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15期（总第977期）：欧债危机与中欧合作——与希腊前总理西米蒂斯先生探讨欧债危机
发布日期：2012-05-18 10: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5月15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和希腊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的“挑战、机遇与前景——欧债危机与中欧合作”报告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教授莅临致辞欢迎；希腊前总理西米蒂斯先生、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中投监事长金立群先生发表演讲；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先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教授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先生参与讨论。
希腊前总理西米蒂斯先生：
他主要分析了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原因和应对措施。他指出当前流行观点是希腊居民消费太高以及政府赤字太大导致当前债务危机。然而从国际比较来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爆发了债务危机，然而西班牙债务并没有超过国际警戒水平。因此消费以及赤字过高并不是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当前希腊债务危机有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银行业的影响，由此产生了银行业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重组给银行业、进而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损失。二是欧元区内部国家发展不均衡。具体而言，北欧国家经济发展较好，南欧国家经济发展则较差。所以南欧国家缺乏竞争力，对外借贷增加，进而公共债务上升。三是欧元区公共管理体系不健全。
欧洲货币联盟（EMU）成立目的是促进较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通过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欧洲经济整合。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这个过程中很多政策措施的预定目标都没有能够实现。欧洲北部和南部在经济上发展并不均衡，仅仅依靠市场是难以解决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此时便需要政府参与其中解决。然而，欧洲缺乏一个统一政府，导致了政治上没有意愿来推动各个领域的发展。
此外，建立欧元时没有设计其他国家履行义务来援助出现债务危机国家的机制。所以2009年希腊出现债务问题时，没有国家进行援助，解决危机停留在自救层面。当债务危机蔓延时，欧盟援助才提上议程，可以认为正是这些国家援助措施实施较慢，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蔓延。需要注意的是，对希腊救援方案一开始就附带债务削减条件，此后一系列援助也都附带更为严格紧缩条件，比如要求希腊三年内大幅削减赤字，这使得希腊经济情况持续恶化，失业率和贫困率不断攀升，罢工游行时有发生，希腊前景一片黯淡。
如何应对当前希腊所爆发的债务危机？希腊脱离欧元区可以说是一个解决办法。目前有75%的议员支持欧盟采取措施来应对当前债务危机，50%的议员希望希腊能够留在欧元区，但是如果欧元区不能提供给希腊一个很好发展空间和环境，希腊将不得不退出欧元区。然而，希腊退出欧元区使用新的货币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对新货币估值；即便新货币大幅贬值，对出口占GDP比重不高的希腊而言，积极作用仍十分有限。另外，退出欧元区应如何应对与各国货币和贸易交易，如何确定汇率也将是一个复杂过程。这都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依靠财政契约是否就可以解决当前债务危机呢？如果不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方案也不可行。西米蒂斯先生提到了两种解决欧元区南北竞争力问题方案。一是欧元区北方国家购买南方国家的产品；二是欧元区北方国家加大对南方国家的投资力度。前一方案遭到了以德国为首国家的反对；后一方案由于这些投资项目难以盈利，在长期看来还有助长经济泡沫的风险，因此也不可行。 目前，欧元区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真正能够展开合作的，便是共同建设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发展地中海地区的风电设施，进一步开发可再生能源。
另外，欧盟需要进一步增强欧洲国家之间联系，使得国家间经济联系上升到新层次，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建立新的协调机制，实现经济政策的统一。同时，欧盟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和框架，将政治领导人的意愿适时的转变为行动，积极推动经济和政治的整合。
最后，西米蒂斯先生展望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未来，欧洲货币联盟不仅应该反映欧洲货币联盟内发达国家的意见，实现发达国家的利益，也应该反映欧洲货币联盟内较不发达国家的意见，服务于它们的切身利益，这样才能维持欧元区的稳定，促进欧元区国家的共同增长。
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
他首先说明主权债务危机定义和类型，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原因有三个。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由于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希腊在航运、旅游、侨汇上受到影响。二是国内原因。希腊国内产业竞争力不够强，借款投资效益不够好使还款能力受到影响。三是欧元区结构和制度上原因。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区使用统一货币减少货币兑换之间存在着的诸多因素，便于区内贸易的发展。欧元区成立之初整个发展不错的，使欧元区内发展程度稍微差一点国家得到了较多贷款。
但是欧元制度也有一些先天缺陷。一是货币政策统一了但财政政策没统一。二是采用一种货币所以竞争力强的国家就有利。三是由于大家都是用同样的货币，货币储备只能用欧元，当一个国家外贸出现逆差的时候，储备肯定在减少，它应对危机的能力就更受到影响。最后欧元区无法用转移支付的办法来解决内部不平衡问题。
如何应对债务危机呢？一个国家不能破产。唯一办法就是借新债还老债，或者与债权人谈判债务重组。出了问题后新债很难借到，只能求助于欧洲央行，ECB或IMF。但是这也只是拖延，最终还是要还钱。此时只能依靠紧缩开支，减少福利，裁剪公务员等等一系列紧缩开支、出卖一部分国有资产来解决问题。但是这些都是不得人心。因为一般老百姓只能接受福利提高，减少福利阻力就很大。出卖国有资产也会遇到这种阻力。因而凡是出现问题国家的政府，基本上在大选里都下台了。
欧元区前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通过欧元区内部努力来解决。这便需要欧元区国家协商一致，需要互相妥协，找出可行的办法，而不是仅仅是要求负债的国家一味紧缩，更重要的是要给它们经济发展的机会，通过经济发展来还债。当然，这也遇到另一个方面的阻力，如德国的民众现在就反对，为什么要把辛辛苦苦赚的钱援助那些国家呢？实际上，他们不了解，德国贸易百分之六七十是欧元区内的贸易，德国得到顺差大部分也是在欧元区内得到的顺差。如果欧元区出了问题，对德国自身也不利。这一点反而政治家十分清楚，所以，德国议会很顺利的通过了像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总额提高措施。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欧元区解体，希腊离开欧元区，其他一些国家陆续离开区。这样造成问题可能更严重。世界金融体系将受到很大打击。现在欧元是唯一能够跟美元抗衡的储备货币，如果欧元消失了世界金融体系就可能回到过去美元独霸时情况。另外，即便离开欧元区也不一定能通过货币贬值恢复竞争力，如产品结构、产业结构没有改善，市场占有率较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事实上还会使欧元区经济进一步下滑。因为德国出口会减少，德国经济下滑；对希腊而言，出口占GDP比例不高，通过贬值办法提高竞争力有限，反而提高进口成本。所以，从老百姓情绪看，希腊等国家离开欧元区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长远战略看，这种做法实际上得不偿失。
中国希望和相信欧元区的国家能够渡过难关。第一，欧元区国家总体上并不缺钱。如果欧元区国家采取一些措施，更多的发行内部债券，而不是靠外部债券来解决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筹到一部分资金。第二，欧元区内部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财政纪律，加强对货币和财政开支的管理。第三，依靠国际支持。IMF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IMF的几个主要国家要能够协商一致，按比例出资。中国力量有限，中国不可能英雄救欧、英雄救美，但是在IMF的国际框架下，中国会尽其力量来帮助欧洲渡过危机。
最后，成思危先生分析欧债危机对中国影响。一是中国外需减少和外贸顺差下降。二是由于欧洲，包括美国还有日本，还要继续实施刺激经济计划，保持低利率，这必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通胀的压力。三是通胀压力迫使这些国家提高利率，在俄罗斯和印度，利率均超过8%，巴西利率则为12%，对实体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最后，因为债务危机要去杠杆化，去杠杆化就要撤回资金，这就会造成FDI减少。中国希望欧洲债务危机在自救的前提下，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之下，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中投监事长金立群先生：
金立群先生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此次欧债危机爆发原因。首先是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然而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带来的诸多负面的影响，并且负面影响在当前已然不断的扩大，比如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助长了懒惰的情绪以及滥用社会福利的动机。一旦经济的发展不足以支持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社会福利制度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便会越来越大，因为人们往往只愿意接受福利的提升而不愿意接受福利的下降。在欧洲民主社会中，支持福利提升、反对福利下降政党往往会获得更多的选票。
政府对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应在为其提供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又能提升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激励和创新激励。如提供过于优越社会福利，实行平均主义，这个国家必然缺乏前行动力。相反，如果社会福利提供不充足，导致巨大经济地位落差，这个国家也会不稳定。经过二战后60多年发展，欧洲国家积弊越来越严重。二战后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负担，若还不减少这种“压舱石”，“大船”将势必下沉。这对于中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必须是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够承担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平衡公平和效率。
第二个方面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同时仍保留着主权国家财政政策。这使得欧元区国家主要通过发行外部债券来融资，同时财政转移无法再欧元区内实现。欧元区民众还缺乏公民意识，他们没有意识到，救助于他人，帮助其渡过难关也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此外，货币政策的统一导致了竞争力不同的各国间差距持续扩大，对于竞争力较低的国家，他们再也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竞争力，经济发展势必会减缓。
北京大学国发院卢锋教授：
欧债危机国共性特征是外债过多，因而凯恩斯式过度消费是表层原因，深层根源在于欧元体制导致缺乏竞争力国家持续外部失衡，同时又没有调节外部失衡手段，并且还通过一段时期“利差趋同”为负债融资接受外部失衡提供条件。还有一点根源是，欧洲一体化前期走得比较成功，但是80年代设计下一步一体化战略时，政治家和精英们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过于相信统一货币对更高度一体化的“倒逼促进”作用。
从逻辑上分析欧债危机有三种解决途径。一是通过流量紧缩降低存量债务，二是通过财政和政治联盟“内生性”解决，三是部分改造甚至放弃欧元体制。两年半危机治理实践主要倚重紧缩方案，然而最近希腊和法国选情从不同角度显示这一方案难以奏效。第二种方案甚至没有在欧盟政治决策和主流讨论中被旗帜鲜明地提出，显示其最终不过是一个理想化模式。欧元变局正在成为不断逼近的现实。
卢锋认为，由于多方面原因，国内对欧元变局可能估计不足。对美元“一币独大”弊端的认知，使我们对欧元替代作用有很大期待。人民币汇率争论显示，主流观点重视汇率稳定的意义，对汇率调节功能认识不足。另外看重通过人为制度和战略设计加以赶超的心态，在我国也有相当社会心理土壤。这些因素使我们容易理解欧元设计良好初衷，对其不符合规律和内在局限认识不够。
对欧元变局发生现实可能性重视不够，分析逻辑是认为代价太大因而不可能，这一流行思路确有道理，然而忽视了关键一点：在欧洲选举政治环境中，对于像欧债危机这样久拖不决的困境，最终会由选民依据个体认知对问题做出决定性选择。“债务危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政治问题”，最终可能会通过政治流程并以独立于精英思维逻辑的方式加以终结。我们应从这一角度解读最新法国与希腊选情演变。如对欧元变局估计不足和缺乏应对，事变发生时我们可能会处于被动地位并遭受本可避免的损失。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教授：
在欧洲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结构性问题，设计上问题，运行上问题。结构性问题指的是欧洲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欧洲一体化最根本的原因是要消除欧洲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这意味着北欧发达国家要有心理和现实准备，为南欧相对发展滞后的国家做出某些牺牲。问题是即便这些国家政府愿作出牺牲，这些国家民众是不是愿意？如果欧洲一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陷入困境，而发达国家没有能力或者不愿帮助，那么欧洲、欧盟一体化还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它涉及到欧盟存在的意义。
设计中的问题就是主权财政和统一货币的问题。欧洲一体化在设计上没有到位导致了欧洲现在的局面。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情况下，统一货币对不同的国家带来的是不同的经济效益。此外，欧元区还缺乏一个退出的机制，即便存在60%的借债率，3%的赤字率的规定，但是如果各国不遵守，又有什么办法呢？
欧洲一体化还存在运行中的问题。几年前，欧洲有一个非常深刻讨论，即欧盟是应当先深化，还是应该先扩大呢？政治家往往是好大喜功的，这导致了在实际上深层次的设计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欧元区就扩大到了现在的规模，这在欧元区运行上是非常大的问题。
曲星先生对欧债危机持谨慎乐观态度。在欧洲国家选举中，选民最爱听的就是高福利、增加工资和减税。福利一旦提上去了就难以下来了，资金不够就必须借债。如果政府真正把紧缩做到实处的话，实际上意味着政治自杀。另外，在欧盟层面上，政策也是在不断的摇摆，不停地受到各个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干扰。欧盟达成的财政契约，意味着强化了欧洲财政纪律。但是，欧盟真正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吗？凡是危机时都需要一个强硬政府，可惜欧洲并没有。
裴德盛大使
裴德盛先生结合北欧国家发展的经验阐述了其对欧债危机的观点。当前欧洲国家过于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欧债危机的爆发有一定的影响。当一国支出不断增长并超过其收入时，负债便开始出现。如果社会福利制度得不到及时的改变，或者经济发展不能有所提高，那么负债所产生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
然而，仅仅从福利制度的角度来考虑欧债危机并不完全合适，因为福利制度只代表了一国的支出，如果一国收入能够满足福利的支出，那么高社会福利也并不一个问题。现实中这样例子有许多，除了西班牙，丹麦也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但丹麦债务率却比较低，它是社会福利和经济同步发展的国家，这又得益于工商界的发展和民众的努力，更得益于经济政策制定的适时及合理。
经济政策制定的适时及合理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政府所制定的“五年计划”都是十分有效率的，这一点值得欧盟国家学习。欧盟国家需要努力协调各项经济政策，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另外，欧盟国家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并提高国家，尤其是较不发达国家的竞争力。欧盟也应当与中国不断加强联系，促进双边贸易往来。
最后，裴德盛先生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建议，他认为中国也应当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且中国可以适时改革当前社会福利体系，如挪威和丹麦一样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一方面，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居民的消费，促进内需；另一方面，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可以支持当前社会福利的提高。
（刘晓光、余静文整理）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15期（总第977期）：欧债危机与中欧合作——与希腊前总理西米蒂斯先生探讨欧债危机
发布日期：2012-05-18 10:1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2年5月15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和希腊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的“挑战、机遇与前景——欧债危机与中欧合作”报告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教授莅临致辞欢迎；希腊前总理西米蒂斯先生、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中投监事长金立群先生发表演讲；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先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教授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先生参与讨论。
希腊前总理西米蒂斯先生：
他主要分析了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原因和应对措施。他指出当前流行观点是希腊居民消费太高以及政府赤字太大导致当前债务危机。然而从国际比较来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爆发了债务危机，然而西班牙债务并没有超过国际警戒水平。因此消费以及赤字过高并不是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当前希腊债务危机有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银行业的影响，由此产生了银行业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重组给银行业、进而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损失。二是欧元区内部国家发展不均衡。具体而言，北欧国家经济发展较好，南欧国家经济发展则较差。所以南欧国家缺乏竞争力，对外借贷增加，进而公共债务上升。三是欧元区公共管理体系不健全。
欧洲货币联盟（EMU）成立目的是促进较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通过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欧洲经济整合。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这个过程中很多政策措施的预定目标都没有能够实现。欧洲北部和南部在经济上发展并不均衡，仅仅依靠市场是难以解决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此时便需要政府参与其中解决。然而，欧洲缺乏一个统一政府，导致了政治上没有意愿来推动各个领域的发展。
此外，建立欧元时没有设计其他国家履行义务来援助出现债务危机国家的机制。所以2009年希腊出现债务问题时，没有国家进行援助，解决危机停留在自救层面。当债务危机蔓延时，欧盟援助才提上议程，可以认为正是这些国家援助措施实施较慢，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蔓延。需要注意的是，对希腊救援方案一开始就附带债务削减条件，此后一系列援助也都附带更为严格紧缩条件，比如要求希腊三年内大幅削减赤字，这使得希腊经济情况持续恶化，失业率和贫困率不断攀升，罢工游行时有发生，希腊前景一片黯淡。
如何应对当前希腊所爆发的债务危机？希腊脱离欧元区可以说是一个解决办法。目前有75%的议员支持欧盟采取措施来应对当前债务危机，50%的议员希望希腊能够留在欧元区，但是如果欧元区不能提供给希腊一个很好发展空间和环境，希腊将不得不退出欧元区。然而，希腊退出欧元区使用新的货币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对新货币估值；即便新货币大幅贬值，对出口占GDP比重不高的希腊而言，积极作用仍十分有限。另外，退出欧元区应如何应对与各国货币和贸易交易，如何确定汇率也将是一个复杂过程。这都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依靠财政契约是否就可以解决当前债务危机呢？如果不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方案也不可行。西米蒂斯先生提到了两种解决欧元区南北竞争力问题方案。一是欧元区北方国家购买南方国家的产品；二是欧元区北方国家加大对南方国家的投资力度。前一方案遭到了以德国为首国家的反对；后一方案由于这些投资项目难以盈利，在长期看来还有助长经济泡沫的风险，因此也不可行。 目前，欧元区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真正能够展开合作的，便是共同建设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发展地中海地区的风电设施，进一步开发可再生能源。
另外，欧盟需要进一步增强欧洲国家之间联系，使得国家间经济联系上升到新层次，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建立新的协调机制，实现经济政策的统一。同时，欧盟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和框架，将政治领导人的意愿适时的转变为行动，积极推动经济和政治的整合。
最后，西米蒂斯先生展望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未来，欧洲货币联盟不仅应该反映欧洲货币联盟内发达国家的意见，实现发达国家的利益，也应该反映欧洲货币联盟内较不发达国家的意见，服务于它们的切身利益，这样才能维持欧元区的稳定，促进欧元区国家的共同增长。
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
他首先说明主权债务危机定义和类型，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原因有三个。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由于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希腊在航运、旅游、侨汇上受到影响。二是国内原因。希腊国内产业竞争力不够强，借款投资效益不够好使还款能力受到影响。三是欧元区结构和制度上原因。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区使用统一货币减少货币兑换之间存在着的诸多因素，便于区内贸易的发展。欧元区成立之初整个发展不错的，使欧元区内发展程度稍微差一点国家得到了较多贷款。
但是欧元制度也有一些先天缺陷。一是货币政策统一了但财政政策没统一。二是采用一种货币所以竞争力强的国家就有利。三是由于大家都是用同样的货币，货币储备只能用欧元，当一个国家外贸出现逆差的时候，储备肯定在减少，它应对危机的能力就更受到影响。最后欧元区无法用转移支付的办法来解决内部不平衡问题。
如何应对债务危机呢？一个国家不能破产。唯一办法就是借新债还老债，或者与债权人谈判债务重组。出了问题后新债很难借到，只能求助于欧洲央行，ECB或IMF。但是这也只是拖延，最终还是要还钱。此时只能依靠紧缩开支，减少福利，裁剪公务员等等一系列紧缩开支、出卖一部分国有资产来解决问题。但是这些都是不得人心。因为一般老百姓只能接受福利提高，减少福利阻力就很大。出卖国有资产也会遇到这种阻力。因而凡是出现问题国家的政府，基本上在大选里都下台了。
欧元区前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通过欧元区内部努力来解决。这便需要欧元区国家协商一致，需要互相妥协，找出可行的办法，而不是仅仅是要求负债的国家一味紧缩，更重要的是要给它们经济发展的机会，通过经济发展来还债。当然，这也遇到另一个方面的阻力，如德国的民众现在就反对，为什么要把辛辛苦苦赚的钱援助那些国家呢？实际上，他们不了解，德国贸易百分之六七十是欧元区内的贸易，德国得到顺差大部分也是在欧元区内得到的顺差。如果欧元区出了问题，对德国自身也不利。这一点反而政治家十分清楚，所以，德国议会很顺利的通过了像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总额提高措施。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欧元区解体，希腊离开欧元区，其他一些国家陆续离开区。这样造成问题可能更严重。世界金融体系将受到很大打击。现在欧元是唯一能够跟美元抗衡的储备货币，如果欧元消失了世界金融体系就可能回到过去美元独霸时情况。另外，即便离开欧元区也不一定能通过货币贬值恢复竞争力，如产品结构、产业结构没有改善，市场占有率较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事实上还会使欧元区经济进一步下滑。因为德国出口会减少，德国经济下滑；对希腊而言，出口占GDP比例不高，通过贬值办法提高竞争力有限，反而提高进口成本。所以，从老百姓情绪看，希腊等国家离开欧元区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长远战略看，这种做法实际上得不偿失。
中国希望和相信欧元区的国家能够渡过难关。第一，欧元区国家总体上并不缺钱。如果欧元区国家采取一些措施，更多的发行内部债券，而不是靠外部债券来解决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筹到一部分资金。第二，欧元区内部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财政纪律，加强对货币和财政开支的管理。第三，依靠国际支持。IMF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IMF的几个主要国家要能够协商一致，按比例出资。中国力量有限，中国不可能英雄救欧、英雄救美，但是在IMF的国际框架下，中国会尽其力量来帮助欧洲渡过危机。
最后，成思危先生分析欧债危机对中国影响。一是中国外需减少和外贸顺差下降。二是由于欧洲，包括美国还有日本，还要继续实施刺激经济计划，保持低利率，这必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通胀的压力。三是通胀压力迫使这些国家提高利率，在俄罗斯和印度，利率均超过8%，巴西利率则为12%，对实体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最后，因为债务危机要去杠杆化，去杠杆化就要撤回资金，这就会造成FDI减少。中国希望欧洲债务危机在自救的前提下，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之下，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中投监事长金立群先生：
金立群先生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此次欧债危机爆发原因。首先是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然而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带来的诸多负面的影响，并且负面影响在当前已然不断的扩大，比如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助长了懒惰的情绪以及滥用社会福利的动机。一旦经济的发展不足以支持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社会福利制度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便会越来越大，因为人们往往只愿意接受福利的提升而不愿意接受福利的下降。在欧洲民主社会中，支持福利提升、反对福利下降政党往往会获得更多的选票。
政府对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应在为其提供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又能提升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激励和创新激励。如提供过于优越社会福利，实行平均主义，这个国家必然缺乏前行动力。相反，如果社会福利提供不充足，导致巨大经济地位落差，这个国家也会不稳定。经过二战后60多年发展，欧洲国家积弊越来越严重。二战后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负担，若还不减少这种“压舱石”，“大船”将势必下沉。这对于中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必须是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够承担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平衡公平和效率。
第二个方面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同时仍保留着主权国家财政政策。这使得欧元区国家主要通过发行外部债券来融资，同时财政转移无法再欧元区内实现。欧元区民众还缺乏公民意识，他们没有意识到，救助于他人，帮助其渡过难关也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此外，货币政策的统一导致了竞争力不同的各国间差距持续扩大，对于竞争力较低的国家，他们再也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竞争力，经济发展势必会减缓。
北京大学国发院卢锋教授：
欧债危机国共性特征是外债过多，因而凯恩斯式过度消费是表层原因，深层根源在于欧元体制导致缺乏竞争力国家持续外部失衡，同时又没有调节外部失衡手段，并且还通过一段时期“利差趋同”为负债融资接受外部失衡提供条件。还有一点根源是，欧洲一体化前期走得比较成功，但是80年代设计下一步一体化战略时，政治家和精英们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过于相信统一货币对更高度一体化的“倒逼促进”作用。
从逻辑上分析欧债危机有三种解决途径。一是通过流量紧缩降低存量债务，二是通过财政和政治联盟“内生性”解决，三是部分改造甚至放弃欧元体制。两年半危机治理实践主要倚重紧缩方案，然而最近希腊和法国选情从不同角度显示这一方案难以奏效。第二种方案甚至没有在欧盟政治决策和主流讨论中被旗帜鲜明地提出，显示其最终不过是一个理想化模式。欧元变局正在成为不断逼近的现实。
卢锋认为，由于多方面原因，国内对欧元变局可能估计不足。对美元“一币独大”弊端的认知，使我们对欧元替代作用有很大期待。人民币汇率争论显示，主流观点重视汇率稳定的意义，对汇率调节功能认识不足。另外看重通过人为制度和战略设计加以赶超的心态，在我国也有相当社会心理土壤。这些因素使我们容易理解欧元设计良好初衷，对其不符合规律和内在局限认识不够。
对欧元变局发生现实可能性重视不够，分析逻辑是认为代价太大因而不可能，这一流行思路确有道理，然而忽视了关键一点：在欧洲选举政治环境中，对于像欧债危机这样久拖不决的困境，最终会由选民依据个体认知对问题做出决定性选择。“债务危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政治问题”，最终可能会通过政治流程并以独立于精英思维逻辑的方式加以终结。我们应从这一角度解读最新法国与希腊选情演变。如对欧元变局估计不足和缺乏应对，事变发生时我们可能会处于被动地位并遭受本可避免的损失。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教授：
在欧洲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结构性问题，设计上问题，运行上问题。结构性问题指的是欧洲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欧洲一体化最根本的原因是要消除欧洲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这意味着北欧发达国家要有心理和现实准备，为南欧相对发展滞后的国家做出某些牺牲。问题是即便这些国家政府愿作出牺牲，这些国家民众是不是愿意？如果欧洲一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陷入困境，而发达国家没有能力或者不愿帮助，那么欧洲、欧盟一体化还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它涉及到欧盟存在的意义。
设计中的问题就是主权财政和统一货币的问题。欧洲一体化在设计上没有到位导致了欧洲现在的局面。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情况下，统一货币对不同的国家带来的是不同的经济效益。此外，欧元区还缺乏一个退出的机制，即便存在60%的借债率，3%的赤字率的规定，但是如果各国不遵守，又有什么办法呢？
欧洲一体化还存在运行中的问题。几年前，欧洲有一个非常深刻讨论，即欧盟是应当先深化，还是应该先扩大呢？政治家往往是好大喜功的，这导致了在实际上深层次的设计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欧元区就扩大到了现在的规模，这在欧元区运行上是非常大的问题。
曲星先生对欧债危机持谨慎乐观态度。在欧洲国家选举中，选民最爱听的就是高福利、增加工资和减税。福利一旦提上去了就难以下来了，资金不够就必须借债。如果政府真正把紧缩做到实处的话，实际上意味着政治自杀。另外，在欧盟层面上，政策也是在不断的摇摆，不停地受到各个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干扰。欧盟达成的财政契约，意味着强化了欧洲财政纪律。但是，欧盟真正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吗？凡是危机时都需要一个强硬政府，可惜欧洲并没有。
裴德盛大使
裴德盛先生结合北欧国家发展的经验阐述了其对欧债危机的观点。当前欧洲国家过于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欧债危机的爆发有一定的影响。当一国支出不断增长并超过其收入时，负债便开始出现。如果社会福利制度得不到及时的改变，或者经济发展不能有所提高，那么负债所产生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
然而，仅仅从福利制度的角度来考虑欧债危机并不完全合适，因为福利制度只代表了一国的支出，如果一国收入能够满足福利的支出，那么高社会福利也并不一个问题。现实中这样例子有许多，除了西班牙，丹麦也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但丹麦债务率却比较低，它是社会福利和经济同步发展的国家，这又得益于工商界的发展和民众的努力，更得益于经济政策制定的适时及合理。
经济政策制定的适时及合理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政府所制定的“五年计划”都是十分有效率的，这一点值得欧盟国家学习。欧盟国家需要努力协调各项经济政策，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另外，欧盟国家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并提高国家，尤其是较不发达国家的竞争力。欧盟也应当与中国不断加强联系，促进双边贸易往来。
最后，裴德盛先生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建议，他认为中国也应当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且中国可以适时改革当前社会福利体系，如挪威和丹麦一样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一方面，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居民的消费，促进内需；另一方面，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可以支持当前社会福利的提高。
（刘晓光、余静文整理）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