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
sidenav background

简报2011年第030期(总第958期):内生信贷约束下的最优教育政策

发布日期:2011-11-11 09:5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内生信贷约束下的最优教育政策

 

2011年11月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在万众楼举办了“教育机会均等、人力资本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研讨课讲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王敏助教授在此次讲座上做了题为“内生信贷约束下的最优教育政策”的演讲。以下是此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首先,王敏助教授介绍了此次演讲的背景。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投资作为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方式,对于整体经济绩效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人力资本只能附着在个人身上,不具有可转让的性质,个人的人力资本回报,即未来劳动收入并不能作为抵押品。因此,在大多数国家,学生,尤其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很难从信贷市场上借到足够的钱去投资教育。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教育信贷市场甚至是不存在的。教育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最终会导致教育投资不足,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基于此,许多探讨“不完全信贷市场下,公共政策能否使人力资本投资达到社会最优水平”的学术研究方兴未艾。大多数人认为只要对教育进行财政补贴就可以使社会教育投资达到最优水平。然而,也有学者的观点认为,在考虑了各代人的综合利益后,要使教育达到最优社会投资水平,仅仅依靠政府教育补贴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时对现收现付(pay-as-you-go)的养老金制度进行补贴。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实中教育补贴和养老补贴会同时存在。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如果利率外生给定,那么在内生信贷约束下,由于教育补贴的增加紧缩了信贷规模,从整体上看,反而降低了教育投资水平,因此不存在最优的教育投资政策。

此次研究主要是探讨最优教育投资政策是否存在的问题,以及如果最优教育投资政策存在,那么它在何种条件下存在的问题。王敏助教授继承了前人的内生信贷约束的框架,同时加以完善,并在此之下进行严格的理论推导和证明。他通过对小型开放经济体和封闭经济体两种情形的分析,给出了最优教育投资政策存在的条件。与已有文献相比,他的研究框架更为一般,可使部分前人的研究结果成为其中的一个特例,并拓展了关于内生不完全信贷市场的探讨的应用范围。

其次,王敏助教授考察了一个代际交叠模型,其中,每个人分别经历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时期,在各期他都会获得一些外部给定的财富禀赋。青年时期,他靠初始禀赋和借款为教育投资;中年时期,他依靠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进行工作而获得收入,并偿还青年时的债务,同时进行储蓄;老年时期,他退休并依靠中年时的储蓄回报来生活。为方便分析,模型假设个人只关心自己在中年和老年时期的总消费水平。这样的各期设定与现实中的人们一生所经历的主要阶段是基本一致的。

作为分析的参照系,该模型首先给出了完全信贷市场下的最优条件与均衡条件。紧接着,王敏助教授分析了存在信贷约束的市场情形。在这种情形中,经济参与人不能做出偿还教育贷款的保证,而对他们违约的唯一惩罚就是没收他们的金融资产并将其逐出信贷市场。为了保证个人在中年时不做出违约的决定,就必须使得他通过偿还贷款,从而可以继续利用信贷市场为老年生活储蓄的这种行为获得的利益不少于他违约时的获益。最适的信贷限制水平将恰好使得这两种获益相等。这种限制与个人的经济利益和自身选择直接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作“内生信贷约束”的原因。通过分析或者直觉都可以发现,如果中年时期的利率水平越低,即个人偿还贷款的可能性越大,老年时期的利率水平越高,即偿还后所获得的预期收益越大,那么青年时期的信贷约束就可以越宽松。同样的结果还适用于青年和中年时期初始禀赋越多,老年时期禀赋越少的情形。广义看来,也就是中年时期储蓄激励的强度决定了信贷约束水平。

由于在信贷约束下,教育投资和个人的总体消费不能自发地达到最优水平,这就需要公共政策加以调节。为此,王敏助教授首先考察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形。其中,利率是外部给定的。最优政策的目标是还原完全市场的结果,而政策结构是三重的,它涵盖了对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的一次性总补贴或者征税。具体地说,就是对中年人征税,然后用该税收收入对青年的教育和老年人的养老保险进行补贴。实际上,在考虑了政府补贴-税收的预算平衡以及个人的跨期预算平衡之后,各期的补贴和税收之间存在着固定的比例关系,所以模型可以将三重政策结构简化,将其等价视作单一结构的政策。与单一的教育补贴政策所不同的是,这样的最优政策,如果存在的话,需要满足最优的教育投资和最优的消费平滑这两个目标。

本质上说,最优政策相当于改变了初始的外部禀赋结构。具体到政策效果上,一方面,对青年时期的教育补贴提高了其初始禀赋,进而提高了教育投资水平,换言之,即放宽了信贷约束。另一方面,对中年时期的征税和对老年时期的养老补贴又分别通过降低和提高当期的初始禀赋,降低了中年人的储蓄意愿,从而紧缩了信贷约束,最终导致教育投资水平下降。因此综合看来,最优政策能否存在,就取决于附加补贴的教育投资能否在信贷约束完全缩减到零以前达到完全市场下所得到的最优水平。王敏助教授的理论分析表明,这样的最优政策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中年时期的禀赋相对于青年和老年时期而言是相当高的。这保证了个人在中年时期有很强的储蓄激励,从而使得信贷市场放松了内生信贷约束,以实现最优水平的教育投资。

最后,王敏助教授讨论了封闭经济体中的最优政策情形。在原来模型的框架内,他从理论上证明了最优政策存在的必然性,同时说明了在教育和养老金补贴的双重福利政策下,已有文献中所强调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多重稳态问题将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此次研究的基本结论及其政策含义有两点:第一,在小型开放经济体中,最优教育政策存在,当且仅当经济体中有很高的储蓄激励。这就要求贴现因子很大或者跨期替代弹性很大,而理想的公共政策应当使得各期的收入禀赋呈现出很明显的“中间高,两端低”的分布形状;第二,在封闭经济体中,一定存在着可以还原完全信贷市场结果的最优政策;依靠教育补贴和养老金补贴的双重政策可以消除多重均衡问题。

 

(徐志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