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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7年第39期（总第676期）第九届NBER - CCER “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六
发布日期：2007-07-19 12:5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7年6月28日至30日，第九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万众楼举行。来自NBER、CCER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围绕有关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议题互相交流并进行讨论。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年会第六场——能源问题的内容，本场会议包括二位报告人，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查道炯教授以及来自Tufts University的Gilbert Metcaf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查道炯:中国的能源战略
查教授首先指出当我们在国际范围内讨论中国的能源问题的时候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中国节约了能源等于扩大了世界其它地方的能源供应。中国能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供应而在于使用效率。
查教授接着介绍了中国政府制定能源战略的框架，能源“十一五”计划以及中国进行能源问题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查教授指出中国制定能源战略的框架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鼓励节约能源、最大化能源自我供给、分散能源供应的来源、环境保护以及国际协作。而其中分散能源供应的来源是这个框架的中心。关于能源的“十一五”规划，查教授列举了一些关键的数据，包括：2010年能源总消费控制在27亿吨标准煤，即每年增长4%，其中煤占66.1%，石油占20.5%，天然气占5.3%，核能占0.9%，水力占3%；每单位GDP能耗降低20%；石油储备达到30天的进口量。按照这个计划在未来五年煤和石油的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下降而天然气的比重将上升。另外查教授也对这个计划提出一些质疑。例如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能源总消费量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未来五年将消费增长速度控制在4%是一个很有雄心的目标；计划中也没有指明石油储备达到30天的进口量是哪三十天的进口量。查教授认为当前在中国进行能源问题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是数据的问题。中国直到1980年才建立了系统的能源消费数据收集机制，更麻烦的是地方政府甚至是国家统计局都会因为各种原因高报或低报能源消费的数据。虽然IEA和一些外国政府已经尝试在中国进行一些培训以提高地方官员收集统计数据的能力，但是查教授认为中国的学者在开始研究能源问题的时候应该首先关注数据的质量而不是能源的消费。
然后查教授指出一个在中国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政府官员、学者，特别是媒体对任何改变能源价格的建议都很敏感，正如10到15年前我们对粮食价格的敏感一样。中国对能源公司没有征收资源税，而且花了很大努力才从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征收到很少量的暴利税和盈利税。从理论上，我们都同意价格是影响消费水平和提高效率的工具，但是强烈的风险厌恶心理，命令式的经济增长要求以及人们对高能源价格的反对使价格没法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为了使价格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查教授建议向美国及其他OECD国家学习，特别是在二级能源价格上。另外，查教授还建议梳理好主要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主要是煤炭价格和石油价格。但是在进行价格改革的时候，也不能忽略了中国的现状，那就是穷人还是太多，一千万的农村家庭依然没有用上电。
再者，查教授认为中国的能源节约主要应该从工业领域开始，特别是重工业。令人惊奇的是，能源开采与生产产业本身所消耗的能源占工业行业能源消耗的30%，这在查教授看来是十分浪费的。政府近来依靠技术来降低能源消耗，包括采用新的技术和设备，淘汰落后的工厂等。在新技术方面，中国需要决定是引进技术还是自己研发。当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到中国来发展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趋势，他们把中国当成是新技术的试验场，而不考虑环境问题。
最后，查教授谈到了中国电力市场的改革。他先介绍了中国当前主要的电力政策，如：全国范围的电网；城市和农村相同的电价；电网公司从发电公司以非竞争的方式获得电力。他认为当前中国电网公司的垄断势力太大，政府采用的电力政策是有违效率原则的，特别是电网公司从发电公司以非竞争的方式获得电力这一点。这个政策使得很多发电公司选择最便宜的发电方式发电，否则他们没法盈利。另外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企业到当地的开发区投资也纷纷为企业提供优惠电价，而不考虑这些企业对环境的污染。
Gilbert E. Metcalf：能源与气候变化
我想讨论美国关于全球变暖政策的不断变化的前景。首先我想引用IPCC (International Plan on Climate Change)今年早期发表的一篇报告，这篇报告反映了我们逐步加深的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认识和理解。在这篇报告里，IPCC指出：“由于人类的活动，从1750年以来，全球大气中碳氧化物，甲烷和氮氧化物的浓度显著增加。现在的浓度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业化以前的水平”。这篇报告还提供了一些关于我们已经意识到的气候变化的指标，例如：到20世纪末，全球温度比20世纪的平均水平大约要高一度，其中最后30年的气温升高尤其迅速；而海水也由于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开始膨胀，海平面上升。到20世纪末，海平面比20世纪初要高150毫米。
国际社会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要取得一致是很困难的，因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协议不像自由贸易协议那样有直接的好处，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好处更多是对于下一代而言而不是这一代人。因此，解决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首先，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合作；然后，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边际损害（Social marginal damage）高度不确定。虽然我们对这些损害的认识不断提高，但是我们还是有太多东西不了解。一份调查报告估计每吨二氧化碳的社会边际损害平均为12美元，但是这个估计的范围很大，从最低的3美元到最高95美元。另外，这些估计是建立在我们能够测量的损害的范围内的。其次，科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大灾难的可能。大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影响很严重。至今为止，我们仍然无法预计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高不确定的世界。最后，我以前提到过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减轻将有很长的滞后期，也是这个问题变得更有挑战性。
2005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相当于7150百万吨二氧化碳。其中二氧化碳6090百万吨，70%来自于发电和交通工具的排放。在美国，51%的电力来自于煤炭，虽然远低于中国，但仍然很高。美国有很丰富的煤炭储量。这意味着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潜在冲突。
下面我想讲一下我与MIT教授合作完成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评估关于温室气体排放收费的一些提议。事实上，在3年前，你很难想象会有严肃的关于二氧化碳收费的讨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对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感兴趣。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关于CGE模型的结果。在我讨论这些结果之前，让我提醒大家，那就是我们有两种工具来对温室气体排放收费。其中一个是税收，这是价格控制。为了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限定在一定范围，我们只要征收合适的税收，提高边际成本，使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交点刚好处于我们希望的排放量上，从而达到目标。显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排放量的直接控制。我们可以硬性规定排放量，并且在这给定排放量范围内允许企业自由交易排放量许可证。在这种制度下，排放量许可证将会有一个反映其稀缺程度的价格，而这种稀缺恰恰是由排放量限制造成的。我们知道在一个边际损害和边际收益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这两种制度是等价的。但是如果边际损害或边际收益中有一个是不确定的，则这两种制度是不等价的。有一篇三十年前的文章专门讨论了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应该如何进行价格控制和产量控制的选择。因为温室气体将在大气中存在很长时间，价格控制将是更好的选择。但是政策制定者更愿意选择数量控制，因为征税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很麻烦的事。有意思的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数量控制的高成本问题。
EEPA模型是一个国际范围的模型，很多国家都包括在这个模型里。这个模型精确到行业，特别是能源行业。我们找到去年和今年国会通过的7项法案，并让MIT的研究生认真地阅读了这些法案。通过研究这些法案，我们希望能找出排放量许可在2012到2050年间的分配。每年的排放许可不一定等于排放量，因为排放许可在这段时期可以跨期借贷。我们通过分析三个有代表性的气体排放提议而不是分析某个特别的提议来对这些提议进行评估。依靠排放量许可在2012到2050年间的分配的不同，我们可以区分这三项提议。其中排放量最高的提议将使排放量保持在当前的水平，排放量中等的提议将减少2050年的排放量到1990年水平的一半，而排放量最低的提议将减少2050年的排放量到1990年水平的20%。为了完成分析，我们还要考虑其他国家的行动。对于发达国家，我们假定它们执行后京都议定书(post-Kyoto policy)的规定，在2050年将排放量缩减到1990年的一半。对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假定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排放量返回到2015年的水平，而在2035年的时候返回到2000年的水平。2050年之后，我们假定所有国家的排放量都保持在2050年的水平直到2100年。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排放量许可证的价格将会怎么变化？在排放量最高的提议下，排放许可证的价格最低，开始的价格为18美元每吨；在排放量中等的提议下，排放许可证开始的价格为41美元每吨；在排放量最低的提议下，排放许可证开始的价格为53美元每吨。并且在所有三种提议下，排放许可证的价格都以每年4%的速度随时间增加，因为排放许可证也必须达到其他金融资产的回报率。政府将会得到多少收入以及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收入是另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在排放量最高的提议下，政府收入刚开始的时候比较低然后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增加；在排放量中等的提议下，政府收入刚开始的时候较高，然后每年的收入也一直增加，但增加的速度慢于在排放量最高的提议下的增长速度，并最终被第一种情况下的收入超过；在排放量最低的提议下，政府开始时的收入最高，然后逐渐增加到一个最高的水平，最后因为排放量的减少速度快于价格的增加速度而出现收入下降。下面看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收入。政府可以一次性返还所有的收入也可以通过在其他方面减税来返还这些收入。通过比较一次性返还，减少资本税（capital tax）和减少劳动税（labor tax）三种方法，我们发现通过在其他方面减税来返还这些收入比一次性返还效率更高，社会福利损失更低。其中减少资本税效率是三者中最高的。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对气候的影响。先来看看在各种情况下温室气体的浓度以及相应的大气温度的变化。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到2100年，全球累积的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将近90万PPM(每百万立方体积)，全球气温将升高4度。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如果仅有Annex I 国家采取措施，全球累积的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将近75万PPM，全球气温升高超过3度，这仍然是无法接受的。如果全球（包括发展中国家）一起采取措施，我们能将全球累积的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将近50万PPM的水平。即便发展中国家推迟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全球累积的温室气体浓度仍然可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所以关键的信息是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对控制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十分重要，但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与发达国家同时采取措施。
（周洪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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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7-07-19 12:5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7年6月28日至30日，第九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万众楼举行。来自NBER、CCER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围绕有关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议题互相交流并进行讨论。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年会第六场——能源问题的内容，本场会议包括二位报告人，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查道炯教授以及来自Tufts University的Gilbert Metcaf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查道炯:中国的能源战略
查教授首先指出当我们在国际范围内讨论中国的能源问题的时候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中国节约了能源等于扩大了世界其它地方的能源供应。中国能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供应而在于使用效率。
查教授接着介绍了中国政府制定能源战略的框架，能源“十一五”计划以及中国进行能源问题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查教授指出中国制定能源战略的框架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鼓励节约能源、最大化能源自我供给、分散能源供应的来源、环境保护以及国际协作。而其中分散能源供应的来源是这个框架的中心。关于能源的“十一五”规划，查教授列举了一些关键的数据，包括：2010年能源总消费控制在27亿吨标准煤，即每年增长4%，其中煤占66.1%，石油占20.5%，天然气占5.3%，核能占0.9%，水力占3%；每单位GDP能耗降低20%；石油储备达到30天的进口量。按照这个计划在未来五年煤和石油的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下降而天然气的比重将上升。另外查教授也对这个计划提出一些质疑。例如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能源总消费量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未来五年将消费增长速度控制在4%是一个很有雄心的目标；计划中也没有指明石油储备达到30天的进口量是哪三十天的进口量。查教授认为当前在中国进行能源问题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是数据的问题。中国直到1980年才建立了系统的能源消费数据收集机制，更麻烦的是地方政府甚至是国家统计局都会因为各种原因高报或低报能源消费的数据。虽然IEA和一些外国政府已经尝试在中国进行一些培训以提高地方官员收集统计数据的能力，但是查教授认为中国的学者在开始研究能源问题的时候应该首先关注数据的质量而不是能源的消费。
然后查教授指出一个在中国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政府官员、学者，特别是媒体对任何改变能源价格的建议都很敏感，正如10到15年前我们对粮食价格的敏感一样。中国对能源公司没有征收资源税，而且花了很大努力才从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征收到很少量的暴利税和盈利税。从理论上，我们都同意价格是影响消费水平和提高效率的工具，但是强烈的风险厌恶心理，命令式的经济增长要求以及人们对高能源价格的反对使价格没法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为了使价格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查教授建议向美国及其他OECD国家学习，特别是在二级能源价格上。另外，查教授还建议梳理好主要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主要是煤炭价格和石油价格。但是在进行价格改革的时候，也不能忽略了中国的现状，那就是穷人还是太多，一千万的农村家庭依然没有用上电。
再者，查教授认为中国的能源节约主要应该从工业领域开始，特别是重工业。令人惊奇的是，能源开采与生产产业本身所消耗的能源占工业行业能源消耗的30%，这在查教授看来是十分浪费的。政府近来依靠技术来降低能源消耗，包括采用新的技术和设备，淘汰落后的工厂等。在新技术方面，中国需要决定是引进技术还是自己研发。当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到中国来发展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趋势，他们把中国当成是新技术的试验场，而不考虑环境问题。
最后，查教授谈到了中国电力市场的改革。他先介绍了中国当前主要的电力政策，如：全国范围的电网；城市和农村相同的电价；电网公司从发电公司以非竞争的方式获得电力。他认为当前中国电网公司的垄断势力太大，政府采用的电力政策是有违效率原则的，特别是电网公司从发电公司以非竞争的方式获得电力这一点。这个政策使得很多发电公司选择最便宜的发电方式发电，否则他们没法盈利。另外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企业到当地的开发区投资也纷纷为企业提供优惠电价，而不考虑这些企业对环境的污染。
Gilbert E. Metcalf：能源与气候变化
我想讨论美国关于全球变暖政策的不断变化的前景。首先我想引用IPCC (International Plan on Climate Change)今年早期发表的一篇报告，这篇报告反映了我们逐步加深的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认识和理解。在这篇报告里，IPCC指出：“由于人类的活动，从1750年以来，全球大气中碳氧化物，甲烷和氮氧化物的浓度显著增加。现在的浓度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业化以前的水平”。这篇报告还提供了一些关于我们已经意识到的气候变化的指标，例如：到20世纪末，全球温度比20世纪的平均水平大约要高一度，其中最后30年的气温升高尤其迅速；而海水也由于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开始膨胀，海平面上升。到20世纪末，海平面比20世纪初要高150毫米。
国际社会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要取得一致是很困难的，因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协议不像自由贸易协议那样有直接的好处，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好处更多是对于下一代而言而不是这一代人。因此，解决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首先，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合作；然后，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边际损害（Social marginal damage）高度不确定。虽然我们对这些损害的认识不断提高，但是我们还是有太多东西不了解。一份调查报告估计每吨二氧化碳的社会边际损害平均为12美元，但是这个估计的范围很大，从最低的3美元到最高95美元。另外，这些估计是建立在我们能够测量的损害的范围内的。其次，科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大灾难的可能。大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影响很严重。至今为止，我们仍然无法预计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高不确定的世界。最后，我以前提到过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减轻将有很长的滞后期，也是这个问题变得更有挑战性。
2005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相当于7150百万吨二氧化碳。其中二氧化碳6090百万吨，70%来自于发电和交通工具的排放。在美国，51%的电力来自于煤炭，虽然远低于中国，但仍然很高。美国有很丰富的煤炭储量。这意味着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潜在冲突。
下面我想讲一下我与MIT教授合作完成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评估关于温室气体排放收费的一些提议。事实上，在3年前，你很难想象会有严肃的关于二氧化碳收费的讨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对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感兴趣。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关于CGE模型的结果。在我讨论这些结果之前，让我提醒大家，那就是我们有两种工具来对温室气体排放收费。其中一个是税收，这是价格控制。为了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限定在一定范围，我们只要征收合适的税收，提高边际成本，使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交点刚好处于我们希望的排放量上，从而达到目标。显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排放量的直接控制。我们可以硬性规定排放量，并且在这给定排放量范围内允许企业自由交易排放量许可证。在这种制度下，排放量许可证将会有一个反映其稀缺程度的价格，而这种稀缺恰恰是由排放量限制造成的。我们知道在一个边际损害和边际收益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这两种制度是等价的。但是如果边际损害或边际收益中有一个是不确定的，则这两种制度是不等价的。有一篇三十年前的文章专门讨论了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应该如何进行价格控制和产量控制的选择。因为温室气体将在大气中存在很长时间，价格控制将是更好的选择。但是政策制定者更愿意选择数量控制，因为征税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很麻烦的事。有意思的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数量控制的高成本问题。
EEPA模型是一个国际范围的模型，很多国家都包括在这个模型里。这个模型精确到行业，特别是能源行业。我们找到去年和今年国会通过的7项法案，并让MIT的研究生认真地阅读了这些法案。通过研究这些法案，我们希望能找出排放量许可在2012到2050年间的分配。每年的排放许可不一定等于排放量，因为排放许可在这段时期可以跨期借贷。我们通过分析三个有代表性的气体排放提议而不是分析某个特别的提议来对这些提议进行评估。依靠排放量许可在2012到2050年间的分配的不同，我们可以区分这三项提议。其中排放量最高的提议将使排放量保持在当前的水平，排放量中等的提议将减少2050年的排放量到1990年水平的一半，而排放量最低的提议将减少2050年的排放量到1990年水平的20%。为了完成分析，我们还要考虑其他国家的行动。对于发达国家，我们假定它们执行后京都议定书(post-Kyoto policy)的规定，在2050年将排放量缩减到1990年的一半。对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假定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排放量返回到2015年的水平，而在2035年的时候返回到2000年的水平。2050年之后，我们假定所有国家的排放量都保持在2050年的水平直到2100年。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排放量许可证的价格将会怎么变化？在排放量最高的提议下，排放许可证的价格最低，开始的价格为18美元每吨；在排放量中等的提议下，排放许可证开始的价格为41美元每吨；在排放量最低的提议下，排放许可证开始的价格为53美元每吨。并且在所有三种提议下，排放许可证的价格都以每年4%的速度随时间增加，因为排放许可证也必须达到其他金融资产的回报率。政府将会得到多少收入以及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收入是另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在排放量最高的提议下，政府收入刚开始的时候比较低然后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增加；在排放量中等的提议下，政府收入刚开始的时候较高，然后每年的收入也一直增加，但增加的速度慢于在排放量最高的提议下的增长速度，并最终被第一种情况下的收入超过；在排放量最低的提议下，政府开始时的收入最高，然后逐渐增加到一个最高的水平，最后因为排放量的减少速度快于价格的增加速度而出现收入下降。下面看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收入。政府可以一次性返还所有的收入也可以通过在其他方面减税来返还这些收入。通过比较一次性返还，减少资本税（capital tax）和减少劳动税（labor tax）三种方法，我们发现通过在其他方面减税来返还这些收入比一次性返还效率更高，社会福利损失更低。其中减少资本税效率是三者中最高的。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对气候的影响。先来看看在各种情况下温室气体的浓度以及相应的大气温度的变化。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到2100年，全球累积的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将近90万PPM(每百万立方体积)，全球气温将升高4度。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如果仅有Annex I 国家采取措施，全球累积的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将近75万PPM，全球气温升高超过3度，这仍然是无法接受的。如果全球（包括发展中国家）一起采取措施，我们能将全球累积的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将近50万PPM的水平。即便发展中国家推迟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全球累积的温室气体浓度仍然可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所以关键的信息是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对控制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十分重要，但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与发达国家同时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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