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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中国的劳动力市场（2010年第058期）
发布日期：2010-11-23 10:3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0年第058期（总第923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2010年11月2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昕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开放宏观研讨课”上就中国劳动力市场问题发表演讲。孟昕教授的演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中国剩余劳动力枯竭了吗”，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两篇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剩余劳动力枯竭了吗
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城乡间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人提出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即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式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判断进行严谨规范的检验。
在刘易斯的文献中，“拐点”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随着经济发展，非熟练工人趋于枯竭，工资显著上升，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因此，预测中国的“拐点”需要特别注意中国的制度因素。中国城市户籍从业人员（以下简称“城市从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以下简称“农民工”）的分割，使得城市从业人员的工资不能作为非熟练工人工资的指标。另外，由于城市中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农村的土地制度也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在检验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研究中，孟昕教授回答了四方面的问题：农民工工资是否显著上升；城乡工资差距是否缩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比例是多少；为什么说目前出现了“民工荒”。
孟昕教授指出不应该使用统计年鉴中的城市从业人员工资来衡量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理由如下：城市保护的存在使得城市从业人员的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据2005年统计数据，52%的城市从业人员从事专业型、管理型和职员等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工作。相比而言，农民工的工资则主要是由市场供需决定。同时，1995年仅有4%的农民工从事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2007年这一比例依然只有7%，增幅非常小，可见农民工中绝大部分都是非熟练工人。因此我们应该使用农民工的工资来衡量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然而农民工工资没有系统的数据，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孟昕教授根据自己给企业做咨询时积累的农民工工资数据（2000 -2004年）和由其主持的中国农民工大型调查数据（RUMiC）（2008-2009年）进行分析。数据显示，无论是从小时工资和月度工资而言，农民工工资都没有显著上升，农民工第一个月名义工资的年增长率也不是很大。因此，我们不能说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上升。
当城乡收入趋于相同的时候，农村劳动力就没有向城市转移的动机。从数据上看，城市从业人员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农村中外出打工人员和留守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不断转移的趋势不会停止。
那么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量有多少呢？孟昕教授将农村外出劳动力定义为16-65岁在镇外县内，县外省内和其他省份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是1.14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2%； 2004年，这两个数据分别达到1.18亿和23.8%； 2005年，这两个数据分别达到1.258亿和25%。依据RUMiC数据，2008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至23%。
关于中国目前的“民工荒”问题，孟昕教授从需求和供给方面做出解释。从需求方面而言，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劳动力需求大幅攀升。供给方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一是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大饥荒的冲击使得当前20-3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从而减少了剩余劳动力供给；二是价格影响，废除农业税使农民收入增加，最低工资上涨也使劳动力价格走高；三是政策的限制，由于农业用地交易受到限制，农村家庭难以承担在城市定居的成本，如孩子的受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失业和养老金等。
基于以上分析，孟教授的结论是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明显缩小，大部分农民工没有最终在城市定居，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也没有枯竭。因此在城市工资显著上升，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化转型之前，中国应该放松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以更充分地利用目前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否则，大量低教育水平的农民就被永远限制在土地上，中国的经济潜力得不到最大限度的挖掘。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
2008年底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使得中国的出口受到严重的影响。由于大部分出口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在政府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我们有必要评估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程度。
孟昕教授主要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农民工回流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农民工回流如何影响农村的非农就业。她使用RUMiCI数据，就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从城市和农村两个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
从城市角度看，2008-2009年间，农民工就业率降低了2%，而自主就业比例提高了6-7%。从工作时间来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失业率略微上升，一些农民工从受雇于企业转向自主就业。整体上看，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时间并没有显著变化。从工资角度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显著下降，工资报酬反而有所上升。这两个结论都和我们的直觉不一致。虽然抽样过程中的选择性偏误可能是一种解释，但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反直觉”的结论。
孟教授的解释是，在现代经济体中，严重的需求冲击会导致失业或工资降低；但是在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中，需求冲击对现代部门的影响并不容易察觉，这是因为传统部门形成了流动工人失业后的缓冲带。中国农民工往返于城市和家乡的成本不高，但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因此面临的失业成本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的农民工一旦失业，就会向家乡回流。也就是说，金融危机的影响可以从农业部门的就业情况看出端倪。
从农村角度分析，2008-2009年间，农村的整体就业水平并没有下降；外出务工人员占样本中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下降了2.15%，约1100万；首次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也下降了1.01%。在正常年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幅约10%，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5%。二者相比，可估算出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转移数量的综合影响为3.65%，也即大约1850万应该转移出去的人没能顺利转移。从面板数据看，大约有1400万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能够转移出去。从外出打工的意愿上看，2009年中不打算外出打工的人较2008年上升2.3%，约1130万人。
那么返乡农民工都从事什么工作？数据显示，大约80%的人从事农业工作，其中66%在一年内工作少于100天，平均的年工作时长为85天左右。就农业劳动时长看，每个返乡农民工平均每年从事农业生产154天，从事非农生产8.4天。由此可见，回流的农民工中存在着显著地就业不充分现象。金融危机后农业就业增加了6.5%，而非农就业减少了5%，约2600万人。这可能是由于农民工回流后由于打工收入减少，从而无力从事非农就业，这表现出乘数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的周工时和小时工资影响不大。在此情况下，由于非农就业占农村总就业的比例明显下降，农村家庭收入显著降低。
孟昕教授认为2010年民工荒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金融危机使得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变高，比如在家乡安定下来不愿出去的心理成本；二是虽然那些首次外出打工者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这部分人的比例非常低（约10%），对农民工的总供给影响不大；三是由于城市缺乏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可以在经济萧条时期迅速做出反应，但在经济景气时回城速度就相对迟缓；四是农村中的就业非常不充分（50%），因此中国并不是缺乏劳动力，而是制度性的障碍阻滞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孟欣教授最后总结了她的观点。首先，二元经济体制使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向家乡回流，这使得城市的就业率和工资水平比较平稳，但农村中突显就业不充分现象。其次，农民工回流过程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冲击。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打工收入大幅减少，另外由于乘数效应也减少了非农就业收入。最后，农民工的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决定了在经济复苏后农民工不会立即返回城市工作，这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王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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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0-11-23 10:3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0年第058期（总第923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2010年11月2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昕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开放宏观研讨课”上就中国劳动力市场问题发表演讲。孟昕教授的演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中国剩余劳动力枯竭了吗”，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两篇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剩余劳动力枯竭了吗
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城乡间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人提出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即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式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判断进行严谨规范的检验。
在刘易斯的文献中，“拐点”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随着经济发展，非熟练工人趋于枯竭，工资显著上升，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因此，预测中国的“拐点”需要特别注意中国的制度因素。中国城市户籍从业人员（以下简称“城市从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以下简称“农民工”）的分割，使得城市从业人员的工资不能作为非熟练工人工资的指标。另外，由于城市中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农村的土地制度也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在检验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研究中，孟昕教授回答了四方面的问题：农民工工资是否显著上升；城乡工资差距是否缩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比例是多少；为什么说目前出现了“民工荒”。
孟昕教授指出不应该使用统计年鉴中的城市从业人员工资来衡量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理由如下：城市保护的存在使得城市从业人员的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据2005年统计数据，52%的城市从业人员从事专业型、管理型和职员等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工作。相比而言，农民工的工资则主要是由市场供需决定。同时，1995年仅有4%的农民工从事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2007年这一比例依然只有7%，增幅非常小，可见农民工中绝大部分都是非熟练工人。因此我们应该使用农民工的工资来衡量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然而农民工工资没有系统的数据，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孟昕教授根据自己给企业做咨询时积累的农民工工资数据（2000 -2004年）和由其主持的中国农民工大型调查数据（RUMiC）（2008-2009年）进行分析。数据显示，无论是从小时工资和月度工资而言，农民工工资都没有显著上升，农民工第一个月名义工资的年增长率也不是很大。因此，我们不能说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上升。
当城乡收入趋于相同的时候，农村劳动力就没有向城市转移的动机。从数据上看，城市从业人员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农村中外出打工人员和留守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不断转移的趋势不会停止。
那么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量有多少呢？孟昕教授将农村外出劳动力定义为16-65岁在镇外县内，县外省内和其他省份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是1.14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2%； 2004年，这两个数据分别达到1.18亿和23.8%； 2005年，这两个数据分别达到1.258亿和25%。依据RUMiC数据，2008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至23%。
关于中国目前的“民工荒”问题，孟昕教授从需求和供给方面做出解释。从需求方面而言，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劳动力需求大幅攀升。供给方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一是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大饥荒的冲击使得当前20-3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从而减少了剩余劳动力供给；二是价格影响，废除农业税使农民收入增加，最低工资上涨也使劳动力价格走高；三是政策的限制，由于农业用地交易受到限制，农村家庭难以承担在城市定居的成本，如孩子的受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失业和养老金等。
基于以上分析，孟教授的结论是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明显缩小，大部分农民工没有最终在城市定居，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也没有枯竭。因此在城市工资显著上升，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化转型之前，中国应该放松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以更充分地利用目前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否则，大量低教育水平的农民就被永远限制在土地上，中国的经济潜力得不到最大限度的挖掘。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
2008年底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使得中国的出口受到严重的影响。由于大部分出口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在政府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我们有必要评估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程度。
孟昕教授主要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农民工回流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农民工回流如何影响农村的非农就业。她使用RUMiCI数据，就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从城市和农村两个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
从城市角度看，2008-2009年间，农民工就业率降低了2%，而自主就业比例提高了6-7%。从工作时间来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失业率略微上升，一些农民工从受雇于企业转向自主就业。整体上看，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时间并没有显著变化。从工资角度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显著下降，工资报酬反而有所上升。这两个结论都和我们的直觉不一致。虽然抽样过程中的选择性偏误可能是一种解释，但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反直觉”的结论。
孟教授的解释是，在现代经济体中，严重的需求冲击会导致失业或工资降低；但是在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中，需求冲击对现代部门的影响并不容易察觉，这是因为传统部门形成了流动工人失业后的缓冲带。中国农民工往返于城市和家乡的成本不高，但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因此面临的失业成本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的农民工一旦失业，就会向家乡回流。也就是说，金融危机的影响可以从农业部门的就业情况看出端倪。
从农村角度分析，2008-2009年间，农村的整体就业水平并没有下降；外出务工人员占样本中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下降了2.15%，约1100万；首次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也下降了1.01%。在正常年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幅约10%，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5%。二者相比，可估算出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转移数量的综合影响为3.65%，也即大约1850万应该转移出去的人没能顺利转移。从面板数据看，大约有1400万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能够转移出去。从外出打工的意愿上看，2009年中不打算外出打工的人较2008年上升2.3%，约1130万人。
那么返乡农民工都从事什么工作？数据显示，大约80%的人从事农业工作，其中66%在一年内工作少于100天，平均的年工作时长为85天左右。就农业劳动时长看，每个返乡农民工平均每年从事农业生产154天，从事非农生产8.4天。由此可见，回流的农民工中存在着显著地就业不充分现象。金融危机后农业就业增加了6.5%，而非农就业减少了5%，约2600万人。这可能是由于农民工回流后由于打工收入减少，从而无力从事非农就业，这表现出乘数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的周工时和小时工资影响不大。在此情况下，由于非农就业占农村总就业的比例明显下降，农村家庭收入显著降低。
孟昕教授认为2010年民工荒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金融危机使得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变高，比如在家乡安定下来不愿出去的心理成本；二是虽然那些首次外出打工者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这部分人的比例非常低（约10%），对农民工的总供给影响不大；三是由于城市缺乏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可以在经济萧条时期迅速做出反应，但在经济景气时回城速度就相对迟缓；四是农村中的就业非常不充分（50%），因此中国并不是缺乏劳动力，而是制度性的障碍阻滞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孟欣教授最后总结了她的观点。首先，二元经济体制使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向家乡回流，这使得城市的就业率和工资水平比较平稳，但农村中突显就业不充分现象。其次，农民工回流过程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冲击。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打工收入大幅减少，另外由于乘数效应也减少了非农就业收入。最后，农民工的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决定了在经济复苏后农民工不会立即返回城市工作，这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王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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