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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7年第54期（总第691期）林毅夫教授马歇尔讲座预讲演和评论（上）
发布日期：2007-11-26 01:0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7年10月17日下午，林毅夫教授进行了题为“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的马歇尔讲座预讲，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稻葵教授以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卢锋教授和陈平教授进行了评论。现将讲座内容及评论分三份简报报道。本文是第一期简报。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有很多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在50年代开始计划经济时，东亚有很多国家和经济体认为中国经济会发展很快。当时日本通产省有个报告，认为如果中国按照计划经济走下去，很快会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日本会是一个被边沿化的落后国家。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到了70年代末，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国的经济则濒临崩溃的边沿。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国外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却长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抱着怀疑的看法。1988年我去印度参加印蒂拉·甘地发展学院成立的国际会议，中国当时改革已经进行1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当时印度的经济学家普遍对我报告的中国改革的成果普遍怀疑，认为中国的官方数字不可靠，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是无法改革得了的。印度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只有3%左右，被学界戏称为“印度均衡”。他们认为像印度这样拥有近10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是不可能改革的，中国怎么可能改革成功呢。从1988年以后，我每隔3-4年到印度去一趟，发现印度学界从一开始的不相信、怀疑，到越来越接受中国的经验，而且印度政府也开始了改革，并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样，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改革的成绩的认识也经历了像印度经济学界的转变，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赞誉。但为什么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总是出乎学界原来的预期？这表明国际学界对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的理解是有限的。不仅如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都搞得一塌糊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政策，从当时的主流政策来看是错误的，但是却是却发展得最好。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开始进行改革，从当时的主流的理论来看，中国和越南的转型方式都有问题，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却取得了很好的绩效，而根据当时主流的理论来推动转型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等重重困难。这些理论和经验事实的强烈反差，当然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这次应邀到剑桥大学做马歇尔讲座，我想因为中国是这种强烈反差的最好代表，而我是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国的学者，从1987年到现在，整整在国内工作了20年，他们认为我应该对中国经济、对发展、对转型有一些切身体验，我想这是剑桥大学邀请我去做马歇尔讲座的主要原因。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里一国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中大多数人生活在生存线边缘，当时发达的国家和落后的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顶多只有30%或50%。18世纪中叶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西方社会的技术变迁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于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和西方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在学术上称为“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经济力量的悬殊对比使得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中国从鸦片战争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西方的侵略，割地、赔款，中国的海关由外国列强控制，关税收入用来偿还战争赔款，中国成了列强的半殖民地。到了一次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所有受压迫的落后地区的民族前仆后继争取独立。到了二战以后，中国结束了内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也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南亚、非洲的其他国家也纷纷取得了独立。这些国家独立后，在其第一代领导人的率领之下，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希望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后，与自己的过去相比境况有所改善，人均收入水平入有所提高，饥饿状况有所减少，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从原来不超过50%到20世纪末变为20倍、30倍，甚至上百倍。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则是少有的例外，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大约相同的水平，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时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赶上了英国，新加坡和香港在80年代时也赶上了英国，到了90年代台湾地区和韩国也达到英国的60%。但是中国大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则越来越大。当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危机不断，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也都先后开始进行了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这一场改革和转型中，中国和越南取得了重大成效。从1979年起连续29年，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7%，越南也不错，平均每年达到8%左右。但是，前苏联国家，却遭遇了经济上的崩溃和长期停滞，一直到这几年才有所复苏，即使到今天俄国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其1990年的收入水平。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少一点，不过，也同样经历了滑坡、停滞，最近才开始有所回升。最近，欧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29个前苏联和独联体和东欧转型国家的大规模调查，每个国家1000人，总共访问了29000人，发现转型经过15年后，只有3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前好，而70%的人则认为比转型前差。
同样地，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也先后进行了经济改革。从各种经济指标来看，比如政府的透明度，法律的健全，金融、贸易的自由化等，这些发展中国家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有两项没有改善——即其经济增长速度比改革前低，而且，经济稳定性比以前更差。所以，和发展的经验一样，转型成功的国家只是少数，而失败的则是大多数。
在这次讲座中我准备分析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在1950年代后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实现了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遭到了失败？第二，为什么中国和越南在转型后经济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和改革后则经历了经济滑坡、崩溃、停滞，到现在才缓慢增长？
卢卡斯在1985年的马歇尔讲座时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一个经济学家只要开始思考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就再也不会思考其他问题”。如何让一个国家发展和富强起来，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之所以产生的根源。1776年亚当·斯密写作出版《国富论》就是为了探讨一个国家之所以富强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文献来看，最早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是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的资本的多寡，以及技术水平的高低，后来又增加了人力资本。现在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自然资源不是关键，因为，在发达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来自于自然资源的不及5%。其他几项从回归分析的角度来看，确实和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成正相关。但是经济学界现在普遍认为，这些因素只是表层的相关。因为资本是靠积累的，技术是要靠创新来获得的，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增加资本积累、不采取更好的技术。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国际经济学界的努力是试图去寻找决定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更为深层、根本的原因。总结起来，这些年的努力产生了5个流行解释，也就是所谓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有些国家比较幸运。在一个有多重均衡点的模型中，两个完全相似的国家，由于有很小的冲击或差异，有的国家走上了好的均衡点，有的国家陷于坏的均衡点，根据这个看法，一个国家富有或贫困完全是由于运气。第二个假说是地理因素。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温带，在热带的国家人均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经济却发展不起来。这个假说认为由于热带容易产生疾病，每个人的生命预期短，就不愿意积累人力资本，所以，经济就难以发展；或者是位于内陆，交通不便而发展不起来。第三个假说强调文化的因素，认为有些文化让人与人的合作特别容易，有些文化强调信用，这样的社会经济容易发展；有些文化社会能力较高，政府的行政较有效率，所以，经济就容易发展。第四种假说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外向型的国家容易和国际经济融合在一起，在对外贸易中可以获得新的知识、技术和组织方式而经济发展较快，反之，内向型的国家经济不易发展。最后一种是现在最流行的、影响最大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快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的质量。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这个国家的激励结构，有些制度比较好的国家，大家有积极性去工作，去提高教育水平，去进行技术创新，这样的经济就发展得快。反过来如果制度不保护产权，不能维持稳定，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紧张，大家就会缺乏安全感，不努力工作，经济就发展不好。
我同意制度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只是幸运，那么，一个国家在二、三百年的发展中，只要稍微有些改变，就会富强繁荣，而且我们很难相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不会去做那些必要的些微改变。虽然，这种多重均衡的理论在模型上是很严谨的，但是，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个假说难以令人置信。第二个假说所主张的地理环境是唯一真正的外生变量。但是，现实中却有很多反例。例如，新加坡也在热带，但是新加坡现在是发达国家；如果资源丰富是落后的原因，非洲自然资源极端丰富的博茨瓦纳在过去的30年经济增长却非常快速；另外，瑞士则是一个内陆国家。如果文化是决定一个社会兴衰的决定因素，那么南韩、北韩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同样是儒家文化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文化并没有改变，但是，经济发展却和改革前有很大差异。经济发展好的国家通常比较外向，但是，经济的外向性到底是经济发展好的因还是果呢？如果是因，那么把一个内向型的经济改为外向型，经济就会发展。
现在来看，制度确实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激励结构。但是制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目前西方主流理论普遍是从利益集团的冲突作为产生坏的制度的内生原因。最早提出利益集团这个概念的是奥尔森，他在上世纪80年代时写了一本相当有影响的著作，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是长期稳定，以收入分配为主要目的的利益集团就会形成，这样的经济就会形成不是以创造更多财富为主，而是以财富分配为主的制度，结果经济发展的绩效就会差，他以此来解释国家的兴亡。最近，最有影响的是Acemoglu，Robinson和Johnson等人的论文，他们以美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美洲国家都是西方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国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经济发展很快，但中南美洲普遍发展不好。他们认为这种发展绩效的差异与殖民地开始时的殖民者的死亡率有关，中南美洲不适应白种人居住，白种人到了以后就以掠夺为目的，这种掠夺的制度就延续下来，从而造成中南美洲发展绩效差；美国和加拿大适合白种人居住，结果就带来了先进的欧洲的制度，所以，经济发展绩效就好。另一个研究是Engerman和Sokkolof合写的文章，他们同样研究的是北美和中南美洲制度的差异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与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有关，北美适合小农耕作，不具规模经济，而且没有很多原住民，在人力资本和各种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形成了比较平等的制度环境。中南美洲以蔗糖、咖啡或矿产为主，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当地又有很多印第安人可以当奴隶，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奴隶主、大地主手中，于是形成了维护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制度。
上述理论存在的问题是东亚经济在六十年代，智利在七十年代，中国和印度在八十年代都突然发展起来，但是，原来的利益集团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利益集团的冲突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想就像凯恩斯在其《通论》的最后一章最后一句作为整本书的结论所说的：“真正对一个社会产生好与坏的影响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另外，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舒尔茨在研究过去欧洲三百年大的社会变化时，发现从重农主义到重商主义等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思潮。社会思潮由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的思想组成。一个时代主流的社会思潮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当现有的制度运行不好时，就会为新的社会思潮产生“埋下种子”，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主流的社会思潮产生。
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的政策决定一个国家中其他制度安排的质量。而政府是由政治领导人来管理和运作的，政策是由政治领导人来制定的。因此，就需要了解政治领导人政策制定时的目标是什么。一般来说，政治领导人的目标有两个，一个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当领导人，另一个就是关心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果能够达到上述两个目标，经济利益应该是很次要的考虑，只要能够执政，只要在历史上有地位，那么多一些钱和少一些钱对政治领导人的边际效用是很低的。对政治领导人来讲，怎样才能够保持其职位并在历史上有地位呢？关键在于是否给国家带来了繁荣富强。所以，他个人的目标与整个社会的目标基本上是重合的。但是，怎样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呢？根据主流的社会思潮来制定政策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这一方面是个人有限理性的局限，如何发展经济、推动改革和转型等是极端复杂的事务，主流社会思潮是对现存不合理状况的批判，并对未来理想的状况提供了方向。不仅如此，社会思潮还是一个时代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推动形成的。因此，按照社会思潮来做决策，对有限理性的政治家而言是最稳妥的选择。而且按照社会思潮做决策，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舒尔茨总结说，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安排是由主流的社会思潮塑造的。
我个人对于决定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改革成败的假说如下：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有机会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地发展经济，实现收入水平收敛到发达国家的愿望。从工业革命后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技术的不断变迁，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以引进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来源，它的技术变迁的成本相对于只能靠自己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的发达国家低，技术创新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利用此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将会快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能否利用此后发优势取决于政府追求的发展战略和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如果政府发展的理念是对的，就会形成利用后发优势的制度安排，使得该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国家对于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没搞清楚，只看到一些表象。由于追求的目标不正确，形成了许多制度扭曲， 抑制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激励机制，导致发展绩效很差，危机不断。当一些国家开始转型后，同样的问题产生了，对转型问题只看到表象而没看到问题背后的原因。只看到各种制度扭曲导致发展的绩效差，却忘了这些扭曲是内生选择的结果，在没有改变这些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的情况下就试图消除这些扭曲，结果就从次优（second best）的情况蜕变为三优（third best）甚至四优（ fourth best），经济的绩效反而更差。所以不管是在发展的问题还是转型的问题上，导致发展中国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认识、思想和思潮的问题。
在二战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主流的社会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是因为它们工业化的水平比发达国家低，并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取得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要想让老百姓要过上好日子，就要拥有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一些历史经验强化了这种思潮，比如西欧的德国在19世纪中叶前比英国落后，1870年开始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推行了以先进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铁血政策，短短几年成为欧洲的强权之一。同样，1929年开始，俄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发展重工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到可以与德国相抗衡的强国。
这种思潮也得到一些有重大影响的理论的支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现代经济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认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就是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优先于消费品的生产（也就是轻工业的生产）。二战后出现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市场失灵，靠市场不能发展重工业，只有在政府的干预下才能发展重工业。当时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发展机构都是秉持这种理论，教导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克服市场失灵以发展重工业。
然而，这种思潮失之偏颇。重工业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起来，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重工业在发展国家不符合比较优势、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不具有自生能力，因此，重工业没有发展起来恰恰是市场有效的表现。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中国家则是资本极端稀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经济体，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不符合它们的比较优势。既然不符合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缺乏自生能力，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不是市场失灵，而是这些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导致了这些产业难以发展。在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要企业去发展这些产业，这些企业就会认为这是政府要我做的，所以必然会要求政府给予保护和补贴。政府保护和补贴的方式之一是直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如果建立的企业数量非常少，转移支付就可以达到目的。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需要保护补贴的企业数量很大，而税基很小，政府的财政非常弱，所以靠转移支付不足以建立一个强大的重工业体系。所以，政府就给予这些企业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使其产品得以获取高价，同时，压低利率以降低这些企业投资的成本，高估本币的汇率以降低这些企业进口机器设备的成本等。这些扭曲手段使得资金、外汇供不应求，要保证这些稀缺的资源能投入到政府想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去，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都需要有计划，并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抑制，资源配置的效率大为降低，还会产生寻租、预算软约束等问题。
那些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比较好的经济体，包括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按部就班的，都是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开始，在积累了资金和人力资本后，再逐渐向比资本更加密集的产业升级。由于这样的产业发展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保护补贴，市场能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要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是有条件的，就是各种价格信号必须能够反应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只有竞争的市场才能产生这样的价格信号，所以这些国家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由于，发挥了比较优势，这个经济体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利润、经济剩余就会多，其资本积累也就会非常快。同时，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和技术升级是在世界的产业技术内部进行的，因此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从而产业升级就非常快。
产业升级中会牵涉到很多问题，比如，要升级到什么产业，在产业升级时如何进行各种金融安排、教育安排和其他制度安排。还有就是，产业升级是有风险的，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率先进行升级的企业都会给其他企业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可以用产业政策来克服这些问题。第一，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的产业、市场和技术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产业政策的形式提供给企业。第二，政府为了升级经济中的产业和技术，也会使用产业政策来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中的企业。第三，政府可以给遵循政府的产业政策的率先升级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以补偿其成功或失败给其他企业创造的信息外部性，以及其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
那么，按照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与赶超的产业政策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是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帮产业克服了信息处理的问题、协调的问题与外部性的问题后，企业只要建立起来，其产品就可以在国内外进行竞争。如果这些企业是违反比较优势建立的，就会没有自生能力，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就会长期存在，即造成“婴儿产业永远是婴儿”的情形。以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日本从1965年开始优先发展汽车产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韩国从1970年代开始发展汽车产业，成败参半；而中国和印度从50年代开始发展汽车产业，但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却一直没断，汽车产业还是幼稚产业。这些差异的原因是日本从1965年开始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40%，所以资本已经不是非常短缺的了，这样它从原来的造船业、摩托车产业进入到了汽车产业，反映了其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在1965年日本通产省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时，它只想保护两家企业，一家是日产，一家是丰田。但是后来日本有十几家企业都进入到了汽车企业，包括原来生产摩托车的本田、马自达等十来家，它们违反政府的产业政策和道德劝说而勉强进入，政府是没给任何保护和补贴的，但是这些汽车厂在完全没有保护和补贴的情况下发展得非常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在没有政府保护和补贴的情况下，这些汽车厂能生存和发展，就说明这些企业有自生能力，就说明汽车产业符合日本的比较优势。印度和中国在50年代开始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时，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所以其要素禀赋和美国差距非常大，在这种状况下其汽车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只能长期依靠保护和补贴。韩国汽车产业成败参半是因为韩国开始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时，其人均收入是日本的三分之一，是美国的20%，比印度和中国的条件成熟一点，但比日本要差，所以需要的保护和补贴比印度和中国少，所以其汽车产业才能“长大成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韩国两家汽车厂已经倒闭了，现在只剩下一家还算可以，则因为条件比日本不成熟。所以，同样的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国家未必会发挥同样的作用，如果符合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企业就会有自生能力，产业就会发展得非常好，否则就会非常失败。同样，十九世纪末德国、法国和奥利地的重工业能够发展成功，表面上看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结果，但是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大约在英国的60%～70%之间，所以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政府扮演的只是信息处理、协调和补偿外部性的角色。在十九世纪末，匈牙利和俄国工业化的失败，实际上是因为政府把企业建立起来后，企业本身并没有自生能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新兴经济体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引进美国最先进的产业，而是引进日本的夕阳产业来发展，当发展起来以后它们再从日本引进更先进一点的产业。
这些成功和失败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利用了比较优势。如果利用了比较优势就会有后发优势，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就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问题是大家对发展的认识只看到表层，没有看到本质。发展中国家想追求发达国家这些最先进的产业，从目标上来看是正确的，但从认识上看是错误的，这种认识忽视了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变量，是一个经济中要素禀赋变化的结果。在违背比较优势下形成的制度安排就会降低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资源配置没有效率，寻租行为非常普遍，到最后经济绩效也就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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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7日下午，林毅夫教授进行了题为“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的马歇尔讲座预讲，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稻葵教授以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卢锋教授和陈平教授进行了评论。现将讲座内容及评论分三份简报报道。本文是第一期简报。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有很多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在50年代开始计划经济时，东亚有很多国家和经济体认为中国经济会发展很快。当时日本通产省有个报告，认为如果中国按照计划经济走下去，很快会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日本会是一个被边沿化的落后国家。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到了70年代末，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国的经济则濒临崩溃的边沿。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国外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却长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抱着怀疑的看法。1988年我去印度参加印蒂拉·甘地发展学院成立的国际会议，中国当时改革已经进行1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当时印度的经济学家普遍对我报告的中国改革的成果普遍怀疑，认为中国的官方数字不可靠，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是无法改革得了的。印度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只有3%左右，被学界戏称为“印度均衡”。他们认为像印度这样拥有近10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是不可能改革的，中国怎么可能改革成功呢。从1988年以后，我每隔3-4年到印度去一趟，发现印度学界从一开始的不相信、怀疑，到越来越接受中国的经验，而且印度政府也开始了改革，并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样，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改革的成绩的认识也经历了像印度经济学界的转变，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赞誉。但为什么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总是出乎学界原来的预期？这表明国际学界对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的理解是有限的。不仅如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都搞得一塌糊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政策，从当时的主流政策来看是错误的，但是却是却发展得最好。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开始进行改革，从当时的主流的理论来看，中国和越南的转型方式都有问题，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却取得了很好的绩效，而根据当时主流的理论来推动转型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等重重困难。这些理论和经验事实的强烈反差，当然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这次应邀到剑桥大学做马歇尔讲座，我想因为中国是这种强烈反差的最好代表，而我是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国的学者，从1987年到现在，整整在国内工作了20年，他们认为我应该对中国经济、对发展、对转型有一些切身体验，我想这是剑桥大学邀请我去做马歇尔讲座的主要原因。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里一国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中大多数人生活在生存线边缘，当时发达的国家和落后的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顶多只有30%或50%。18世纪中叶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西方社会的技术变迁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于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和西方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在学术上称为“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经济力量的悬殊对比使得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中国从鸦片战争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西方的侵略，割地、赔款，中国的海关由外国列强控制，关税收入用来偿还战争赔款，中国成了列强的半殖民地。到了一次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所有受压迫的落后地区的民族前仆后继争取独立。到了二战以后，中国结束了内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也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南亚、非洲的其他国家也纷纷取得了独立。这些国家独立后，在其第一代领导人的率领之下，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希望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后，与自己的过去相比境况有所改善，人均收入水平入有所提高，饥饿状况有所减少，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从原来不超过50%到20世纪末变为20倍、30倍，甚至上百倍。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则是少有的例外，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大约相同的水平，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时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赶上了英国，新加坡和香港在80年代时也赶上了英国，到了90年代台湾地区和韩国也达到英国的60%。但是中国大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则越来越大。当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危机不断，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也都先后开始进行了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这一场改革和转型中，中国和越南取得了重大成效。从1979年起连续29年，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7%，越南也不错，平均每年达到8%左右。但是，前苏联国家，却遭遇了经济上的崩溃和长期停滞，一直到这几年才有所复苏，即使到今天俄国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其1990年的收入水平。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少一点，不过，也同样经历了滑坡、停滞，最近才开始有所回升。最近，欧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29个前苏联和独联体和东欧转型国家的大规模调查，每个国家1000人，总共访问了29000人，发现转型经过15年后，只有3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前好，而70%的人则认为比转型前差。
同样地，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也先后进行了经济改革。从各种经济指标来看，比如政府的透明度，法律的健全，金融、贸易的自由化等，这些发展中国家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有两项没有改善——即其经济增长速度比改革前低，而且，经济稳定性比以前更差。所以，和发展的经验一样，转型成功的国家只是少数，而失败的则是大多数。
在这次讲座中我准备分析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在1950年代后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实现了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遭到了失败？第二，为什么中国和越南在转型后经济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和改革后则经历了经济滑坡、崩溃、停滞，到现在才缓慢增长？
卢卡斯在1985年的马歇尔讲座时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一个经济学家只要开始思考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就再也不会思考其他问题”。如何让一个国家发展和富强起来，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之所以产生的根源。1776年亚当·斯密写作出版《国富论》就是为了探讨一个国家之所以富强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文献来看，最早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是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的资本的多寡，以及技术水平的高低，后来又增加了人力资本。现在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自然资源不是关键，因为，在发达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来自于自然资源的不及5%。其他几项从回归分析的角度来看，确实和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成正相关。但是经济学界现在普遍认为，这些因素只是表层的相关。因为资本是靠积累的，技术是要靠创新来获得的，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增加资本积累、不采取更好的技术。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国际经济学界的努力是试图去寻找决定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更为深层、根本的原因。总结起来，这些年的努力产生了5个流行解释，也就是所谓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有些国家比较幸运。在一个有多重均衡点的模型中，两个完全相似的国家，由于有很小的冲击或差异，有的国家走上了好的均衡点，有的国家陷于坏的均衡点，根据这个看法，一个国家富有或贫困完全是由于运气。第二个假说是地理因素。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温带，在热带的国家人均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经济却发展不起来。这个假说认为由于热带容易产生疾病，每个人的生命预期短，就不愿意积累人力资本，所以，经济就难以发展；或者是位于内陆，交通不便而发展不起来。第三个假说强调文化的因素，认为有些文化让人与人的合作特别容易，有些文化强调信用，这样的社会经济容易发展；有些文化社会能力较高，政府的行政较有效率，所以，经济就容易发展。第四种假说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外向型的国家容易和国际经济融合在一起，在对外贸易中可以获得新的知识、技术和组织方式而经济发展较快，反之，内向型的国家经济不易发展。最后一种是现在最流行的、影响最大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快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的质量。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这个国家的激励结构，有些制度比较好的国家，大家有积极性去工作，去提高教育水平，去进行技术创新，这样的经济就发展得快。反过来如果制度不保护产权，不能维持稳定，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紧张，大家就会缺乏安全感，不努力工作，经济就发展不好。
我同意制度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只是幸运，那么，一个国家在二、三百年的发展中，只要稍微有些改变，就会富强繁荣，而且我们很难相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不会去做那些必要的些微改变。虽然，这种多重均衡的理论在模型上是很严谨的，但是，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个假说难以令人置信。第二个假说所主张的地理环境是唯一真正的外生变量。但是，现实中却有很多反例。例如，新加坡也在热带，但是新加坡现在是发达国家；如果资源丰富是落后的原因，非洲自然资源极端丰富的博茨瓦纳在过去的30年经济增长却非常快速；另外，瑞士则是一个内陆国家。如果文化是决定一个社会兴衰的决定因素，那么南韩、北韩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同样是儒家文化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文化并没有改变，但是，经济发展却和改革前有很大差异。经济发展好的国家通常比较外向，但是，经济的外向性到底是经济发展好的因还是果呢？如果是因，那么把一个内向型的经济改为外向型，经济就会发展。
现在来看，制度确实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激励结构。但是制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目前西方主流理论普遍是从利益集团的冲突作为产生坏的制度的内生原因。最早提出利益集团这个概念的是奥尔森，他在上世纪80年代时写了一本相当有影响的著作，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是长期稳定，以收入分配为主要目的的利益集团就会形成，这样的经济就会形成不是以创造更多财富为主，而是以财富分配为主的制度，结果经济发展的绩效就会差，他以此来解释国家的兴亡。最近，最有影响的是Acemoglu，Robinson和Johnson等人的论文，他们以美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美洲国家都是西方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国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经济发展很快，但中南美洲普遍发展不好。他们认为这种发展绩效的差异与殖民地开始时的殖民者的死亡率有关，中南美洲不适应白种人居住，白种人到了以后就以掠夺为目的，这种掠夺的制度就延续下来，从而造成中南美洲发展绩效差；美国和加拿大适合白种人居住，结果就带来了先进的欧洲的制度，所以，经济发展绩效就好。另一个研究是Engerman和Sokkolof合写的文章，他们同样研究的是北美和中南美洲制度的差异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与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有关，北美适合小农耕作，不具规模经济，而且没有很多原住民，在人力资本和各种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形成了比较平等的制度环境。中南美洲以蔗糖、咖啡或矿产为主，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当地又有很多印第安人可以当奴隶，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奴隶主、大地主手中，于是形成了维护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制度。
上述理论存在的问题是东亚经济在六十年代，智利在七十年代，中国和印度在八十年代都突然发展起来，但是，原来的利益集团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利益集团的冲突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想就像凯恩斯在其《通论》的最后一章最后一句作为整本书的结论所说的：“真正对一个社会产生好与坏的影响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另外，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舒尔茨在研究过去欧洲三百年大的社会变化时，发现从重农主义到重商主义等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思潮。社会思潮由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的思想组成。一个时代主流的社会思潮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当现有的制度运行不好时，就会为新的社会思潮产生“埋下种子”，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主流的社会思潮产生。
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的政策决定一个国家中其他制度安排的质量。而政府是由政治领导人来管理和运作的，政策是由政治领导人来制定的。因此，就需要了解政治领导人政策制定时的目标是什么。一般来说，政治领导人的目标有两个，一个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当领导人，另一个就是关心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果能够达到上述两个目标，经济利益应该是很次要的考虑，只要能够执政，只要在历史上有地位，那么多一些钱和少一些钱对政治领导人的边际效用是很低的。对政治领导人来讲，怎样才能够保持其职位并在历史上有地位呢？关键在于是否给国家带来了繁荣富强。所以，他个人的目标与整个社会的目标基本上是重合的。但是，怎样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呢？根据主流的社会思潮来制定政策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这一方面是个人有限理性的局限，如何发展经济、推动改革和转型等是极端复杂的事务，主流社会思潮是对现存不合理状况的批判，并对未来理想的状况提供了方向。不仅如此，社会思潮还是一个时代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推动形成的。因此，按照社会思潮来做决策，对有限理性的政治家而言是最稳妥的选择。而且按照社会思潮做决策，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舒尔茨总结说，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安排是由主流的社会思潮塑造的。
我个人对于决定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改革成败的假说如下：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有机会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地发展经济，实现收入水平收敛到发达国家的愿望。从工业革命后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技术的不断变迁，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以引进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来源，它的技术变迁的成本相对于只能靠自己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的发达国家低，技术创新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利用此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将会快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能否利用此后发优势取决于政府追求的发展战略和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如果政府发展的理念是对的，就会形成利用后发优势的制度安排，使得该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国家对于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没搞清楚，只看到一些表象。由于追求的目标不正确，形成了许多制度扭曲， 抑制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激励机制，导致发展绩效很差，危机不断。当一些国家开始转型后，同样的问题产生了，对转型问题只看到表象而没看到问题背后的原因。只看到各种制度扭曲导致发展的绩效差，却忘了这些扭曲是内生选择的结果，在没有改变这些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的情况下就试图消除这些扭曲，结果就从次优（second best）的情况蜕变为三优（third best）甚至四优（ fourth best），经济的绩效反而更差。所以不管是在发展的问题还是转型的问题上，导致发展中国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认识、思想和思潮的问题。
在二战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主流的社会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是因为它们工业化的水平比发达国家低，并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取得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要想让老百姓要过上好日子，就要拥有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一些历史经验强化了这种思潮，比如西欧的德国在19世纪中叶前比英国落后，1870年开始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推行了以先进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铁血政策，短短几年成为欧洲的强权之一。同样，1929年开始，俄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发展重工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到可以与德国相抗衡的强国。
这种思潮也得到一些有重大影响的理论的支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现代经济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认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就是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优先于消费品的生产（也就是轻工业的生产）。二战后出现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市场失灵，靠市场不能发展重工业，只有在政府的干预下才能发展重工业。当时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发展机构都是秉持这种理论，教导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克服市场失灵以发展重工业。
然而，这种思潮失之偏颇。重工业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起来，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重工业在发展国家不符合比较优势、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不具有自生能力，因此，重工业没有发展起来恰恰是市场有效的表现。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中国家则是资本极端稀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经济体，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不符合它们的比较优势。既然不符合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缺乏自生能力，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不是市场失灵，而是这些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导致了这些产业难以发展。在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要企业去发展这些产业，这些企业就会认为这是政府要我做的，所以必然会要求政府给予保护和补贴。政府保护和补贴的方式之一是直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如果建立的企业数量非常少，转移支付就可以达到目的。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需要保护补贴的企业数量很大，而税基很小，政府的财政非常弱，所以靠转移支付不足以建立一个强大的重工业体系。所以，政府就给予这些企业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使其产品得以获取高价，同时，压低利率以降低这些企业投资的成本，高估本币的汇率以降低这些企业进口机器设备的成本等。这些扭曲手段使得资金、外汇供不应求，要保证这些稀缺的资源能投入到政府想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去，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都需要有计划，并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抑制，资源配置的效率大为降低，还会产生寻租、预算软约束等问题。
那些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比较好的经济体，包括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按部就班的，都是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开始，在积累了资金和人力资本后，再逐渐向比资本更加密集的产业升级。由于这样的产业发展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保护补贴，市场能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要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是有条件的，就是各种价格信号必须能够反应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只有竞争的市场才能产生这样的价格信号，所以这些国家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由于，发挥了比较优势，这个经济体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利润、经济剩余就会多，其资本积累也就会非常快。同时，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和技术升级是在世界的产业技术内部进行的，因此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从而产业升级就非常快。
产业升级中会牵涉到很多问题，比如，要升级到什么产业，在产业升级时如何进行各种金融安排、教育安排和其他制度安排。还有就是，产业升级是有风险的，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率先进行升级的企业都会给其他企业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可以用产业政策来克服这些问题。第一，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的产业、市场和技术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产业政策的形式提供给企业。第二，政府为了升级经济中的产业和技术，也会使用产业政策来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中的企业。第三，政府可以给遵循政府的产业政策的率先升级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以补偿其成功或失败给其他企业创造的信息外部性，以及其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
那么，按照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与赶超的产业政策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是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帮产业克服了信息处理的问题、协调的问题与外部性的问题后，企业只要建立起来，其产品就可以在国内外进行竞争。如果这些企业是违反比较优势建立的，就会没有自生能力，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就会长期存在，即造成“婴儿产业永远是婴儿”的情形。以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日本从1965年开始优先发展汽车产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韩国从1970年代开始发展汽车产业，成败参半；而中国和印度从50年代开始发展汽车产业，但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却一直没断，汽车产业还是幼稚产业。这些差异的原因是日本从1965年开始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40%，所以资本已经不是非常短缺的了，这样它从原来的造船业、摩托车产业进入到了汽车产业，反映了其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在1965年日本通产省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时，它只想保护两家企业，一家是日产，一家是丰田。但是后来日本有十几家企业都进入到了汽车企业，包括原来生产摩托车的本田、马自达等十来家，它们违反政府的产业政策和道德劝说而勉强进入，政府是没给任何保护和补贴的，但是这些汽车厂在完全没有保护和补贴的情况下发展得非常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在没有政府保护和补贴的情况下，这些汽车厂能生存和发展，就说明这些企业有自生能力，就说明汽车产业符合日本的比较优势。印度和中国在50年代开始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时，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所以其要素禀赋和美国差距非常大，在这种状况下其汽车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只能长期依靠保护和补贴。韩国汽车产业成败参半是因为韩国开始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时，其人均收入是日本的三分之一，是美国的20%，比印度和中国的条件成熟一点，但比日本要差，所以需要的保护和补贴比印度和中国少，所以其汽车产业才能“长大成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韩国两家汽车厂已经倒闭了，现在只剩下一家还算可以，则因为条件比日本不成熟。所以，同样的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国家未必会发挥同样的作用，如果符合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企业就会有自生能力，产业就会发展得非常好，否则就会非常失败。同样，十九世纪末德国、法国和奥利地的重工业能够发展成功，表面上看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结果，但是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大约在英国的60%～70%之间，所以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政府扮演的只是信息处理、协调和补偿外部性的角色。在十九世纪末，匈牙利和俄国工业化的失败，实际上是因为政府把企业建立起来后，企业本身并没有自生能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新兴经济体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引进美国最先进的产业，而是引进日本的夕阳产业来发展，当发展起来以后它们再从日本引进更先进一点的产业。
这些成功和失败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利用了比较优势。如果利用了比较优势就会有后发优势，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就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问题是大家对发展的认识只看到表层，没有看到本质。发展中国家想追求发达国家这些最先进的产业，从目标上来看是正确的，但从认识上看是错误的，这种认识忽视了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变量，是一个经济中要素禀赋变化的结果。在违背比较优势下形成的制度安排就会降低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资源配置没有效率，寻租行为非常普遍，到最后经济绩效也就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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