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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11年第021期（总第949期）第13届 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四
发布日期：2011-08-29 10:4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第13届 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
简报之四
2011年6月29日至7月1日，第13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五期报告此次年会的内容。本期简报记录的是李成博士、David Scharfstein教授、鞠建东教授、吴斌珍助教授、Roger Gordon教授和张帆教授的演讲。
李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潜力和未来趋势
首先，李成博士介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中国的崛起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影响到世界其它国家，逐步参与到了全球治理之中。中国实施了走出去的战略，而人民币国际化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可以作为交易中介、计价工具和价值储存手段。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益处在于，消除汇率风险、获取铸币税、进行外部融资、使中国金融制度具有竞争性优势以及减轻了美元霸权导致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使许多亚洲国家受益。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在于，使中国经济遭受更多的外部风险；挑战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损害了当前存在的国际货币的利益，特别是美元和日元。
其次，李成博士研究了国际货币使用的决定性因素。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占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解释变量为GDP、金融发展、货币政策质量、货币发行量、稳定性以及国家风险。使用的样本范围为1980-2009的跨国数据。根据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并结合了2009年中国的数据，李成博士发现人民币是仅次于美元、欧元的第三个重要的国际货币，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平均而言应该在6%至7%之间。与实际情况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还在临界值一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大量空间。
最后，李成博士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够通过一个双轨的任务来实现。一方面，人民币需要获得地区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改革国内的金融体系，实现亚洲货币的合作，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和改革措施。其中更深层次的改革包括：由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具有更高流动性的中国短期债券市场；利率自由化；汇率制度更富有弹性以及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David Scharfstein（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住房融资和金融稳定性
首先，David Scharfstein教授表示，次级房贷的证券化导致了美国房屋价格的高涨，房地产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房屋净值贷款进一步恶化了住房市场的破产情况。次贷房贷的证券化是由监管套利和对安全金融工具增加的需求产生的，而不断增加的全球财富导致了对安全性流动资产的需求的增加，作为次贷按揭抵押债券的买者和贷款担保人的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使危机更加恶化。
其次，David Scharfstein教授介绍了奥巴马政府对住房改革的建议。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要逐渐的关闭。这其中有两个选择，第一，将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彻底私有化；第二，将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私有化，但是政府作为最后的担保人。此外，私有抵押信贷需要更好的监管，包括使用新的方法来管制证券化的程度。
住房是人们最大的财富之一，金融企业也容易暴露于房地产，所以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会缩减它们贷款的意愿。私有化将会增加对银行和私人抵押信贷证券化的依赖，使银行暴露于抵押贷款的风险，另外，存款保险和“太大而不能倒”的信念，也能够使政府面临更多的风险，将住房的不利冲击传递到其它的市场，比如企业贷款市场。
最后，David Scharfstein教授讲到，住房信贷改革的目标是金融稳定性。住房信贷改革的可能性目标包括，减少住房信贷供给的过度波动性；保护金融体系不受到住房市场的不利冲击。具体而言，需要做到消除住房信贷中的繁荣与萧条相互循环的周期；保护金融系统，预防住房市场的崩溃；当出现较为严重的财政压力时，支持住房信贷。因此，政府需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比如，制定规章制度以控制抵押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风险；使银行资本和流动性达到一定的要求；在出现较为严重财政压力的时候，政府需要作为新发行的按揭抵押证券的最后担保人。
鞠建东（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工业动态趋势和经济增长
首先，鞠建东教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现有对结构转型的文献，主要关注于部门总量的变动，比如，三部门增长模型的建立以反映Kaldor事实，即总产出增长率、资本产出比、真实利率和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对稳定性。此外，两部门增长模型同样概括了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的进程。这些研究并没有将各个部门进行细化，由于各个部门包括不同行业，这些行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那么这些行业在经济结构转型中是否具有可概括的特征事实呢？其背后又有怎样的理论来支持呢？
其次，鞠建东教授跳出当前研究普遍采用的两部门和三部门模型，建立了一个多行业和两要素投入的理论模型来阐述其观点。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和求解，可以得到一个连贯性定理（Coherence Theorem），即给定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投入，存在一个临界行业，使得当资本禀赋更丰富时，所有比该临界行业的资本更密集的行业会增加其产出，而所有比该临界行业的资本更稀缺的行业会缩减其产出，而且这个临界行业也会不断增加资本密集度。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由于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基本的行业会呈现出倒V字型的形状。
最后，鞠建东教授使用1958-2005年NBER-CES美国制造业的数据，采取了6位数的北美工业分类系统代码，覆盖了制造业部门473个行业，对美国制造业行业的动态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了四个特征事实。第一，不同的资本密集度和生产率会导致行业动态变化趋势的异质性；第二，工业增加值和就业率会呈现出倒V字型的变化形态；第三，行业的要素密集度越偏离资源禀赋结构，这个行业的产出就越低；第四，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那么该行业达到倒V字型的峰值就越迟。
吴斌珍（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授）：工资社保税和居民消费
首先，吴斌珍助教授介绍了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中国储蓄之谜，即中国已经很高并且仍然不断上升的储蓄率是为何产生的。这个问题目前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例如魏尚进教授关于性别比增加储蓄动机的研究、姚洋教授关于结构失衡抑制消费的的研究，以及李宏彬关于收入不平等抑制消费的研究。此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是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因为很多人把中国的高储蓄归结于完善的社保体系的缺乏。第二是家户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造成储蓄率的提高。
不同的解释便带来不同的政策建议。一方面，认为高储蓄率源于社保体系不完善的学者便会建议政府加大社保的资金投入，而这便需要政府增加税收才能保证财政平衡。另一方面，认为高储蓄率源于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过低的学者则会建议政府降低税收，以增加家庭收入比例。显然，这两者的政策建议是矛盾的。
其次，吴斌珍助教授利用中国9个省2000-2006年家户调查数据，直接估计工资税变化对于消费的影响。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是将消费的对数值对收入的对数值进行回归，但这会产生遗漏变量问题，例如，外资企业的工作往往比较有保障，并能按时缴纳社保税，因此这一遗漏变量会导致估计参数的不一致。
最后，吴斌珍助教授使用了城市平均社保税率以及平均社保覆盖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修正。由第一阶段回归可以看出这些工具变量效力很强，也有很大的变易度。研究发现，正是由于近年来社保体系的完善，用于缴纳社保的工资税上升，从而导致了居民消费的下降。社保税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居民消费下降3.3%。社保税变化的效应在不同年龄组中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差异，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显示出了显著的不同，即低收入的家庭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而高收入人群则没有受到影响。
Roger Gordo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企业税的角色
首先，Roger Gordon教授提供一个企业税过去研究的回顾——企业税的角色和其经济效果。企业税如何设计呢？如何选择企业税的税基和税率呢？目前，虽然大量文献讨论了个人所得税，但是却缺乏一个清晰的框架来对企业税进行讨论。
理论上，不管收入的来源，理想的税率应当一样。如果基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差异不会产生任何效率的改进和股权的收入，那么理想税率应当一样的命题便是真命题。企业税的税基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任何企业收入，在个人所得税制下已经完全可以征税的便不能作为企业税的税基。如果税率设定不当，那么收入便会有动机从高税率的地方转移到低税率的地方。
其次，Roger Gordon教授认为企业税会产生扭曲，因为使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相等是具有一定难度的。比如，个人所得税在不同纳税个体中会存在变化，这归因于进取的个人税收计划；对资本利得征的实际税也会发生变化，这归因于什么时候出售股权；企业税率也会发生的变化，这取决于商业损失。因此，企业税产生的扭曲取决于，税收组织形式的选择，是征收企业税还是非企业税，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的选择以及补偿形式的选择。
企业税造成扭曲的大小，取决于每个个体的税率。税收扭曲对于因纳税而受到严重损失的企业更大，比如刚成立的企业。在个人税收改革与企业税方面，许多扭曲取决于个人收入所得税和企业税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个人和企业的税率互相影响。
最后，Roger Gordon教授总结到，如果没有个人所得税，那么企业税便是对收入来源的最终税收，这意味着不需要减少个体的收入。如果企业税存在税收减免，但是个人税收没有，收入便会发生转移，这会产生极大的扭曲。事实上，企业税可以作为个人所得税的依托，预防通过转移普通收入为企业股票的资本利得来进行避税的行为。企业税的设计应当与个人所得税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许多扭曲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张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主要产业的市场化改革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不同产业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相同。张帆教授详细阐述了电信、航空和铁路业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对于电信业，在1994年以前，邮电部通过中国电信提供电信服务。中国政府于1994年开始改革，打破中国电信的垄断地位，成立了一个新的竞争者中国联通。这被认为是另外一个利益集团的寻租过程。事实上，由于资源的限制，中国联通很难与中国电信进行竞争。到了1999年，电信行业进行了第一次重组，将中国电信业务分成了三个部分，固定电话业务、移动通讯业务和卫星通讯业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和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相继被创建，分别负责移动通讯业务和卫星通讯业务，但是中国电信依然具有固定电话业务的垄断地位。
第二次重组发生在2002年，中国政府在地理位置上将中国电信划分为北边的中国电信和南边的中国网通，中国网通拥有原中国电信的30%的网络资源。中国铁通也与2000年建立。这一次重组创造了6个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卫通、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
在2008年，政府宣布了第三次电信重组，中国电信购买了中国联通的CDMA网络，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重组合并，中国卫通合并到了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合并到了中国移动。这一次改革将6个主要的电信运营商合并到为三个大小规模类似的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总言之，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电信产业由一个国家垄断的行业转变为国家寡头的行业。
对于航空业而言，在1985年，中国民航总局的管理功能从企业功能中分离出来，此后，它逐渐转变为管理机构，对航空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规划负责。从1987到1991年，6个主要的航空公司也从中国民航总局中分离出来。在1994年，航空公司变为了40多个。随后，中国民航总局停止了颁布新的航空公司执照，同时，中国民航总局取消了一个航空公司，并允许小的航空公司被大的航空公司接管。
当前，中国客运航空业主要由三个国有航空公司控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因此，该行业由于缺乏私人运营者，而只存在有限的竞争。中国政府在2004年开始了价格改革，使得价格管制程度下降，对于国内货载航班，政府制定基础价格和价格浮动的幅度，使得航空公司可以决定价格，而对于短期的航线，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
铁路改革落后于其它行业的改革。铁道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一个运营单位。张帆教授认为一个行业的物理特性和财务特性是关键。对改革政府要考虑两个方面，即效率和社会的稳定性。改革起始的动力便是融资的考虑和效率。当改革进行下去，领导者便开始考虑社会稳定性。对于社会和政府而言，产业相对重要性是决定哪个产业改革顺利的关键因素。产业的大小规模和增长是影响一致性的重要因素。中国渐进式改革通常从规模小的或者不重要部门开始。改革的部门较未改革部门增加更为迅速。这又反过来使得未改革的部门更不重要，成为下一个改革的目标。为了抵制改革，未改革部门也试图增长更快，维持其重要性。
（余静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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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1-08-29 10:4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第13届 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
简报之四
2011年6月29日至7月1日，第13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五期报告此次年会的内容。本期简报记录的是李成博士、David Scharfstein教授、鞠建东教授、吴斌珍助教授、Roger Gordon教授和张帆教授的演讲。
李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潜力和未来趋势
首先，李成博士介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中国的崛起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影响到世界其它国家，逐步参与到了全球治理之中。中国实施了走出去的战略，而人民币国际化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可以作为交易中介、计价工具和价值储存手段。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益处在于，消除汇率风险、获取铸币税、进行外部融资、使中国金融制度具有竞争性优势以及减轻了美元霸权导致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使许多亚洲国家受益。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在于，使中国经济遭受更多的外部风险；挑战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损害了当前存在的国际货币的利益，特别是美元和日元。
其次，李成博士研究了国际货币使用的决定性因素。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占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解释变量为GDP、金融发展、货币政策质量、货币发行量、稳定性以及国家风险。使用的样本范围为1980-2009的跨国数据。根据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并结合了2009年中国的数据，李成博士发现人民币是仅次于美元、欧元的第三个重要的国际货币，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平均而言应该在6%至7%之间。与实际情况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还在临界值一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大量空间。
最后，李成博士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够通过一个双轨的任务来实现。一方面，人民币需要获得地区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改革国内的金融体系，实现亚洲货币的合作，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和改革措施。其中更深层次的改革包括：由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具有更高流动性的中国短期债券市场；利率自由化；汇率制度更富有弹性以及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David Scharfstein（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住房融资和金融稳定性
首先，David Scharfstein教授表示，次级房贷的证券化导致了美国房屋价格的高涨，房地产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房屋净值贷款进一步恶化了住房市场的破产情况。次贷房贷的证券化是由监管套利和对安全金融工具增加的需求产生的，而不断增加的全球财富导致了对安全性流动资产的需求的增加，作为次贷按揭抵押债券的买者和贷款担保人的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使危机更加恶化。
其次，David Scharfstein教授介绍了奥巴马政府对住房改革的建议。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要逐渐的关闭。这其中有两个选择，第一，将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彻底私有化；第二，将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私有化，但是政府作为最后的担保人。此外，私有抵押信贷需要更好的监管，包括使用新的方法来管制证券化的程度。
住房是人们最大的财富之一，金融企业也容易暴露于房地产，所以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会缩减它们贷款的意愿。私有化将会增加对银行和私人抵押信贷证券化的依赖，使银行暴露于抵押贷款的风险，另外，存款保险和“太大而不能倒”的信念，也能够使政府面临更多的风险，将住房的不利冲击传递到其它的市场，比如企业贷款市场。
最后，David Scharfstein教授讲到，住房信贷改革的目标是金融稳定性。住房信贷改革的可能性目标包括，减少住房信贷供给的过度波动性；保护金融体系不受到住房市场的不利冲击。具体而言，需要做到消除住房信贷中的繁荣与萧条相互循环的周期；保护金融系统，预防住房市场的崩溃；当出现较为严重的财政压力时，支持住房信贷。因此，政府需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比如，制定规章制度以控制抵押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风险；使银行资本和流动性达到一定的要求；在出现较为严重财政压力的时候，政府需要作为新发行的按揭抵押证券的最后担保人。
鞠建东（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工业动态趋势和经济增长
首先，鞠建东教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现有对结构转型的文献，主要关注于部门总量的变动，比如，三部门增长模型的建立以反映Kaldor事实，即总产出增长率、资本产出比、真实利率和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对稳定性。此外，两部门增长模型同样概括了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的进程。这些研究并没有将各个部门进行细化，由于各个部门包括不同行业，这些行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那么这些行业在经济结构转型中是否具有可概括的特征事实呢？其背后又有怎样的理论来支持呢？
其次，鞠建东教授跳出当前研究普遍采用的两部门和三部门模型，建立了一个多行业和两要素投入的理论模型来阐述其观点。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和求解，可以得到一个连贯性定理（Coherence Theorem），即给定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投入，存在一个临界行业，使得当资本禀赋更丰富时，所有比该临界行业的资本更密集的行业会增加其产出，而所有比该临界行业的资本更稀缺的行业会缩减其产出，而且这个临界行业也会不断增加资本密集度。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由于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基本的行业会呈现出倒V字型的形状。
最后，鞠建东教授使用1958-2005年NBER-CES美国制造业的数据，采取了6位数的北美工业分类系统代码，覆盖了制造业部门473个行业，对美国制造业行业的动态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了四个特征事实。第一，不同的资本密集度和生产率会导致行业动态变化趋势的异质性；第二，工业增加值和就业率会呈现出倒V字型的变化形态；第三，行业的要素密集度越偏离资源禀赋结构，这个行业的产出就越低；第四，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那么该行业达到倒V字型的峰值就越迟。
吴斌珍（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授）：工资社保税和居民消费
首先，吴斌珍助教授介绍了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中国储蓄之谜，即中国已经很高并且仍然不断上升的储蓄率是为何产生的。这个问题目前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例如魏尚进教授关于性别比增加储蓄动机的研究、姚洋教授关于结构失衡抑制消费的的研究，以及李宏彬关于收入不平等抑制消费的研究。此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是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因为很多人把中国的高储蓄归结于完善的社保体系的缺乏。第二是家户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造成储蓄率的提高。
不同的解释便带来不同的政策建议。一方面，认为高储蓄率源于社保体系不完善的学者便会建议政府加大社保的资金投入，而这便需要政府增加税收才能保证财政平衡。另一方面，认为高储蓄率源于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过低的学者则会建议政府降低税收，以增加家庭收入比例。显然，这两者的政策建议是矛盾的。
其次，吴斌珍助教授利用中国9个省2000-2006年家户调查数据，直接估计工资税变化对于消费的影响。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是将消费的对数值对收入的对数值进行回归，但这会产生遗漏变量问题，例如，外资企业的工作往往比较有保障，并能按时缴纳社保税，因此这一遗漏变量会导致估计参数的不一致。
最后，吴斌珍助教授使用了城市平均社保税率以及平均社保覆盖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修正。由第一阶段回归可以看出这些工具变量效力很强，也有很大的变易度。研究发现，正是由于近年来社保体系的完善，用于缴纳社保的工资税上升，从而导致了居民消费的下降。社保税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居民消费下降3.3%。社保税变化的效应在不同年龄组中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差异，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显示出了显著的不同，即低收入的家庭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而高收入人群则没有受到影响。
Roger Gordo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企业税的角色
首先，Roger Gordon教授提供一个企业税过去研究的回顾——企业税的角色和其经济效果。企业税如何设计呢？如何选择企业税的税基和税率呢？目前，虽然大量文献讨论了个人所得税，但是却缺乏一个清晰的框架来对企业税进行讨论。
理论上，不管收入的来源，理想的税率应当一样。如果基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差异不会产生任何效率的改进和股权的收入，那么理想税率应当一样的命题便是真命题。企业税的税基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任何企业收入，在个人所得税制下已经完全可以征税的便不能作为企业税的税基。如果税率设定不当，那么收入便会有动机从高税率的地方转移到低税率的地方。
其次，Roger Gordon教授认为企业税会产生扭曲，因为使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相等是具有一定难度的。比如，个人所得税在不同纳税个体中会存在变化，这归因于进取的个人税收计划；对资本利得征的实际税也会发生变化，这归因于什么时候出售股权；企业税率也会发生的变化，这取决于商业损失。因此，企业税产生的扭曲取决于，税收组织形式的选择，是征收企业税还是非企业税，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的选择以及补偿形式的选择。
企业税造成扭曲的大小，取决于每个个体的税率。税收扭曲对于因纳税而受到严重损失的企业更大，比如刚成立的企业。在个人税收改革与企业税方面，许多扭曲取决于个人收入所得税和企业税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个人和企业的税率互相影响。
最后，Roger Gordon教授总结到，如果没有个人所得税，那么企业税便是对收入来源的最终税收，这意味着不需要减少个体的收入。如果企业税存在税收减免，但是个人税收没有，收入便会发生转移，这会产生极大的扭曲。事实上，企业税可以作为个人所得税的依托，预防通过转移普通收入为企业股票的资本利得来进行避税的行为。企业税的设计应当与个人所得税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许多扭曲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张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主要产业的市场化改革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不同产业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相同。张帆教授详细阐述了电信、航空和铁路业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对于电信业，在1994年以前，邮电部通过中国电信提供电信服务。中国政府于1994年开始改革，打破中国电信的垄断地位，成立了一个新的竞争者中国联通。这被认为是另外一个利益集团的寻租过程。事实上，由于资源的限制，中国联通很难与中国电信进行竞争。到了1999年，电信行业进行了第一次重组，将中国电信业务分成了三个部分，固定电话业务、移动通讯业务和卫星通讯业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和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相继被创建，分别负责移动通讯业务和卫星通讯业务，但是中国电信依然具有固定电话业务的垄断地位。
第二次重组发生在2002年，中国政府在地理位置上将中国电信划分为北边的中国电信和南边的中国网通，中国网通拥有原中国电信的30%的网络资源。中国铁通也与2000年建立。这一次重组创造了6个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卫通、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
在2008年，政府宣布了第三次电信重组，中国电信购买了中国联通的CDMA网络，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重组合并，中国卫通合并到了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合并到了中国移动。这一次改革将6个主要的电信运营商合并到为三个大小规模类似的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总言之，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电信产业由一个国家垄断的行业转变为国家寡头的行业。
对于航空业而言，在1985年，中国民航总局的管理功能从企业功能中分离出来，此后，它逐渐转变为管理机构，对航空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规划负责。从1987到1991年，6个主要的航空公司也从中国民航总局中分离出来。在1994年，航空公司变为了40多个。随后，中国民航总局停止了颁布新的航空公司执照，同时，中国民航总局取消了一个航空公司，并允许小的航空公司被大的航空公司接管。
当前，中国客运航空业主要由三个国有航空公司控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因此，该行业由于缺乏私人运营者，而只存在有限的竞争。中国政府在2004年开始了价格改革，使得价格管制程度下降，对于国内货载航班，政府制定基础价格和价格浮动的幅度，使得航空公司可以决定价格，而对于短期的航线，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
铁路改革落后于其它行业的改革。铁道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一个运营单位。张帆教授认为一个行业的物理特性和财务特性是关键。对改革政府要考虑两个方面，即效率和社会的稳定性。改革起始的动力便是融资的考虑和效率。当改革进行下去，领导者便开始考虑社会稳定性。对于社会和政府而言，产业相对重要性是决定哪个产业改革顺利的关键因素。产业的大小规模和增长是影响一致性的重要因素。中国渐进式改革通常从规模小的或者不重要部门开始。改革的部门较未改革部门增加更为迅速。这又反过来使得未改革的部门更不重要，成为下一个改革的目标。为了抵制改革，未改革部门也试图增长更快，维持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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