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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11年第019期（总第947期）第13届 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
发布日期：2011-08-29 10:4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第13届 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
简报之二
2011年6月29日至7月1日，第13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五期报告此次年会的内容。本期简报记录的是Martin Schneider教授、魏尚进教授、何帆研究员、Bentley MacLeod教授、周黎安教授和李桃教授的演讲。
Martin Schneider（斯坦福大学教授）：借款和住房价格
首先，Martin Schneider教授从实际的观察中提出问题，来自加州圣迭戈（San Diego County）的数据显示不同价值的住房的资本回报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传统的包含房屋资产的资产定价模型认为所有住房投资的资本收益率是相同的，理论和实际的不匹配引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如何解释住房市场资本收益率存在的异质性，他认为在包括房屋的定价模型中应该考虑房屋的质量差异、房屋的不可分性以及购房者的个人特征，并在新的模型框架中评估不同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异质性的解释力。
在简要回顾了该领域的文献之后，Martin Schneider教授介绍了新的理论模型的主要内容，该模型考虑住房和计价物两种商品，模型主要的特征是住房存在质量的差异，购房者则持有不同的现金量，由此可以计算出住房的定价方程。他随后用一个特例来评估了模型的定性表现，并考虑了不同的效用函数设定或不同的住房质量分布带来的不同结果。从模型中可以发现，如果交易的住房在低端和高端更为集中，或者穷的购房者的房屋需求更高，模型都会得出低端住房的资本回报率更高的结论。该结果与住房可分的定价模型的预测完全不同，在该类模型中，资本回报率在所有住房中相同且很低。
随后，Martin Schneider教授考虑了模型的定量影响。在定量模型中，采取的是更为一般的偏好形式，家户可以在住房和短期无风险资产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购房必需满足一定的首付要求。利用圣迭戈2000年的住房价格编制的房屋质量指数，并在定量模型的数值模拟中预测了圣迭戈2005年的住房价格，他发现预测值与真实值在大部分情况下表现出了相同的变化趋势。
在最后的总结中，Martin Schneider教授指出，在2000年之后的住房市场上，低端住房存在着较强的繁荣-衰退周期，交易住房的质量分布在繁荣期存在肥尾现象。结合这些事实，新的定价模型可以解释房屋资产回报率的异质性。
魏尚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婚姻竞争和住房市场特征
首先，魏尚进教授通过一些事实来引出研究的问题，美国的房价收入比近年一直在升高，而中国的房价问题则更为严重，数据显示中国的房价指数在2000年之后有了飞速上升，2005年，中国房价月收入比为80，房价月租金比为350，这两项指标都远高于美国，房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居民关注的焦点。如何解释房价飞涨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提出了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政府卖地推动等多种解释，魏尚进教授则提出了性别比恶化推高房价的新观点。
房屋财产相对于其它财产更能体现个人财富水平，从而给房屋拥有者在婚姻市场上提供更强的竞争力，因此在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男性对房屋的高需求会推高房屋价格和房价租金比。基于以上的思想，魏尚进教授在一个代际交叠的模型中引入性别差异，发现性别比的恶化可以推高房价和房价租金比。
随后，魏尚进教授展示了实证证据对理论假设的支持情况。考虑到中国在2000之后性别比的恶化和房价上涨的同时性，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情况。魏教授及其合作者发现，房屋拥有者相对于无房者更易于找到配偶，性别比恶化推动家庭购买更大更贵的住房，而租金率反而随男女性别比的提高而降低，因此，性别比的失衡确实推高了房价以及房价租金比。在考虑性别比的一般均衡影响时，他指出，性别比的恶化推高了房价，住房面积，房价收入比等指标，这一结果在农村和城市都成立。如果考虑性别问题的内生性以及数据的测量误差等问题，性别比提高6个基点可以带来房价10.62%的上涨。
最后，魏尚进教授总结自己的研究指出，由于拥有住房可以带来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性别比的恶化推动了人们购买更大更贵的房屋，从而挤压了其它商品的消费，这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这些问题在将来的十年可能会由于性别比的继续恶化而变得更加严重。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动和住房价格
何帆研究员同样关注人口结构变动对房价的作用，不过研究的重点转为抚养比变化带来的影响。近十年来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有了很大的下降，住房价格在这段时间则有很快的上升，来自OECD的跨国证据显示人口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往往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这些事实指向了抚养比推高房价的研究。
简要回顾文献之后，何帆研究员首先回顾了解放之后中国的几次婴儿潮现象，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86-1990年，这部分人口占现在总人口的10%并在最近开始进入婚姻市场，可能是房价上升的背后推动因素。随后，何帆研究员分析了中国不同年龄段房屋资产持有的情况。数据显示，房屋资产持有在20-30岁之间有显著上升，然后缓慢上升到50岁之后开始下降。他认为，这些证据指向一个可能性，年轻人数量的增长可能带来房屋需求的上升。
其后的计量分析确证了这一影响，何帆研究员利用住房资产持有的数据构建了中国住房市场的曼昆-威尔指数（Mankiw and Weil index），发现这一指数在1998年之后快速上升，而在回归分析中则发现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对这一指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最后一次婴儿潮带来的人口抚养比的降低，特别是20-30岁年轻人的抚养比的降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最近的房价上涨。何教授指出，这一结果在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之后依然成立。
最后，何帆研究员总结了自己的研究。他指出，2000-2009年间人口抚养比和房价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因为人口抚养比要比房价更为外生，因此抚养比可能是房价上涨的背后驱动因素，实证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果。何教授的研究同时发现，20-30岁的年轻人的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尤其显著，考虑到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他预测中国的房价在2015年之后会更加稳定。
Bentley MacLeod（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反柠檬效应和教育市场
首先，Bentley Macleod教授介绍了研究的基本情况，从1962年Friedman对于声誉的研究出发，Bentley Macleod教授考虑在学校声誉对未来的工资决定有影响的情况下，学生和学校如何匹配以及学校声誉的建立问题。随后，Bentley Macloed教授介绍了模型尝试解释的经验事实：学校间存在竞争，但竞争并没有显著提高学校表现；家长偏好表现好的学校，但同群效应（peer effect）并不显著；学校声誉只对个人生涯早期的工资有影响；入学后学生努力程度下降。
接下来，Bentley Macleod教授简要介绍模型的主要框架，模型中学生有能力和家庭背景的差异，学生可以选择公立学校、非选择性的私立学校和选择性的私立学校，学生通过理性预期将来的雇佣结果来选择现在的努力程度，劳动力市场则通过学校声誉来判断学生能力从而提供一个与能力期望相等的工资水平。他指出，以上的模型设定可以得到以下的结果，只有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学校进入市场，学生偏好更好的学校，因此差的学校会被逐出市场，从而形成一种“反柠檬效应”，而竞争的引入则降低了低能力学生的收入水平。
模型的这些结果意味着学生会偏好于有更好声誉的学校，即使这些学校并不能给学生带来更多的能力提升，学校的声誉则会因为吸引更好的学生而得以提升，因此，学生和雇主都能意识到学校声誉所传递的信息。在检验了有关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经验研究之后，Bentley Macleod教授发现模型的这些预测与经验研究的结论相一致。
最后，Bentley Macleod教授总结了以上的研究结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政策建议。他指出，在设计竞争性的学校政策的同时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分层现象，这会导致现有的教育机制并不是最优的；另外，引入一个全国性的考试机制可能会提高学生的努力程度和技能水平，关键在于这样的考试是不是能与将来的工资水平挂钩；最后，一个有管理的竞争机制可能要好过完全竞争机制，也要好过政府完全提供教育服务。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从中国的学校改革估计教育回报率
首先，周黎安教授指出，现有的大量研究已经估计过教育回报率，因为其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往往是现有研究关注的重点。通过简要回顾了一些重要研究的方法和结果，他指出，现有的研究中国教育回报率的文献使用父母的教育水平或者配偶的教育水平作工具变量，这些变量往往不够外生，因此估计的结果并不精确。此研究则尝试使用中国教育年限改革过程中各地区政策执行的时间差异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随后，周黎安教授介绍了中国教育年限改革的基本情况。1978年之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主要是5+2+2（小学+初中+高中），而之后教育体制则开始慢慢转变为5+3+3，各地区实行该项政策的步调是不一致的，因此，在别的方面完全相同的学生可能会接受不同水平的教育。周黎安教授利用政策实施的这种时间差异构造了新的更具外生性的工具变量。这一工具变量具有如下优点：首先，学校改革往往是从好学校延伸至差学校，从城市延伸到农村，而学校的质量是预先确定的，因此政策的推行是外生的；其次，因为中国的户口制度，教育改革带来的内生性的移民可以忽略。
接下来，周黎安教授展示了主要的回归结果。在工具变量的估计中，对于从20世纪80年左右开始接受教育的人来说，额外一年的教育可以在2002年带来超过15%的收入提高。相比于OLS的回归结果，这一结果要扩大了1倍左右，且该结果在控制了各种个人特征，人群构成差异，地区和学校差异后仍然成立，这一结果同时与之前的研究中国教育回报率的结果相一致。
最后，周黎安教授总结了他的研究，他指出，通过使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学校改革带来的外生影响，可以更精确地估计中国的教育回报率，额外一年的教育可以带来15.4%-16.4%的收入提高，这要比OLS方法估计的结果要高得多。
李桃（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代际身份继承和婚姻分层
李桃教授研究了中国的婚姻分层问题，这一分层往往来自于户口的差异，往往发生在城市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
首先，李桃教授指出很多社会都存在着限制跨社会地位婚姻中子女地位继承的制度，比如说印度的种姓制度，欧洲的贵族制度，这样会造成一种婚姻分层现象，婚姻往往发生在地位相同的人之间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这样可以保证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的身份地位。通过对中国的户口继承制度在1998年所实行的改革带来的影响的研究，李教授尝试为这一论点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其次，李桃教授简要介绍了中国的户口制度。户口制度源自于大饥荒时代限制内部移民的目的，现在则意味着不同的福利水平和工作机会，1998年之前，子女只可以继承母亲的城市户口而不能继承父亲的城市户口，1998年之后，政策则变化为子女可以继承父母双方的城市户口，这一变化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环境来研究对子女身份的考虑与配偶选择的关系。
再次，李桃教授介绍了主要的研究结果。中国的内部移民一直在增加，但城市居民和移民结婚的比例并没有很快的提高，考虑到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很强的歧视移民的倾向，这一结果与预期不符，并且，在实际的跨省婚姻中，城市女性要多于城市男性，高教育水平的人群比例要高于低教育水平的人群，这一现象在1998年之后有所缓解，因此可以使用一个DID（difference in difference）的回归策略来量化分析这一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1998年之前，男性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结婚的可能性要显著地低于女性城市居民，而在1998年之后，男性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结婚的可能性有显著上升，这一效应在移民程度高的地区和低教育水平的人口中尤为强烈，且在稳健性检验中保持显著。
最后，李桃教授总结了他的研究，他指出，放松对户口继承的限制可以减少婚姻分层的现象，一个白人之所以和白人结婚并不是因为对方是白人，而是由于他们的子女可以确定是白人，这一结论可能对不平等的持续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杭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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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 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
简报之二
2011年6月29日至7月1日，第13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五期报告此次年会的内容。本期简报记录的是Martin Schneider教授、魏尚进教授、何帆研究员、Bentley MacLeod教授、周黎安教授和李桃教授的演讲。
Martin Schneider（斯坦福大学教授）：借款和住房价格
首先，Martin Schneider教授从实际的观察中提出问题，来自加州圣迭戈（San Diego County）的数据显示不同价值的住房的资本回报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传统的包含房屋资产的资产定价模型认为所有住房投资的资本收益率是相同的，理论和实际的不匹配引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如何解释住房市场资本收益率存在的异质性，他认为在包括房屋的定价模型中应该考虑房屋的质量差异、房屋的不可分性以及购房者的个人特征，并在新的模型框架中评估不同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异质性的解释力。
在简要回顾了该领域的文献之后，Martin Schneider教授介绍了新的理论模型的主要内容，该模型考虑住房和计价物两种商品，模型主要的特征是住房存在质量的差异，购房者则持有不同的现金量，由此可以计算出住房的定价方程。他随后用一个特例来评估了模型的定性表现，并考虑了不同的效用函数设定或不同的住房质量分布带来的不同结果。从模型中可以发现，如果交易的住房在低端和高端更为集中，或者穷的购房者的房屋需求更高，模型都会得出低端住房的资本回报率更高的结论。该结果与住房可分的定价模型的预测完全不同，在该类模型中，资本回报率在所有住房中相同且很低。
随后，Martin Schneider教授考虑了模型的定量影响。在定量模型中，采取的是更为一般的偏好形式，家户可以在住房和短期无风险资产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购房必需满足一定的首付要求。利用圣迭戈2000年的住房价格编制的房屋质量指数，并在定量模型的数值模拟中预测了圣迭戈2005年的住房价格，他发现预测值与真实值在大部分情况下表现出了相同的变化趋势。
在最后的总结中，Martin Schneider教授指出，在2000年之后的住房市场上，低端住房存在着较强的繁荣-衰退周期，交易住房的质量分布在繁荣期存在肥尾现象。结合这些事实，新的定价模型可以解释房屋资产回报率的异质性。
魏尚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婚姻竞争和住房市场特征
首先，魏尚进教授通过一些事实来引出研究的问题，美国的房价收入比近年一直在升高，而中国的房价问题则更为严重，数据显示中国的房价指数在2000年之后有了飞速上升，2005年，中国房价月收入比为80，房价月租金比为350，这两项指标都远高于美国，房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居民关注的焦点。如何解释房价飞涨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提出了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政府卖地推动等多种解释，魏尚进教授则提出了性别比恶化推高房价的新观点。
房屋财产相对于其它财产更能体现个人财富水平，从而给房屋拥有者在婚姻市场上提供更强的竞争力，因此在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男性对房屋的高需求会推高房屋价格和房价租金比。基于以上的思想，魏尚进教授在一个代际交叠的模型中引入性别差异，发现性别比的恶化可以推高房价和房价租金比。
随后，魏尚进教授展示了实证证据对理论假设的支持情况。考虑到中国在2000之后性别比的恶化和房价上涨的同时性，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情况。魏教授及其合作者发现，房屋拥有者相对于无房者更易于找到配偶，性别比恶化推动家庭购买更大更贵的住房，而租金率反而随男女性别比的提高而降低，因此，性别比的失衡确实推高了房价以及房价租金比。在考虑性别比的一般均衡影响时，他指出，性别比的恶化推高了房价，住房面积，房价收入比等指标，这一结果在农村和城市都成立。如果考虑性别问题的内生性以及数据的测量误差等问题，性别比提高6个基点可以带来房价10.62%的上涨。
最后，魏尚进教授总结自己的研究指出，由于拥有住房可以带来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性别比的恶化推动了人们购买更大更贵的房屋，从而挤压了其它商品的消费，这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这些问题在将来的十年可能会由于性别比的继续恶化而变得更加严重。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动和住房价格
何帆研究员同样关注人口结构变动对房价的作用，不过研究的重点转为抚养比变化带来的影响。近十年来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有了很大的下降，住房价格在这段时间则有很快的上升，来自OECD的跨国证据显示人口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往往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这些事实指向了抚养比推高房价的研究。
简要回顾文献之后，何帆研究员首先回顾了解放之后中国的几次婴儿潮现象，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86-1990年，这部分人口占现在总人口的10%并在最近开始进入婚姻市场，可能是房价上升的背后推动因素。随后，何帆研究员分析了中国不同年龄段房屋资产持有的情况。数据显示，房屋资产持有在20-30岁之间有显著上升，然后缓慢上升到50岁之后开始下降。他认为，这些证据指向一个可能性，年轻人数量的增长可能带来房屋需求的上升。
其后的计量分析确证了这一影响，何帆研究员利用住房资产持有的数据构建了中国住房市场的曼昆-威尔指数（Mankiw and Weil index），发现这一指数在1998年之后快速上升，而在回归分析中则发现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对这一指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最后一次婴儿潮带来的人口抚养比的降低，特别是20-30岁年轻人的抚养比的降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最近的房价上涨。何教授指出，这一结果在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之后依然成立。
最后，何帆研究员总结了自己的研究。他指出，2000-2009年间人口抚养比和房价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因为人口抚养比要比房价更为外生，因此抚养比可能是房价上涨的背后驱动因素，实证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果。何教授的研究同时发现，20-30岁的年轻人的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尤其显著，考虑到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他预测中国的房价在2015年之后会更加稳定。
Bentley MacLeod（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反柠檬效应和教育市场
首先，Bentley Macleod教授介绍了研究的基本情况，从1962年Friedman对于声誉的研究出发，Bentley Macleod教授考虑在学校声誉对未来的工资决定有影响的情况下，学生和学校如何匹配以及学校声誉的建立问题。随后，Bentley Macloed教授介绍了模型尝试解释的经验事实：学校间存在竞争，但竞争并没有显著提高学校表现；家长偏好表现好的学校，但同群效应（peer effect）并不显著；学校声誉只对个人生涯早期的工资有影响；入学后学生努力程度下降。
接下来，Bentley Macleod教授简要介绍模型的主要框架，模型中学生有能力和家庭背景的差异，学生可以选择公立学校、非选择性的私立学校和选择性的私立学校，学生通过理性预期将来的雇佣结果来选择现在的努力程度，劳动力市场则通过学校声誉来判断学生能力从而提供一个与能力期望相等的工资水平。他指出，以上的模型设定可以得到以下的结果，只有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学校进入市场，学生偏好更好的学校，因此差的学校会被逐出市场，从而形成一种“反柠檬效应”，而竞争的引入则降低了低能力学生的收入水平。
模型的这些结果意味着学生会偏好于有更好声誉的学校，即使这些学校并不能给学生带来更多的能力提升，学校的声誉则会因为吸引更好的学生而得以提升，因此，学生和雇主都能意识到学校声誉所传递的信息。在检验了有关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经验研究之后，Bentley Macleod教授发现模型的这些预测与经验研究的结论相一致。
最后，Bentley Macleod教授总结了以上的研究结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政策建议。他指出，在设计竞争性的学校政策的同时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分层现象，这会导致现有的教育机制并不是最优的；另外，引入一个全国性的考试机制可能会提高学生的努力程度和技能水平，关键在于这样的考试是不是能与将来的工资水平挂钩；最后，一个有管理的竞争机制可能要好过完全竞争机制，也要好过政府完全提供教育服务。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从中国的学校改革估计教育回报率
首先，周黎安教授指出，现有的大量研究已经估计过教育回报率，因为其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往往是现有研究关注的重点。通过简要回顾了一些重要研究的方法和结果，他指出，现有的研究中国教育回报率的文献使用父母的教育水平或者配偶的教育水平作工具变量，这些变量往往不够外生，因此估计的结果并不精确。此研究则尝试使用中国教育年限改革过程中各地区政策执行的时间差异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随后，周黎安教授介绍了中国教育年限改革的基本情况。1978年之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主要是5+2+2（小学+初中+高中），而之后教育体制则开始慢慢转变为5+3+3，各地区实行该项政策的步调是不一致的，因此，在别的方面完全相同的学生可能会接受不同水平的教育。周黎安教授利用政策实施的这种时间差异构造了新的更具外生性的工具变量。这一工具变量具有如下优点：首先，学校改革往往是从好学校延伸至差学校，从城市延伸到农村，而学校的质量是预先确定的，因此政策的推行是外生的；其次，因为中国的户口制度，教育改革带来的内生性的移民可以忽略。
接下来，周黎安教授展示了主要的回归结果。在工具变量的估计中，对于从20世纪80年左右开始接受教育的人来说，额外一年的教育可以在2002年带来超过15%的收入提高。相比于OLS的回归结果，这一结果要扩大了1倍左右，且该结果在控制了各种个人特征，人群构成差异，地区和学校差异后仍然成立，这一结果同时与之前的研究中国教育回报率的结果相一致。
最后，周黎安教授总结了他的研究，他指出，通过使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学校改革带来的外生影响，可以更精确地估计中国的教育回报率，额外一年的教育可以带来15.4%-16.4%的收入提高，这要比OLS方法估计的结果要高得多。
李桃（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代际身份继承和婚姻分层
李桃教授研究了中国的婚姻分层问题，这一分层往往来自于户口的差异，往往发生在城市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
首先，李桃教授指出很多社会都存在着限制跨社会地位婚姻中子女地位继承的制度，比如说印度的种姓制度，欧洲的贵族制度，这样会造成一种婚姻分层现象，婚姻往往发生在地位相同的人之间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这样可以保证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的身份地位。通过对中国的户口继承制度在1998年所实行的改革带来的影响的研究，李教授尝试为这一论点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其次，李桃教授简要介绍了中国的户口制度。户口制度源自于大饥荒时代限制内部移民的目的，现在则意味着不同的福利水平和工作机会，1998年之前，子女只可以继承母亲的城市户口而不能继承父亲的城市户口，1998年之后，政策则变化为子女可以继承父母双方的城市户口，这一变化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环境来研究对子女身份的考虑与配偶选择的关系。
再次，李桃教授介绍了主要的研究结果。中国的内部移民一直在增加，但城市居民和移民结婚的比例并没有很快的提高，考虑到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很强的歧视移民的倾向，这一结果与预期不符，并且，在实际的跨省婚姻中，城市女性要多于城市男性，高教育水平的人群比例要高于低教育水平的人群，这一现象在1998年之后有所缓解，因此可以使用一个DID（difference in difference）的回归策略来量化分析这一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1998年之前，男性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结婚的可能性要显著地低于女性城市居民，而在1998年之后，男性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结婚的可能性有显著上升，这一效应在移民程度高的地区和低教育水平的人口中尤为强烈，且在稳健性检验中保持显著。
最后，李桃教授总结了他的研究，他指出，放松对户口继承的限制可以减少婚姻分层的现象，一个白人之所以和白人结婚并不是因为对方是白人，而是由于他们的子女可以确定是白人，这一结论可能对不平等的持续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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