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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简报2012年第004期（总第966期）：创业和人口
发布日期：2012-04-06 10:0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创业和人口
2012年3月23日，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梁建章博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小教室发表了题为“创业和人口” 的演讲。以下是此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梁建章博士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劳动力老龄化是如何对企业家创业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这一想法源于对日本近期糟糕的经济表现和缺乏年轻的企业家这一问题的思考。日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经济增长迅速，许多经济学家曾预言，日本的人均GDP会很快超过美国。然而，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之后，日本经济停滞了20年，而美国经济则得益于有活力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再次领先。关于导致日本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的原因的争论有很多，但是现在越来越清楚，其间的主要问题既不是金融危机，因为大萧条也才持续了15年，也不是货币升值，因为日本仍存在巨大的贸易盈余。日本失去的十年仍是一个谜。
虽然创业对经济增长一直都很重要，但最近这些年来，对于现代经济中有快速技术创新的IT和生命科学产业来说，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梁建章博士利用对创业的跨国调查数据发现，在过去十年间，OECD国家创业活动与GDP和生产率的增长正相关。
由此，梁建章博士认为日本失去的十年的真正罪魁祸首似乎是缺乏创业和没能像美国过去30年那样发展充满活力的IT产业。美国前十的高科技公司中有五个是在1985年之后建立的，而且这些年轻公司的创建人在创建公司时也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8岁。相反，在日本，前十名高科技公司中没有一家是在过去40年建立的。新企业进入率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6~7%降低到九十年代的3~4%。根据创业情况的调查，日本的创业倾向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并且，日本的青年和中年工人的创业倾向相比其他国家尤其的低。在大多数国家，30岁的人相比50岁的人更可能成为企业家，但在日本却不是。
日本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和劳动力迅速老龄化的国家之一。生育率先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降到了人口更新水平2以下，即每名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小孩，八十年代降到约1.7，九十年代继续降到1.5，而到了新世纪已经降到了约1.3。结果，年轻群组规模在相当迅速地缩小。在2010年，25~29岁的群组规模比35~39岁的群组规模小约30%。
一个典型的论资排辈的公司，又存在一个更大的大龄群组，这就导致年轻的工人升迁的很慢。在1976年，32%的经理级工人年龄小于35岁，而在1994年这个比率降到了16%。因此，年龄收入组合就拉平了。生于1945至1949年的工人，他们35岁时的实际工资是他们开始工作时工资的2.6倍，而比他们晚生20年的工人，35时的实际工资就只有初始工资的2倍。
为什么在一个群组规模不断缩小的国家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人更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呢？梁建章博士为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要成为一个企业家，除了要有一个好的想法外，还需要两种能力：人力资本和适应能力。这里的人力资本包括产业知识、人际交往能力和关系等。人力资本的水平主要由在企业的等级或职位所决定。一个工人在企业有更高的职位，往往就要有更多的责任，和公司内外的人有更多的联系，对产业有更开阔和更深入的理解。从这个工作上所得到的这样的知识和关系对于建立一个新企业是必须的。
除了人力资本，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还要有高度的适应性。这里的适应性包括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调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和处理意料不到的情况的能力等。一般而言，年轻人适应性更强，适应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在梁建章博士构建的模型里，关键的假设是创业才能是两种能力的函数：第一，人力资本，随着在当前公司的级别递增；第二，适应能力，随年龄增大而递减。这一设定等价于有两个假设：首先，在相同等级下，年轻人会是一个更好的企业家；第二，同样的年龄下，有更高等级的人会是一个更好的企业家。这两个假设都很自然，都可以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
较年轻的中年工人（约30岁）一般已经积累了必要的人力资本同时仍有很强的适应性，更容易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相比群组规模平衡的国家，一个群组规模不断缩小的国家中，中年工人有更低的职位，更低的人力资本，因此更低的企业家才能。
梁建章博士建立了一个模型把上述机制公式化。模型预测，随着群组规模缩小，整体创业下降。而且，所有年龄群组的创业概率都下降，中年工人比老年工人受到的影响更大。模型的简单校准结果和实证中发现的创业的年龄分布模式相一致。
然后，梁建章博士利用59个国家的数据，包括23个OECD国家和36个非OECD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中，创业率用成年人口中新企业家的比例计算，数据来源于全球创业观察（GEM），这是目前关于创业活动和年龄的唯一的大范围的跨国数据库。年轻群组规模用20-39岁人口占总工作人口的百分比表示，各国家人口年龄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另外，如GDP增长率等宏观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梁建章博士发现，年轻群组规模和创业活动有稳健的正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年轻群组规模下降1%会导致创业活动下降5%。当年轻群组规模缩小时，各年龄群组的创业率或概率都随之下降，而中年群组下降幅度最大。
梁建章博士估计出来的年轻群组规模对创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例如，一个国家生育率如果从人口更新水平2变成OECD国家平均人口更新水平1.6 ，那么劳动力中年轻群组的规模会从44.4%缩小到35.3%，年轻群组的规模下降了超过9个百分点，此时，创业的下降幅度将会超过40%。然而，低生育率对老龄化的影响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来传布到整个劳动力。即使日本只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经历低生育率，一个对创业更令人沮丧的影响也会在未来形成，特别是日本的生育率近来已经降到了只有1.3，它的创业和经济活力的长期前景看起来很暗淡。
最后，梁建章博士就人口变化对创业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劳动力老龄化会对企业家创业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一个劳动力老龄化的社会结构中，创业的最佳人选，即中青年工人升迁的更慢，因而他们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而人力资本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所必需的。实证上，梁建章博士发现年轻群组的规模与创业活动和经济表现正相关。
（刘晓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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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04-06 10:0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创业和人口
2012年3月23日，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梁建章博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小教室发表了题为“创业和人口” 的演讲。以下是此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梁建章博士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劳动力老龄化是如何对企业家创业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这一想法源于对日本近期糟糕的经济表现和缺乏年轻的企业家这一问题的思考。日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经济增长迅速，许多经济学家曾预言，日本的人均GDP会很快超过美国。然而，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之后，日本经济停滞了20年，而美国经济则得益于有活力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再次领先。关于导致日本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的原因的争论有很多，但是现在越来越清楚，其间的主要问题既不是金融危机，因为大萧条也才持续了15年，也不是货币升值，因为日本仍存在巨大的贸易盈余。日本失去的十年仍是一个谜。
虽然创业对经济增长一直都很重要，但最近这些年来，对于现代经济中有快速技术创新的IT和生命科学产业来说，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梁建章博士利用对创业的跨国调查数据发现，在过去十年间，OECD国家创业活动与GDP和生产率的增长正相关。
由此，梁建章博士认为日本失去的十年的真正罪魁祸首似乎是缺乏创业和没能像美国过去30年那样发展充满活力的IT产业。美国前十的高科技公司中有五个是在1985年之后建立的，而且这些年轻公司的创建人在创建公司时也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8岁。相反，在日本，前十名高科技公司中没有一家是在过去40年建立的。新企业进入率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6~7%降低到九十年代的3~4%。根据创业情况的调查，日本的创业倾向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并且，日本的青年和中年工人的创业倾向相比其他国家尤其的低。在大多数国家，30岁的人相比50岁的人更可能成为企业家，但在日本却不是。
日本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和劳动力迅速老龄化的国家之一。生育率先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降到了人口更新水平2以下，即每名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小孩，八十年代降到约1.7，九十年代继续降到1.5，而到了新世纪已经降到了约1.3。结果，年轻群组规模在相当迅速地缩小。在2010年，25~29岁的群组规模比35~39岁的群组规模小约30%。
一个典型的论资排辈的公司，又存在一个更大的大龄群组，这就导致年轻的工人升迁的很慢。在1976年，32%的经理级工人年龄小于35岁，而在1994年这个比率降到了16%。因此，年龄收入组合就拉平了。生于1945至1949年的工人，他们35岁时的实际工资是他们开始工作时工资的2.6倍，而比他们晚生20年的工人，35时的实际工资就只有初始工资的2倍。
为什么在一个群组规模不断缩小的国家中，青年和中年的工人更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呢？梁建章博士为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要成为一个企业家，除了要有一个好的想法外，还需要两种能力：人力资本和适应能力。这里的人力资本包括产业知识、人际交往能力和关系等。人力资本的水平主要由在企业的等级或职位所决定。一个工人在企业有更高的职位，往往就要有更多的责任，和公司内外的人有更多的联系，对产业有更开阔和更深入的理解。从这个工作上所得到的这样的知识和关系对于建立一个新企业是必须的。
除了人力资本，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还要有高度的适应性。这里的适应性包括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调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和处理意料不到的情况的能力等。一般而言，年轻人适应性更强，适应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在梁建章博士构建的模型里，关键的假设是创业才能是两种能力的函数：第一，人力资本，随着在当前公司的级别递增；第二，适应能力，随年龄增大而递减。这一设定等价于有两个假设：首先，在相同等级下，年轻人会是一个更好的企业家；第二，同样的年龄下，有更高等级的人会是一个更好的企业家。这两个假设都很自然，都可以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
较年轻的中年工人（约30岁）一般已经积累了必要的人力资本同时仍有很强的适应性，更容易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相比群组规模平衡的国家，一个群组规模不断缩小的国家中，中年工人有更低的职位，更低的人力资本，因此更低的企业家才能。
梁建章博士建立了一个模型把上述机制公式化。模型预测，随着群组规模缩小，整体创业下降。而且，所有年龄群组的创业概率都下降，中年工人比老年工人受到的影响更大。模型的简单校准结果和实证中发现的创业的年龄分布模式相一致。
然后，梁建章博士利用59个国家的数据，包括23个OECD国家和36个非OECD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中，创业率用成年人口中新企业家的比例计算，数据来源于全球创业观察（GEM），这是目前关于创业活动和年龄的唯一的大范围的跨国数据库。年轻群组规模用20-39岁人口占总工作人口的百分比表示，各国家人口年龄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另外，如GDP增长率等宏观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梁建章博士发现，年轻群组规模和创业活动有稳健的正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年轻群组规模下降1%会导致创业活动下降5%。当年轻群组规模缩小时，各年龄群组的创业率或概率都随之下降，而中年群组下降幅度最大。
梁建章博士估计出来的年轻群组规模对创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例如，一个国家生育率如果从人口更新水平2变成OECD国家平均人口更新水平1.6 ，那么劳动力中年轻群组的规模会从44.4%缩小到35.3%，年轻群组的规模下降了超过9个百分点，此时，创业的下降幅度将会超过40%。然而，低生育率对老龄化的影响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来传布到整个劳动力。即使日本只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经历低生育率，一个对创业更令人沮丧的影响也会在未来形成，特别是日本的生育率近来已经降到了只有1.3，它的创业和经济活力的长期前景看起来很暗淡。
最后，梁建章博士就人口变化对创业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劳动力老龄化会对企业家创业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一个劳动力老龄化的社会结构中，创业的最佳人选，即中青年工人升迁的更慢，因而他们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而人力资本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所必需的。实证上，梁建章博士发现年轻群组的规模与创业活动和经济表现正相关。
（刘晓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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