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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7年第56期（总第693期）林毅夫教授马歇尔讲座预讲演和评论（下）
发布日期：2007-11-26 01:0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发展与转型: 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林毅夫教授马歇尔讲座预讲演和评论（下）
2007年10月17日下午，林毅夫教授进行了题为“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的马歇尔讲座预讲，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稻葵教授以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卢锋教授和陈平教授进行了评论。现将讲座内容及评论分三份简报报道。本文是第三期简报，主要报告评论人发言。
李稻葵教授
在金色的秋天，在北京大学美丽的校园里，我们一起来见证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件盛事：林毅夫教授将代表中国经济学界去久负盛名的剑桥大学发表演讲！在这里我代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向林毅夫教授和CCER表示崇高的敬意！
林毅夫教授受邀马歇尔讲座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成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林毅夫教授本人十几年来学术成就的肯定！这让我想起我的导师Maskin教授的研究风格和经历。我觉得，十几年如一日来研究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学者从一个普通学者成为大师级学者的成长之路。林毅夫教授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抓住中国经济学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学的大问题，从而使其从一个经济学学者成为一位经济学大师。这次讲座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激励，让我们更有信心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使之上升为世界性的学术问题！
刚才林毅夫教授的演讲，高屋建瓴，博大精深，对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即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做了回答。用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的话讲，这次讲座像剥春笋一样，由外及里，找到问题最本质的答案，又从这一答案出发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做出系统的解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林毅夫教授抓问题抓得非常准，即为什么二战结束以来大部分国家在发展和转型方面误入了歧途。我非常赞同林毅夫教授在这次预演讲中所述：认识或者思想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发展或转型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觉得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存在三个认识上的偏差。
第一个就是大部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存在偏差或者对政府自身能力的认识存在偏差。二战后，大部分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由有个人魅力的政府领导人来组建的。他们对市场的种种缺陷有一定的认识和估计，他们认为自己能设计出最快和最有效的发展路径，并能把这种路径执行下去。因此，这些国家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以至于偏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这种认识导致了他们体制上的偏差。这种偏差又为当时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及政府初始时的成功所强化。
第二个就是对现代市场的本质和现代市场经济自我完善能力的认识存在偏差。在改革前，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并且产生了分配的不平均。然而实际上市场有其自身的完善和调节机制。举一个例子，十九世纪末英国发生了改良运动，英国的上层自发地对市场经济底层人民的苦难进行了反思。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的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大资本家对市场的控制以及市场中的种种不良因素。这两个例子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即实际上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第三个就是十几年来世界上大部分转型国家的政府对转型的复杂性的认识也有偏差。十几年前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既然改革目标明确，休克疗法便是最好的疗法。但实际上改革目标的明确和改革路径的明确是两码事。改革路径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是特别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的。如果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设置不当，就会成为以后改革的阻力。
最后，对林毅夫教授去剑桥演讲表示祝贺！同时，我也呼吁我们的同行们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研究！
宋国青教授
构建这样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来解释现实中这么多的现象及其联系，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里我提几点具体看法。
第一个就是轻重工业和积累率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经济研究》上有一半论文是在讨论积累和消费的比率，讨论农轻重的关系。从积累的角度理解，落后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多积累。要保持高积累，自然而然就会有重工业优先发展（即重工业在整个工业要有高比例）的认识。但是，当时是人为地来保持这样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所以，关键是怎么把积累率和轻重工业这个问题讲清楚。当时讲要发展重工业主要基于两个角度，一个是从积累的角度讲，另一个是从计划经济好管理的角度讲，这可能跟计委的审批权限也有关系。
第二，制度经济学已经包括了市场放开这样一些概念。实现比较优势应该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比较优势与市场经济是一个被覆盖与覆盖的关系。我们的问题就是：比较优势能否独立地提出来与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并列？如何在逻辑上来把它们的关系讲得更圆满、更通顺？当然，在中国把比较优势这个问题独立提出来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但是如何从理论框架上把二者衔接起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双轨制。研究转型应该注意路径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譬如，可以从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城乡比例等来进行研究。如何把双轨制与产业问题、企业问题等结合起来研究，我觉得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和值得思考的方向。
卢锋教授
马歇尔讲座几十位主讲人中，有十几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而从统计相关性证据看，毅夫教授向诺贝尔奖走近了一步，也是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的中国经济学家。很荣幸有机会点评毅夫教授的预讲演。我谈三点看法：什么是毅夫教授的学说贡献？为什么是毅夫教授？尚存的疑问和局限是什么？在这三点上向毅夫教授和各位请教。
我们可以以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为背景来观察毅夫学说的贡献。经济发展一直是现代经济学基本问题之一，二战后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学科。经济发展基本决定因素（比如制度、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及其影响经济发展的途径，在教科书的原理和模型中已经有了系统的阐述。给定技术存量的巨大国际差距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相对落后国家如果能选择适当的制度，就有可能较快地增长并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和经济追赶问题也有大量经济学文献在讨论。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实行中央计划体制的国家，如何再造富有活力的体制并推动经济实现持久的追赶过程，则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新课题。
就这个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毅夫教授侧重从战略选择与比较优势关系角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独树一帜。毅夫教授这次准备了一个长篇导论和好几篇专题论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学说的思想主线。按照我个人粗浅地理解，大体是以凯恩斯教授所强调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作为分析的起点，然后采取如下思路来展开其逻辑架构：思潮决定政府行为，政府选择发展战略，战略遵循或违背比较优势决定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并进而决定整个经济的追赶绩效。研究素材主要是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实践，然而在分析中处处可见毅夫教授力图阐述中国经验的一般理论含义的雄心大志。
因而，毅夫教授学说至少有三点重要贡献。一是对当代很多国家面临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这个重大主题提出了一家之言。二是主要通过观察分析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经验提出学说，因而具有中国视角。三是致力于把上述理解思路展开成为理论假说和逻辑体系，并采用经济学标准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和阐述，因而不仅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声誉日隆。我想这三方面的贡献也应是马歇尔讲座邀请毅夫教授讲演的重要原因。
过去十几年有幸与毅夫教授共事，以我近距离观察，上述贡献与他治学方法方面的几个特点有关。一是贴近现实的特点。芝加哥大学名校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很早前我就听他说过，从比较优势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最初“灵感”来自于1988年为一次现实经济研讨会准备的发言提纲。在后来参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新农村建设等很多现实问题讨论中，他一直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不断论证和充实自己的思想。
二是重视理论的特点。努力从现实分析中提炼出理论假说，并不断展开和完善这一假说。1988年一页纸的提纲思路几年后就发展成为跟蔡昉教授和李周教授合作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随后几年结合部门经验和国际经验研究，进一步发展出自生能力概念；最近几年与中心同学一起把自己学说的重要命题模型化；这次准备的马歇尔讲座论文进一步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总结。他广泛涉猎文献并提出独到解读，又善于把研究结果提炼表达为自生能力等流传广泛的概念；他把比较优势分析框架运用到发展战略中显示出举重若轻的能力，又能采用数理和计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对特定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标准化研究。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毅夫教授长期理论思考和学术创造的努力。
三是讲求方法的特点。这是经济学大家的共同素质，然而毅夫教授仍有两个方面的独特之处。凭借芝加哥大学的严格经济学训练以及跨学科研究中的实践体验，他对经济科学分析方法具有更为融会贯通的理解。另外，他重视从老子、孔子、理学、禅宗等我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从认识论高度解读经济学方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2004年他与CCER研究生对话经济学方法论，面对思想活跃的年轻学子的刨根问底和随机发散的提问，毅夫教授在经典文献、学术掌故、儒道思想、现实争论之间来回穿梭并应对自如，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对经济学方法的深思熟虑。
四是诲人不倦的特点。我这里说的诲人不倦，不是毅夫教授作为教员上课“诲人”，而是指毅夫教授随时乐于与人们讨论已经无数次阐述的观点。人之常情是诲人易倦，但诲人不倦是毅夫作为优秀教师的可贵素质。每一个与毅夫教授讨论过学术问题的人，大概都会对他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激情留下深刻印象。毅夫教授有众多学生，如果哪一天毅夫教授冲击诺贝尔奖梦想成真，很可能跟他诲人不倦和桃李满天下有关。
“道可道，非常道；……前识者，道之华，愚之始也”。毅夫教授把《道德经》这段话解读为经济本体客观规律与这一规律特殊认识形态之间关系：任何一个已经得到表述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属于认识上的愚笨。
出于无疑处存疑的学术态度，最后我对毅夫教授论文提出两点疑问。一是能否更严谨和清晰地界定学说的对象和领域。虽然对经济发展特定问题的解释总是具有一般含义，但是特定的学说仍然要立一个靶心。这一学说能否很好地解释计划经济？能否很好地解释更为广泛的体制转型现象？能否解释一般经济追赶现象甚至解释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也许都可以解释，但是我感到衡量毅夫学说的“靶心”是对曾经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的体制演变与经济追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经济学分析，是一种体制转型动态学。我认为，更严谨界定新理论的对象和领域，有助于增强而不是减弱其说服力和影响力。
与此相联系，如何处理批评“华盛顿共识”的问题也还可以作进一步探讨。所谓“华盛顿共识”并非特定的理论和学说，“华盛顿”作为虚拟主体也不会对批评进行应答。“华盛顿共识”与毅夫教授要“立”的理论似乎不在同一个层面。另外“华盛顿共识”包含的不少具体内容（如财政约束、公共支出从一般性补贴转向增长和扶贫等更有针对性的支出、贸易和利率自由化、竞争性汇率、鼓励FDI等）并不与我国经济发展经验全然对立。“华盛顿共识”的最大问题也许是用“华盛顿”来命名“共识”，倡导“北京共识”的朋友们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困难。
二是特定理论假说的视角限制性问题。任何理论一旦成型，难免会受到视角选择的局限。毅夫学说的基本模型中似乎没有界定产权，没有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能动竞争，没有上下互动的体制创新机制。我想毅夫教授也许并不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意义，然而既然选择“发展战略、比较优势、自身能力”解释范式，这些变量便很难进入前台成为分析的重点。毅夫教授选择这样处理逻辑起点和体系结构，自有他自己深入的考虑，然而也为有兴趣从其他角度理解和认识的人留下疑问。至于不同视角的相对重要性，可能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为什么政府发展战略更为本质，而不是战略背后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合力”的互动作用更为本质？为什么比较优势更为根本，而不是产权、竞争、个体选择等要素建构的市场机制逐步引入在根本上规定了体制转型画面的底色？企业和企业家是否仅仅对政府特定战略安排做出被动反应，而不会通过能动选择与其他进行套利活动的行为主体一起共同反过来影响经济环境的演化轨迹？…… 要求毅夫学说对这些问题给出全面解答当然是不公正的，然而也有必要讨论一种既定学说的天然局限。已故的佛里德曼教授曾断言，能解释中国经验的经济学家应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看来，也许需要一组而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说，才能对中国经济成长给出合理和令人满意的解释。
陈平教授
毅夫去剑桥做马歇尔讲座演讲，当然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角色主要是做赛场的陪练，预想竞争者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的崛起是一件令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非常困惑的事情。钱颖一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理由是最近美国和欧盟都拒绝接受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全世界都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市场经济胜利了，非市场经济的企业是不可能有生存余地的。现在中国的竞争能力这么强，贸易顺差那么大，搞得西方主要大国没有办法竞争，所以它们找出理由说中国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不是完全把它们的信仰反过来了吗？所以，我觉得林老师要能说服西方的经济学家，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国内有些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不太尊重林老师的工作，认为这不过是替共产党辩护的理论，不是经济学的理论。但芝加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请林老师讲演说明西方的经济学家对毅夫的工作的尊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学者和媒体。
如果我设想自己是西方经济学家，我会不会为林老师的主要论据所说服？我自己感觉到从中国经济的实践提升到理论层次是一件困难和风险很大的事情。中国经济改革只有30年，很多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总有人会说，你现在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如果过几年中国像日本一样面临金融危机呢？中国的经济增长突然刹车放缓了呢？你的这些理论还能成立吗？我希望林老师提出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能够经受住将来可能会有的曲折考验。那么，林老师的贡献到底是什么？从超越对中国问题的具体的评价、超越中国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曲折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第一，从七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学的主流从凯恩斯主义变为新古典主义。新古典的领导人之一是林毅夫的老师卢卡斯，他提出了微观基础理论。但微观基础理论实际上是没有经验基础来支撑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宏观的经济波动不是宏观层次的问题，而是微观层次的工人的理性选择。林老师的理论恰恰是把卢卡斯的理论“翻转过来”，认为这不是微观基础问题，而是宏观基础问题。换言之，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不是在“鲁宾逊经济”里面，而是在宏观环境之中；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不仅是受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且还要受政府的发展战略的影响。我认为林老师的思想不是一个比较优势问题，而是一个宏观基础问题。这样就把凯恩斯和新古典的争论又回归到凯恩斯，但是比凯恩斯的含义还要扩大。因为凯恩斯只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是从非均衡恢复到均衡，而林老师提了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实际上超出了现在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括金融经济学）的范围。所以现在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比原来的一般均衡理论还要深刻，我认为这是林老师的第一个贡献。
第二，林老师提出的自生能力概念是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里，谈企业和消费者时通常都只是讲一个“点”，如果只讲一个点就谈不到自生能力，因为自生能力是生物学的概念。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序言中提到，经济学应该更像生物学而不是像力学，但是由于生物学太复杂，所以只好借用力学来比喻。经济学的实质实际上是生物学的动态的概念，但是马歇尔后来的弟子把经济学搞得越来越像力学，而不是像生物学。而林老师从转型的角度提出自生能力的概念，如果要写出模型，势必要扩大可持续状态的基本数学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一个集合，在一个集合内才有自生能力，在这个集合之外就没有自生能力。所以我觉得林老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经济学不但需要新的思想，而且需要重大的方法论变革，这是林老师的第二个贡献。这两个贡献我觉得是可以超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争议的。
第三，华盛顿共识包括三个方面，即自由化、私有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林老师指出这三个方面是不兼容的，我觉得这个思想非常重要，类似于国际金融里面的“不可能三角”的概念。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希望能把这个问题写成论文单独发表，而不是仅仅放在比较优势的框架里面。
最后，作为陪练我可以设想林老师在做马歇尔讲座时台下 可能提出的问题和质疑。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从凯恩斯到卢卡斯都是需求方的理论，毅夫的这个理论到底是需求方的理论还是供给方的理论？第二，这个理论在解释中国和东亚的经验时强调比较优势以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有说服力的，但是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人口比较少、资源相对丰富、教育程度相当高，它们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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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7-11-26 01:0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发展与转型: 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林毅夫教授马歇尔讲座预讲演和评论（下）
2007年10月17日下午，林毅夫教授进行了题为“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的马歇尔讲座预讲，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稻葵教授以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卢锋教授和陈平教授进行了评论。现将讲座内容及评论分三份简报报道。本文是第三期简报，主要报告评论人发言。
李稻葵教授
在金色的秋天，在北京大学美丽的校园里，我们一起来见证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件盛事：林毅夫教授将代表中国经济学界去久负盛名的剑桥大学发表演讲！在这里我代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向林毅夫教授和CCER表示崇高的敬意！
林毅夫教授受邀马歇尔讲座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成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林毅夫教授本人十几年来学术成就的肯定！这让我想起我的导师Maskin教授的研究风格和经历。我觉得，十几年如一日来研究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学者从一个普通学者成为大师级学者的成长之路。林毅夫教授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抓住中国经济学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学的大问题，从而使其从一个经济学学者成为一位经济学大师。这次讲座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激励，让我们更有信心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使之上升为世界性的学术问题！
刚才林毅夫教授的演讲，高屋建瓴，博大精深，对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即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做了回答。用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的话讲，这次讲座像剥春笋一样，由外及里，找到问题最本质的答案，又从这一答案出发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做出系统的解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林毅夫教授抓问题抓得非常准，即为什么二战结束以来大部分国家在发展和转型方面误入了歧途。我非常赞同林毅夫教授在这次预演讲中所述：认识或者思想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发展或转型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觉得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存在三个认识上的偏差。
第一个就是大部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存在偏差或者对政府自身能力的认识存在偏差。二战后，大部分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由有个人魅力的政府领导人来组建的。他们对市场的种种缺陷有一定的认识和估计，他们认为自己能设计出最快和最有效的发展路径，并能把这种路径执行下去。因此，这些国家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以至于偏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这种认识导致了他们体制上的偏差。这种偏差又为当时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及政府初始时的成功所强化。
第二个就是对现代市场的本质和现代市场经济自我完善能力的认识存在偏差。在改革前，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并且产生了分配的不平均。然而实际上市场有其自身的完善和调节机制。举一个例子，十九世纪末英国发生了改良运动，英国的上层自发地对市场经济底层人民的苦难进行了反思。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的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大资本家对市场的控制以及市场中的种种不良因素。这两个例子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即实际上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第三个就是十几年来世界上大部分转型国家的政府对转型的复杂性的认识也有偏差。十几年前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既然改革目标明确，休克疗法便是最好的疗法。但实际上改革目标的明确和改革路径的明确是两码事。改革路径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是特别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的。如果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设置不当，就会成为以后改革的阻力。
最后，对林毅夫教授去剑桥演讲表示祝贺！同时，我也呼吁我们的同行们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研究！
宋国青教授
构建这样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来解释现实中这么多的现象及其联系，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里我提几点具体看法。
第一个就是轻重工业和积累率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经济研究》上有一半论文是在讨论积累和消费的比率，讨论农轻重的关系。从积累的角度理解，落后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多积累。要保持高积累，自然而然就会有重工业优先发展（即重工业在整个工业要有高比例）的认识。但是，当时是人为地来保持这样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所以，关键是怎么把积累率和轻重工业这个问题讲清楚。当时讲要发展重工业主要基于两个角度，一个是从积累的角度讲，另一个是从计划经济好管理的角度讲，这可能跟计委的审批权限也有关系。
第二，制度经济学已经包括了市场放开这样一些概念。实现比较优势应该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比较优势与市场经济是一个被覆盖与覆盖的关系。我们的问题就是：比较优势能否独立地提出来与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并列？如何在逻辑上来把它们的关系讲得更圆满、更通顺？当然，在中国把比较优势这个问题独立提出来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但是如何从理论框架上把二者衔接起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双轨制。研究转型应该注意路径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譬如，可以从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城乡比例等来进行研究。如何把双轨制与产业问题、企业问题等结合起来研究，我觉得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和值得思考的方向。
卢锋教授
马歇尔讲座几十位主讲人中，有十几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而从统计相关性证据看，毅夫教授向诺贝尔奖走近了一步，也是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的中国经济学家。很荣幸有机会点评毅夫教授的预讲演。我谈三点看法：什么是毅夫教授的学说贡献？为什么是毅夫教授？尚存的疑问和局限是什么？在这三点上向毅夫教授和各位请教。
我们可以以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为背景来观察毅夫学说的贡献。经济发展一直是现代经济学基本问题之一，二战后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学科。经济发展基本决定因素（比如制度、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及其影响经济发展的途径，在教科书的原理和模型中已经有了系统的阐述。给定技术存量的巨大国际差距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相对落后国家如果能选择适当的制度，就有可能较快地增长并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和经济追赶问题也有大量经济学文献在讨论。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实行中央计划体制的国家，如何再造富有活力的体制并推动经济实现持久的追赶过程，则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新课题。
就这个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毅夫教授侧重从战略选择与比较优势关系角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独树一帜。毅夫教授这次准备了一个长篇导论和好几篇专题论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学说的思想主线。按照我个人粗浅地理解，大体是以凯恩斯教授所强调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作为分析的起点，然后采取如下思路来展开其逻辑架构：思潮决定政府行为，政府选择发展战略，战略遵循或违背比较优势决定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并进而决定整个经济的追赶绩效。研究素材主要是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实践，然而在分析中处处可见毅夫教授力图阐述中国经验的一般理论含义的雄心大志。
因而，毅夫教授学说至少有三点重要贡献。一是对当代很多国家面临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这个重大主题提出了一家之言。二是主要通过观察分析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经验提出学说，因而具有中国视角。三是致力于把上述理解思路展开成为理论假说和逻辑体系，并采用经济学标准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和阐述，因而不仅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声誉日隆。我想这三方面的贡献也应是马歇尔讲座邀请毅夫教授讲演的重要原因。
过去十几年有幸与毅夫教授共事，以我近距离观察，上述贡献与他治学方法方面的几个特点有关。一是贴近现实的特点。芝加哥大学名校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很早前我就听他说过，从比较优势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最初“灵感”来自于1988年为一次现实经济研讨会准备的发言提纲。在后来参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新农村建设等很多现实问题讨论中，他一直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不断论证和充实自己的思想。
二是重视理论的特点。努力从现实分析中提炼出理论假说，并不断展开和完善这一假说。1988年一页纸的提纲思路几年后就发展成为跟蔡昉教授和李周教授合作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随后几年结合部门经验和国际经验研究，进一步发展出自生能力概念；最近几年与中心同学一起把自己学说的重要命题模型化；这次准备的马歇尔讲座论文进一步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总结。他广泛涉猎文献并提出独到解读，又善于把研究结果提炼表达为自生能力等流传广泛的概念；他把比较优势分析框架运用到发展战略中显示出举重若轻的能力，又能采用数理和计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对特定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标准化研究。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毅夫教授长期理论思考和学术创造的努力。
三是讲求方法的特点。这是经济学大家的共同素质，然而毅夫教授仍有两个方面的独特之处。凭借芝加哥大学的严格经济学训练以及跨学科研究中的实践体验，他对经济科学分析方法具有更为融会贯通的理解。另外，他重视从老子、孔子、理学、禅宗等我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从认识论高度解读经济学方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2004年他与CCER研究生对话经济学方法论，面对思想活跃的年轻学子的刨根问底和随机发散的提问，毅夫教授在经典文献、学术掌故、儒道思想、现实争论之间来回穿梭并应对自如，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对经济学方法的深思熟虑。
四是诲人不倦的特点。我这里说的诲人不倦，不是毅夫教授作为教员上课“诲人”，而是指毅夫教授随时乐于与人们讨论已经无数次阐述的观点。人之常情是诲人易倦，但诲人不倦是毅夫作为优秀教师的可贵素质。每一个与毅夫教授讨论过学术问题的人，大概都会对他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激情留下深刻印象。毅夫教授有众多学生，如果哪一天毅夫教授冲击诺贝尔奖梦想成真，很可能跟他诲人不倦和桃李满天下有关。
“道可道，非常道；……前识者，道之华，愚之始也”。毅夫教授把《道德经》这段话解读为经济本体客观规律与这一规律特殊认识形态之间关系：任何一个已经得到表述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属于认识上的愚笨。
出于无疑处存疑的学术态度，最后我对毅夫教授论文提出两点疑问。一是能否更严谨和清晰地界定学说的对象和领域。虽然对经济发展特定问题的解释总是具有一般含义，但是特定的学说仍然要立一个靶心。这一学说能否很好地解释计划经济？能否很好地解释更为广泛的体制转型现象？能否解释一般经济追赶现象甚至解释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也许都可以解释，但是我感到衡量毅夫学说的“靶心”是对曾经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的体制演变与经济追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经济学分析，是一种体制转型动态学。我认为，更严谨界定新理论的对象和领域，有助于增强而不是减弱其说服力和影响力。
与此相联系，如何处理批评“华盛顿共识”的问题也还可以作进一步探讨。所谓“华盛顿共识”并非特定的理论和学说，“华盛顿”作为虚拟主体也不会对批评进行应答。“华盛顿共识”与毅夫教授要“立”的理论似乎不在同一个层面。另外“华盛顿共识”包含的不少具体内容（如财政约束、公共支出从一般性补贴转向增长和扶贫等更有针对性的支出、贸易和利率自由化、竞争性汇率、鼓励FDI等）并不与我国经济发展经验全然对立。“华盛顿共识”的最大问题也许是用“华盛顿”来命名“共识”，倡导“北京共识”的朋友们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困难。
二是特定理论假说的视角限制性问题。任何理论一旦成型，难免会受到视角选择的局限。毅夫学说的基本模型中似乎没有界定产权，没有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能动竞争，没有上下互动的体制创新机制。我想毅夫教授也许并不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意义，然而既然选择“发展战略、比较优势、自身能力”解释范式，这些变量便很难进入前台成为分析的重点。毅夫教授选择这样处理逻辑起点和体系结构，自有他自己深入的考虑，然而也为有兴趣从其他角度理解和认识的人留下疑问。至于不同视角的相对重要性，可能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为什么政府发展战略更为本质，而不是战略背后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合力”的互动作用更为本质？为什么比较优势更为根本，而不是产权、竞争、个体选择等要素建构的市场机制逐步引入在根本上规定了体制转型画面的底色？企业和企业家是否仅仅对政府特定战略安排做出被动反应，而不会通过能动选择与其他进行套利活动的行为主体一起共同反过来影响经济环境的演化轨迹？…… 要求毅夫学说对这些问题给出全面解答当然是不公正的，然而也有必要讨论一种既定学说的天然局限。已故的佛里德曼教授曾断言，能解释中国经验的经济学家应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看来，也许需要一组而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说，才能对中国经济成长给出合理和令人满意的解释。
陈平教授
毅夫去剑桥做马歇尔讲座演讲，当然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角色主要是做赛场的陪练，预想竞争者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的崛起是一件令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非常困惑的事情。钱颖一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理由是最近美国和欧盟都拒绝接受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全世界都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市场经济胜利了，非市场经济的企业是不可能有生存余地的。现在中国的竞争能力这么强，贸易顺差那么大，搞得西方主要大国没有办法竞争，所以它们找出理由说中国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不是完全把它们的信仰反过来了吗？所以，我觉得林老师要能说服西方的经济学家，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国内有些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不太尊重林老师的工作，认为这不过是替共产党辩护的理论，不是经济学的理论。但芝加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请林老师讲演说明西方的经济学家对毅夫的工作的尊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学者和媒体。
如果我设想自己是西方经济学家，我会不会为林老师的主要论据所说服？我自己感觉到从中国经济的实践提升到理论层次是一件困难和风险很大的事情。中国经济改革只有30年，很多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总有人会说，你现在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如果过几年中国像日本一样面临金融危机呢？中国的经济增长突然刹车放缓了呢？你的这些理论还能成立吗？我希望林老师提出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能够经受住将来可能会有的曲折考验。那么，林老师的贡献到底是什么？从超越对中国问题的具体的评价、超越中国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曲折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第一，从七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学的主流从凯恩斯主义变为新古典主义。新古典的领导人之一是林毅夫的老师卢卡斯，他提出了微观基础理论。但微观基础理论实际上是没有经验基础来支撑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宏观的经济波动不是宏观层次的问题，而是微观层次的工人的理性选择。林老师的理论恰恰是把卢卡斯的理论“翻转过来”，认为这不是微观基础问题，而是宏观基础问题。换言之，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不是在“鲁宾逊经济”里面，而是在宏观环境之中；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不仅是受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且还要受政府的发展战略的影响。我认为林老师的思想不是一个比较优势问题，而是一个宏观基础问题。这样就把凯恩斯和新古典的争论又回归到凯恩斯，但是比凯恩斯的含义还要扩大。因为凯恩斯只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是从非均衡恢复到均衡，而林老师提了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实际上超出了现在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括金融经济学）的范围。所以现在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比原来的一般均衡理论还要深刻，我认为这是林老师的第一个贡献。
第二，林老师提出的自生能力概念是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里，谈企业和消费者时通常都只是讲一个“点”，如果只讲一个点就谈不到自生能力，因为自生能力是生物学的概念。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序言中提到，经济学应该更像生物学而不是像力学，但是由于生物学太复杂，所以只好借用力学来比喻。经济学的实质实际上是生物学的动态的概念，但是马歇尔后来的弟子把经济学搞得越来越像力学，而不是像生物学。而林老师从转型的角度提出自生能力的概念，如果要写出模型，势必要扩大可持续状态的基本数学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一个集合，在一个集合内才有自生能力，在这个集合之外就没有自生能力。所以我觉得林老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经济学不但需要新的思想，而且需要重大的方法论变革，这是林老师的第二个贡献。这两个贡献我觉得是可以超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争议的。
第三，华盛顿共识包括三个方面，即自由化、私有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林老师指出这三个方面是不兼容的，我觉得这个思想非常重要，类似于国际金融里面的“不可能三角”的概念。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希望能把这个问题写成论文单独发表，而不是仅仅放在比较优势的框架里面。
最后，作为陪练我可以设想林老师在做马歇尔讲座时台下 可能提出的问题和质疑。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从凯恩斯到卢卡斯都是需求方的理论，毅夫的这个理论到底是需求方的理论还是供给方的理论？第二，这个理论在解释中国和东亚的经验时强调比较优势以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有说服力的，但是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人口比较少、资源相对丰富、教育程度相当高，它们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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