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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2006年第64期（总第626期）经济转型进程中城市发展和管理问题——北京论坛经济问题研讨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06-11-14 10:4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6年10月28日上午北京论坛经济分论坛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召开。中外专家学者就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城市发展和管理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布朗大学的John Logan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中不同居民群体的住房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居民的住房无论是面积还是质量均得到了迅速的改善，90年代以来所实行的住房市场化地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住房所有权结构。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 存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包括城市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在城市住房改革过程中，这些不同群体的住房所有权结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基于对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对主要城市调查数据，John Logan教授分析了在中国的住房改革过程中，在主要大城市中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住房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在1988-2000年间，单位住房，无论是购买还是租住，依然是城市本地居民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住房供应量的增加，也增加了流动人口取得城市住房所有权的机会。对于那些早期进入城市、在城市居住较长时间的流动人口而言，其住房特征与本地居民相似，许多人通过购买取得了住房的所用权。然而，对于那些刚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大多居住于集体住房，或租住较小的住房。这表明，对于流动人口在融入目的地社会生活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特别是户籍的差异，对于住房结构的影响十分明显。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T.G. McGee教授探讨了近20年来东亚地区农村-城市转型过程的特征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挑战。McGee教授认为，尽管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到农业转型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一部份，而过分地强调城市化和工业化，则会低估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鉴于城市和农村的相互作用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用城市-农村转型(transformation)的概念来代替城市-农业转换(transition)的思想，可能更适宜。
McGee教授认为，目前亚洲地区的发展速度要比当年欧美地区的发展速度快得多，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欧美地区的发展。以传统转型理论为基础的发展策略是基于欧美发达地区的转型模式，不适用于这一地区，因此，需要建立新的理论和政策。McGee教授考察了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的城市化过程。在这些经济发展迅速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虽然强调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注重食物安全，致力于减少农村贫困，然而，他们所实施的政策却强调和鼓励城市化，力图促进国家经济结构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在这种政府所主导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和城市带，同时也导致的非常严重的环境交通等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与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人口、制度、经济结构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果中国采取同样的策略的话，那么，对于环境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但是，McGee教授认为，中国具有独特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特征，这使她有可能避免其它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来自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的吴缚龙教授，就转型过程中城市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吴缚龙教授认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在这种经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贫困，是一种新贫困。所谓新贫困，是一种结构化的而不是个体的贫困。新贫困是经济结构转换的结果，产生于‘工作岗位消失’过程，它不单单是贫富不均的结果。同时，国家福利制度、公共政策的转变，也是新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
吴缚龙教授认为, 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至少目前还没有走向后工业社会，制造业依然是重要的行业。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在去（国家的）工业化中，也出现了再工业化。再工业化包括朝阳产业，采用追赶战略、建立创意产业。而与新兴产业无关的原有产业工人势必游离与新兴发展的模式之外，成为新贫困群体。
吴缚龙教授根据自己的案例研究发现，城市贫困是从边缘的衰退开始的，即最容易陷入贫困的群体是那些在小企业、集体企业就业的群体以及自谋生路、非正规就业群体等社会边缘群体。另外，较低教育水平的群体也是容易陷入贫困的边缘群体；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也往往被迫进入底层的服务业而成为边缘群体。但是，总体看，具有国有企业就业经历的群体的贫困发生率较边缘群体相对较低。吴缚龙教授对外来人口的调查显示，尽管外来人口的就业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在外来人口中，只有6.8% 认为他们处于贫困。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生活预期较低，同时劳动参与率较高，因此，在经济上并不是最贫困的群体。
越南经济学家Hai Quang Truong教授讲演主题是“河内的和谐发展”。Hai Quang Truong教授详细介绍了河内的面积、人口、经济发展等基本情况，探讨对河内而言，如何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文化与生态环境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Hai Quang Truong教授首先介绍了始自1986年的“Doi Moi”，这被看作是越南改革的分水岭。“Doi Moi”，意为“革新”，其主旨在于确立以经济改革与建设为中心，包括在农业上实行承包制，在工业上扩大企业自主权，承认商品经济，放宽对商品流通的控制等等。“Doi Moi计划”激发了越南的活力，一夜间国家经济体制几乎完全脱胎换骨。在1995-2005年间，河内的产业结构良性发展，服务业产值不断增加，远远超过工业与建筑业的产值份额，相比之下，农林牧渔业产值一直都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河内遭遇了发展的困境：城市化和工业发展以及交通严重影响了河内的环境，灰尘和二氧化碳浓度超标，饮用水质量下降等等。同时，其经济发展战略也遇到了很多难题。这些都迫使河内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审慎对待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图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城市。Hai Quang Truong教授详细介绍了河内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和宏观战略上的经济规划和政策安排，并就此和与会的专家学者交换意见。
日本国际大学的邢予青教授，就如何解决城市拥挤问题介绍了东京的经验。众所周知，大规模的交通体系是百万人口大城市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东京的人口密度高，经济活动繁荣、车辆多是举世皆知的。但是地铁非常便利，在郊区与铁路相连接，使得转车很容易。而且，东京这些大规模交通体系都是赢利的，这和很多国家的情况不同。原因何在？东京的高人口密度使得人们出行选择地铁，这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应该是竞争和有效的管理，特别是合理的制度设计：交通部在1955年成立了成立城镇交通委员会，委员们有学者专家、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该委员会负责设计交通政策并为城镇地区大型交通系统制定计划；1968年通过了城市规划法，给大城市更多权力来规划城区发展，使地方政府能够做出包括城市铁路在内的规划设计；而且大型交通体系的建设和运作是分开的，这点非常重要。总的来看，东京在解决交通拥挤方面的主要经验是：用详细的法律框架来支持大型交通体系的发展；国家、公司和公众以及私人部门紧密合作，国家和东京政府给以有效的金融支持，私人部门在建设和运作大型交通体系积极参与，积极的市场竞争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魏后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FDI与中国的地区经济不平等”的学术讲演。利用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2002年，我国吸引的FDI突破5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实际利用FDI最多的国家。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指出：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国内高储蓄率等因素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FDI不仅对我国整体国民经济，并且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受我国对外开放区域政策的影响，形成了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的梯度推进性格局。无论从东西部之间，还是在东部地区内部比较，都可看出，凡是FDI相对集中的地区均具有较高经济增长率，说明外资利用规模或数量的差异是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和较高的投资效率使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以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的速度增长，从而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的差距。因此，通过利用外资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就要求我国实行向落后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硬”，“软”环境建设，以扩大吸引外资，使广大中西部地区得以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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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1-14 10:4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6年10月28日上午北京论坛经济分论坛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召开。中外专家学者就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城市发展和管理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布朗大学的John Logan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中不同居民群体的住房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居民的住房无论是面积还是质量均得到了迅速的改善，90年代以来所实行的住房市场化地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住房所有权结构。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 存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包括城市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在城市住房改革过程中，这些不同群体的住房所有权结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基于对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对主要城市调查数据，John Logan教授分析了在中国的住房改革过程中，在主要大城市中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住房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在1988-2000年间，单位住房，无论是购买还是租住，依然是城市本地居民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住房供应量的增加，也增加了流动人口取得城市住房所有权的机会。对于那些早期进入城市、在城市居住较长时间的流动人口而言，其住房特征与本地居民相似，许多人通过购买取得了住房的所用权。然而，对于那些刚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大多居住于集体住房，或租住较小的住房。这表明，对于流动人口在融入目的地社会生活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特别是户籍的差异，对于住房结构的影响十分明显。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T.G. McGee教授探讨了近20年来东亚地区农村-城市转型过程的特征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挑战。McGee教授认为，尽管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到农业转型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一部份，而过分地强调城市化和工业化，则会低估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鉴于城市和农村的相互作用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用城市-农村转型(transformation)的概念来代替城市-农业转换(transition)的思想，可能更适宜。
McGee教授认为，目前亚洲地区的发展速度要比当年欧美地区的发展速度快得多，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欧美地区的发展。以传统转型理论为基础的发展策略是基于欧美发达地区的转型模式，不适用于这一地区，因此，需要建立新的理论和政策。McGee教授考察了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的城市化过程。在这些经济发展迅速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虽然强调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注重食物安全，致力于减少农村贫困，然而，他们所实施的政策却强调和鼓励城市化，力图促进国家经济结构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在这种政府所主导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和城市带，同时也导致的非常严重的环境交通等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与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人口、制度、经济结构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果中国采取同样的策略的话，那么，对于环境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但是，McGee教授认为，中国具有独特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特征，这使她有可能避免其它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来自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的吴缚龙教授，就转型过程中城市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吴缚龙教授认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在这种经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贫困，是一种新贫困。所谓新贫困，是一种结构化的而不是个体的贫困。新贫困是经济结构转换的结果，产生于‘工作岗位消失’过程，它不单单是贫富不均的结果。同时，国家福利制度、公共政策的转变，也是新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
吴缚龙教授认为, 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至少目前还没有走向后工业社会，制造业依然是重要的行业。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在去（国家的）工业化中，也出现了再工业化。再工业化包括朝阳产业，采用追赶战略、建立创意产业。而与新兴产业无关的原有产业工人势必游离与新兴发展的模式之外，成为新贫困群体。
吴缚龙教授根据自己的案例研究发现，城市贫困是从边缘的衰退开始的，即最容易陷入贫困的群体是那些在小企业、集体企业就业的群体以及自谋生路、非正规就业群体等社会边缘群体。另外，较低教育水平的群体也是容易陷入贫困的边缘群体；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也往往被迫进入底层的服务业而成为边缘群体。但是，总体看，具有国有企业就业经历的群体的贫困发生率较边缘群体相对较低。吴缚龙教授对外来人口的调查显示，尽管外来人口的就业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在外来人口中，只有6.8% 认为他们处于贫困。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生活预期较低，同时劳动参与率较高，因此，在经济上并不是最贫困的群体。
越南经济学家Hai Quang Truong教授讲演主题是“河内的和谐发展”。Hai Quang Truong教授详细介绍了河内的面积、人口、经济发展等基本情况，探讨对河内而言，如何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文化与生态环境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Hai Quang Truong教授首先介绍了始自1986年的“Doi Moi”，这被看作是越南改革的分水岭。“Doi Moi”，意为“革新”，其主旨在于确立以经济改革与建设为中心，包括在农业上实行承包制，在工业上扩大企业自主权，承认商品经济，放宽对商品流通的控制等等。“Doi Moi计划”激发了越南的活力，一夜间国家经济体制几乎完全脱胎换骨。在1995-2005年间，河内的产业结构良性发展，服务业产值不断增加，远远超过工业与建筑业的产值份额，相比之下，农林牧渔业产值一直都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河内遭遇了发展的困境：城市化和工业发展以及交通严重影响了河内的环境，灰尘和二氧化碳浓度超标，饮用水质量下降等等。同时，其经济发展战略也遇到了很多难题。这些都迫使河内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审慎对待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图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城市。Hai Quang Truong教授详细介绍了河内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和宏观战略上的经济规划和政策安排，并就此和与会的专家学者交换意见。
日本国际大学的邢予青教授，就如何解决城市拥挤问题介绍了东京的经验。众所周知，大规模的交通体系是百万人口大城市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东京的人口密度高，经济活动繁荣、车辆多是举世皆知的。但是地铁非常便利，在郊区与铁路相连接，使得转车很容易。而且，东京这些大规模交通体系都是赢利的，这和很多国家的情况不同。原因何在？东京的高人口密度使得人们出行选择地铁，这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应该是竞争和有效的管理，特别是合理的制度设计：交通部在1955年成立了成立城镇交通委员会，委员们有学者专家、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该委员会负责设计交通政策并为城镇地区大型交通系统制定计划；1968年通过了城市规划法，给大城市更多权力来规划城区发展，使地方政府能够做出包括城市铁路在内的规划设计；而且大型交通体系的建设和运作是分开的，这点非常重要。总的来看，东京在解决交通拥挤方面的主要经验是：用详细的法律框架来支持大型交通体系的发展；国家、公司和公众以及私人部门紧密合作，国家和东京政府给以有效的金融支持，私人部门在建设和运作大型交通体系积极参与，积极的市场竞争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魏后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FDI与中国的地区经济不平等”的学术讲演。利用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2002年，我国吸引的FDI突破5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实际利用FDI最多的国家。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指出：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国内高储蓄率等因素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FDI不仅对我国整体国民经济，并且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受我国对外开放区域政策的影响，形成了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的梯度推进性格局。无论从东西部之间，还是在东部地区内部比较，都可看出，凡是FDI相对集中的地区均具有较高经济增长率，说明外资利用规模或数量的差异是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和较高的投资效率使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以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的速度增长，从而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的差距。因此，通过利用外资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就要求我国实行向落后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硬”，“软”环境建设，以扩大吸引外资，使广大中西部地区得以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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