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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9年第98期（总第859期）可持续性与财富测量
发布日期：2009-11-17 10:3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9年11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功举办“第七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工程学荣休教授，斯坦福政策研究所及其健康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教授受邀发表了“可持续性与财富测量”的主题演讲。讲座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巫和懋教授主持。以下是演讲的具体内容。长久以来各国乃至世界合作机构的分析师都热衷于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符合“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概念。他们关注的是人类目前的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程度，以及对石油等一系列自然资源的过分开采利用程度。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提供了对可持续性发展的不同定义，在这里我们分析其中的一种，即将目标定义为人类的福利水平。在这个目标定义下，我们认为只有在当前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对社会的长期影响使未来的人类社会至少享有目前同等生活质量水平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这一定义。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我们日常最多使用的人均GDP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人类的“福利水平”做出部分指代，但是显然它没有完全涵盖“人类福利水平”的全部内容。
可持续性发展这一理论命题对于当今中国又显得特别重要。具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超过8%。但是，这一高增长的背后却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度开发利用；另外，中国耕地大面积减小；城市空气质量日趋变差；河流污染程度加深。一系列的环境恶化问题是我们不得不提问，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能持续下去吗？在剔除了自然资源加速减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的因素考虑下，中国长期高达8%以上的人均GDP增长率是真实的吗，能够代表人类“福利水平”的显著增长吗？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定义财富这一概念。不同于生活中人们对于财富即现金加存款的理解方式，在这里我们将人类财富定义为一种生产能力。那么对于生产能力做出贡献的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可重复利用生产资本（机器，厂房等）；自然资本，土地，不可再生能源（如石油），可再生能源（如森林）；人力资本；健康。以上因素在我们这里都将被归于财富的范畴之内。
其次，对于以上各种财富贡献因子，我们需要将它们的不同效用程度进行量化，即我们需要对它们的财富贡献度进行单位定价，在经济学中我们称之为影子价格。固然，在定价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外生性问题（污染）和市场不完备问题（人力资本，健康）会使我们无法对于以上的某些因素进行直接定价，但是我们会试图找到它们所谓的代理价格来替代它们的影子价格。
在定义完财富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其与可持续性发展这一理论命题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说我们认同福利水平来源于人类将未来的消费流进行折现加总，而人类财富水平又是一种可将生产水平进行动态衡量的定义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人类的福利水平是关于时间和当前所有财富因子的函数。可持续性发展意味着该函数值随着时间推移是一个单调非递减函数。具体说来，我们可以考虑以下一种特殊的函数形式，即财富（福利水平）等于将不同财富因子进行加权后的加总水平，对于它们各自的不同权重，我们取其为各自的影子价格。由此，我们得到以下结论，在保持影子价格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如果人类财富得到了提升，我们就说社会经济活动提升了人类的福利水平。那么我们动态考量的重点目标就是各种财富因子的变化水平，即不同因素的“净”投资水平。具体说来，不可再生资源“净”投资永远为负，水平等同于该时段的消耗量；可重复使用的生产资本，在计算“净”投资水平时需要扣除机器折旧率；人力资本，需要扣除退休以及死亡的因素影响。
紧接着，阿罗教授谈了实证分析处理数据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在衡量福利水平和财富水平时，我们以国家为单位，而不是以民族为单位(GNP)。主要原因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二：市场失灵会导致我们的测量误差。如果市场都是完备和完美的，我们自然可以使用市场价格来替代影子价格。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因素无法用市场价格来定义（市场缺失时），比如说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通常通过教育获得，但是教育费用一般没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所以我们不能使用教育费用来替代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在这里我们会选择另外一种考量模式（尽管不完美）来作为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即教育带来的未来工资流（需要折现）。三：对于各种自然资本“净”投资的衡量问题。具体来说，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净投资（为负）等于其耗用量；对于可再生资源（森林），净投资为自然增长量减去人为开采量。它们的影子价格取其市场出售价格和开采价格的差值。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资本获利的途径，对于每个国家而言资本获利等于资本的存量水平和影子价格变化值的乘积；具体说来，随着部分资源的价格上涨，资本获利值对于资源出口国就是正值，对于资源进口国就是负值。四：在计算一国的财富水平（福利水平）时，我们有必要考虑到其它国家的经济社会活动对本国所造成的外部性影响；比如说，同样的温室效应对于各个国家造成的影响比重就会不同，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我们就需要一一对待。五：作为补充，我们需要在人类的财富（福利水平）定义中加入另外一个因素，即科技进步。众所周知，科技水平（TFP：全要素生产率）将会直接进入到生产活动中，所以在将财富定义为一种生产可能性的前提条件下，我们理所当然需要考虑科技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六：健康资本。很多学者都认为健康无异于通常意义下的收入，即收入的增加和健康的保证对于人类而言具有同样的正面意义。那么我们如何将健康数量化呢，简单来说，我们定义一个人的健康资本为该个体将未来每年（取预期生命值）的生命价值价格化（将每年生命价值价格化使用的方法是为个体提供不同工资不同风险程度的工作，通过其选择来计算该个体对于生命的价值判断）以后的加总折现值。虽然目前有机构提出其它的指标用来涵盖生命过程在不同时间段的异质性，但是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实际可操作性，我们没有使用这些指标。七：在考量可持续性发展和财富增长这一话题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该国家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即我们关注的是人均福利水平和人均财富水平。那么，当且仅当一国的财富水平增长率大于该国的人口增长率时, 我们认为该国的发展模式是符合可持续性增长概念。
之后，阿罗教授展示了该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对比时间点是1995年和2000年，包含的国家地区有美国，中国，巴西，印度，委内瑞拉。表格一显示中美两国在1995年到2000年间，国家人力资本水平和可重复使用生产资本水平都有着显著的提升，中国为2.04%和11.8%，美国为1.52%和3.46%。在资本获利（主要考察石油方面）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中美两国都是负值，美国负值水平更大，这是因为中美两国都是石油消耗大国。最后，在总投资水平上，中美两国都呈现出正值，其中中国为3.86%，美国为1.39%。根据上面介绍的方法，得出以上五个国家地区在1995年到2000年间所计算出的人均财富增加值，可以看到它在各个国家较人均GDP增长率都偏小，这说明我们通常使用的GDP指标会夸大我们的经济发展绩效。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尽管人均财富增长率低于人均GDP增长率，但是仍然为正值，其中中国为5.63%，美国为1.70%。根据本文所讨论的思想逻辑，我们认为中美两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还是符合可持续性增长这一理论概念的。
讲座的结尾，中心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此次讲座向阿罗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疑问。陈平老师对财富和生产能力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并且就此次金融危机和阿罗教授交流了自己对于经典一般均衡模型的疑问，认为一般均衡模型在此次金融危机问题面前遇到了理论瓶颈，需要有所突破，但是前进方向仍需探讨。姚洋老师提到在使用影子价格时，我们要注意到相对价格的时间变化性，如果单纯的使用固定的价格比率在解释问题上难免会有所不妥。龚强老师则认为我们在定义财富的概念时，不宜简单地将财富因子数量固定，我们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来更新财富因子。不仅仅是中心的老师，之后同学们也踊跃积极的向阿罗教授提出疑问。对于中心师生的各种学术问题，阿罗教授都一一给出了回答，对于文章设定模型的疑问，阿罗教授解释了设定的初衷；对于数据来源和处理方式，阿罗教授认为数据可得性决定了研究的局限性，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研究可以在更好的数据基础上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开放性问题上，阿罗教授也从自身的理解和思考上给出了回答，并鼓励有志于此的中心师生继续努力创新。
（李殊琦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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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9-11-17 10:34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9年11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功举办“第七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工程学荣休教授，斯坦福政策研究所及其健康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教授受邀发表了“可持续性与财富测量”的主题演讲。讲座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巫和懋教授主持。以下是演讲的具体内容。长久以来各国乃至世界合作机构的分析师都热衷于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符合“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概念。他们关注的是人类目前的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程度，以及对石油等一系列自然资源的过分开采利用程度。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提供了对可持续性发展的不同定义，在这里我们分析其中的一种，即将目标定义为人类的福利水平。在这个目标定义下，我们认为只有在当前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对社会的长期影响使未来的人类社会至少享有目前同等生活质量水平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这一定义。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我们日常最多使用的人均GDP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人类的“福利水平”做出部分指代，但是显然它没有完全涵盖“人类福利水平”的全部内容。
可持续性发展这一理论命题对于当今中国又显得特别重要。具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超过8%。但是，这一高增长的背后却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度开发利用；另外，中国耕地大面积减小；城市空气质量日趋变差；河流污染程度加深。一系列的环境恶化问题是我们不得不提问，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能持续下去吗？在剔除了自然资源加速减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的因素考虑下，中国长期高达8%以上的人均GDP增长率是真实的吗，能够代表人类“福利水平”的显著增长吗？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定义财富这一概念。不同于生活中人们对于财富即现金加存款的理解方式，在这里我们将人类财富定义为一种生产能力。那么对于生产能力做出贡献的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可重复利用生产资本（机器，厂房等）；自然资本，土地，不可再生能源（如石油），可再生能源（如森林）；人力资本；健康。以上因素在我们这里都将被归于财富的范畴之内。
其次，对于以上各种财富贡献因子，我们需要将它们的不同效用程度进行量化，即我们需要对它们的财富贡献度进行单位定价，在经济学中我们称之为影子价格。固然，在定价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外生性问题（污染）和市场不完备问题（人力资本，健康）会使我们无法对于以上的某些因素进行直接定价，但是我们会试图找到它们所谓的代理价格来替代它们的影子价格。
在定义完财富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其与可持续性发展这一理论命题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说我们认同福利水平来源于人类将未来的消费流进行折现加总，而人类财富水平又是一种可将生产水平进行动态衡量的定义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人类的福利水平是关于时间和当前所有财富因子的函数。可持续性发展意味着该函数值随着时间推移是一个单调非递减函数。具体说来，我们可以考虑以下一种特殊的函数形式，即财富（福利水平）等于将不同财富因子进行加权后的加总水平，对于它们各自的不同权重，我们取其为各自的影子价格。由此，我们得到以下结论，在保持影子价格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如果人类财富得到了提升，我们就说社会经济活动提升了人类的福利水平。那么我们动态考量的重点目标就是各种财富因子的变化水平，即不同因素的“净”投资水平。具体说来，不可再生资源“净”投资永远为负，水平等同于该时段的消耗量；可重复使用的生产资本，在计算“净”投资水平时需要扣除机器折旧率；人力资本，需要扣除退休以及死亡的因素影响。
紧接着，阿罗教授谈了实证分析处理数据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在衡量福利水平和财富水平时，我们以国家为单位，而不是以民族为单位(GNP)。主要原因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二：市场失灵会导致我们的测量误差。如果市场都是完备和完美的，我们自然可以使用市场价格来替代影子价格。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因素无法用市场价格来定义（市场缺失时），比如说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通常通过教育获得，但是教育费用一般没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所以我们不能使用教育费用来替代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在这里我们会选择另外一种考量模式（尽管不完美）来作为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即教育带来的未来工资流（需要折现）。三：对于各种自然资本“净”投资的衡量问题。具体来说，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净投资（为负）等于其耗用量；对于可再生资源（森林），净投资为自然增长量减去人为开采量。它们的影子价格取其市场出售价格和开采价格的差值。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资本获利的途径，对于每个国家而言资本获利等于资本的存量水平和影子价格变化值的乘积；具体说来，随着部分资源的价格上涨，资本获利值对于资源出口国就是正值，对于资源进口国就是负值。四：在计算一国的财富水平（福利水平）时，我们有必要考虑到其它国家的经济社会活动对本国所造成的外部性影响；比如说，同样的温室效应对于各个国家造成的影响比重就会不同，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我们就需要一一对待。五：作为补充，我们需要在人类的财富（福利水平）定义中加入另外一个因素，即科技进步。众所周知，科技水平（TFP：全要素生产率）将会直接进入到生产活动中，所以在将财富定义为一种生产可能性的前提条件下，我们理所当然需要考虑科技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六：健康资本。很多学者都认为健康无异于通常意义下的收入，即收入的增加和健康的保证对于人类而言具有同样的正面意义。那么我们如何将健康数量化呢，简单来说，我们定义一个人的健康资本为该个体将未来每年（取预期生命值）的生命价值价格化（将每年生命价值价格化使用的方法是为个体提供不同工资不同风险程度的工作，通过其选择来计算该个体对于生命的价值判断）以后的加总折现值。虽然目前有机构提出其它的指标用来涵盖生命过程在不同时间段的异质性，但是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实际可操作性，我们没有使用这些指标。七：在考量可持续性发展和财富增长这一话题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该国家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即我们关注的是人均福利水平和人均财富水平。那么，当且仅当一国的财富水平增长率大于该国的人口增长率时, 我们认为该国的发展模式是符合可持续性增长概念。
之后，阿罗教授展示了该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对比时间点是1995年和2000年，包含的国家地区有美国，中国，巴西，印度，委内瑞拉。表格一显示中美两国在1995年到2000年间，国家人力资本水平和可重复使用生产资本水平都有着显著的提升，中国为2.04%和11.8%，美国为1.52%和3.46%。在资本获利（主要考察石油方面）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中美两国都是负值，美国负值水平更大，这是因为中美两国都是石油消耗大国。最后，在总投资水平上，中美两国都呈现出正值，其中中国为3.86%，美国为1.39%。根据上面介绍的方法，得出以上五个国家地区在1995年到2000年间所计算出的人均财富增加值，可以看到它在各个国家较人均GDP增长率都偏小，这说明我们通常使用的GDP指标会夸大我们的经济发展绩效。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尽管人均财富增长率低于人均GDP增长率，但是仍然为正值，其中中国为5.63%，美国为1.70%。根据本文所讨论的思想逻辑，我们认为中美两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还是符合可持续性增长这一理论概念的。
讲座的结尾，中心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此次讲座向阿罗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疑问。陈平老师对财富和生产能力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并且就此次金融危机和阿罗教授交流了自己对于经典一般均衡模型的疑问，认为一般均衡模型在此次金融危机问题面前遇到了理论瓶颈，需要有所突破，但是前进方向仍需探讨。姚洋老师提到在使用影子价格时，我们要注意到相对价格的时间变化性，如果单纯的使用固定的价格比率在解释问题上难免会有所不妥。龚强老师则认为我们在定义财富的概念时，不宜简单地将财富因子数量固定，我们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来更新财富因子。不仅仅是中心的老师，之后同学们也踊跃积极的向阿罗教授提出疑问。对于中心师生的各种学术问题，阿罗教授都一一给出了回答，对于文章设定模型的疑问，阿罗教授解释了设定的初衷；对于数据来源和处理方式，阿罗教授认为数据可得性决定了研究的局限性，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研究可以在更好的数据基础上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开放性问题上，阿罗教授也从自身的理解和思考上给出了回答，并鼓励有志于此的中心师生继续努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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