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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11年第022期（总第950期） 第13届 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五
发布日期：2011-08-29 10:4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第13届 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
简报之五
2011年6月29日至7月1日，第13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五期报告此次年会的内容。本期简报记录的是卢锋教授、沈艳副教授、蔡洪滨教授、雷晓燕助教授和Janet Currie教授的演讲。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超越刘易斯拐点解释范式
经济现代化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即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所占据的份额会长期下降。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同样伴随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以年均超过一个百分点速度下降，体现上述普遍规律影响，但是由体制背景派生中国劳动市场转型重要特点表现为“农民工”。估计农民工总量从1985年的6700万增长到2000年的约1亿5千万，2010年达到2亿4200万。外出打工农民工增长更为迅猛，占农民工比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0%左右上升到近年超过60%。
近年农民工市场出现所谓“民工荒”现象，伴随农民工资较快增长。由于缺乏跨年度劳动合同，企业通常是在每年春节结束农民工离乡返工后签订新雇工合同，2004年后有的年份沿海省份企业发现如果不提高工资将难以招到足够的工人。学术界和媒体经常用中国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中国正在从“劳动力无线供给”阶段转向“劳动力短缺”阶段。
作为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刘易斯拐点建立在一些特殊假设基础上，如假设农业部门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以保证劳动力供给无限，非农部门工资水平固定不变等等。用这个理论假说解释当代中国劳动市场转型规律是否适当，不仅涉及如何借鉴经济学说方法问题，更直接面临其关键假设与中国经济基本经验证据是否一致问题。卢锋教授报告他们研究组关于中国劳动市场分析报告部分结果，说明用刘易斯拐点假设与中国现实情况可能并不一致。
从工资角度看，中国在岗职工的名义和实际工资在改革后一直持续增长，这与刘易斯观点理论中非农部门工资水平长期不变的假设相背离。从农民工工资看，初步估计结果显示，自1979年以来农民工名义工资大体保持9.3%增长率趋势值，实际工资水平则可能经历1980年代前中期增长和90年代相对停滞，世纪之交后开始恢复较快增长。农民工与职工工资比率经历从80年代较高水平，随后在20年间持续下降，最近几年止跌回稳。
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看，在过去的三十年，主要农产品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初步估计结果显示，粮食作物边际劳动生产率在波动中呈现增长趋势，过去20多年增长大约一倍左右。农业用工实际价格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十年大约增长一倍，后来十多年再次增长一倍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同指标以及农工价格持续显著增长，得益于农业部门现代投入持续动态演变，导致刘易斯抽象模型未曾考虑的农业生产函数结构变化，这对中国大国经济转型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最后，卢锋教授总结到，利用常规经济学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基本经验事实，应能比刘易斯拐点范式更好地解释中国劳动市场转型特征和规律。另外他还介绍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演变态势的模拟结果，说明中国总劳动力增长可能会很快见顶，农业劳动力绝对规模可能已经历拐点。但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还会持续展开。
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中国的收入与消费不平等
首先，沈艳副教授表示日渐增长的收入不平等已经构成对中国社会稳定性的一大严重威胁，然而对这一现状，学界的研究还相当不充分，也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分析。此外，仅仅是简单考虑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尚不足以充分理解不平等对福利的影响。一方面，文献表明，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消费数据是对生活水平的更好反映；另一方面，同等幅度改变，如果是分别发生在当前收入不平等性和持久收入不平等性上，对福利影响可能非常不同，这取决于信贷和保险市场结构，因为不同的信贷和保险市场结构可以影响到个人平滑其收入波动的能力。
此项研究正好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在从2010年开始、每两年为一期的一项调查项目（CFPS）中，可以获得来自25个省份、9420个家户的20536个成年人的数据。调查涉及到家户收入和支出的方方面面，并从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自我主观评估等方方面面考察到了家户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该调查，本研究分析了在中国不平等性这一问题上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年龄差异等。结论的要点包括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如果仅考虑平均值，城乡不平等性相对国家统计局的研究要轻微一些。例如，城乡平均收入之比为2.54，城乡平均支出之比为2.25，均低于国家统计局的研究。然而进一步考虑收入和支出的分布，则在中国收入前10%的家庭拥有国民收入的42.6%，收入后10%的家庭仅拥有国民收入的0.5%，贫富差距是惊人的。不妨进行分位数上的城乡比较，中产阶级面临着最小的城乡差距，不管是用收入差距还是用支出差距来衡量都是如此。
第二，就城乡各自而言，农村地区的不平等性更为严重。采用90/10比，即用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比上最穷的10%的人的收入，农村地区的比值是城市地区的两倍；即使换用消费数据，该比值农村也仍然是城市的1.7倍。
此外，从中国的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地区，尽管人均收入在递减，但是不平等性在中部地区是最小的，体现出中国的不平等性存在地域差别。从年龄层次上讲，随着岁数的增长，不平等性也在增长，但这并不是单调的，年轻人面临着更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健康状况不妙的人群，更容易面对严重的不平等；受教育水平最低的人群，不平等性问题也最为严重。
最后，沈艳副教授对其研究发现进行了总结，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平等，无论是用消费不平等还是收入不平等来衡量，尽管前者要轻一些，都处在较高的水平。在各社会阶层中，中产阶级所面临的不平等性最低，这一群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也最高。因此中产阶级的人数增长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政府尤其需要注意年青一代和中年人相比所面临的更为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蔡洪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以邻为壑的污染现象
首先，蔡洪滨教授表示中国在取得工业迅速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一项2008年的调查显示，中国近两万家化工厂中的半数布局于长江沿岸，并将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染物直接倾倒入江。而世界银行在2006年的报告中也指出，中国仅有40%的地表水达到1到3级标准，也即是说，剩下60%的地表水处于污染或严重污染中。
在水污染的治理问题上，对于一省内的排污企业，省一级政府可以直接监管和进行“水权”的贸易，因此此项研究想要探明，在省与省的交界处，是否存在过度污染现象？具体而言，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在两省交界的地方，水污染企业有可能更集中于河道的上游。然而即使存在这种集中现象，也需要通过计量的方法识别出，这种集中现象是否反映了本省将污染转嫁到邻省的企图。此外，该研究也试图提供对这种以邻为壑的水污染问题的解决之道。
此项研究时间跨度为1998-2007年，利用了中国30条主要河流沿岸的水污染企业的地理位置和生产信息数据，以及县级数据，共获得了10年来自6个工业类别，314个县的共6258个观测样本。其研究结果表明，水污染企业的确倾向于布局于上游，并且这种现象在计量上是稳健的。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正如之前的猜测，可能是因为在省内，负外部性更容易被“内部化”，而涉及到跨省时，内部化的成本就会显著的变高。
此外，蔡洪滨教授做了一个回归分析以研究企业所有制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影响。假定每个省份在环境保护上投入的力度是一样的，因为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更容易得到监管，故在省界处的集中程度会轻一些，而私有企业因为更难于监管，所以省一级政府可能会倾向于支持他们布局在省界处。回归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说。
最后，蔡洪滨教授总结到，此项研究证实了以邻为壑的污染现象的存在，然而这项研究还是非常初步的，后续的研究应该放入更多的地理特性变量。此外此研究只描述了这一污染现象的存在性，对其可带来的后果尚未展开讨论，尤其是这种负外部性明显的污染现象是否会对省与省河流交界处居民的健康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严重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
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教授）：中国老年人的健康、医疗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来自CHARLS的经验证据
首先，雷晓燕助教授介绍了CHARLS项目，CHARLS项目为每两年搜集一次的面板（panel）数据，调查对象为45岁及以上的人群。2008年该项目初次实施，在甘肃省和浙江省获得了2850份样本。2011年项目计划调查150个县的约10000户家庭，17000个受访者。问卷涉及到人口学、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医疗护理和保险、工作状况、收入消费、个人和家庭资产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也同时展开了家户所在社区的卫生所调查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调查。
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衡量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指标均与其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对女性该效应更为明显。以BMI指数为例，对男性而言，其BMI指数与该男性的受教育情况和收入水平均呈正相关；对女性来讲，其BMI指数则与该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呈现出倒U型关系。
本项研究的一项重大发现是居民所在地的卫生所服务水平对该居民的健康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对卫生所调查得到的变量包括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的价格、医疗服务的可获得便利程度和服务质量、相关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通过回归发现，这些变量都将影响到该卫生所服务覆盖范围内居民的健康水平。本项研究同时还有另一重大发现，即存在有大规模的高血压低诊断率现象，研究表明，至少对女性而言，教育水平越高，患有高血压而未得到诊断的概率就越低；对男性女性来讲，家住地离卫生所的距离越远，患有高血压而未得到诊断的概率就越高。这是值得卫生部门引起重视的现象。
另外，此项研究要涉及到医疗保险和健康护理方面。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在最近的6年里已经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普遍意义上的保险覆盖。尽管中国的保险金偿付率仍然远低于工业国家，近些年也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此外，近年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新城乡保险项目帮助提高了对住院费用的偿付，并扩大了对慢性病的覆盖面。这是中国在医疗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最后，雷晓燕助教授也发现，即使在同一个医疗服务机构覆盖区域内，保险的覆盖率也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SES）有相关性。例如，城市户口的参保率一般来讲就要高于农村户口。而在参保人群中，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者也往往对医疗服务有着更充分的利用率。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中国公共医疗保险项目的设计初衷是实现全民的公平医保，在偿付率上是一视同仁的，无关参保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然而尽管如此，即使在同一个省内，无论从什么角度衡量，不同卫生医疗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差异仍然是巨大的，所以未来的医疗制度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Janet Curri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生而不平等——关于出生体重和成人发展状况关系的研究
首先，Janet Currie教授发现一系列的文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成年人的不平等在生命早期即已有所征兆。根据一项利用美国数据进行的研究，年轻人（24-27岁）薪水与他们在孩童时期（3-6岁）考试成绩正相关，而该考试成绩又与他们出生时体重正相关。该种正相关性因何存在？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假说，认为是因为基因差异和胎儿期的营养状况可以影响到出生后的发育水平。受此启发，解释人群之间不平等，或可从研究先天基因和后天营养相互作用着手。
根据Case和Paxson在2008年与2010年研究，身高可以作为预测成人未来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然而这一指标问题在于遗传性太强，也即是说，高个子父母更容易生出高个子的子女。此外，人类身高总体趋势是随社会进步而不断增高，但却不能用基因改变来解释。因此，与其用成年后生理指标例如身高来做考察指标，不如更关注于婴儿出生时环境影响对健康的作用，而这在很多别的研究中也已得到了证实，即出生时的健康状况对人的未来发展是有长期影响的。
其次，此项研究采用了婴儿出生时的体重作为指标。这一变量有长期而大量的记录，并且通常准确可信。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如Hoynes，Page与Stevens（2009），Currie，Schmeider与Neidell（2009），Currie与Moretti（2003）等发现，母亲营养不良、疾病、精神压力大，抽烟、饮酒、滥用药物以及环境污染，都会对婴儿的出生体重带来负面影响，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他条件不变下，婴儿的出生体重则越高。
那么婴儿体重与成年后发展水平有什么关系呢？一些研究者试图找到出生体重与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讨论了出生体重和成年后收入及健康状况的关系。研究结果与直观相符，只是需要指出，尽管过低的婴儿出生体重对长期发展是一不利因素，该负面影响在高收入家庭会相应小一些。
此外，尽管出生体重是衡量胎儿健康状况最常用可得指标，它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更适当评价是将出生体重视作对胎儿健康状况可信而有干扰的指标。一个替代变量是采用婴儿死亡率，或者不同年龄时期的身高状况，又或者可以考虑外部大的冲击如饥荒和瘟疫等对婴幼儿健康状况，进而对成年发展状况的影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因果关系往往是复杂的。例如，在穷富国别比较上，穷国可能面临着更多和更严重的冲击，这些冲击往往还可能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单一的指标和回归，得到的研究结果常常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和甄别。
最后，Janet Currie教授总结到，胎儿时期进而婴幼儿时期的健康状况，对一个人未来的发展和成长往往起到了重要而复杂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宜更多地探究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好的干预建议，以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和发展态势。
（冯仕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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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1-08-29 10:4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第13届 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
简报之五
2011年6月29日至7月1日，第13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五期报告此次年会的内容。本期简报记录的是卢锋教授、沈艳副教授、蔡洪滨教授、雷晓燕助教授和Janet Currie教授的演讲。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超越刘易斯拐点解释范式
经济现代化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即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所占据的份额会长期下降。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同样伴随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以年均超过一个百分点速度下降，体现上述普遍规律影响，但是由体制背景派生中国劳动市场转型重要特点表现为“农民工”。估计农民工总量从1985年的6700万增长到2000年的约1亿5千万，2010年达到2亿4200万。外出打工农民工增长更为迅猛，占农民工比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0%左右上升到近年超过60%。
近年农民工市场出现所谓“民工荒”现象，伴随农民工资较快增长。由于缺乏跨年度劳动合同，企业通常是在每年春节结束农民工离乡返工后签订新雇工合同，2004年后有的年份沿海省份企业发现如果不提高工资将难以招到足够的工人。学术界和媒体经常用中国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中国正在从“劳动力无线供给”阶段转向“劳动力短缺”阶段。
作为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刘易斯拐点建立在一些特殊假设基础上，如假设农业部门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以保证劳动力供给无限，非农部门工资水平固定不变等等。用这个理论假说解释当代中国劳动市场转型规律是否适当，不仅涉及如何借鉴经济学说方法问题，更直接面临其关键假设与中国经济基本经验证据是否一致问题。卢锋教授报告他们研究组关于中国劳动市场分析报告部分结果，说明用刘易斯拐点假设与中国现实情况可能并不一致。
从工资角度看，中国在岗职工的名义和实际工资在改革后一直持续增长，这与刘易斯观点理论中非农部门工资水平长期不变的假设相背离。从农民工工资看，初步估计结果显示，自1979年以来农民工名义工资大体保持9.3%增长率趋势值，实际工资水平则可能经历1980年代前中期增长和90年代相对停滞，世纪之交后开始恢复较快增长。农民工与职工工资比率经历从80年代较高水平，随后在20年间持续下降，最近几年止跌回稳。
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看，在过去的三十年，主要农产品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初步估计结果显示，粮食作物边际劳动生产率在波动中呈现增长趋势，过去20多年增长大约一倍左右。农业用工实际价格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十年大约增长一倍，后来十多年再次增长一倍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同指标以及农工价格持续显著增长，得益于农业部门现代投入持续动态演变，导致刘易斯抽象模型未曾考虑的农业生产函数结构变化，这对中国大国经济转型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最后，卢锋教授总结到，利用常规经济学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基本经验事实，应能比刘易斯拐点范式更好地解释中国劳动市场转型特征和规律。另外他还介绍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演变态势的模拟结果，说明中国总劳动力增长可能会很快见顶，农业劳动力绝对规模可能已经历拐点。但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还会持续展开。
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中国的收入与消费不平等
首先，沈艳副教授表示日渐增长的收入不平等已经构成对中国社会稳定性的一大严重威胁，然而对这一现状，学界的研究还相当不充分，也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分析。此外，仅仅是简单考虑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尚不足以充分理解不平等对福利的影响。一方面，文献表明，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消费数据是对生活水平的更好反映；另一方面，同等幅度改变，如果是分别发生在当前收入不平等性和持久收入不平等性上，对福利影响可能非常不同，这取决于信贷和保险市场结构，因为不同的信贷和保险市场结构可以影响到个人平滑其收入波动的能力。
此项研究正好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在从2010年开始、每两年为一期的一项调查项目（CFPS）中，可以获得来自25个省份、9420个家户的20536个成年人的数据。调查涉及到家户收入和支出的方方面面，并从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自我主观评估等方方面面考察到了家户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该调查，本研究分析了在中国不平等性这一问题上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年龄差异等。结论的要点包括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如果仅考虑平均值，城乡不平等性相对国家统计局的研究要轻微一些。例如，城乡平均收入之比为2.54，城乡平均支出之比为2.25，均低于国家统计局的研究。然而进一步考虑收入和支出的分布，则在中国收入前10%的家庭拥有国民收入的42.6%，收入后10%的家庭仅拥有国民收入的0.5%，贫富差距是惊人的。不妨进行分位数上的城乡比较，中产阶级面临着最小的城乡差距，不管是用收入差距还是用支出差距来衡量都是如此。
第二，就城乡各自而言，农村地区的不平等性更为严重。采用90/10比，即用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比上最穷的10%的人的收入，农村地区的比值是城市地区的两倍；即使换用消费数据，该比值农村也仍然是城市的1.7倍。
此外，从中国的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地区，尽管人均收入在递减，但是不平等性在中部地区是最小的，体现出中国的不平等性存在地域差别。从年龄层次上讲，随着岁数的增长，不平等性也在增长，但这并不是单调的，年轻人面临着更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健康状况不妙的人群，更容易面对严重的不平等；受教育水平最低的人群，不平等性问题也最为严重。
最后，沈艳副教授对其研究发现进行了总结，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平等，无论是用消费不平等还是收入不平等来衡量，尽管前者要轻一些，都处在较高的水平。在各社会阶层中，中产阶级所面临的不平等性最低，这一群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也最高。因此中产阶级的人数增长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政府尤其需要注意年青一代和中年人相比所面临的更为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蔡洪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以邻为壑的污染现象
首先，蔡洪滨教授表示中国在取得工业迅速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一项2008年的调查显示，中国近两万家化工厂中的半数布局于长江沿岸，并将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染物直接倾倒入江。而世界银行在2006年的报告中也指出，中国仅有40%的地表水达到1到3级标准，也即是说，剩下60%的地表水处于污染或严重污染中。
在水污染的治理问题上，对于一省内的排污企业，省一级政府可以直接监管和进行“水权”的贸易，因此此项研究想要探明，在省与省的交界处，是否存在过度污染现象？具体而言，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在两省交界的地方，水污染企业有可能更集中于河道的上游。然而即使存在这种集中现象，也需要通过计量的方法识别出，这种集中现象是否反映了本省将污染转嫁到邻省的企图。此外，该研究也试图提供对这种以邻为壑的水污染问题的解决之道。
此项研究时间跨度为1998-2007年，利用了中国30条主要河流沿岸的水污染企业的地理位置和生产信息数据，以及县级数据，共获得了10年来自6个工业类别，314个县的共6258个观测样本。其研究结果表明，水污染企业的确倾向于布局于上游，并且这种现象在计量上是稳健的。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正如之前的猜测，可能是因为在省内，负外部性更容易被“内部化”，而涉及到跨省时，内部化的成本就会显著的变高。
此外，蔡洪滨教授做了一个回归分析以研究企业所有制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影响。假定每个省份在环境保护上投入的力度是一样的，因为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更容易得到监管，故在省界处的集中程度会轻一些，而私有企业因为更难于监管，所以省一级政府可能会倾向于支持他们布局在省界处。回归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说。
最后，蔡洪滨教授总结到，此项研究证实了以邻为壑的污染现象的存在，然而这项研究还是非常初步的，后续的研究应该放入更多的地理特性变量。此外此研究只描述了这一污染现象的存在性，对其可带来的后果尚未展开讨论，尤其是这种负外部性明显的污染现象是否会对省与省河流交界处居民的健康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严重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
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教授）：中国老年人的健康、医疗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来自CHARLS的经验证据
首先，雷晓燕助教授介绍了CHARLS项目，CHARLS项目为每两年搜集一次的面板（panel）数据，调查对象为45岁及以上的人群。2008年该项目初次实施，在甘肃省和浙江省获得了2850份样本。2011年项目计划调查150个县的约10000户家庭，17000个受访者。问卷涉及到人口学、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医疗护理和保险、工作状况、收入消费、个人和家庭资产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也同时展开了家户所在社区的卫生所调查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调查。
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衡量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指标均与其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对女性该效应更为明显。以BMI指数为例，对男性而言，其BMI指数与该男性的受教育情况和收入水平均呈正相关；对女性来讲，其BMI指数则与该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呈现出倒U型关系。
本项研究的一项重大发现是居民所在地的卫生所服务水平对该居民的健康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对卫生所调查得到的变量包括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的价格、医疗服务的可获得便利程度和服务质量、相关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通过回归发现，这些变量都将影响到该卫生所服务覆盖范围内居民的健康水平。本项研究同时还有另一重大发现，即存在有大规模的高血压低诊断率现象，研究表明，至少对女性而言，教育水平越高，患有高血压而未得到诊断的概率就越低；对男性女性来讲，家住地离卫生所的距离越远，患有高血压而未得到诊断的概率就越高。这是值得卫生部门引起重视的现象。
另外，此项研究要涉及到医疗保险和健康护理方面。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在最近的6年里已经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普遍意义上的保险覆盖。尽管中国的保险金偿付率仍然远低于工业国家，近些年也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此外，近年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新城乡保险项目帮助提高了对住院费用的偿付，并扩大了对慢性病的覆盖面。这是中国在医疗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最后，雷晓燕助教授也发现，即使在同一个医疗服务机构覆盖区域内，保险的覆盖率也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SES）有相关性。例如，城市户口的参保率一般来讲就要高于农村户口。而在参保人群中，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者也往往对医疗服务有着更充分的利用率。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中国公共医疗保险项目的设计初衷是实现全民的公平医保，在偿付率上是一视同仁的，无关参保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然而尽管如此，即使在同一个省内，无论从什么角度衡量，不同卫生医疗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差异仍然是巨大的，所以未来的医疗制度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Janet Curri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生而不平等——关于出生体重和成人发展状况关系的研究
首先，Janet Currie教授发现一系列的文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成年人的不平等在生命早期即已有所征兆。根据一项利用美国数据进行的研究，年轻人（24-27岁）薪水与他们在孩童时期（3-6岁）考试成绩正相关，而该考试成绩又与他们出生时体重正相关。该种正相关性因何存在？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假说，认为是因为基因差异和胎儿期的营养状况可以影响到出生后的发育水平。受此启发，解释人群之间不平等，或可从研究先天基因和后天营养相互作用着手。
根据Case和Paxson在2008年与2010年研究，身高可以作为预测成人未来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然而这一指标问题在于遗传性太强，也即是说，高个子父母更容易生出高个子的子女。此外，人类身高总体趋势是随社会进步而不断增高，但却不能用基因改变来解释。因此，与其用成年后生理指标例如身高来做考察指标，不如更关注于婴儿出生时环境影响对健康的作用，而这在很多别的研究中也已得到了证实，即出生时的健康状况对人的未来发展是有长期影响的。
其次，此项研究采用了婴儿出生时的体重作为指标。这一变量有长期而大量的记录，并且通常准确可信。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如Hoynes，Page与Stevens（2009），Currie，Schmeider与Neidell（2009），Currie与Moretti（2003）等发现，母亲营养不良、疾病、精神压力大，抽烟、饮酒、滥用药物以及环境污染，都会对婴儿的出生体重带来负面影响，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他条件不变下，婴儿的出生体重则越高。
那么婴儿体重与成年后发展水平有什么关系呢？一些研究者试图找到出生体重与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讨论了出生体重和成年后收入及健康状况的关系。研究结果与直观相符，只是需要指出，尽管过低的婴儿出生体重对长期发展是一不利因素，该负面影响在高收入家庭会相应小一些。
此外，尽管出生体重是衡量胎儿健康状况最常用可得指标，它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更适当评价是将出生体重视作对胎儿健康状况可信而有干扰的指标。一个替代变量是采用婴儿死亡率，或者不同年龄时期的身高状况，又或者可以考虑外部大的冲击如饥荒和瘟疫等对婴幼儿健康状况，进而对成年发展状况的影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因果关系往往是复杂的。例如，在穷富国别比较上，穷国可能面临着更多和更严重的冲击，这些冲击往往还可能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单一的指标和回归，得到的研究结果常常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和甄别。
最后，Janet Currie教授总结到，胎儿时期进而婴幼儿时期的健康状况，对一个人未来的发展和成长往往起到了重要而复杂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宜更多地探究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好的干预建议，以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和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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