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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7年第41期（总第678期）第九届NBER - CCER “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八
发布日期：2007-07-19 12:5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7年6月28日至30日，第九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万众楼举行。来自NBER、CCER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围绕有关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议题互相交流并进行讨论。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年会第八场——社保改革的内容，本场会议包括二位报告人，他们分别是来自CCER的易纲教授和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左学金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易纲 ：中国的社保改革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提出了进行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新思路：转型名义账户制。我们这个计划的主体部分采用了世界银行提出的“三支柱（Three-pillar）”模型。在我们这个计划里，第一支柱利用一个低水平的、全国统一的、由财政支持的基本养老金来保障最低生活需要，这一支柱用于现收现付资金的汇集。第三支柱采用与世界银行相同的定义。本文主要集中讨论第二支柱的设计。转型名义账户制由一个名义账户和一个基金积累制账户构成，并且采取一种进化的思想逐渐将名义账户转变为满额账户。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中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于1997年，采用了世界银行的“三支柱（Three-pillar）”模型。超过60%的养老金缴款进入现收现付基础养老金（第一支柱），剩下的进入个人账户养老金（第二支柱），而第三支柱是自愿养老金。当前养老保障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严重的资金缺口。造成资金缺口的原因有三个：第一，越来越高的依赖率给现收现付的基础养老金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基础养老金体系里，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由1993年的4.4降低到2005年的3。据估计，依赖率将会十分快速的增长，由2004年的31.4%增长到2080年的83.3%。第二，在向由现收现付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的系统转型的过程中，怎样解决由此带来的转型成本依然没有答案。巨大的转型成本将加重原来就已经空虚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而个人账户养老金亏空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常常用工人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缴款来弥补基础养老金的短缺。为了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区别开来，中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积累严重依赖各级政府对基础养老金的财政支持。第三，低的参与激励导致有限的覆盖率和很低的强制性，进而导致社会保障费的来源有限。而参与激励低的原因在于人们的基础养老金收益与他们的工作时的缴款没有关系。另外，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人们选择社保基金和储蓄率之间很强的关系。总之，任何成功的养老保障体系改革都必须同时协调如下四个政策目标：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解决巨大的转型成本；提高参与激励；调整储蓄率。
下面我详细地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计划。在介绍转型名义账户制之前，我们先简要的介绍一下养老金设计的主要思想。当前设计养老金的可用选择包括: 现收现付，基金积累制，名义账户制和现收现付的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结合系统。相比其他选择，本文提出的转型名义账户制有以下特点：在开始的时候会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转型的过程中这种影响将逐渐减少直至为零；转型成本推迟到后期才发生并且比较均匀；没有再分配效应；储蓄效应在开始的时候较低，在后期较高。关于转型名义账户制的第一支柱，学者们普遍赞同应该采用具有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确定的收益计划，但是学者们对于应该如何收取养老金费用和怎样分配收益有不同的意见。世界银行(1998)提出工资税和现收现付基础养老金的方案；而Martin Feldstein(2000,2005)建议使用增值税取代工资税；Lawrence Lau (2004)则提出采用一个低水平的、全国统一的、由财政支持的基本养老金方案。本文支持Lawrence Lau (2004)的观点，因为其有以下几个优点：这个方案覆盖了所有城市的老年人；由政府财政拨款；只是有选择的对一部分无法从个人账户养老金得到足够受益的人群支付，财政负担低；全国统一的收益标准有利于穷人并且有利于全国劳动力的流动性。第三支柱是自愿保险和商业保险，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对于第二支柱，也就是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一柱，有很多学者如周小川(1993)、世界银行(1994，1998)、Martin Feldstein(1998，2000，2005)、Lawrence Lau(2005)和赵耀辉(2001)都做过研究。我们尝试使用名义账户制，使转型成为可能。现在总的缴费率是28%, 其中20%由雇主支付，8%由雇员自己支付。我们的建议是将缴费率降低到24%，其中16%由雇员自己支付，8%由雇员支付。虽然24%可能还太高，但是出于可行性的考虑我们从24%开始。我们还建议这24%中的5%从今年开始进入个人账户。这个个人账户是可转移的、全国范围的、跨省的账户，完全取决于你的社会福利号和身份证号。其他95%进入现收现付帐户以缓解当前的资金短缺问题。以后进入个人账户的资金每两年提高1%，则到2045年则所有24%的缴费都进入个人账户。到2085年，个人账户将做实。再考虑个人账户的收益。个人账户的收益由名义账户的收益和全额账户的收益构成。名义账户的收益比较低，可能跟CPI相近。而全额账户的收益取决于对全额账户资金的管理。因为中国太大了，我们偏好于将对全额账户的管理权交给省级政府。但省级政府既可以选择将管理权交给中央政府也可以选择自己管理。我们这个计划是针对城市居民的，但是也覆盖了超过1.2亿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工。这个账户既对城市居民有效，也对农村来城市务工的人有效，个人账户可以转移，可以跨省。这就是我们这个计划的主要部分。
我再讲一下我们这个计划的优点。我们这个计划基本上可以解决所有我们关心的问题。首先，这个计划比其他的选择要稳定的多，转型成本相对较低。另外，雇员和雇主，特别是雇员，都有激励确保雇主向个人账户交款。这个账户的资金是雇员真实拥有的。最后，这个计划也有利于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已经超过了40%并且还在不断升高。我们不需要一个会继续提高储蓄率的社会保障体系。
为了讨论计划的可行性，我们对这个计划进行了模拟。我们的模拟结果显示，当前的政府赤字为GDP的0.4%，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个人账户，越来越少的进入现收现付帐户，政府赤字会越来越高，并在2040年达到最高（GDP的1.5%）。2040年以后，随着个人账户的资金越来越充裕，个人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个人账户，这将逐渐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到2080年政府预算将实现平衡。
左学金：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保体系的改革
我的报告是跟易纲教授的报告有关的，但我的报告是一个政策导向的讨论而不是学术研究。我首先会讨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然后介绍社保体系的改革。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大家知道1949年后，中国的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五六十年代人口的高速增长。人们可能不会相信这次高速增长是由死亡率下降导致的而不是由出生率上升导致的。七十年代及以后，出生率急剧下降。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妇女平均有5-6个小孩，到七十年代，平均只有2-3个。到了九十年代早期，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2005年，我们进行了一次对百分之一人口的人口普查。我们发现在2001至2005年期间，人口增长率平均为1.2%，很接近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水平。增长率等于出生率减去死亡率。人口出生率降低到千分之6.23，在2004年更是低于千分之6，比世界平均出生率还要低。官方估计的总和生育率为1.7。一些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更低，接近于1.4。上海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则只有0.7至0.9。基于2005年人口普查所进行的预测表明到2032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最高的14亿7千万。届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05年的普查还显示，60岁以上老人为一亿四千四百万，占总人口的11.03%；65岁以上老人为一亿零四十五万，占总人口的7.69%。一些研究发现，到2020年，60岁以上老人将占总人口的17%；2050年，60岁以上老人将占总人口的30或者说超过4亿。上海的比例更高，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老人分别占当地总人口的19.58%和14.97%。
人口的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很多影响。其中一个影响是劳动力的供应。有人预计2013至2015年间，适宜工作人口将下降。下面我主要集中讨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在九十年后期，我们从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保体系转型到以地方收集和管理的体系。基本上，企业和员工都被要求缴纳养老金。企业贡献了占总薪水20%的资金到养老金而雇员则将8%的工资给了养老金。养老基金分为两个账户，个人储蓄账户和社会联合账户，雇员和企业缴纳的养老金中占总工资11%的部分进入个人储蓄账户，17%进入社会联合账户。但现有的社保体系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覆盖率太低。养老金计划仅仅覆盖了一部分城市雇员，而没有覆盖大多数非正式工人、城市中的移民工人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在2003年，养老金计划覆盖了1.55亿人口，其中1.16亿是正在工作的雇员。平均每月的养老金是621元人民币。至于低覆盖率的原因，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太高的缴费率。我们的缴费率高达28%，20%来自企业，8%来自雇员。这实在太高了，即便跟国际水平比较也是如此。因为缴费率太高，穷人无法支付，所以很难扩张，也就很难提高覆盖率。一些城市虽然专门为农民工、非正式工人及移民设立了特别的计划，但是由于费率太高，他们实际上没有动力参加。另外我们没有全国性的计划，现在所有的计划都是地方性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区域收入的差距，不只是省与省之间的差距，也有省内的差距。地方性的养老金计划导致了低效率、高管理成本和很低的收益率。中央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情况，是否应该让地方养老金计划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在1997年之前，中央政府是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这类投资的。但是因为错误的投资决策，这导致了很大的损失。然后政府决定不让地方政府进行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养老金只能储蓄于银行或者投资于国债。地方性的养老金计划还会成为社会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另外，预算软约束和巨大的资金短缺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全国范围来看，自从1998年出现资金短缺以来，短缺一直在增加。并且养老金账户的资金短缺问题主要由政府预算和个人储蓄账户的资金来解决。两年前，个人储蓄账户的缺口也许就已经达到6000亿人民币。除了巨大的资金短缺，巨大的隐性债务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据估计，2000年，隐性债务达到了78000亿，占当年GDP的80%。我认为问题不在于现在的债务，而是未来如何限制和如何偿还债务的机制，这个机制现在仍然没有出现。
谈到社会保障体系的三支柱，我们发现第一支柱太大了，考虑到养老金计划有限的缴费，第一支柱事实上挤出了其他两支柱。在中国，我们定义第三支柱为辅助计划。但是这个辅助计划仅对一些垄断企业才在财务上可行。这实际上是对富余工人的补贴而不是一个公平的计划。在东南沿海进行的调整计划其实是通过做实个人储蓄账户同时以缩小个人储蓄账户为代价扩大社会联合账户。我想这只是一个为了方便而进行的改革，因为个人账户缩小后更容易做实。但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以及不断提高的依赖率，如果继续这样进行下去，将来我们会遇到更多困难。我不能完全同意易纲教授提出的名义账户制，因为在大多数国家，如果他们采用了名义账户制，他们就没有第一柱了。所以名义账户制是对第一支柱的代替而不是对第二支柱的代替。我相信名义账户制实际上还是一个现收现付体制。如果我们既有第一支柱，然后用名义账户制代替第二支柱，我们实际上回到了改革的始点。我的建议很大程度上按照Lawrence Lau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计划。这个计划必须是具有低的缴费率、高的覆盖率的多支柱养老金计划。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和社会的流动。高的覆盖率将能够既覆盖城市本地工人，又能覆盖农民工和非正式工人。低的缴费率将允许低收入工人也参与这个计划并且不会对雇主和雇员产生太大的压力。随着改革产生的一个疑问是：全国性的计划会不会影响富裕地区的参与积极性？我的回答是：富裕地区高平均工资优势将会部分被高依赖率抵消。我们曾经用上海、陕西和湖北三个省份的数据进行过模拟，发现对上海的负面效应很有限。
最后，我认为个人储蓄账户应该由专业的养老金管理公司来在全国范围内运作。我们也应该逐步提高强制退休年龄（从55/60到65岁），同时改革以资历为基础的工资系统。我们还应该改革公共卫生保险体系，以便降低家庭医疗费用的高风险和减轻对养老金系统的负担。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力资本上多投资。
（周洪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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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7-07-19 12:57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7年6月28日至30日，第九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万众楼举行。来自NBER、CCER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围绕有关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议题互相交流并进行讨论。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年会第八场——社保改革的内容，本场会议包括二位报告人，他们分别是来自CCER的易纲教授和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左学金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易纲 ：中国的社保改革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提出了进行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新思路：转型名义账户制。我们这个计划的主体部分采用了世界银行提出的“三支柱（Three-pillar）”模型。在我们这个计划里，第一支柱利用一个低水平的、全国统一的、由财政支持的基本养老金来保障最低生活需要，这一支柱用于现收现付资金的汇集。第三支柱采用与世界银行相同的定义。本文主要集中讨论第二支柱的设计。转型名义账户制由一个名义账户和一个基金积累制账户构成，并且采取一种进化的思想逐渐将名义账户转变为满额账户。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中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于1997年，采用了世界银行的“三支柱（Three-pillar）”模型。超过60%的养老金缴款进入现收现付基础养老金（第一支柱），剩下的进入个人账户养老金（第二支柱），而第三支柱是自愿养老金。当前养老保障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严重的资金缺口。造成资金缺口的原因有三个：第一，越来越高的依赖率给现收现付的基础养老金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基础养老金体系里，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由1993年的4.4降低到2005年的3。据估计，依赖率将会十分快速的增长，由2004年的31.4%增长到2080年的83.3%。第二，在向由现收现付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的系统转型的过程中，怎样解决由此带来的转型成本依然没有答案。巨大的转型成本将加重原来就已经空虚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而个人账户养老金亏空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常常用工人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缴款来弥补基础养老金的短缺。为了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区别开来，中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积累严重依赖各级政府对基础养老金的财政支持。第三，低的参与激励导致有限的覆盖率和很低的强制性，进而导致社会保障费的来源有限。而参与激励低的原因在于人们的基础养老金收益与他们的工作时的缴款没有关系。另外，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人们选择社保基金和储蓄率之间很强的关系。总之，任何成功的养老保障体系改革都必须同时协调如下四个政策目标：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解决巨大的转型成本；提高参与激励；调整储蓄率。
下面我详细地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计划。在介绍转型名义账户制之前，我们先简要的介绍一下养老金设计的主要思想。当前设计养老金的可用选择包括: 现收现付，基金积累制，名义账户制和现收现付的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结合系统。相比其他选择，本文提出的转型名义账户制有以下特点：在开始的时候会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转型的过程中这种影响将逐渐减少直至为零；转型成本推迟到后期才发生并且比较均匀；没有再分配效应；储蓄效应在开始的时候较低，在后期较高。关于转型名义账户制的第一支柱，学者们普遍赞同应该采用具有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确定的收益计划，但是学者们对于应该如何收取养老金费用和怎样分配收益有不同的意见。世界银行(1998)提出工资税和现收现付基础养老金的方案；而Martin Feldstein(2000,2005)建议使用增值税取代工资税；Lawrence Lau (2004)则提出采用一个低水平的、全国统一的、由财政支持的基本养老金方案。本文支持Lawrence Lau (2004)的观点，因为其有以下几个优点：这个方案覆盖了所有城市的老年人；由政府财政拨款；只是有选择的对一部分无法从个人账户养老金得到足够受益的人群支付，财政负担低；全国统一的收益标准有利于穷人并且有利于全国劳动力的流动性。第三支柱是自愿保险和商业保险，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对于第二支柱，也就是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一柱，有很多学者如周小川(1993)、世界银行(1994，1998)、Martin Feldstein(1998，2000，2005)、Lawrence Lau(2005)和赵耀辉(2001)都做过研究。我们尝试使用名义账户制，使转型成为可能。现在总的缴费率是28%, 其中20%由雇主支付，8%由雇员自己支付。我们的建议是将缴费率降低到24%，其中16%由雇员自己支付，8%由雇员支付。虽然24%可能还太高，但是出于可行性的考虑我们从24%开始。我们还建议这24%中的5%从今年开始进入个人账户。这个个人账户是可转移的、全国范围的、跨省的账户，完全取决于你的社会福利号和身份证号。其他95%进入现收现付帐户以缓解当前的资金短缺问题。以后进入个人账户的资金每两年提高1%，则到2045年则所有24%的缴费都进入个人账户。到2085年，个人账户将做实。再考虑个人账户的收益。个人账户的收益由名义账户的收益和全额账户的收益构成。名义账户的收益比较低，可能跟CPI相近。而全额账户的收益取决于对全额账户资金的管理。因为中国太大了，我们偏好于将对全额账户的管理权交给省级政府。但省级政府既可以选择将管理权交给中央政府也可以选择自己管理。我们这个计划是针对城市居民的，但是也覆盖了超过1.2亿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工。这个账户既对城市居民有效，也对农村来城市务工的人有效，个人账户可以转移，可以跨省。这就是我们这个计划的主要部分。
我再讲一下我们这个计划的优点。我们这个计划基本上可以解决所有我们关心的问题。首先，这个计划比其他的选择要稳定的多，转型成本相对较低。另外，雇员和雇主，特别是雇员，都有激励确保雇主向个人账户交款。这个账户的资金是雇员真实拥有的。最后，这个计划也有利于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已经超过了40%并且还在不断升高。我们不需要一个会继续提高储蓄率的社会保障体系。
为了讨论计划的可行性，我们对这个计划进行了模拟。我们的模拟结果显示，当前的政府赤字为GDP的0.4%，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个人账户，越来越少的进入现收现付帐户，政府赤字会越来越高，并在2040年达到最高（GDP的1.5%）。2040年以后，随着个人账户的资金越来越充裕，个人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个人账户，这将逐渐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到2080年政府预算将实现平衡。
左学金：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保体系的改革
我的报告是跟易纲教授的报告有关的，但我的报告是一个政策导向的讨论而不是学术研究。我首先会讨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然后介绍社保体系的改革。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大家知道1949年后，中国的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五六十年代人口的高速增长。人们可能不会相信这次高速增长是由死亡率下降导致的而不是由出生率上升导致的。七十年代及以后，出生率急剧下降。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妇女平均有5-6个小孩，到七十年代，平均只有2-3个。到了九十年代早期，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2005年，我们进行了一次对百分之一人口的人口普查。我们发现在2001至2005年期间，人口增长率平均为1.2%，很接近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水平。增长率等于出生率减去死亡率。人口出生率降低到千分之6.23，在2004年更是低于千分之6，比世界平均出生率还要低。官方估计的总和生育率为1.7。一些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更低，接近于1.4。上海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则只有0.7至0.9。基于2005年人口普查所进行的预测表明到2032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最高的14亿7千万。届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05年的普查还显示，60岁以上老人为一亿四千四百万，占总人口的11.03%；65岁以上老人为一亿零四十五万，占总人口的7.69%。一些研究发现，到2020年，60岁以上老人将占总人口的17%；2050年，60岁以上老人将占总人口的30或者说超过4亿。上海的比例更高，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老人分别占当地总人口的19.58%和14.97%。
人口的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很多影响。其中一个影响是劳动力的供应。有人预计2013至2015年间，适宜工作人口将下降。下面我主要集中讨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在九十年后期，我们从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保体系转型到以地方收集和管理的体系。基本上，企业和员工都被要求缴纳养老金。企业贡献了占总薪水20%的资金到养老金而雇员则将8%的工资给了养老金。养老基金分为两个账户，个人储蓄账户和社会联合账户，雇员和企业缴纳的养老金中占总工资11%的部分进入个人储蓄账户，17%进入社会联合账户。但现有的社保体系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覆盖率太低。养老金计划仅仅覆盖了一部分城市雇员，而没有覆盖大多数非正式工人、城市中的移民工人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在2003年，养老金计划覆盖了1.55亿人口，其中1.16亿是正在工作的雇员。平均每月的养老金是621元人民币。至于低覆盖率的原因，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太高的缴费率。我们的缴费率高达28%，20%来自企业，8%来自雇员。这实在太高了，即便跟国际水平比较也是如此。因为缴费率太高，穷人无法支付，所以很难扩张，也就很难提高覆盖率。一些城市虽然专门为农民工、非正式工人及移民设立了特别的计划，但是由于费率太高，他们实际上没有动力参加。另外我们没有全国性的计划，现在所有的计划都是地方性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区域收入的差距，不只是省与省之间的差距，也有省内的差距。地方性的养老金计划导致了低效率、高管理成本和很低的收益率。中央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情况，是否应该让地方养老金计划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在1997年之前，中央政府是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这类投资的。但是因为错误的投资决策，这导致了很大的损失。然后政府决定不让地方政府进行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养老金只能储蓄于银行或者投资于国债。地方性的养老金计划还会成为社会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另外，预算软约束和巨大的资金短缺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全国范围来看，自从1998年出现资金短缺以来，短缺一直在增加。并且养老金账户的资金短缺问题主要由政府预算和个人储蓄账户的资金来解决。两年前，个人储蓄账户的缺口也许就已经达到6000亿人民币。除了巨大的资金短缺，巨大的隐性债务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据估计，2000年，隐性债务达到了78000亿，占当年GDP的80%。我认为问题不在于现在的债务，而是未来如何限制和如何偿还债务的机制，这个机制现在仍然没有出现。
谈到社会保障体系的三支柱，我们发现第一支柱太大了，考虑到养老金计划有限的缴费，第一支柱事实上挤出了其他两支柱。在中国，我们定义第三支柱为辅助计划。但是这个辅助计划仅对一些垄断企业才在财务上可行。这实际上是对富余工人的补贴而不是一个公平的计划。在东南沿海进行的调整计划其实是通过做实个人储蓄账户同时以缩小个人储蓄账户为代价扩大社会联合账户。我想这只是一个为了方便而进行的改革，因为个人账户缩小后更容易做实。但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以及不断提高的依赖率，如果继续这样进行下去，将来我们会遇到更多困难。我不能完全同意易纲教授提出的名义账户制，因为在大多数国家，如果他们采用了名义账户制，他们就没有第一柱了。所以名义账户制是对第一支柱的代替而不是对第二支柱的代替。我相信名义账户制实际上还是一个现收现付体制。如果我们既有第一支柱，然后用名义账户制代替第二支柱，我们实际上回到了改革的始点。我的建议很大程度上按照Lawrence Lau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计划。这个计划必须是具有低的缴费率、高的覆盖率的多支柱养老金计划。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和社会的流动。高的覆盖率将能够既覆盖城市本地工人，又能覆盖农民工和非正式工人。低的缴费率将允许低收入工人也参与这个计划并且不会对雇主和雇员产生太大的压力。随着改革产生的一个疑问是：全国性的计划会不会影响富裕地区的参与积极性？我的回答是：富裕地区高平均工资优势将会部分被高依赖率抵消。我们曾经用上海、陕西和湖北三个省份的数据进行过模拟，发现对上海的负面效应很有限。
最后，我认为个人储蓄账户应该由专业的养老金管理公司来在全国范围内运作。我们也应该逐步提高强制退休年龄（从55/60到65岁），同时改革以资历为基础的工资系统。我们还应该改革公共卫生保险体系，以便降低家庭医疗费用的高风险和减轻对养老金系统的负担。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力资本上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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