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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10年第061期（总第926期）性别比和刑事犯罪
发布日期：2010-12-23 10:3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0年12月1日下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的李宏彬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了题为“性别比和刑事犯罪”的主题报告，以下是这次报告的主要内容。
李宏彬教授从现有的数据中观察到两个现象。第一，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男女性别比呈现上升趋势。至2005年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20:100，据估计目前剩余的男性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的犯罪率也呈现出波动式的上升趋势，出现波动的原因是这段时期内中国开展的严打行动和对刑罚的调整。1988至2004年间，刑事犯罪率的年增幅为13.6%，逮捕率上升了82.4%。其中，男性犯罪占所有暴力犯罪案件和侵财犯罪案件的90%，并且16至25岁的年轻人犯罪占所有暴力犯罪案件和侵财犯罪案件的70%，可见男性年轻人为主要的犯罪群体。那么男女性别比的上升和犯罪率的上升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联系呢？李宏彬教授尝试利用计量方法来证实中国男女性别比的提高部分导致了犯罪率的提高，并为此提供一个合乎逻辑的经济学解释。
首先，李宏彬教授介绍了为什么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男女比率会提高。通过结婚，男性可以为本家族额外增加一名女性劳动力，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此外，1979年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产前性别鉴定技术在中国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这些因素均导致出生性别比迅速攀升。李宏彬教授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台B超机的引进可以解释该地区男女性别比上升幅度的50%，因为人们为了生男孩，会根据B超检测结果流产女婴，堕胎的比例大大提升。
其次，李宏彬教授介绍了男女性别比提高影响犯罪率的理论机制。男女性别比提高这一现象说明当前更多男性将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而结婚本身存在一种社会效应，因为婚姻使得男性在任何行为前需要考虑家庭责任，需要考虑对妻子和对孩子的照顾，所以婚姻提高了男性婚后的犯罪成本，它可以作为一种安慰剂，使男性的行为更为平和。此外，更高的男女性别比可能会加大男性之间的竞争性，为了未来能够在婚姻市场上更加具有竞争力，男性会更加努力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而对于那些未获得受教育机会的男性，实施犯罪便提供了一个积累财富的捷径。如果这些理论机制是成立的，那么可以预期处于适婚年龄群体的男女性别比上升，便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犯罪率上升。此外，男女性别比的上升一方面会提高男性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提高男性的收入，另一方面会降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结婚无望的男性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16至25岁年轻人的男女性别比从1.053攀升至1.095，过剩的男性几乎已经翻倍。这将会给社会带来大量未知风险。
随后，李宏彬教授使用1988-2004年中国的分省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他将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率、失业率和教育程度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过去人口普查时的出生性别比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使用过去人口普查时的出生男女性别比来推断所需年份的男女性别比，而不是直接从当年的统计数据中获取男女性别比，这是因为某些地区的男女性别比与犯罪率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一，男女性别比高与男性犯罪可能性高导致了某地区犯罪率高；第二，某地区的犯罪率高使得女性不愿意迁徙到该地区。因此，需要使用十几年前的出生性别比来推算某一年该地区某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从而排除第二种因果关系的可能，这类似于工具变量法。研究结果发现，出生性别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暴力犯罪案件和侵财犯罪案件发生率就提高3.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男女性别比的失衡可以解释总体犯罪率上升的六分之一。此外，李宏彬教授还使用了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1989、1991和1993年的数据以及中国城调队1988至2006年的数据检验了男女性别比的提高对婚姻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发现，由于婚姻市场中，男性总是多于女性，因此男性的未婚概率较大，同时女性更容易在婚姻市场中寻找结婚对象，因此，女性离婚后再婚的概率也较大。男性之间的竞争也会使得男性的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其收入也相应有所增加，而女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则出现下降。男女性别比的提高还使得男性承担了更多家务。
最后，李宏彬教授对计量实证的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如果男女性别比上升与犯罪率提高同时由某个遗漏变量引起，这就意味着男女性别比与犯罪率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因此，需要检验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样的遗漏变量。为此，李宏彬教授使用10-15岁群体的性别比作为关键自变量，如果存在遗漏变量问题，那么可以认为这些遗漏的因素也会同时影响10-15岁群体的男女性别比和犯罪率，使得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在回归中额外控制了10-15岁群体的男女性别比，但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遗漏变量问题并不存在。此外，为了排除各个省份实施严打行动对暴力犯罪和侵财犯罪的影响，李宏彬教授将高智商的犯罪——贪污腐败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各个省份的严打行动也会对贪污腐败产生影响，但是16-25岁的群体还不具备能力实施这类犯罪活动。回归结果也证实了这一假设。
李宏彬教授认为，自然社会中男女性别比保持在1.05左右是合适的。由于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推广，目前中国男女性别比出现严重的失衡，这导致了全社会犯罪率的提高。因此，适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是解决男女性别比失衡和犯罪率提高的有效方法之一。（整理人：余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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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0-12-23 10:3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0年12月1日下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的李宏彬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了题为“性别比和刑事犯罪”的主题报告，以下是这次报告的主要内容。
李宏彬教授从现有的数据中观察到两个现象。第一，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男女性别比呈现上升趋势。至2005年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20:100，据估计目前剩余的男性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的犯罪率也呈现出波动式的上升趋势，出现波动的原因是这段时期内中国开展的严打行动和对刑罚的调整。1988至2004年间，刑事犯罪率的年增幅为13.6%，逮捕率上升了82.4%。其中，男性犯罪占所有暴力犯罪案件和侵财犯罪案件的90%，并且16至25岁的年轻人犯罪占所有暴力犯罪案件和侵财犯罪案件的70%，可见男性年轻人为主要的犯罪群体。那么男女性别比的上升和犯罪率的上升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联系呢？李宏彬教授尝试利用计量方法来证实中国男女性别比的提高部分导致了犯罪率的提高，并为此提供一个合乎逻辑的经济学解释。
首先，李宏彬教授介绍了为什么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男女比率会提高。通过结婚，男性可以为本家族额外增加一名女性劳动力，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此外，1979年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产前性别鉴定技术在中国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这些因素均导致出生性别比迅速攀升。李宏彬教授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台B超机的引进可以解释该地区男女性别比上升幅度的50%，因为人们为了生男孩，会根据B超检测结果流产女婴，堕胎的比例大大提升。
其次，李宏彬教授介绍了男女性别比提高影响犯罪率的理论机制。男女性别比提高这一现象说明当前更多男性将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而结婚本身存在一种社会效应，因为婚姻使得男性在任何行为前需要考虑家庭责任，需要考虑对妻子和对孩子的照顾，所以婚姻提高了男性婚后的犯罪成本，它可以作为一种安慰剂，使男性的行为更为平和。此外，更高的男女性别比可能会加大男性之间的竞争性，为了未来能够在婚姻市场上更加具有竞争力，男性会更加努力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而对于那些未获得受教育机会的男性，实施犯罪便提供了一个积累财富的捷径。如果这些理论机制是成立的，那么可以预期处于适婚年龄群体的男女性别比上升，便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犯罪率上升。此外，男女性别比的上升一方面会提高男性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提高男性的收入，另一方面会降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结婚无望的男性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16至25岁年轻人的男女性别比从1.053攀升至1.095，过剩的男性几乎已经翻倍。这将会给社会带来大量未知风险。
随后，李宏彬教授使用1988-2004年中国的分省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他将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率、失业率和教育程度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过去人口普查时的出生性别比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使用过去人口普查时的出生男女性别比来推断所需年份的男女性别比，而不是直接从当年的统计数据中获取男女性别比，这是因为某些地区的男女性别比与犯罪率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一，男女性别比高与男性犯罪可能性高导致了某地区犯罪率高；第二，某地区的犯罪率高使得女性不愿意迁徙到该地区。因此，需要使用十几年前的出生性别比来推算某一年该地区某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从而排除第二种因果关系的可能，这类似于工具变量法。研究结果发现，出生性别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暴力犯罪案件和侵财犯罪案件发生率就提高3.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男女性别比的失衡可以解释总体犯罪率上升的六分之一。此外，李宏彬教授还使用了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1989、1991和1993年的数据以及中国城调队1988至2006年的数据检验了男女性别比的提高对婚姻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发现，由于婚姻市场中，男性总是多于女性，因此男性的未婚概率较大，同时女性更容易在婚姻市场中寻找结婚对象，因此，女性离婚后再婚的概率也较大。男性之间的竞争也会使得男性的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其收入也相应有所增加，而女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则出现下降。男女性别比的提高还使得男性承担了更多家务。
最后，李宏彬教授对计量实证的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如果男女性别比上升与犯罪率提高同时由某个遗漏变量引起，这就意味着男女性别比与犯罪率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因此，需要检验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样的遗漏变量。为此，李宏彬教授使用10-15岁群体的性别比作为关键自变量，如果存在遗漏变量问题，那么可以认为这些遗漏的因素也会同时影响10-15岁群体的男女性别比和犯罪率，使得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在回归中额外控制了10-15岁群体的男女性别比，但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遗漏变量问题并不存在。此外，为了排除各个省份实施严打行动对暴力犯罪和侵财犯罪的影响，李宏彬教授将高智商的犯罪——贪污腐败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各个省份的严打行动也会对贪污腐败产生影响，但是16-25岁的群体还不具备能力实施这类犯罪活动。回归结果也证实了这一假设。
李宏彬教授认为，自然社会中男女性别比保持在1.05左右是合适的。由于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推广，目前中国男女性别比出现严重的失衡，这导致了全社会犯罪率的提高。因此，适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是解决男女性别比失衡和犯罪率提高的有效方法之一。（整理人：余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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