首先是政府通过竞争性市场自行发行通胀指数化的债券，这是很多发达国家正在做的。其次，政府可以将养老基金投资于发达国家（G3或者G7）的通胀指数化的债券，并注意选择合适的权重，管理好本国的汇率以及其他风险敞口。最后一种方案是使用衍生品。
随后，Joseph Cherian教授详细介绍了以上三种选择。第一个选择的实例是美国的“保值国债”（TIPS）。这种国债的面值每6个月根据CPI调整，而利率则通过竞争性拍卖决定。这一市场在美国已经非常完善，也成为了世界最大的通胀指数债券市场。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较小不足以支持第一种选择，那么它可以拿出一部分的主权基金，投资于美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世界四大的通胀指数债券市场。由于这四个国家的通胀率各不相同，只要这四个市场的权重选择合适，就可以把这一投资的收益率调整到与本国的通胀率一致的水平之上。即便由于市场的波动导致了投资收益率和本国通胀率出现几个基点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被平均至0。如果使用通胀主权掉期，则完全不需要任何资本流动。这可以避免资本流动导致的热钱这一加剧经济波动的因素。虽然目前已经实施的主权国家间的货币掉期仅仅应用于应对潜在的金融危机，这一方案在养老基金投资方面也应该是可行的，成本也比前一方案更低。
吴斌珍（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授）：工资社保税与居民消费
首先，吴斌珍助教授阐述了研究的目的——解释中国储蓄之谜，即中国已经很高并且仍然不断上升的储蓄率是为何产生的。这个问题目前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例如魏尚进教授关于性别比增加储蓄动机的研究、姚洋教授关于结构失衡抑制消费的的研究以及李宏彬教授关于收入不平等抑制消费的研究。此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是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因为很多人把中国的高储蓄归结于完善的社保体系的缺乏。第二是家户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造成储蓄率的提高。
不同的解释便带来不同的政策建议。一方面，认为高储蓄率源于社保体系不完善的学者便会建议政府加大社保的资金投入，而这便需要政府增加税收才能保证财政平衡。另一方面，认为高储蓄率源于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过低的学者则会建议政府降低税收，以增加家庭收入比例。显然，这两者的政策建议是矛盾的。
事实上，当经济学家还在为哪个因素是引起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而争论的时候，政府已经出手了。作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组合拳之一，改善社保体系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了解增加工资社保税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多大的影响成了当务之急。
随后，吴斌珍助教授表示，在理论上，这一问题的结论是不清晰的，它取决于社保基金的收益率、是否存在借款限制以及储蓄的动机。之前的实证文献也得出了不同方向的结论。因此需要实证研究来测度工资社保税在中国的实际影响。此研究利用中国9个省2000-2006年家户调查数据，直接估计工资社保税变化对于消费的影响。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是将消费的对数值对收入的对数值进行回归，但这会产生遗漏变量问题，例如由于工作属性以及工龄的不同会导致实际社保税率的不同，以及部分家户没有被社保系统包括在内，例如，外资企业的工作往往比较有保障，并能按时缴纳社保税，因此这一遗漏变量会导致估计的不一致。
最后，吴斌珍助教授使用了城市平均社保税率以及平均社保覆盖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修正。由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工具变量有很大的变易度。正是由于近年来社保体系的完善，用于缴纳社保的工资税上升，从而导致了居民消费的下降。社保税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居民消费下降3.3%。样本观察期内家户的年均消费是23682元，3.3%相当于781元。社保税变化的效应在不同年龄组中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差异，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显示出了显著的不同，即低收入的家庭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而高收入人群则没有受到影响。
Janet Curri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抵押品罚没对健康的影响
首先，Janet Currie教授表示，在上一次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抵押品罚没达到了历史最高值。相比2007年，2009年的罚没房屋数上升了120%，达到282万。目前有很多对于罚没的各种影响研究，但尚未有人研究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关于抵押品罚没影响健康的途径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是心理压力。不但自身房屋遭罚没会引发心理压力，即便只是所居住的社区中有一些房屋遭罚没，也会因其导致自身的房屋价值下降而引起心理压力。其次是财富效应，因为遭遇罚没的家庭肯定都遭遇了财务危机，有文献表明健康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是正相关的，因此罚没也会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居民健康。
其次， Janet Currie教授使用2005至2009年美国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和新泽西三个州邮编级的罚没数、急诊数和住院数的数据分析罚没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州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房屋罚没数均列于全美前十位之中。
使用邮编级数据的好处是可以控制几乎所有的地区差异。从罚没数据来看，即便在同一个县域之内，不同的社区的罚没数量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在2009年，罚没数量最多的五分之一的邮编的平均数量达到200件，而最少的五分之一的邮编的罚没平均数量不到10件。
此研究考察非自愿性住院和急诊的数量之和。由于居民财务状况的变化会使其将门诊住院转为急诊住院，所以只考察门诊住院会导致数据污染。总体上看，2009年非自愿性住院和急诊的数量比2005年有所上升，而且高罚没的邮编区域的上升比低罚没区域要多。
房屋罚没对不同年龄的人群的就医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这可能和美国的医疗体制有关。在美国，65岁以上的人群享受政府的医疗保险，而年轻人则没有这一保险。此外，这一影响在种族之间也存在不同，这是因为少数族裔的社区往往受到更大的罚没冲击。
对于18-64岁的人群而言，这4年中平均的罚没数变化是58.5，平均的房产商拥有住宅数的变化是28.7。通过回归分析和推断可以得出相对于2005年，2009年代表性邮编区域由于不同原因的就医数量的百分比变化。变化最大的是由于自杀的就诊，这四年的就诊次数增加了23%，而其他病重的增加基本都在2%-5%之间。如果将白人和黑人分开来看，黑人的就诊次数上升普遍高于白人，大约在5%-9%，而白人大多在2%左右。
最后，Janet Currie教授认为下一步的研究，便是要确定这些增加的就诊的社会成本，从而使得政府在制定罚没政策时将其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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