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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19期（总第981期）：1920年前新教传播的长期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
发布日期：2012-06-01 10: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5月16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颜色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报告“1920年前新教传播的长期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以下是本次报告的主要内容。首先，颜色博士指出这个研究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宗教是否对于政治和经济造成了独立的影响，或者宗教仅仅只是后者的一个思想影像？第二，如果宗教对于长期发展有影响，那么它的渠道是什么？
接着，颜色博士进行了文献回顾。以往的研究对于宗教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争论不已。比如，Cantoni(2010)认为宗教对于经济发展并无影响。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宗教对于发展有正的影响。Max Weber认为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影响了发展；而Barro et al.(2003)，Becker and Woosman (2009)和Bai and Kung (2011)认为宗教是通过制度和其他渠道影响了发展。另外，研究指出历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渠道有以下几种：Miguel and Roland(2006)等指出经济的发展可能存在历史的路径依赖性；Jha (2008)和Dell (2008)指出历史可能会通过制度来影响经济的发展;Greif (1994)，Tabellini (2007)和Mokyr (2008)等指出历史通过行为的文化传统来影响的经济发展;而Glaeser et al.(2004)指出知识和教育是历史对未来经济发展影响的渠道。
在此研究中，颜色博士使用了中国1920年县级的新教活动和2000年的经济表现数据分析了过去新教活动对于当前经济表现的影响，并且分析了包括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可能的影响渠道。对比以往的研究，此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利用了县级的异质性来建立了历史和当前经济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用中国作为一个案例来证明新教会通过一些可观察到的渠道来对经济发展造成长期影响；得出了历史影响了中国的地域不平等的结论。
接下来，颜色博士介绍了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在1840年前，新教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而在1846-1900年间，新教传播十分迅速；到1900年，中国有超过8万的新教徒，而天主教徒有72万；到1920年，传教士的足迹覆盖了中国70%以上的县。另外，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的传播方法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具体表现在：更少的政治卷入、更少的“外来化”以及新的传播主要以救灾方式进行。到1937年，新教在中国建立了271家医院，治疗了超过四百万门诊病人；另外，新教还建立了956所高中和5637所初中，并且引入了包含数学、物理和地理等在内的新的课程体系。在中国现代的运输和通信体系建设中，新教也做出了贡献。
研究的历史数据为《中华归主》。新教活动主要变量为县级的信徒教堂以及牧师数量。县级初始发展水平的主要变量为人口，教育信息。当代经济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支出，数据来自《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NBS对于150653家企业的普查数据；制造业企业，来自NBS的年度统计数据。人口方面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00年的人口普查，包括人口，死亡率和受教育年限。地理方面的变量包括：纬度和经度；距首都的距离；降雨量和温度。研究使用的工具变量主要包括：1920年的旱涝数据，该数据来自历代旱涝图集；距条约港距离。由于1920年与2000年的区域划分差异，颜色博士对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做法是将重叠区域作为权重并以2000年的区域划分为基准来重构历史数据。
在基准模型中，因变量为2000年的人均GDP数据，关键自变量为基督教变量（1920年每万人信徒、教堂和牧师数量），除此之外，颜色博士还控制了一些地理变量。回归得到的结果是基督教变量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即1920年的基督教传教对于2000年的经济发展（以人均GDP衡量）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为了控制内生性，颜色博士引入了两组工具变量。第一组变量是距最近条约港的距离。地点距条约港越近，牧师越容易到达，基督教的传播也相对较为方便。第二组变量是旱涝的频率。在过去，救灾是牧师传播福音的主要方式，一个地区旱涝越多，牧师存在的可能性越大。加入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仍然支持了1920年基督教传教对2000年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结论。
接下来，颜色博士进一步检验了过去基督教传播对于现在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三条可能渠道：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不可观测的渠道（开放度，对新知识的态度等等）。以人力资本（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因变量，历史的基督教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颜色博士发现历史的基督教变量确实会对现在的人力资本造成正的影响。
基督教的传播也可以帮助消除文化差异，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为了验证外商直接投资这一渠道，颜色博士以2002年美国、英国和德国这三个在中国直接投资份额排名前三的国家的直接投资份额作为因变量，1920年对应的一国教堂占总教堂的份额作为关键因变量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过去的基督教传播情况可以显著的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为了检验基督教是否会通过其他看不见的渠道影响今天的经济发展，颜色博士在回归中逐步控制了当前的教育状况和开放度情况。当控制了人力资本以后，基督教的系数绝对值减小了20.5%。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以后，这一系数的绝对值减小了30%。当同时控制两者以后，这一系数的绝对值减小了53.8%，但是仍然显著，这说明了不可见的渠道效应仍然存在。
颜色博士还检验了基督教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随经济环境的市场化程度不同而不同。以1978年前和1978年后GDP的增速/人均GDP增速作为因变量，基督教变量为主要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过去基督教的传播对于1978年前的经济增速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于1978年后的经济增速的影响显著为正。
最后，颜色博士对于其研究做出了总结。第一，1920年前基督教的传播确实会促进2000年的经济发展；第二，基督教对当前经济的影响渠道主要是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另外看不见的渠道；第三，历史在长期确实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王雅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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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06-01 10: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5月16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颜色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报告“1920年前新教传播的长期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以下是本次报告的主要内容。首先，颜色博士指出这个研究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宗教是否对于政治和经济造成了独立的影响，或者宗教仅仅只是后者的一个思想影像？第二，如果宗教对于长期发展有影响，那么它的渠道是什么？
接着，颜色博士进行了文献回顾。以往的研究对于宗教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争论不已。比如，Cantoni(2010)认为宗教对于经济发展并无影响。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宗教对于发展有正的影响。Max Weber认为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影响了发展；而Barro et al.(2003)，Becker and Woosman (2009)和Bai and Kung (2011)认为宗教是通过制度和其他渠道影响了发展。另外，研究指出历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渠道有以下几种：Miguel and Roland(2006)等指出经济的发展可能存在历史的路径依赖性；Jha (2008)和Dell (2008)指出历史可能会通过制度来影响经济的发展;Greif (1994)，Tabellini (2007)和Mokyr (2008)等指出历史通过行为的文化传统来影响的经济发展;而Glaeser et al.(2004)指出知识和教育是历史对未来经济发展影响的渠道。
在此研究中，颜色博士使用了中国1920年县级的新教活动和2000年的经济表现数据分析了过去新教活动对于当前经济表现的影响，并且分析了包括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可能的影响渠道。对比以往的研究，此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利用了县级的异质性来建立了历史和当前经济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用中国作为一个案例来证明新教会通过一些可观察到的渠道来对经济发展造成长期影响；得出了历史影响了中国的地域不平等的结论。
接下来，颜色博士介绍了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在1840年前，新教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而在1846-1900年间，新教传播十分迅速；到1900年，中国有超过8万的新教徒，而天主教徒有72万；到1920年，传教士的足迹覆盖了中国70%以上的县。另外，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的传播方法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具体表现在：更少的政治卷入、更少的“外来化”以及新的传播主要以救灾方式进行。到1937年，新教在中国建立了271家医院，治疗了超过四百万门诊病人；另外，新教还建立了956所高中和5637所初中，并且引入了包含数学、物理和地理等在内的新的课程体系。在中国现代的运输和通信体系建设中，新教也做出了贡献。
研究的历史数据为《中华归主》。新教活动主要变量为县级的信徒教堂以及牧师数量。县级初始发展水平的主要变量为人口，教育信息。当代经济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支出，数据来自《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NBS对于150653家企业的普查数据；制造业企业，来自NBS的年度统计数据。人口方面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00年的人口普查，包括人口，死亡率和受教育年限。地理方面的变量包括：纬度和经度；距首都的距离；降雨量和温度。研究使用的工具变量主要包括：1920年的旱涝数据，该数据来自历代旱涝图集；距条约港距离。由于1920年与2000年的区域划分差异，颜色博士对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做法是将重叠区域作为权重并以2000年的区域划分为基准来重构历史数据。
在基准模型中，因变量为2000年的人均GDP数据，关键自变量为基督教变量（1920年每万人信徒、教堂和牧师数量），除此之外，颜色博士还控制了一些地理变量。回归得到的结果是基督教变量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即1920年的基督教传教对于2000年的经济发展（以人均GDP衡量）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为了控制内生性，颜色博士引入了两组工具变量。第一组变量是距最近条约港的距离。地点距条约港越近，牧师越容易到达，基督教的传播也相对较为方便。第二组变量是旱涝的频率。在过去，救灾是牧师传播福音的主要方式，一个地区旱涝越多，牧师存在的可能性越大。加入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仍然支持了1920年基督教传教对2000年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结论。
接下来，颜色博士进一步检验了过去基督教传播对于现在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三条可能渠道：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不可观测的渠道（开放度，对新知识的态度等等）。以人力资本（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因变量，历史的基督教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颜色博士发现历史的基督教变量确实会对现在的人力资本造成正的影响。
基督教的传播也可以帮助消除文化差异，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为了验证外商直接投资这一渠道，颜色博士以2002年美国、英国和德国这三个在中国直接投资份额排名前三的国家的直接投资份额作为因变量，1920年对应的一国教堂占总教堂的份额作为关键因变量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过去的基督教传播情况可以显著的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为了检验基督教是否会通过其他看不见的渠道影响今天的经济发展，颜色博士在回归中逐步控制了当前的教育状况和开放度情况。当控制了人力资本以后，基督教的系数绝对值减小了20.5%。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以后，这一系数的绝对值减小了30%。当同时控制两者以后，这一系数的绝对值减小了53.8%，但是仍然显著，这说明了不可见的渠道效应仍然存在。
颜色博士还检验了基督教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随经济环境的市场化程度不同而不同。以1978年前和1978年后GDP的增速/人均GDP增速作为因变量，基督教变量为主要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过去基督教的传播对于1978年前的经济增速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于1978年后的经济增速的影响显著为正。
最后，颜色博士对于其研究做出了总结。第一，1920年前基督教的传播确实会促进2000年的经济发展；第二，基督教对当前经济的影响渠道主要是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另外看不见的渠道；第三，历史在长期确实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王雅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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