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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1年第023期（总第951期）：2011年CHARLS用户会议简报（上）
发布日期：2011-09-20 10:4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1年CHARLS用户会议简报（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11年7月31日在朗润园万众楼举办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用户会议。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李强部长以及CHARLS项目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赵耀辉教授做简短开幕致辞，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分别针对利用CHARLS研究成果进行了讨论交流。我们分两期简报报道此次会议内容。本期报道雷晓燕助教授、Albert Park教授、John Strauss教授发言。
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教授）：代际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1950年代的“Baby Boom”以及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中国老龄化严重的现状，同时中国还面临着经济发展，社保和基本制度发展滞后的问题，代际转移支付成为了中国老龄生活保障的主要来源。但是，这一来源正在慢慢变化，原因包括：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和亲情关系在慢慢减弱等等。因此，在这个阶段，了解传统保障起作用的程度以及了解转移支付行为的驱动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雷晓燕助教授尝试描述父母与他们子女之间的代际转移支付行为，从需求和资源、子女之间的分工这两个角度研究代际转移支付的净数额以及发生率。
首先，雷晓燕助教授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回顾。传统的文献关于转移支付的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理论研究主要集中研究转移支付的动机，而实证文献主要关注了西方国家转移支付的方向，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转移支付主要以父母支付给其子女这一形式存在.也有文献实证研究了转移支付的动机，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当前，还很少有人对于中国的代际转移支付做研究，而此篇文章利用了Charles数据的优势，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Charles数据的好处在于其关于父母对于每个小孩儿的转移支付的定义非常清楚，并且关于父母和小孩儿的信息十分充分。
其次，雷晓燕助教授对数据和回归方法进行了说明。此研究的分析将每个小孩儿与他/她的主要监护父母亲进行配对，除去缺失关键信息，比如教育以及转移支付钱的收入的观测样本，最后总共得到2667个观测样本。在调查问卷中，关于转移支付的主要问题有8个。比如，在去年是否本人或者配偶曾经从任何一个人那儿得到多于100元的经济援助？如果有，那么援助来源对象是？援助的性质是？总共的金额是？其中非经常性经济援助是多少？去年你或者你的配偶是否从其他人手中获得礼物（非货币形式）？其来源对象是谁？总共的数量是多少？
实证研究使用的估计方法有OLS和家庭固定效应模型。OLS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方便观测父母特征，劣势在于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的家户异质性将会导致估计的不一致；家庭固定效应模型的优势正好是可以处理家庭异质性，但是它的劣势在于无法观测家庭/父母水平上的特征。估计的结果表明，在中国，转移支付的方向是从孩子到父母，并且这一支付成为了老年人生活保障的重要角色，这意味着，在中国，年轻人相对老年人生活更为富余，且传统观念中的养老思想仍然存在；父母收入对于转移支付的效应是不确定的，受到父母转移支付前收入的数额影响；如果孩子越多，老年人越有可能得到转移支付。在家庭中，也存在子女之间的分工：教育程度高和已婚子女转移支付更加频繁，长子比较少可能进行转移支付，女儿也会进行转移支付，但是从净额上看，转移支付数量较少。
最后，雷晓燕助教授谈及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地方。由于该研究的较老的年龄组平均有3.4个孩子，1970后政府施行了更严苛的计划生育项目，这一点在研究中还没有涉及到。对于有更少孩子，更多人力资本以及更高收入的年轻一代，他们的转移支付行为还仍然有待研究。
Albert Park（牛津大学教授）：中国房产暴利与代际转移
Albert Park教授分析了中国房改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代际转移支付和老年人福利的影响。在1995-1998之间，中国政府给与了城市单位分配房所有者产权，这是一笔巨大的意料之外的财富，并且这笔财富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而上涨，显著的影响了城镇居民的资产持有和财富。此项研究尝试检验这些财富的外生变化对于代际转移支付的动机的影响。
首先，Albert Part教授对该领域文献进行了回顾。当前文献对于代际转移支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接收者收入变化对于转移支付的影响。代际转移支付的动机通常有三种：一种是利他主义，一种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的交换主义，一种是保险和流动性约束。假如说转移支付随着接受者收入上升而上升，那么这种转移支付的动机被认为是交换；假如说当接受者收入下降时转移支付上升，那么这种行为的动机被认为是利他主义；这些转移支付和收入变化常常是同步和暂时的。但是，假如我们分析当前收入变化将会引起显著的测量误差，因为退休老年人的当前收入并不能很好的反映其永久收入。
此外，还存在一些模型识别问题。比如，同时性偏误（simultaneity bias），它产生的原因是转移支付会通过影响劳动供给决策影响到个人的收入；内生性问题，它的产生是因为个人特征如个人魅力等可能会与收入/财富相关；非线性问题。对此，Albert Part教授采取了以下的解决措施。第一，关注个人财富的永久性变化而并非近期收入的变化；第二，对于收入，通过月度工资回归估计家户收入以避免测量误差和劳动供给决策带来的同时性偏误；第三，为了减少省略变量误差，用意外获得的房产来当作房产财富的工具变量；第四，为了减轻非线性问题，使用可以处理内生角点的条件最小二乘法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
其次，Alert Park简单介绍了中国的房改。在中国，房改政策从1979年开始，在1999年大致结束。从1979年到1988年，政府进行了将新房销售给城市居民的房改实验。新房给与拥有者使用权，并且使用权可以通过遗产继承，但是这些房子不允许自由转让。到了1986年，公共部门的房子才开始允许买卖。1991年11月，大量公有房以十分低的价格向其现占有者卖出。1993年，由于销售价格过低，政府叫停了房改。1994年，公有房改革以新的价格机制重新启动，而这次的住房改革中的补贴主要针对穷人。1998年，政府停止了对公务员的住房分配，开始以现金形式对公务员进行补贴。
再次，Albert Park教授对该研究的数据进行了说明。所用的数据均来自2008年的Charles数据。被访家户限定在那些有45岁及以上成员的家户。问卷设计主要基于HRS，ELSA和SHARE。参与省份为甘肃和浙江。在这两个省中，一共有48个社区或者乡镇参与访问。总样本由来自1570户家庭的2685位个体组成。在此项研究中，由于只有城市居民会被房改所影响，因此，需要将样本限制在那些被访者或者其家户拥有城市户口并且家户成员居住在城市的家户。进一步的，该研究将样本限定在不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最终得到的样本为183位被访者的428个子女。被访者会被详细问到关于所居住房产以及房改政策带给他们的影响。主要被访者会被问及关于所居住房子的购买细节，另外，主要被访者及其配偶会被问及其从单位购买的任何房产。问题包括：是谁购买了房屋？房屋是谁拥有？房屋在购买时的市价是多少？房屋现在的市价的是多少？
最后，Albert Park教授分别使用OLS，2SLS和半参数分析对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归。OLS和IV方法并没有表明在个人财富和转移支付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半参数模型表明房产财富和转移支付之间具有一种非线性关系。研究的结果还表明，房改政策显著性的提高了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单位福利房对于家户财富具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家户在给与这些有福利房的人转移支付时会将福利房的因素考虑在内，即他们从子女手中得到的转移支付比那些没有福利房的人更少，这表明子女给与父母转移支付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利他性动机。
John Strauss（南加州大学教授）：CHARLS数据中血液生物指标
首先，John Strauss教授对样本进行了说明。此项研究的分析样本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社区志愿者（非CHARLS参与者），采集他们的全部血液和干血斑作为样本，这一部分的数据来自UCLA Alhambra研究中心在2010年6月到12月的收集工作。另外一部分是来自甘肃省和浙江省的CHARLS参与者，同样，也是采集参与者的全部血液和干血斑作为样本。
其次，John Strauss教授介绍了测量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胆固醇和HDL胆固醇，使用Cardiochek-PA 仪表提炼出CHARLS样本中的总胆固醇和HDL胆固醇浓缩物，再与来自Vermont大学的血清检测结果得到的总胆固醇和HDL胆固醇浓缩物作比较。其测量范围为总胆固醇 100-400mg/dl，HDL胆固醇 15-100mg/dl。
第二部分为血红蛋白化验，使用西北大学Thomas McDade博士研发的ELISA程序对CHARLS的干血斑样本进行化验，包括基准组和控制组的所有样本都可进行重复实验，如果复制实验变异系数超过10%，那么则需要重新测定。研究将会用CHARLS干血斑得到的血红蛋白化验结果与从洛杉矶血红蛋白测量仪上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第三部分为C反应蛋白化验（CRP），使用ELISA方法对CHARLS干血斑标本的CRP进行提炼。同样，如果复制变异系数超过10%，那么将会重新进行测定。研究将会用CHARLS干血斑化验结果与Vermount大学得到的CRP测量值作一个对比。
最后，John Strauss教授介绍了此项研究统计分析的结果。统计分析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二部分为简单的计量回归，得到相应R2；第三部分为散点图分析；第四部分用Bland-Altman画图法描绘两个化验结果均值之间的差异大小。
样本中CRP不可测量的比例在甘肃省和浙江省分别达到了28%和44%，现场报告表明，由于作血液采集的医疗队伍的质量，浙江省的样本质量可能会更差。CRP分析结果表明，许多样本的CRP测量值都超过了理论下限（750）。
HDL胆固醇的统计分析所出结论表明，在低收入老年人群体中，低HDL胆固醇和低血红蛋白将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现阶段在中国低血红蛋白是否会带来与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的后果还不清楚。
（王雅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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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1-09-20 10:4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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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11年7月31日在朗润园万众楼举办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用户会议。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李强部长以及CHARLS项目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赵耀辉教授做简短开幕致辞，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分别针对利用CHARLS研究成果进行了讨论交流。我们分两期简报报道此次会议内容。本期报道雷晓燕助教授、Albert Park教授、John Strauss教授发言。
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教授）：代际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1950年代的“Baby Boom”以及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中国老龄化严重的现状，同时中国还面临着经济发展，社保和基本制度发展滞后的问题，代际转移支付成为了中国老龄生活保障的主要来源。但是，这一来源正在慢慢变化，原因包括：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和亲情关系在慢慢减弱等等。因此，在这个阶段，了解传统保障起作用的程度以及了解转移支付行为的驱动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雷晓燕助教授尝试描述父母与他们子女之间的代际转移支付行为，从需求和资源、子女之间的分工这两个角度研究代际转移支付的净数额以及发生率。
首先，雷晓燕助教授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回顾。传统的文献关于转移支付的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理论研究主要集中研究转移支付的动机，而实证文献主要关注了西方国家转移支付的方向，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转移支付主要以父母支付给其子女这一形式存在.也有文献实证研究了转移支付的动机，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当前，还很少有人对于中国的代际转移支付做研究，而此篇文章利用了Charles数据的优势，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Charles数据的好处在于其关于父母对于每个小孩儿的转移支付的定义非常清楚，并且关于父母和小孩儿的信息十分充分。
其次，雷晓燕助教授对数据和回归方法进行了说明。此研究的分析将每个小孩儿与他/她的主要监护父母亲进行配对，除去缺失关键信息，比如教育以及转移支付钱的收入的观测样本，最后总共得到2667个观测样本。在调查问卷中，关于转移支付的主要问题有8个。比如，在去年是否本人或者配偶曾经从任何一个人那儿得到多于100元的经济援助？如果有，那么援助来源对象是？援助的性质是？总共的金额是？其中非经常性经济援助是多少？去年你或者你的配偶是否从其他人手中获得礼物（非货币形式）？其来源对象是谁？总共的数量是多少？
实证研究使用的估计方法有OLS和家庭固定效应模型。OLS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方便观测父母特征，劣势在于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的家户异质性将会导致估计的不一致；家庭固定效应模型的优势正好是可以处理家庭异质性，但是它的劣势在于无法观测家庭/父母水平上的特征。估计的结果表明，在中国，转移支付的方向是从孩子到父母，并且这一支付成为了老年人生活保障的重要角色，这意味着，在中国，年轻人相对老年人生活更为富余，且传统观念中的养老思想仍然存在；父母收入对于转移支付的效应是不确定的，受到父母转移支付前收入的数额影响；如果孩子越多，老年人越有可能得到转移支付。在家庭中，也存在子女之间的分工：教育程度高和已婚子女转移支付更加频繁，长子比较少可能进行转移支付，女儿也会进行转移支付，但是从净额上看，转移支付数量较少。
最后，雷晓燕助教授谈及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地方。由于该研究的较老的年龄组平均有3.4个孩子，1970后政府施行了更严苛的计划生育项目，这一点在研究中还没有涉及到。对于有更少孩子，更多人力资本以及更高收入的年轻一代，他们的转移支付行为还仍然有待研究。
Albert Park（牛津大学教授）：中国房产暴利与代际转移
Albert Park教授分析了中国房改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代际转移支付和老年人福利的影响。在1995-1998之间，中国政府给与了城市单位分配房所有者产权，这是一笔巨大的意料之外的财富，并且这笔财富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而上涨，显著的影响了城镇居民的资产持有和财富。此项研究尝试检验这些财富的外生变化对于代际转移支付的动机的影响。
首先，Albert Part教授对该领域文献进行了回顾。当前文献对于代际转移支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接收者收入变化对于转移支付的影响。代际转移支付的动机通常有三种：一种是利他主义，一种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的交换主义，一种是保险和流动性约束。假如说转移支付随着接受者收入上升而上升，那么这种转移支付的动机被认为是交换；假如说当接受者收入下降时转移支付上升，那么这种行为的动机被认为是利他主义；这些转移支付和收入变化常常是同步和暂时的。但是，假如我们分析当前收入变化将会引起显著的测量误差，因为退休老年人的当前收入并不能很好的反映其永久收入。
此外，还存在一些模型识别问题。比如，同时性偏误（simultaneity bias），它产生的原因是转移支付会通过影响劳动供给决策影响到个人的收入；内生性问题，它的产生是因为个人特征如个人魅力等可能会与收入/财富相关；非线性问题。对此，Albert Part教授采取了以下的解决措施。第一，关注个人财富的永久性变化而并非近期收入的变化；第二，对于收入，通过月度工资回归估计家户收入以避免测量误差和劳动供给决策带来的同时性偏误；第三，为了减少省略变量误差，用意外获得的房产来当作房产财富的工具变量；第四，为了减轻非线性问题，使用可以处理内生角点的条件最小二乘法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
其次，Alert Park简单介绍了中国的房改。在中国，房改政策从1979年开始，在1999年大致结束。从1979年到1988年，政府进行了将新房销售给城市居民的房改实验。新房给与拥有者使用权，并且使用权可以通过遗产继承，但是这些房子不允许自由转让。到了1986年，公共部门的房子才开始允许买卖。1991年11月，大量公有房以十分低的价格向其现占有者卖出。1993年，由于销售价格过低，政府叫停了房改。1994年，公有房改革以新的价格机制重新启动，而这次的住房改革中的补贴主要针对穷人。1998年，政府停止了对公务员的住房分配，开始以现金形式对公务员进行补贴。
再次，Albert Park教授对该研究的数据进行了说明。所用的数据均来自2008年的Charles数据。被访家户限定在那些有45岁及以上成员的家户。问卷设计主要基于HRS，ELSA和SHARE。参与省份为甘肃和浙江。在这两个省中，一共有48个社区或者乡镇参与访问。总样本由来自1570户家庭的2685位个体组成。在此项研究中，由于只有城市居民会被房改所影响，因此，需要将样本限制在那些被访者或者其家户拥有城市户口并且家户成员居住在城市的家户。进一步的，该研究将样本限定在不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最终得到的样本为183位被访者的428个子女。被访者会被详细问到关于所居住房产以及房改政策带给他们的影响。主要被访者会被问及关于所居住房子的购买细节，另外，主要被访者及其配偶会被问及其从单位购买的任何房产。问题包括：是谁购买了房屋？房屋是谁拥有？房屋在购买时的市价是多少？房屋现在的市价的是多少？
最后，Albert Park教授分别使用OLS，2SLS和半参数分析对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归。OLS和IV方法并没有表明在个人财富和转移支付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半参数模型表明房产财富和转移支付之间具有一种非线性关系。研究的结果还表明，房改政策显著性的提高了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单位福利房对于家户财富具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家户在给与这些有福利房的人转移支付时会将福利房的因素考虑在内，即他们从子女手中得到的转移支付比那些没有福利房的人更少，这表明子女给与父母转移支付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利他性动机。
John Strauss（南加州大学教授）：CHARLS数据中血液生物指标
首先，John Strauss教授对样本进行了说明。此项研究的分析样本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社区志愿者（非CHARLS参与者），采集他们的全部血液和干血斑作为样本，这一部分的数据来自UCLA Alhambra研究中心在2010年6月到12月的收集工作。另外一部分是来自甘肃省和浙江省的CHARLS参与者，同样，也是采集参与者的全部血液和干血斑作为样本。
其次，John Strauss教授介绍了测量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胆固醇和HDL胆固醇，使用Cardiochek-PA 仪表提炼出CHARLS样本中的总胆固醇和HDL胆固醇浓缩物，再与来自Vermont大学的血清检测结果得到的总胆固醇和HDL胆固醇浓缩物作比较。其测量范围为总胆固醇 100-400mg/dl，HDL胆固醇 15-100mg/dl。
第二部分为血红蛋白化验，使用西北大学Thomas McDade博士研发的ELISA程序对CHARLS的干血斑样本进行化验，包括基准组和控制组的所有样本都可进行重复实验，如果复制实验变异系数超过10%，那么则需要重新测定。研究将会用CHARLS干血斑得到的血红蛋白化验结果与从洛杉矶血红蛋白测量仪上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第三部分为C反应蛋白化验（CRP），使用ELISA方法对CHARLS干血斑标本的CRP进行提炼。同样，如果复制变异系数超过10%，那么将会重新进行测定。研究将会用CHARLS干血斑化验结果与Vermount大学得到的CRP测量值作一个对比。
最后，John Strauss教授介绍了此项研究统计分析的结果。统计分析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二部分为简单的计量回归，得到相应R2；第三部分为散点图分析；第四部分用Bland-Altman画图法描绘两个化验结果均值之间的差异大小。
样本中CRP不可测量的比例在甘肃省和浙江省分别达到了28%和44%，现场报告表明，由于作血液采集的医疗队伍的质量，浙江省的样本质量可能会更差。CRP分析结果表明，许多样本的CRP测量值都超过了理论下限（750）。
HDL胆固醇的统计分析所出结论表明，在低收入老年人群体中，低HDL胆固醇和低血红蛋白将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现阶段在中国低血红蛋白是否会带来与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的后果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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