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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9年第94期（总第855期）文化与政治的变奏——重新思考“五四”文化运动的形成
发布日期：2009-10-30 10:3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9年10月21日，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团委邀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发表了为“文化与政治的变奏——重新思考‘五四’文化运动的形成”的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今天讨论的是思想史的题目。“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暗示了这个话题与经济、政治都有关联。文化是一种介入社会政治的特殊方式，它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一般所谓的文化范畴所能产生的影响。文化运动不是与经济、政治分离的，它只不过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五四”文化运动这个问题有重提的必要。“五四”研究在1989年有一个高潮，之后走向衰落，不为大家关心。过去二十年来，新的东西不太多,大体上是一个保守主义的脉络，即批评“五四”过于激进。“五四”为什么值得研究？“五四”到底能提供什么新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大家要以与政治、经济相区别的方式回应政治、经济的迫切问题。在那个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如此紧迫的时刻，为什么这场运动会从文化的角度入手？有两个大的脉络非常关键。第一，一战爆发，西方陷入了普遍的危机。知识分子们开始怀疑，我们能否通过简单地学习西方来再造中国，开始自觉和反思。第二，民国建立后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危机，使很多人意识到当时的模式无法继续下去。无论是保守派、激进派还是改良派，最常见的语汇是“自觉”和“觉悟”。“觉悟”是相对自己原来的信仰而言的。文化代表了一种总体的判断。因此，文化的问题，意味着一种断裂。
我没有用“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新青年》、《新潮》代了激进的文化潮流，但是，一场文化运动如果没有对手，是构不成一场运动的。今天我特别把它的对手提出来，以保守派为线索来勾勒“五四”的主题，与大家一起探讨它与“新文化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五四”运动的发生，两个最重要的事件，东西文明论战和白话文运动。我们谈一谈东西文明论战。
东西文明论战始于1918年第五期《新青年》质疑《东方杂志》与袁氏复辟的文化联系。《新青年》和《东方杂志》这两个刊物的特点是它们都不是党刊——《新青年》在早期是一群志趣不尽相同的知识分子办的杂志。《东方杂志》极为重要，自1904年创刊至1948年止，跨越了45年。1911年，杜亚泉出任《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与陈独秀围绕如何来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结果展开了论战,这场讨论的政治含义是很明确的。1911年1月，杜撰文指出，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密切相关。《东方杂志》大规模跟踪一战，就是因为它着眼于“国家问题”乃至国家间的冲突。《新青年》则从“革命问题”出发。“国家问题”和“革命问题”这两个问题，在这场论战前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与欧洲战场上民族国家的冲突密切相关，知识分子目睹着中国内部日益严重的分裂局面。他们将如何对一战做出回应？第一种回应是民族主义的，即认为一战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二种回应是将一战看成专制与民主国家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第三种回应产生于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之后到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它将一战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外化。民族主义的解释在前期占据主导。相应地，《东方杂志》以“接续主义”回答中国应如何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问题。“接续主义”包涵国家的接续与个人道德的接续，杜提出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要解决革命后的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延续性问题，即中国要再造自己的主权结构。当时有两个现实问题非常紧迫：第一、革命后的中国是否延续中国的正统？第二、中国周边形势严峻——1913，达赖签署蒙藏协约。康有为《共同政体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但事后看，康、梁的一些看法是有根据的。皇权是政治多面体，传统政体的认同是多维的，现代民族国家则依托民族；帝国覆灭之后，如何维护和延续国家的正统？事实上，民国时期确实出现了中央权威迅速衰弱的局面。
之后出现了另一种思潮，即区域整合或亚洲主义。在一战的背景下，欧洲人提出“白种联合论”，其实这种欧洲联合的雏形与种族主义密切相关。在欧洲，黄祸论的现实根源是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欧洲统一隐含着一个概念——文明。欧洲知识分子想通过种族化的文明概念来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概念。一战时欧洲知识分子的讨论其实是文明冲突论的早期版本。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这股思潮影响。但是，随着日本实力日渐增强，“大亚细亚主义”最终衰退了。不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作为一个框架保留下来了。《东方杂志》的作者们认为，东西文明虽是异质的、但却是可以调和的，因此，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就变得重要起来。这是政治问题被投射到文化上来的缘由。
第二个脉络是民国的政治危机。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15年袁氏称帝。《新青年》认为这是民国失败，因而也转向讨论文化问题。《东方杂志》并没有直接讨论帝制，却讨论建国问题，他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1916年，《东方杂志》发表《建国根本问题》，讨论当时的政治危机，论述中央、地方互不排斥的观点。这反映了民国时期很多人的看法，当时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有联邦的意味，中央没有多少权威。例如，1916年时，帝制已废，中央海军却宣布独立，可见国家处于分裂的危机之中。《东方杂志》重新讨论政体的重构，是对帝制的第一点回应。
我们知道，相比《东方杂志》，《新青年》更强调政治主义。民主宪政主义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主义，即多党议会政治加上新闻自由。《东方杂志》的作者们认为，民主宪政应该是让国家重新获得合法性的手段，但由于中国有分裂的趋势，民主宪政在当时未必能将众议集聚成公议。当时中国的政党与西方超越地域性的政党不同，《东方杂志》不反对言论自由，但由于他们对民国的政治文化有疑虑，并且认识到“自由”的言论常常被操控，他们对西方的多党政治持非常深的怀疑态度。但是，他们也反对集权的国家来统摄一切。杜认为，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国家观念是非人格化的。一言以蔽之，《新青年》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千年专制；《东方杂志》则认为是西方政治在东方水土不服，这场战争是思想和价值的战争——他们很明确地提出了东西文明二元论的观点。与《新青年》的作者相比，他们侧重文明，承认东西文明的差异和融合。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保守派显然不同于过去的传统派。
那么，《东方杂志》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第一，他们观察到十九世纪欧洲政治模式的衰落，该模式的核心是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文化。因而，重新改造政治主义、把政治范畴从民族国家框架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诞生了。第二，《东方杂志》希望通过社会政策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他们的立场既非自由放任主义，又非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亦尝试解决阶级分化、男女平等等诸多社会问题。我们发现，通过这场文化运动，政治具有了文化伦理的内核。当时的文化冲突，其实是政治冲突的前奏。
（徐轶青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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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9-10-30 10:33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9年10月21日，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团委邀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发表了为“文化与政治的变奏——重新思考‘五四’文化运动的形成”的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今天讨论的是思想史的题目。“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暗示了这个话题与经济、政治都有关联。文化是一种介入社会政治的特殊方式，它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一般所谓的文化范畴所能产生的影响。文化运动不是与经济、政治分离的，它只不过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五四”文化运动这个问题有重提的必要。“五四”研究在1989年有一个高潮，之后走向衰落，不为大家关心。过去二十年来，新的东西不太多,大体上是一个保守主义的脉络，即批评“五四”过于激进。“五四”为什么值得研究？“五四”到底能提供什么新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大家要以与政治、经济相区别的方式回应政治、经济的迫切问题。在那个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如此紧迫的时刻，为什么这场运动会从文化的角度入手？有两个大的脉络非常关键。第一，一战爆发，西方陷入了普遍的危机。知识分子们开始怀疑，我们能否通过简单地学习西方来再造中国，开始自觉和反思。第二，民国建立后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危机，使很多人意识到当时的模式无法继续下去。无论是保守派、激进派还是改良派，最常见的语汇是“自觉”和“觉悟”。“觉悟”是相对自己原来的信仰而言的。文化代表了一种总体的判断。因此，文化的问题，意味着一种断裂。
我没有用“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新青年》、《新潮》代了激进的文化潮流，但是，一场文化运动如果没有对手，是构不成一场运动的。今天我特别把它的对手提出来，以保守派为线索来勾勒“五四”的主题，与大家一起探讨它与“新文化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五四”运动的发生，两个最重要的事件，东西文明论战和白话文运动。我们谈一谈东西文明论战。
东西文明论战始于1918年第五期《新青年》质疑《东方杂志》与袁氏复辟的文化联系。《新青年》和《东方杂志》这两个刊物的特点是它们都不是党刊——《新青年》在早期是一群志趣不尽相同的知识分子办的杂志。《东方杂志》极为重要，自1904年创刊至1948年止，跨越了45年。1911年，杜亚泉出任《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与陈独秀围绕如何来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结果展开了论战,这场讨论的政治含义是很明确的。1911年1月，杜撰文指出，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密切相关。《东方杂志》大规模跟踪一战，就是因为它着眼于“国家问题”乃至国家间的冲突。《新青年》则从“革命问题”出发。“国家问题”和“革命问题”这两个问题，在这场论战前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与欧洲战场上民族国家的冲突密切相关，知识分子目睹着中国内部日益严重的分裂局面。他们将如何对一战做出回应？第一种回应是民族主义的，即认为一战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二种回应是将一战看成专制与民主国家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第三种回应产生于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之后到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它将一战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外化。民族主义的解释在前期占据主导。相应地，《东方杂志》以“接续主义”回答中国应如何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问题。“接续主义”包涵国家的接续与个人道德的接续，杜提出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要解决革命后的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延续性问题，即中国要再造自己的主权结构。当时有两个现实问题非常紧迫：第一、革命后的中国是否延续中国的正统？第二、中国周边形势严峻——1913，达赖签署蒙藏协约。康有为《共同政体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但事后看，康、梁的一些看法是有根据的。皇权是政治多面体，传统政体的认同是多维的，现代民族国家则依托民族；帝国覆灭之后，如何维护和延续国家的正统？事实上，民国时期确实出现了中央权威迅速衰弱的局面。
之后出现了另一种思潮，即区域整合或亚洲主义。在一战的背景下，欧洲人提出“白种联合论”，其实这种欧洲联合的雏形与种族主义密切相关。在欧洲，黄祸论的现实根源是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欧洲统一隐含着一个概念——文明。欧洲知识分子想通过种族化的文明概念来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概念。一战时欧洲知识分子的讨论其实是文明冲突论的早期版本。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这股思潮影响。但是，随着日本实力日渐增强，“大亚细亚主义”最终衰退了。不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作为一个框架保留下来了。《东方杂志》的作者们认为，东西文明虽是异质的、但却是可以调和的，因此，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就变得重要起来。这是政治问题被投射到文化上来的缘由。
第二个脉络是民国的政治危机。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15年袁氏称帝。《新青年》认为这是民国失败，因而也转向讨论文化问题。《东方杂志》并没有直接讨论帝制，却讨论建国问题，他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1916年，《东方杂志》发表《建国根本问题》，讨论当时的政治危机，论述中央、地方互不排斥的观点。这反映了民国时期很多人的看法，当时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有联邦的意味，中央没有多少权威。例如，1916年时，帝制已废，中央海军却宣布独立，可见国家处于分裂的危机之中。《东方杂志》重新讨论政体的重构，是对帝制的第一点回应。
我们知道，相比《东方杂志》，《新青年》更强调政治主义。民主宪政主义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主义，即多党议会政治加上新闻自由。《东方杂志》的作者们认为，民主宪政应该是让国家重新获得合法性的手段，但由于中国有分裂的趋势，民主宪政在当时未必能将众议集聚成公议。当时中国的政党与西方超越地域性的政党不同，《东方杂志》不反对言论自由，但由于他们对民国的政治文化有疑虑，并且认识到“自由”的言论常常被操控，他们对西方的多党政治持非常深的怀疑态度。但是，他们也反对集权的国家来统摄一切。杜认为，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国家观念是非人格化的。一言以蔽之，《新青年》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千年专制；《东方杂志》则认为是西方政治在东方水土不服，这场战争是思想和价值的战争——他们很明确地提出了东西文明二元论的观点。与《新青年》的作者相比，他们侧重文明，承认东西文明的差异和融合。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保守派显然不同于过去的传统派。
那么，《东方杂志》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第一，他们观察到十九世纪欧洲政治模式的衰落，该模式的核心是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文化。因而，重新改造政治主义、把政治范畴从民族国家框架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诞生了。第二，《东方杂志》希望通过社会政策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他们的立场既非自由放任主义，又非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亦尝试解决阶级分化、男女平等等诸多社会问题。我们发现，通过这场文化运动，政治具有了文化伦理的内核。当时的文化冲突，其实是政治冲突的前奏。
（徐轶青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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