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10年第046期（总第911期）“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讲座之一
发布日期：2010-08-30 10:2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讲座之一
2010年7月23-3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三届“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围绕本届夏令营“发展方式的转变与金融发展”主题，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做主题演讲。我们分3期报道演讲内容。本期简报报道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杨开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朱家祥讲演内容。
江小涓：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政策
江教授首先指出，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三十年了，很多人非常关心下一步的前景。按照经济发展历史的规律来讲，经济起飞以后高速度一段时间后是会落下来的。她利用国际经验来说明这一点。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维持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那些曾经被视为“增长奇迹”的国家，无一例外在二十或三十年后增速大幅回落。包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日本，墨西哥，巴西等。
速度回落的原因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因为一些个性化的因素。比如说韩国遇到了金融危机，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机，香港遇到了大陆回归，巴西遇到了货币危机等等。 但其实它们背后有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就像一个人在长跑时，刚开始体力充足时，遇到一个坎，不会摔倒。但体力消耗殆尽之时，拐个弯都会摔倒。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内力消耗过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江教授列举了两个方面， 第一是农业的劳动力和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潜力空间逐渐消失；第二是劳动力人口比重的拐点即将到来。
按照国际经验，一个经济体是很难维持连续四十年的高速增长的， 中国现在已经起飞并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如果我们第四个十年能够维持住7%的增长，那么我们就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典范。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来期待中国能够在第四个十年仍然维持高速增长呢。
江教授指出，中国有四大优势使其与众不同。第一是中国的大国优势，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而且人的互补性和差异性都是非常明显，无论哪个产业在中国，我们基本上不考虑能否生产出产品，有没有市场。比如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其他经济体，很少能开口就讲航空产业。以大飞机为例，生产到64架才到盈亏平衡点，这样一个产业，除了日本曾经说过一次以外，其他经济体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时，一般是不想的。而中国仅仅靠国内的市场就可以保证市场容量。第二，中国有一个发展阶段的优势，主要是扩大内需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整个国土整治会产生大量的需求。同时，中国的高储蓄率也为负债消费提供了很大的余地。第三，中国有开放的优势。和其他先行国家相比，中国所处的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是他们所不能比拟的，外需对中国过去的增长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第四个优势是体制的优势，中国有发挥市场优势的机制设计，在特殊情况下，中国政府还能够发挥作用，干预经济。
张燕生：当前形势与发展方式转变
从长的时间周期上看，世界的经济复苏的基本态势是好的，但这次危机影响之大，复苏过程之曲折，则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内在矛盾不断积累以及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矛盾的大爆发所致。我们所经历的全球化过程是一个缺乏有效监管的过程，存在着根本性的治理结构缺陷。如果国际社会不能从全球治理层面上解决全球失衡的根源和调整的责任，世界性的危机总是不可避免。
从短期来看，目前复苏的形势非常复杂，回升的基础还比较脆弱。其原因在于欧美的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态势不是很好。张教授指出，泡沫破灭以后，美国人的储蓄率开始上升，美国老百姓的消费开始恢复理性，这意味着，即使美国的经济恢复过来，由非理性繁荣的泡沫经济支撑起来的过度消费恐怕就要消失了。企业在投资决策方面也变得非常谨慎，从而使得经济体在低利率和高流动性的情况下，资金也很难进入实体经济。另外，刺激经济的政策使得西方政府的财政承受巨大压力，多伦多峰会上欧盟要退出经济刺激的表态使得未来的复苏态势扑朔迷离。
鉴于此，西方政府开始依赖于出口来复苏经济。这就使得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要求中国承担这次危机的一半责任。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是加工贸易，这只是全球专业化分工中的一道工序而已。中国通过国际资本和农民工相结合的体系为世界经济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而不是全球失衡的制造者，更不应为这次危机承担一半责任。
张教授认为，从整个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目前，我们面临的新拐点是如何实现从危机管理到常态管理的转变。中国这一轮经济的减速始于2007年的下半年，张教授认为是国内调整和外部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过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目前世界上有人唱衰中国，认为中国要实行房地产新政，或是要实施紧缩性政策，以及不断加剧的中美贸易摩擦都会造成中国经济的硬着陆。也有人看好中国，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张教授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经济历史演变的分析，认为中国独秀论并不是好听的声音，也就是中国很有可能过度要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重蹈日本的覆辙。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实现需求结构的转变。这就涉及到要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消费信用体系，同时还要形成一个更好的国内消费的基础设施条件。二是要实现供给结构的转变，其核心在于提高科学技术以及管理、体制、组织和市场创新等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三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创新，也即如何让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起更好的支撑作用。四是要实现城乡结构的转变，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改革的资金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权税权的划分，涉及到省以下尤其县和县以下财政的收入来源等问题。五是要调整外向型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要提升人才、产品、资本等的国际化水平。中国前三十年的代工体系也要让位于未来的自主创新体系。
杨开忠：北京迈向世界城市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最早是在1993年6月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第一次提出的。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明确提出，北京要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的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作用，而且明确提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奠定构建世界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是到2020年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地位，可以是中国的特色，也可以是时代的特色，第三步是到2050年左右进入到世界城市行列。
什么是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世界城市的本质是国际支配力。世界城市的全球支配力和控制力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是全球知识财产的垄断权，二是全球布局网络的规模和交易的优势。国际城市的功能和标准：第一个是国际金融和商务服务中心，第二个是跨国公司总部及全国公司的集聚地，第三个是国际网络枢纽包括交通和信息，第四个是国际文化中心，第五个是国际政治中心，第六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中心。
那么世界城市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总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意义：经济的，文化的，世界体系的，以及国民精神的。重点分析经济意义，有助于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功地低值、低效、低辐射向高值、高效、高辐射转型，加快从全球生产贸易大国向投资金融大国的拓展转型，加速“走出去”与产业转移，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延伸转型。作为国家战略，北京全面建设世界城市，既是国家世界城市的需要，也是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现状怎么样呢？第一部分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具有了坚实基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建设，北京提前11年达到人均GDP一万美元，达到了2020年的目标，不仅构建起了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提前确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二部分是北京全面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的重大问题。可以概括为五个问题。以第一个问题为核心，也就是发展方式的转型面临“陷阱”。另外四个问题是：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社会M型化，两极分化严重，中层崩溃；知识财产垄断优势薄弱、全球辐射力小；人均收入与生活质量国际差距大。北京的四大“陷阱”因素 ：初级要素比较利益的机会成本：初级要素、特别是劳动的国际比较利益；规模利益的机会成本；高创新风险：知识产权保护不健全，使创新收益风险大；分割：知识、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的分割；产学研分割；条块管理分割。发展方式转型“陷阱”加剧了另外四方面问题。
北京的发展战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施“三个北京战略”。从建设世界城市的角度来看，七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一）重点培育发展北京世界城市功能；（二）加快城市成长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三）加快城市布局从中心城一极集中型向多中心网络分散型模式转变；（四）加快推进城市社会公义化建设；（五）加快城市生态绿色化，建设绿色世界城市；（六）加快城市腹地全球化发展；（七）加快城市管理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重点分析下第一点：重点培育发展北京世界城市功能。第一，北京明确功能定位，北京在巩固拓展成为国际政治中心、国际文化中心的同时，明确提出建设国际科教创新中心、国际金融管理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定位，五大中心功能定位。第二，大力推进总部经济发展，核心是创新中心和运营中心。第三，推动高端产业功能区融合转型。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同时，研究实施高端产业功能区向世界级高端产业功能区转型升级计划。加快推进重点产业功能区的整合改造，北京的整合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北部海淀和昌平，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带，中关村的延伸，另一个就是南部大兴和亦庄的合并，打造南部高端的战略性产业带。
朱家祥：金融稳定理论与实践
虽然朱教授强调是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稳定，但是他指出这次与同学们交流的东西并非计量经济学理论，而是思想，是想把一个学计量经济学的人，怎样看金融稳定这个问题告诉大家。
金融稳定，就是经济体承受金融动荡的能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关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建议了39个金融健全指标，2003年欧盟央行又对其会员国建立了一套174个宏观审慎指标。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有精力监控174个宏观审慎指标，所以朱教授讨论问题是如何从众多的建议指标中构建出一个综合指标？朱教授强调金融稳定是一种连续状态，但是不可观测，但我们可以借助金融危机这一事件来进行研究。结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朱教授指出金融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需要改写，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暴露资产相关性并非像假设的那样是对称的、线性的，如果忽略了左尾相关性，就会低估风险。
对于金融稳定指标，朱教授认为可以借鉴经济景气指数和银行信用评价的方法，即主成分分析法和计分法，但同时指出目前经济景气指数编制过程中权重的确定不够透明，而银行信用评估的计分法不够科学。关于如何评价构建出的金融稳定指标，朱老师用股市预测的例子介绍了衡量预测能力的方法，即股市上涨时预测正确的概率，加上股市下跌时预测正确的概率，然后再减去1。在分析关键变量的水平值时，朱教授认为关键变量的波动同样不可忽略。
朱教授结合自己两年来的研究经验，总结金融稳定指标构建的关键变量是财政支出盈余，通胀率和GDP缺口，但是主成分分析法使得研究结果对于新数据的适应性很弱。未来的研究方向是构建出金融稳定性指标后，检验其国际性，即建立中国金融稳定指标的方法是否也能够建立其他国家的金融稳定指标。朱教授希望本次讲座能够告知同学们两件事：第一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是一个空白；第二件，金融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到了必须变革的地步，因为相关性不可能是对称的。
（李宇信、王豪、张颖、刘高犁 整理）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
首页
-
出版物展开 / 收起
sidenav background出版物
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10年第046期（总第911期）“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讲座之一
发布日期：2010-08-30 10:2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讲座之一
2010年7月23-3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三届“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围绕本届夏令营“发展方式的转变与金融发展”主题，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做主题演讲。我们分3期报道演讲内容。本期简报报道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杨开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朱家祥讲演内容。
江小涓：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政策
江教授首先指出，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三十年了，很多人非常关心下一步的前景。按照经济发展历史的规律来讲，经济起飞以后高速度一段时间后是会落下来的。她利用国际经验来说明这一点。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维持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那些曾经被视为“增长奇迹”的国家，无一例外在二十或三十年后增速大幅回落。包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日本，墨西哥，巴西等。
速度回落的原因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因为一些个性化的因素。比如说韩国遇到了金融危机，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机，香港遇到了大陆回归，巴西遇到了货币危机等等。 但其实它们背后有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就像一个人在长跑时，刚开始体力充足时，遇到一个坎，不会摔倒。但体力消耗殆尽之时，拐个弯都会摔倒。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内力消耗过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江教授列举了两个方面， 第一是农业的劳动力和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潜力空间逐渐消失；第二是劳动力人口比重的拐点即将到来。
按照国际经验，一个经济体是很难维持连续四十年的高速增长的， 中国现在已经起飞并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如果我们第四个十年能够维持住7%的增长，那么我们就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典范。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来期待中国能够在第四个十年仍然维持高速增长呢。
江教授指出，中国有四大优势使其与众不同。第一是中国的大国优势，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而且人的互补性和差异性都是非常明显，无论哪个产业在中国，我们基本上不考虑能否生产出产品，有没有市场。比如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其他经济体，很少能开口就讲航空产业。以大飞机为例，生产到64架才到盈亏平衡点，这样一个产业，除了日本曾经说过一次以外，其他经济体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时，一般是不想的。而中国仅仅靠国内的市场就可以保证市场容量。第二，中国有一个发展阶段的优势，主要是扩大内需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整个国土整治会产生大量的需求。同时，中国的高储蓄率也为负债消费提供了很大的余地。第三，中国有开放的优势。和其他先行国家相比，中国所处的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是他们所不能比拟的，外需对中国过去的增长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第四个优势是体制的优势，中国有发挥市场优势的机制设计，在特殊情况下，中国政府还能够发挥作用，干预经济。
张燕生：当前形势与发展方式转变
从长的时间周期上看，世界的经济复苏的基本态势是好的，但这次危机影响之大，复苏过程之曲折，则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内在矛盾不断积累以及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矛盾的大爆发所致。我们所经历的全球化过程是一个缺乏有效监管的过程，存在着根本性的治理结构缺陷。如果国际社会不能从全球治理层面上解决全球失衡的根源和调整的责任，世界性的危机总是不可避免。
从短期来看，目前复苏的形势非常复杂，回升的基础还比较脆弱。其原因在于欧美的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态势不是很好。张教授指出，泡沫破灭以后，美国人的储蓄率开始上升，美国老百姓的消费开始恢复理性，这意味着，即使美国的经济恢复过来，由非理性繁荣的泡沫经济支撑起来的过度消费恐怕就要消失了。企业在投资决策方面也变得非常谨慎，从而使得经济体在低利率和高流动性的情况下，资金也很难进入实体经济。另外，刺激经济的政策使得西方政府的财政承受巨大压力，多伦多峰会上欧盟要退出经济刺激的表态使得未来的复苏态势扑朔迷离。
鉴于此，西方政府开始依赖于出口来复苏经济。这就使得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要求中国承担这次危机的一半责任。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是加工贸易，这只是全球专业化分工中的一道工序而已。中国通过国际资本和农民工相结合的体系为世界经济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而不是全球失衡的制造者，更不应为这次危机承担一半责任。
张教授认为，从整个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目前，我们面临的新拐点是如何实现从危机管理到常态管理的转变。中国这一轮经济的减速始于2007年的下半年，张教授认为是国内调整和外部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过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目前世界上有人唱衰中国，认为中国要实行房地产新政，或是要实施紧缩性政策，以及不断加剧的中美贸易摩擦都会造成中国经济的硬着陆。也有人看好中国，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张教授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经济历史演变的分析，认为中国独秀论并不是好听的声音，也就是中国很有可能过度要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重蹈日本的覆辙。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实现需求结构的转变。这就涉及到要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消费信用体系，同时还要形成一个更好的国内消费的基础设施条件。二是要实现供给结构的转变，其核心在于提高科学技术以及管理、体制、组织和市场创新等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三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创新，也即如何让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起更好的支撑作用。四是要实现城乡结构的转变，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改革的资金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权税权的划分，涉及到省以下尤其县和县以下财政的收入来源等问题。五是要调整外向型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要提升人才、产品、资本等的国际化水平。中国前三十年的代工体系也要让位于未来的自主创新体系。
杨开忠：北京迈向世界城市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最早是在1993年6月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第一次提出的。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明确提出，北京要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的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作用，而且明确提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奠定构建世界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是到2020年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地位，可以是中国的特色，也可以是时代的特色，第三步是到2050年左右进入到世界城市行列。
什么是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世界城市的本质是国际支配力。世界城市的全球支配力和控制力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是全球知识财产的垄断权，二是全球布局网络的规模和交易的优势。国际城市的功能和标准：第一个是国际金融和商务服务中心，第二个是跨国公司总部及全国公司的集聚地，第三个是国际网络枢纽包括交通和信息，第四个是国际文化中心，第五个是国际政治中心，第六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中心。
那么世界城市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总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意义：经济的，文化的，世界体系的，以及国民精神的。重点分析经济意义，有助于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功地低值、低效、低辐射向高值、高效、高辐射转型，加快从全球生产贸易大国向投资金融大国的拓展转型，加速“走出去”与产业转移，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延伸转型。作为国家战略，北京全面建设世界城市，既是国家世界城市的需要，也是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现状怎么样呢？第一部分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具有了坚实基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建设，北京提前11年达到人均GDP一万美元，达到了2020年的目标，不仅构建起了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提前确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二部分是北京全面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的重大问题。可以概括为五个问题。以第一个问题为核心，也就是发展方式的转型面临“陷阱”。另外四个问题是：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社会M型化，两极分化严重，中层崩溃；知识财产垄断优势薄弱、全球辐射力小；人均收入与生活质量国际差距大。北京的四大“陷阱”因素 ：初级要素比较利益的机会成本：初级要素、特别是劳动的国际比较利益；规模利益的机会成本；高创新风险：知识产权保护不健全，使创新收益风险大；分割：知识、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的分割；产学研分割；条块管理分割。发展方式转型“陷阱”加剧了另外四方面问题。
北京的发展战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施“三个北京战略”。从建设世界城市的角度来看，七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一）重点培育发展北京世界城市功能；（二）加快城市成长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三）加快城市布局从中心城一极集中型向多中心网络分散型模式转变；（四）加快推进城市社会公义化建设；（五）加快城市生态绿色化，建设绿色世界城市；（六）加快城市腹地全球化发展；（七）加快城市管理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重点分析下第一点：重点培育发展北京世界城市功能。第一，北京明确功能定位，北京在巩固拓展成为国际政治中心、国际文化中心的同时，明确提出建设国际科教创新中心、国际金融管理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定位，五大中心功能定位。第二，大力推进总部经济发展，核心是创新中心和运营中心。第三，推动高端产业功能区融合转型。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同时，研究实施高端产业功能区向世界级高端产业功能区转型升级计划。加快推进重点产业功能区的整合改造，北京的整合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北部海淀和昌平，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带，中关村的延伸，另一个就是南部大兴和亦庄的合并，打造南部高端的战略性产业带。
朱家祥：金融稳定理论与实践
虽然朱教授强调是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稳定，但是他指出这次与同学们交流的东西并非计量经济学理论，而是思想，是想把一个学计量经济学的人，怎样看金融稳定这个问题告诉大家。
金融稳定，就是经济体承受金融动荡的能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关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建议了39个金融健全指标，2003年欧盟央行又对其会员国建立了一套174个宏观审慎指标。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有精力监控174个宏观审慎指标，所以朱教授讨论问题是如何从众多的建议指标中构建出一个综合指标？朱教授强调金融稳定是一种连续状态，但是不可观测，但我们可以借助金融危机这一事件来进行研究。结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朱教授指出金融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需要改写，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暴露资产相关性并非像假设的那样是对称的、线性的，如果忽略了左尾相关性，就会低估风险。
对于金融稳定指标，朱教授认为可以借鉴经济景气指数和银行信用评价的方法，即主成分分析法和计分法，但同时指出目前经济景气指数编制过程中权重的确定不够透明，而银行信用评估的计分法不够科学。关于如何评价构建出的金融稳定指标，朱老师用股市预测的例子介绍了衡量预测能力的方法，即股市上涨时预测正确的概率，加上股市下跌时预测正确的概率，然后再减去1。在分析关键变量的水平值时，朱教授认为关键变量的波动同样不可忽略。
朱教授结合自己两年来的研究经验，总结金融稳定指标构建的关键变量是财政支出盈余，通胀率和GDP缺口，但是主成分分析法使得研究结果对于新数据的适应性很弱。未来的研究方向是构建出金融稳定性指标后，检验其国际性，即建立中国金融稳定指标的方法是否也能够建立其他国家的金融稳定指标。朱教授希望本次讲座能够告知同学们两件事：第一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是一个空白；第二件，金融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到了必须变革的地步，因为相关性不可能是对称的。
（李宇信、王豪、张颖、刘高犁 整理）
访问学者申请
EMAIL
北京大学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