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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9年第102期（总第863期）中国的发展挑战与路径：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
发布日期：2009-12-03 10:3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9年11月15日，第二届CCERCLUB经济学论坛隆重开幕。开幕式在博雅会议中心第三会议室举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姚洋教授对第二届CCERCLUB经济学论坛的开幕进行祝贺，并对赞助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穆玲玲副总经理代表本届论坛的赞助方发言，她对当前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业务进行了简单介绍。开幕式演讲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老师对当前我国发展的挑战和路径进行独特的分析。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刘易斯”转折点
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中，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用不变的工资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劳动力转移停滞的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当前，关于我国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众说纷纭。这可能由观念不同导致，也可能源于对中国统计数据的不熟悉和观察的局部性限制。尽管有学者认为，只要还有城乡收入差距，就没有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但蔡昉老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国内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结合近年来劳动人口结构变化均验证了这个结论。
事实上，“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转折点代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时的情况，反映在现实中即不能继续依靠不变的工资吸引劳动力；第二个转折点代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工业部门相等时的情况。“刘易斯”转折点代表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除此之外，一国的经济发展还有两个转折点，第一是“库兹涅茨”转折点，代表着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缩小；第二是商业化点，代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由于劳动力的工资上升会改善收入分配，“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是高度相关的。
当前我国的劳动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些很重要的特点，如少儿和老年的人口抚养比不断降低，储蓄率高居不下等。根据相关研究预测，2013年后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会大幅增加。对于我国当前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不断上涨，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2008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涨幅依然高达19%。
大国经济的不同
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地区差异的程度。作为小国经济的典型代表，日本的不同地区具有高度同质的资源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而中国则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地区、城乡之间在收入、生产要素的流动、回报率以及禀赋结构上均有较大的差异性，这也部分导致了未富先强的现象。
经济学中的“雁阵理论”曾用于描述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譬如70年代制造业由日本向亚洲四小龙的转移。给定我国当前巨大的地区差异，完全可以在地区之间独立的完成若干周期的雁阵式转移，即产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转移。劳动力工资的过快上涨，会伤害国内企业的产品竞争力，而产业转移会可以较好的遏制上涨。此外，产业转移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消除当前的“民工荒”和“返乡潮”等现象。
这里插入一个关于应用经济学理论的题外话。一直以来，存在两种宣传与滥用理论的现象，一是将理论的原创者与宣传者分离，如大莱佐武郎将赤松的“雁阵理论”宣传于世，而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的质疑起源于扬。第二种是经济学理论被反动的加以滥用，如“雁阵模型”在二战期间曾被日本军国主义用于殖民地，但这并不代表“雁阵理论”本身的错误，又如凯恩斯主义思想，也曾指导纳粹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因此，学者批评“雁阵理论”对军国主义的影响，并不妨碍它对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帮助。
区域发展模式的挑战
从2003年以来，我国的区域差距在不断下降，中西部的工业迅速崛起，其工业化进程甚至快于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劳动力仍不断地从中西部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这表明，中西部的工业以资本密集型为主，是一种背离比较优势的赶超。此外，从“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分析，中西部仍然处于环境污染随工业化进程而线性增加的阶段，而东部沿海地区恰位于倒U型的转折点附近。区域发展的现状呈现出“梅佐乔诺”的特征，即类似于意大利南北部和东、西德的巨大的地区差距。在上述国家，落后地区赶超发达地区时都曾有过较快的增长，但没能维持下去。因此，为了进一步维持中西部的增长，必须调整当前的区域发展政策，挖掘增长潜力。
城市化：新经济增长点
调整区域发展政策的一个重点，就是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实证显示，一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表现高度相关。过去几年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当前达到46%，但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有学者认为，因为某些乡镇的发达程度不亚于城市，真实的城市化比例可能更高。但蔡昉老师指出，46%的数字也存在被高估的可能。对比2000和2005年的数据来看，城市人口的增量绝大部分由城市农业人口组成，他们是城市中仍然持有农业户口的人群，大多为农民工，随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返回农村，在养老、医疗、教育、消费模式等方面享受到的服务也大有不同。因此，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城市化，它会扭曲农村人口结构，延误劳动力的供求调节。事实上，“民工荒”、“返乡潮”就是由周期性失业和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
城市化的进程面临新的理念和思路，首先，人口的城市化比土地的城市化更应该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新增人口作为市民的意义比劳动力的意义更为突出；再次，均等的获得公共服务比居住权更加重要。
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面临户籍改革的问题，在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户籍之间存在着悖论：由于财政的约束，地方政府在增加城市户口后缺乏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能力。要改善这一问题，应该采取曲线改革方式，先使人们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再改革户籍制度。
（胡赟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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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9-12-03 10:39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9年11月15日，第二届CCERCLUB经济学论坛隆重开幕。开幕式在博雅会议中心第三会议室举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姚洋教授对第二届CCERCLUB经济学论坛的开幕进行祝贺，并对赞助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穆玲玲副总经理代表本届论坛的赞助方发言，她对当前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业务进行了简单介绍。开幕式演讲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老师对当前我国发展的挑战和路径进行独特的分析。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刘易斯”转折点
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中，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用不变的工资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劳动力转移停滞的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当前，关于我国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众说纷纭。这可能由观念不同导致，也可能源于对中国统计数据的不熟悉和观察的局部性限制。尽管有学者认为，只要还有城乡收入差距，就没有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但蔡昉老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国内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结合近年来劳动人口结构变化均验证了这个结论。
事实上，“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转折点代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时的情况，反映在现实中即不能继续依靠不变的工资吸引劳动力；第二个转折点代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工业部门相等时的情况。“刘易斯”转折点代表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除此之外，一国的经济发展还有两个转折点，第一是“库兹涅茨”转折点，代表着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缩小；第二是商业化点，代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由于劳动力的工资上升会改善收入分配，“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是高度相关的。
当前我国的劳动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些很重要的特点，如少儿和老年的人口抚养比不断降低，储蓄率高居不下等。根据相关研究预测，2013年后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会大幅增加。对于我国当前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不断上涨，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2008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涨幅依然高达19%。
大国经济的不同
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地区差异的程度。作为小国经济的典型代表，日本的不同地区具有高度同质的资源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而中国则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地区、城乡之间在收入、生产要素的流动、回报率以及禀赋结构上均有较大的差异性，这也部分导致了未富先强的现象。
经济学中的“雁阵理论”曾用于描述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譬如70年代制造业由日本向亚洲四小龙的转移。给定我国当前巨大的地区差异，完全可以在地区之间独立的完成若干周期的雁阵式转移，即产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转移。劳动力工资的过快上涨，会伤害国内企业的产品竞争力，而产业转移会可以较好的遏制上涨。此外，产业转移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消除当前的“民工荒”和“返乡潮”等现象。
这里插入一个关于应用经济学理论的题外话。一直以来，存在两种宣传与滥用理论的现象，一是将理论的原创者与宣传者分离，如大莱佐武郎将赤松的“雁阵理论”宣传于世，而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的质疑起源于扬。第二种是经济学理论被反动的加以滥用，如“雁阵模型”在二战期间曾被日本军国主义用于殖民地，但这并不代表“雁阵理论”本身的错误，又如凯恩斯主义思想，也曾指导纳粹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因此，学者批评“雁阵理论”对军国主义的影响，并不妨碍它对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帮助。
区域发展模式的挑战
从2003年以来，我国的区域差距在不断下降，中西部的工业迅速崛起，其工业化进程甚至快于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劳动力仍不断地从中西部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这表明，中西部的工业以资本密集型为主，是一种背离比较优势的赶超。此外，从“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分析，中西部仍然处于环境污染随工业化进程而线性增加的阶段，而东部沿海地区恰位于倒U型的转折点附近。区域发展的现状呈现出“梅佐乔诺”的特征，即类似于意大利南北部和东、西德的巨大的地区差距。在上述国家，落后地区赶超发达地区时都曾有过较快的增长，但没能维持下去。因此，为了进一步维持中西部的增长，必须调整当前的区域发展政策，挖掘增长潜力。
城市化：新经济增长点
调整区域发展政策的一个重点，就是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实证显示，一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表现高度相关。过去几年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当前达到46%，但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有学者认为，因为某些乡镇的发达程度不亚于城市，真实的城市化比例可能更高。但蔡昉老师指出，46%的数字也存在被高估的可能。对比2000和2005年的数据来看，城市人口的增量绝大部分由城市农业人口组成，他们是城市中仍然持有农业户口的人群，大多为农民工，随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返回农村，在养老、医疗、教育、消费模式等方面享受到的服务也大有不同。因此，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城市化，它会扭曲农村人口结构，延误劳动力的供求调节。事实上，“民工荒”、“返乡潮”就是由周期性失业和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
城市化的进程面临新的理念和思路，首先，人口的城市化比土地的城市化更应该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新增人口作为市民的意义比劳动力的意义更为突出；再次，均等的获得公共服务比居住权更加重要。
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面临户籍改革的问题，在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户籍之间存在着悖论：由于财政的约束，地方政府在增加城市户口后缺乏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能力。要改善这一问题，应该采取曲线改革方式，先使人们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再改革户籍制度。
（胡赟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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