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051、052期（总第916、917期）简报 “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3次报告会快报通稿

发布日期：2010-10-25 10:2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MRC中国经济观察”

第23次报告会快报通稿

“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3次报告会于2010年10月2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本次报告会侧重讨论国际能源政治情势及我国能源路径、企业对汇率升值反应、中美汇率之争及宏观经济形势等热点问题。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和黄益平教授主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教授、美银美林亚太区经济学家陆挺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査道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帆、宋国青教授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

会议主持人卢锋教授根据第22次“朗润预测”汇总结果，用四句话概括23家特约分析机构对今年4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经济增速下滑，通胀压力趋缓，外贸外需走弱，汇率升值可期”。

查道炯：国际能源政治情势与我国的能源路径选择

查道炯教授介绍了国内外能源消费与储备情况。从大国能源消费情况看，近期美国石油进口量虽有所上升，但美国经济应对各种冲击的能力也大为提高，比如应对供应商蓄意削减出口能力提升。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07-2010年间，OECD国家石油消费量呈下降趋势。以日本为例，由于人口老龄化，新车销售量趋于下降。从能源储备态势看，大国石油储备能力提高，美国的石油储备量可供使用165天，日本可供使用168天，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147天。石油贸易商关注全球炼油商的炼油能力，这一指标近来大体持平，意味着未来油价大幅波动可能下降。从我国国内情况看，能源消费持续上涨，能源弹性系数仍大于1，这说明能源消费增速超过了GDP的增速。据中国煤炭协会统计2009年我国年产煤炭38亿吨，2004年煤炭产量为16亿吨。可见中国能源消耗增长迅猛。

查道炯教授进而回顾了国际能源的政治情势。先看美国情形。一是2010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清单中共26个条目，其中11条直接涉及能源领域，比如波音与国航合作，计划于2011年测试用于商用飞机的生物燃料。二是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的深水采油事故发生后，虽引发众多争论，但并没有导致禁采。三是美国按既定的时间表撤出伊拉克。四是政府大力培育节能产业、生物质能和智能电网，比如美国空军努力开发替代石油的产品，节约用油。其他国家也有诸多举措：德国主持设立了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英国重启大规模建设核电计划；巴西政府支持大规模发展生物质能源，对石油资产实施国有化并限制开采。可见，各国的确均采取了实质性的措施节能减排。

基于国际能源的政治情势，可形成两点与中国相关判断。首先，欧美国家对中国在全球“抢油”的担忧已经大大减弱。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们跟踪中国公司在海外所采石油的流向，发现96%的石油均在国际市场出售，而仅有4%的石油运回国内，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我国国内加工能力限制。二是虽然中国和委内瑞拉的政治关系良好，但委内瑞拉的石油国有化之后，大幅提高石油价格，并没有特殊优待中国公司。三是中国在尼日利亚以及安哥拉推行的“贷款换石油”的计划基本不成功。

第二个判断是中国的能源进口被“卡脖子”的几率也越来越小。其一是委内瑞拉-美国的模式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在委内瑞拉开采石油，然后运往美国储藏、加工和销售。沙特和日本现在也复制了这一模式。中国若是希望加强对非经济风险的应对能力，也可以借鉴委内瑞拉-美国的模式。其二海上封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媒体热炒的“马六甲困局”言过其实。

查教授最后介绍了中国的能源情势。从能源的供给面分析，在石油方面，成品油的加工能力提高，国产原油的年产量约为2亿吨。在煤炭方面，2010年1-7月，全国原煤产量完成19亿吨，同比增长12%。若要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的政策目标，则需要将电煤用量控制在45亿吨标准煤左右，这在目前看来较为困难。但值得欣喜的是煤层气实现商业化和规模化开采，同时页岩气开发也提上日程。在水电方面，水电装机容量为2亿千瓦，至2020年需达到3.8亿千瓦才能满足节能减排的目标。最后看核电情况，在建机组21台，力度很大，但仍有广阔发展空间。2009年核电占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的1.06%，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6%。即便依当前力度建设机组，至2020年，这一比例也仅能上升至5%。从能源的需求面看，节能措施不断推进，比如北方采暖地区筹备实行供热按计量收费；全国居民生活用电开始实行阶梯电价。

综合而言，中国能源问题面临的挑战，并非是进口渠道单一、集中依赖中东，因为中东的石油总是需要谋求出口。当前的一种提议是以路上管道替代海上运输线，这可能并非良策，还需要兼顾安全隐患与经济效益。中国的油气项目“走出国门”的主要障碍在于核心竞争力欠缺、开采技术不够先进，比如中国石油企业在苏丹的采收率只有6%，而仅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不是长久之计。此外，中国应该积极调动国际因素推动国内的节能减排。未来能源竞争的重点领域必然是新能源产业与节能减排产业，这也是中国需要突围的领域。

（沈可整理）

张帆：企业对汇率升值的反应

张帆教授报告他和余淼杰教授合作进行一个研究项目成果。这个项目主要考察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对中国外贸企业的影响。研究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收集的企业数据库资料。这一数据库主要针对总产值规模大于五百万元的企业，在不同时期所考察的企业数量从十几万家到三十几万家不等。张帆教授在研究中把外向型企业定义为出口占销售总额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生产企业，从而研究汇率变动对外向型和其他类型企业影响。

张帆教授简要地谈了进行这项研究初衷。从前几年宏观数据来看，我国汇率升值出口规模仍会增加。如何解释这种似乎有悖常规经济直觉现象是这项研究的直接动机之一。张教授认为，如果想要解释这种现象，就需要重新考虑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对于企业所做出的一些基本假设，比如说：我国企业是不是同国外企业对于价格信号有着相似的敏感性、现实中的企业是不是如我们假设中所提到的那样有着无限的承受能力等等。

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整体近年一些重要演变趋势。第一，在2000年到2007年期间，每个企业平均总产值一直在增加，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的缘故，总产值暂时下降。第二，每家企业同期平均工人数呈明显持续下降趋势，这也意味着人均固定资产的持续增加。第三，企业同期销售利润率和产值利润率总体来说是呈上升趋势的，2008年尽管利润额下降，但由于总产值也下降，所以利润率仍然上升。第四，值得注意的是，从2005年开始，平均每个企业出口占总产值的比例一直在下降。第五，外向型企业和全部企业总体趋势存在两点不同：一是外向型企业的利润率从2006年开始就持续下降；二是外向型企业的人均固定资产在2004年到达顶峰之后就持续下降。

对于外向型企业的地区分布与人们一般认识大体吻合。数据显示大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外向型企业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四省市（江苏，上海，浙江，广东）。上述沿海和内陆地区外向型企业的数量都是在不断增加的。沿海地区到2005年为止外向型企业占所有企业比重呈上升趋势，但是2006年开始这个比重开始大幅下降；内陆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占所有企业比重从2005年开始也大幅下降。外向型企业分为八大类行业，包括食品、纺织服装、材料、化工石油、金属及非金属、机械、电气电子医药和其他。

研究发现汇率变化对不同类型企业产生不同影响。汇率升值，对于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负面影响比较大；而对于出口加工型企业，特别是进料加工的企业影响较小。张教授最后介绍了研究中的计量经济结果。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发现，对于所有企业而言，汇率升值会减少出口在销售额中比例。对全部企业或者外向型企业而言，汇率变动对于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对外向型企业而言，汇率变动对于利润率的影响显著，对于出口比率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显著；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出口-销售比率就下降大约0.1个百分点。张帆教授最后陈述这项研究所得到结论：企业对于2005年至2008年的汇率升值确实有所反应；企业对出口内销结构作了调整，从而使产业结构调整成为汇率政策调整副产品。

（董昊整理）

黄益平：中美汇率之争：根源、发展与应对

黄益平教授从6月19日人民币重启汇率改革以来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出发，阐述了中美汇率之争的原因、发展，并针对当前中美经济和汇率问题的特点，分析了下一步双方可能的选择和应对措施。

黄教授首先展示并解读了4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走势，指出了两条主要信息。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确实开始变得更加有弹性。经济学家去年年底形成了一个普遍看法：2010年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会变得非常普遍和明显。在此背景下，即使中美货币战只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但人民币汇率必然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黄教授认为人民币汇率在美国压力下一直保持不变虽有其道理，但也有其成本，因此妥协有时是必要的。人民币汇率开始变得更加有弹性，总体而言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汇率弹性增加的时间选择值得商榷。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第一次变动的6月19日。在美国国会公布关于人民币问题的法案和多伦多G20首脑会之间。第二次变动的9月10日，在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到北京访问和美国国会就人民币问题作听证之间。黄教授指出，这些事件说明实际上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是有反应的，但这样的反应方式可能传递出错误信号。因此尽管汇率弹性增加是一个正面变化，但变化发生的时机值得进一步商榷。

接下来，黄教授列举了对中美汇率矛盾突出的几种解释。第一，中国和美国是当前世界两大经济体，一般而言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难以很好相处。历史上，美国在80年代打压过当时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如果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矛盾也许会持续。第二，全球经济再平衡被提上议事日程。金融风险稳定以后，主要问题是经济如何发展。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经济失衡问题。如果中美失衡不解决，解决全球失衡可能比较困难，因而人民币汇率问题很难回避。第三，中国的升值恐惧症一直没有消除。中国有可能在用保守的汇率政策保证经济增长同时对其他国家造成压力。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标准的大国经济，保守的汇率政策容易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第四，近期各国政府对货币干预加强。美联储近期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引发全球各国政府干预汇市防止本币升值的现象，主要理由都是“人民币不升值”，使得很多国家都应该解决的汇率灵活性的问题，归结到了人民币问题上。第五，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与政治周期。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失业率较高越来越需要一些借口来解释，因此国会议员和部分学者专家的推波助澜使得汇率问题更加受关注。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一些事实和观点，黄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过去30年中国经济非常成功，占世界经济比重快速上升，成为大国经济，解决全球解决平衡人民币汇率问题确实是绕不开的问题。其次，自1994年开始实施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以来，特别是98年年初以后，12年来人民币实际和名义有效汇率的水平变化并不大，而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长期来看这是不匹配的，容易引起关注。再者，中国舆论有时强调汇率问题对于解决经济失衡没有帮助，有时强调汇率升值会使国内就业机会丧失，经济受到冲击，这是相互矛盾的，只能坚持其一。对于问题的性质，黄教授还特别指出，汇率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双方都受到很多“非理性民意”的驱动，这使事情的发展更加复杂。

最后，黄教授就汇率之争接下来的发展和中国的应对策略作了分析。对于国际上认为美国可以采取报复性的关税、反制性的汇率市场干预、资本市场的限制等政策继续对人民币施加压力的观点，他并不认可，因为这些措施要么不具有可操作性，要么有很高的成本。对寄希望于IMF、G20等国际组织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想法，黄教授则通过日本广场协议的例子说明这些手段事实上难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在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被广泛接受的可能性也并不大。面对这些风险，中国除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外，还应该积极推进结构改革，消除汇率战的借口、保持良好的政府间合作、采取诸如采购之类的应急措施、并考虑发挥人大代表的反制作用。

（党韦华整理）

曹远征：宏观调控下的中国经济

曹远征教授围绕宏观调控下的中国经济这一主题，从五个方面展开演讲，即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中国经济快速回落的风险、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向及建立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曹教授认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就是“出口引领特征”。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走向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这决定了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出口引领特征，宏观经济政策被迫锁定于出口波动上，以刺激或者是控制投资作为应对波动的手段，而使用的工具主要依赖于国有部门的投资进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就面临目前的两难问题。如果未来出口加速增长，很可能经济就会面临2005年过热的问题，如果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可能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这就是宏观经济在最近时间一直犹豫不决的核心原因。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曹教授认为不会二次探底，这主要源于出口将保持较快增长。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财政、信贷紧缩可能影响部分国家复苏进程，但欧洲地区经济分化明显，新兴市场强劲复苏和法、德等发达国家经济延续回升将支撑我国对欧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此外，由于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中国商品低成本优势尚能维持一段时间，加上生产率和商品质量提高，预计未来中国在全球出口中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高。尽管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将影响部分商品竞争力，但中国在服装、玩具等轻工制品和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成本优势仍十分明显。预计全年出口同比增速仍然可以达到25%以上。

关于中国经济快速回落的风险，曹教授认为主要是投资的波动影响。在消费和出口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如果投资继续维持高位，经济有可能过热，通货膨胀率升高，如果投资降速过快，则GDP快速下滑。投资由国有及民间投资主导。在本次反危机中，政府投资大多放在“铁、公、机”上，预计政府投资在今年、明年甚至后年都要维持很高的规模，因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间投资能否跟进。民间投资主要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不仅对GDP的影响大，更重要的是它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建材、非金属矿等上游产业，及家具制造、电器、机械等下游产业高度相关。

因而，当前的房产调控对下半年经济增长将产生负面效应，但今年出口将对GDP产生正贡献，这与去年形成鲜明对照，只要世界经济仍在复苏，房地产偏紧的调控政策并不会对经济形成太大的影响。而且，政府投资的高企将促使投资保持高位增长，投资的波动不会很大，明年预计仍将维持在25%左右。

曹教授认为，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向主要在于稳定增长。在目前出口增长和房地产投资回落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已基本具备稳定增长的前景。中国经济不正常下滑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清理和节能减排三项政策的相互叠加上。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的风险，这需要处理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结构调整的关系。从长期看，稳定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目前GDP11.1%的过高增长率用多快的速度回落到合意经济增长率。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合意增长区间是GDP增长率8%以上，通货膨胀率5%以下，这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目标。

关于未来的宏观调控政策重点，曹教授认为在于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基调。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预示着出口导向必须转向内需扩大；二是剩余劳动力不再充裕，意味着低成本制造不再具有持续竞争优势；三是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意味着投资驱动经济增长能力减弱；四是节能减排成为世界性趋势，意味着资源消耗性经济难以维持。

（陈建奇整理）

陆挺：四季度经济展望

陆挺博士的演讲围绕对2010年第四季度经济的预测展开，具体分析了对中国经济4季度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看法，并就投资、贸易等朗润预测常规指标及政策面情况进行点评。

就GDP增长率和通胀率，陆挺博士总的感觉是，整个市场可能低估了本年度第4季度GDP增长，同时也低估了4季度通胀。对第四季度的GDP增长率，陆挺博士认为可以比较确定为9%以上，全年增长率则看到10.2%或10.3%左右。那么为什么市场一开始对下半年的GDP增长率会过分悲观？陆挺博士认为，除了房地产调控对投资信心的影响之外，还有可能是一些预测者在计算翘尾因素时有计算方面误差。

宏观经济形势研究常常被“基数效应”所困扰，也就是所谓的“翘尾因素”。今年翘尾因素是最困扰宏观判断的因素。年初时市场普遍对翘尾因素估计太低，这使得今年年初市场对中国GDP预测明显偏高。但到4-5月后，一方面国外出现欧洲债务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风险，国内则出现房地产调控使得销售量大幅下调，另一方面中国工业生产增幅在之后几个月里几乎直线下滑，这使得市场对GDP和工业生产的预测过度回调。市场预测和实际数字之间差别正是影响市场走向的因素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主要资产价格在上半年出现明显下行，而在7月底时开始触底回弹。

对通货膨胀率，陆挺博士认为4季度平均通胀很有可能高于3季度，通胀高点可能会出现在10月份，接近于4。对今年通胀，他强调蔬菜价格重要性。如果蔬菜价格出现类似5、6月份的大幅下滑，那么今年保3是可能的，但如果不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保3就不太可能。就蔬菜价格，他现在的判断是，蔬菜价格会下降，但不可能再出现5、6月份大幅下滑的情况。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蔬菜价格上涨存在结构性因素，不能完全归结于自然灾害或者天气等因素。由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中国年轻劳动力从绝对数量上讲在过去十年是下降的，作为劳动密集的产品，蔬菜价格就会涨得较快。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字显示，中国农民工工资前9个月平均涨了18.7%。可以说中国蔬菜价格增速不会和这一指标相差太远。就明后年的情况，陆挺博士认为通胀回到3以内不太可能，而是会在3.5到4之间。这其中有结构性的原因，也有货币方面的原因。

就投资而言，陆挺博士认为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会出现投资需求不足，这是由中国今年“宽财政、紧货币”的宏观政策决定。4月份的房地产调控后，很多人认为房地产投资会下滑很多，但陆挺博士从政治和人口两个角度分析了为什么投资不会出现明显下滑，这次保障房建设为什么是真的。从过去几个月经验看，中国投资增速非常稳定，去除通胀大概在19-20%左右。这也能从水泥生产上反映出来，其增速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较为稳定，基本上在10-15%之间。另外，除保障房和基础设施投资外，“十二五”规划对新兴战略性行业的突出有可能会带动很多投资。

就中国的出口，人民币升值固然重要，但短期内陆挺博士认为不会升太多，所以判断出口主要还是要看海外经济情况。接下来全球经济可能会有很多会有很多波动，平均看其增长相对危机之前会低一些。结合其他因素，中国出口在今后几年以美元计的话，增速大概略高于10%。所以，现在的出口高增长本身并不可持续，他认为4季度出口增长率大概在15-20之间，保守一点取中间值就是18%左右。

对最近的这次加息，陆挺博士认为，加息首先体现了高层决策者对经济增长的看法，目前高于9%的经济增长率比较好，另一方面，通胀压力比以前想象要大。这两点可能是促使决策层加息的主要原因。就全球情况看，未来几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出现脱钩（decoupling）现象：发达国家面临低增长和低通胀，而新兴市场国家则可能面临高增长和高通胀。

（李远芳整理）

宋国青：总需求快速回升

宋国青教授演讲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讨论近期总需求增长快速回升，强调经济周期大大缩短。其次讨论近期经济增长偏低、通胀率较高现象，并从潜在生产能力变化和结构性变化两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当前经济回升比预想更快，总需求达到略微偏强程度。过去半年中国经济经历快速下跌和上升。季调后名义工业增加值5-7月环比平均负增长，8月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通货膨胀率已达到较高水平，7-9月CPI环比增长年率平均4.5%。原来很多人担心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将导致总需求疲软，但8月以来贷款强劲增长，说明地方政府资产负债情况仍可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适度增长。商品房销售额5-8月大幅下滑，9月迅速回升。房地产投资保持较高增长。总需求不足已不是危险。

与过去相比，现在总需求波动“周期”迅速缩短。今年前3个季度经历了总需求增长过强、严重疲软和偏强三种情况。总需求越来越成为随机过程。过去8年经历一个周期，现在8个月就可能经历一个周期。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经济出现的经济增长率偏低、通胀偏高状况。目前通货膨胀率多少有些出乎预料。前几个月市场认为CPI同比增长率7-8月会达到顶点，现在看来10月份CPI同比增长率有可能继续上升。2季度朗润预测对3季度CPI的平均预测为2.8%，3季度实际值是3.5%，这在过去几年算比较大的预测偏差。通胀偏高的同时，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一个可能原因是潜在生产能力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国经济在短期有显著的菲力利普斯曲线关系——经济活动高于潜在生产能力时通货膨胀率显著偏高，通货紧缩则伴随显著偏低的经济活动水平。过去十年前后GDP最高和最低相差4%，CPI同比增长率最高和最低相差10.5%。压低1%的CPI导致GDP损失0.4%。目前通胀率趋于4%，比长期通胀趋势2.5%高1.5个百分点，由此推算GDP比潜在增长率高约0.6个百分点。由此估计目前的潜在产出9.5%左右，比2002-2009年GDP平均增长率10.7%低约1个百分点。另外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因素也导致潜在生产能力增长率出现逐年轻微下降趋势。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经济运行和调控政策实施中出现的一些短期变化带来通胀压力增加。对此可以通过观察近期住房销售下滑的连带影响来讨论。2008年住房销售疲软时银行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而这次住房销售疲软没有伴随储蓄存款大幅增加。消费、储蓄存款和住房购买及股市投资之间存在此消彼涨关系。住房购买疲软意味预期住房投资报酬率下降，对消费尤其汽车等购买有刺激经济效果，目前消费数据还难以确认这一效果。但是如果这一假设成立，总需求会增加。因为一方面商品房存货增加已经作为存货投资算在投资中，如果另一方面消费增加，两方面共同作用具有扩张总需求效果。这将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此外劳动力供给出现结构变化。农民工出现供给“短缺”，其他就业供给仍然充足，特别是新毕业大学生就业仍然比较难。另外，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的相对变化反应食品需求相对增长较快。蔬菜价格大幅上涨反映农村劳动力相对短缺。现在还难以确定潜在生产能力变化和结构性变化对通胀率较高影响的贡献，但从目前通胀情况看，潜在生产能力变化可能更为重要。

（刘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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